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只有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才能建成符合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高质量野生动物栖息地.本研究以北京周边各区2009-2017年数据为依据,从EES系统角度选取指标并采用客观-AHP法(客观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后,根据变异系数协调发展模型得到各区野生动物栖息地EES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度,最后以怀柔区为例探究协调发展度对野生动物栖息地质量的实际影响.结果表明:(1)采用客观-AHP进行赋权,根据AIC值最小原则选择AIC值为505.707 6的Spe-AHP判断矩阵,生态系统权重最大为0.460 9,社会系统权重为0.2817,经济系统权重为0.257 4;(2)各区协调度较高,除由于生态系统得分增幅过大而引起的失调外,其余均处于协调状态,但发展度较低,属于低发展的协调;(3)EES系统协调发展度呈现随时间逐渐增大的态势,在6个区中,房山区、怀柔区、门头沟区EES系统协调发展度在2016年和2017年达到初级协调,其野生动物栖息地质量要高于其他各区;(4)栖息地内EES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对区域内人兽冲突的发生频率存在负向影响.

森林粗木质残体主要包括倒木、枯立木、大枯枝、树桩和粗根等,它们是绝大多数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性成分,在全球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保育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近些年,极端高温、干旱、热带气旋等极端气候事件正在加速树木死亡,改变森林粗木质残体形成的方式和分解过程,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性也会受到深刻影响,生态学家对此也越来越重视.如今,生态学家通过野外观测和控制实验,围绕粗木质残体的分解特征、调控机制和分解过程中粗木质残体上的生物多样性开展了大量研究,促进了粗木质残体生态学的快速发展.该文首先汇总了最常见的用于森林粗木质残体分解过程的研究方法,并且描述了各研究方法适用的情景.其次,从形态、物理和化学性状方面探讨了粗木质残体的分解特征.然后,围绕着影响森林粗木质残体分解的控制因素,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已取得的研究结果.具体来说,粗木质残体分解主要受到基质质量、分解者和环境条件的调控,其中基质质量和分解者在样点尺度上影响着分解过程,基质质量对分解者群落有自下而上的调控作用,环境条件在区域或更大研究尺度上发挥主导作用.粗木质残体在分解的同时孕育了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生物,主要类群包括苔藓类附生植物、细菌、真菌和无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对森林粗木质残体的利用方式最为复杂,可能将其作为栖息地、掩蔽所、繁殖地、取食场所.附生植物的演替过程与分解时间正相关,但与腐烂程度联系不紧密,其他生物类群的演替则更多地受到基质质量的影响.由于以往的综述鲜有涉及不同结构组分(树皮和木质部)分解的研究进展,该文补充和探讨了树皮和木质部的分解特征和潜在的相互作用过程.由于粗木质残体分解缓慢的特点和研究方法的限制,目前许多机理的相关研究仍不够深入,该文围绕粗木质残体分解机制和生物多样性保育功能探讨了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及可能的研究方法.

人类活动是威胁当今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来越多的"难民物种"受人类活动干扰被限制在了次优的栖息地.以我国受威胁情况较为严重的珍稀物种仰鼻猴为例,基于地形变量、人类活动变量、气候变量及古今分布点(历史时期:20世纪前;现今时期:20世纪至今)数据,利用MaxEnt模型对其古今生境开展预测,结果表明:古今以来,人类活动导致仰鼻猴丧失了我国东部921756km2的适宜生境,保留适生区内的生境质量下降,新增适生区分散且破碎,仰鼻猴重新适应了历史时期的次适生区甚至不适生区.古今以来,仰鼻猴对气候变量适应能力的改变远小于对地形变量,与可以自由选择适宜生境时相比,现今时期的仰鼻猴生境内的海拔更高、地形起伏度更大,最冷月最低温以及年度气温变化的适宜范围相比更窄,仰鼻猴提高了对多种环境因素的适应能力,但同时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升高,并面临着种群隔离度增加等风险,已无法占据最佳生态位.建议关注现有适宜生境附近的人类活动强度,尽可能减少与仰鼻猴产生空间或资源的竞争,加强对该物种的保护.

以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种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主食竹(巴山木竹Bashania fargesii、缺苞箭竹Fargesia denudata和糙花箭竹F.scabrida)为研究对象,测定了其种群及营养特征.结果表明,(1)各龄级占比均为多年生＞二年生＞一年生＞当年生＞死亡竿,一年生的差异最大.(2)各龄级竿的基径和株高、叶和茎生物量表现出显著种间差异.(3)木质素种间含量差异最大,纤维素差异最小,巴山木竹木质素含量最高,缺苞箭竹纤维素含量最高.(4)脂肪含量种间无显著差异,巴山木竹脂肪和黄酮含量均为最低,巴山木竹和缺苞箭竹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大于糙花箭竹.(5)还原糖、粗脂肪和粗蛋白含量存在种间差异,巴山木竹竹叶中的还原糖含量最高,缺苞箭竹竹叶中的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最高.(6)糙花箭竹和缺苞箭竹的蛋白质含量显著大于巴山木竹,16种氨基酸中仅甲硫氨酸、脯氨酸和谷氨酸有显著种间差异.本研究结果丰富了大熊猫主食竹的基础资料,可为大熊猫栖息地质量评价、栖息地恢复竹种选择等提供科学依据.

