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态修复分区向上衔接水生态系统修复目标,向下引导修复工程的空间布局,是实现水资源要素系统修复的关键.当前,水生态修复分区面临层级体系不一、指标不全面、边界模糊等问题,因此,本研究以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广西河池市为例,构建"流域自然单元-主导生态功能-生态胁迫风险"的多维分区体系框架.一级分区选取河流水系和地貌类型作为划分指标,识别子流域单元作为一级分区边界;二级分区采取"自上而下"的划分方法,在承接流域自然地理特征的基础上,明确水生态修复的目标,选取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和景观文化服务3项指标进行评价,利用K-means聚类方法对空间单元内的主导生态功能进行识别,以子流域单元作为二级分区边界;三级分区是生态修复工程的具体实施单元,选取水土流失、洪涝风险和人类干扰3项指标表征水生态系统面临的外部胁迫风险,进行三级分区划定.共划定11个水生态一级分区、4个二级分区和3个三级分区,综合流域自然地理格局、主导生态功能、生态胁迫风险的空间分异特征的三级分区结果,并结合子流域单元和乡镇行政单元确定分区边界,最终将水生态修复分区综合划分为5类、32个子生态分区,并分区、分类提出相应的生态修复策略.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提出"30×30"目标,呼吁到2030年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面积.目前自然保护地覆盖率不足、拓展空间有限、与其他土地类型兼容性有限,实现生物多样性全面有效保护的目标不能仅仅依靠自然保护地.然而,国际上提倡的"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s)尚存较多局限,与我国实际情况的适配性不足,