近30年来,羌塘高原野牦牛(Bos mutus)种群数量虽缓慢恢复,但仍为野生有蹄类中仅有的易危物种.由于其对人为活动规避明显且具有极强的攻击性,野牦牛栖息地分布和质量数据仍很匮乏.把野外调查与最大熵(Maxent)、土地利用模拟模型(FLUS)、InVEST三种模型相结合,系统分析羌塘高原野牦牛栖息地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并通过未来气候、未来土地覆被和未来食物情景构建2050年不同温室气体排放浓度(RCPs)情景下羌塘高原生境状况,预测栖息地变化状况,以期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维护提供数据支撑.结果发现:2020年前后野牦牛栖息地总面积为25.1万km2,集中分布在那曲市北部,阿里地区分布零散.栖息地以草原和荒漠为主,部分位于冰川区,野牦牛对气候条件反应敏感,偏好生活在暖季降雨量约在200mm,冷季降雨量约1 0mm,年最低温度-30℃的区域,坡度耐受性高.约92％的野牦牛栖息地位于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内,仅有南部约1.2万km2栖息地与人类活动交叠明显.2050年前后羌塘高原暖湿化明显,草原面积增加,野牦牛栖息地将向西北部无人区扩张,目前栖息地分布较零散的阿里地区也将出现大面积高质量栖息地,三种RCPs情境下栖息地面积分别为28.2万km2(RCP2.6)、28.4万km2(RCP4.5)和28.0万km2(RCP8.5),新增栖息地以极重要栖息地为主,边界与羌塘自然保护区范围更加吻合,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将有力支撑野牦牛的保护.

公园作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鸟类群落组成与栖息地质量情况密切相关,是城市环境的重要指示指标.北京温榆河公园于2019年启动建设,是城区最大的生态空间.为了解公园建设过程中鸟类多样性的变化,给公园运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2020年9月-2021年8月对其中2010年已建成的清河营郊野公园、2020年9月新建成的朝阳示范区、规划中尚未建设的温榆河与清河交汇处采用样线法开展鸟类多样性月度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结合遥感解译和食源植物多样性调查对鸟类栖息地质量进行评价.共记录到鸟类65种,隶属于13目29科,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4种.温榆河与清河交汇处鸟类丰度、多度和多样性指数最高,Shannon指数平均为2.20±0.30,鸟类栖息地质量评分为优.朝阳示范区保护及受威胁鸟类多样性指数较高,Shannon指数平均为1.89±0.28,鸟类栖息地质量评分为良.清河营郊野公园鸟类多度和丰度最低,Shannon指数平均为1.49±0.27,鸟类栖息地质量评分为优.温榆河与清河交汇处是维持公园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点位,在建设中将作为核心区予以保留,减少人工绿地设置.今后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建设中可根据鸟类的需求开展更有针对性的管理,为维持城市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好的生态系统服务.

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 aterrima)为典型的林栖兽类,对栖息地干扰和破碎化极为敏感,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为了科学有效保护该物种,于2020-2021年在黑龙江省老爷岭南部区域布设红外相机642台收集黄喉貂活动位点信息,利用最大熵(MaxEnt)建模方法开展黄喉貂栖息地适宜性研究,探究影响种群生存的关键环境因素,并利用最小成本路径方法构建潜在的种群扩散生态廊道,探讨研究区域黄喉貂种群的栖息地连通性.研究结果表明:(1)MaxEnt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价结果的平均曲线下面积(AUC)值为0.861,能够较好的反映研究区域黄喉貂栖息地适宜性的实际分布情况;(2)本研究利用的13个变量中,距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距离12 km黄喉貂出现概率最高,且贡献率达20.6％,是影响黄喉貂栖息地选择的关键变量,其次坡向(9.9％)、农田(9.5％)、草地(9.0％)、常绿针叶林(8.9％)、道路(7.0％)、河流(6.6％)、居民点(6.1％)和海拔(5.9％)是影响黄喉貂栖息地质量的次要变量;(3)研究区域黄喉貂适宜栖息地面积为793.54 km2,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21.4％,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绥阳林业有限公司的柳桥沟、青山和万宝湾林场.黄喉貂栖息地破碎化严重,因此通过栖息地适宜性分布图获得15块总面积为401.61 km2的核心栖息地,并构建14条生态廊道利于黄喉貂栖息地生态恢复管理.研究综合分析了黑龙江省老爷岭南部黄喉貂栖息地现状及连通性,促进黄喉貂扩散、栖息地的连通性和适宜性.

作为新设立的世界自然遗产地,盐城滨海湿地水鸟栖息地保护受到广泛关注.鉴于该区域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与水鸟栖息地保护中重要性,针对具有空间隔离特征的水鸟栖息地开展网络稳定性研究,对提高遗产地栖息地保护质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基于此,利用复杂网络理论、生态踏脚石原理和电流模型,分析了盐城滨海湿地多类群水鸟栖息地网络结构现状及不同情景下网络鲁棒性.研究结果显示,三类水鸟重要生境区主要分布在各栖息地内部以及大丰至条子泥栖息地一带,其中,北部生境区数量为 18 个,南部生境区 6 个.北部生境区总面积相当于南部生境区的 1/2,而平均面积仅相当于 1/6.从踏脚石分布来看,其主要分布在重要生境区附近,不同栖息地存在差异.研究区踏脚石网络由 35 个重要节点和 153 个一般节点组成,南北部网络结构要素存在差异.最佳保护情景下,网络鲁棒性表现较好,中心度值大的节点对整个网络连通性的支撑作用良好.提出了栖息地网络优化方案.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性工作,是解决各类自然保护地各种矛盾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历史性工作.我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从2020年2月开始,省级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逐步完善,但最终形成一个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还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本文主要针对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分区、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生态保护红线衔接、永久基本农田调出等几个关键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和讨论,认为:(1)以自然景观为主要风景资源和保护对象的风景名胜区,可单独作为一个类别,与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并列;主要风景资源是人文景观的风景名胜区不宜列入自然保护地体系.(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主要功能是自然保护,应归类为自然保护区,而不应归类为自然公园.(3)不应再新增"生态自然公园"类型;不应把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公园名称改为森林自然公园、地质自然公园、湿地自然公园.(4)如果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统一分为两级管理,则应该是国家级、省级.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湿地公园、国家级草原公园等都不宜省略"级"字.(5)可参照国家公园管控区、功能区分层设置方法,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等也可分层设置管控区、功能区.不应简单地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3个功能区直接转为核心保护区(宜称严格控制区)和一般控制区2个管控区.风景名胜区、自然公园不宜整体按一般控制区管理,也可设置核心保护区(即严格控制区).(6)应肯定以自然景观为主要风景资源和保护对象的风景名胜区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分类地位和自然保护功能,应一并纳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中.(7)不宜把自然保护地整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而是把自然保护地内林地、草地、水域等土地利用类型中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地块"划入生态保护红线.(8)自然保护地是一个地理单元,也是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镶嵌体.永久基本农田是高质量耕地的"地块",保留在自然保护地内并不会改变其生产空间属性,可不调出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的制修订宜充分考虑各类自然保护地发展历史和管理现况.

水鸟是湿地生境质量的重要指示性动物类群,可敏感地反映湿地环境变化.浅水通江湖泊消落带具有复杂多样的生境和丰富的食物资源,是水鸟特别是越冬水鸟的重要聚集区,其食物资源的丰富度和可获得性受水文节律影响.在极端洪水作用下,消落带生境变化对越冬水鸟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水鸟及湿地生态学问题.选择了具有典型消落带生境的升金湖作为研究区域,对2019年(正常水位)和2020年(异常水位)两个越冬季水鸟的数量、种类进行调查统计,分析了消落带的生境变化情况对越冬水鸟群落结构的影响.2019年越冬期,记录到水鸟(50984.20±9595.71)只(n=5),隶属7目13科51种;2020年越冬期,记录到水鸟(27923.00±13808.47)只(n=5),隶属7目12科53种.整个越冬季消落带的水鸟种类略增但数量减少,2019年游禽中的优势种为豆雁,2020年游禽中的优势种增加为豆雁和斑嘴鸭,但涉禽中的优势种由白琵鹭、反嘴鹬、凤头麦鸡转变为苍鹭、大白鹭和反嘴鹬.洪水导致的草滩-水域混合区生境面积减小使湿生植物退化,可能是导致以豆雁为主的食苔草水鸟数量大幅度减少的重要原因;因湖水延迟消退,裸露的泥滩面积大幅度下降,可能致使食底栖动物水鸟数量减少;湖泊水位上升和消落带水域面积的增加,加大了食鱼水鸟的捕食难度,导致数量锐减;提供植物种子的生境缺少,使觅食种子的斑嘴鸭和绿翅鸭数量明显下降;沉水植物的适宜生境面积下降直接影响到食地下茎的水鸟分布,并致其数量减少.研究结果有利于理解升金湖消落带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为越冬水鸟的保护和湿地的管理提供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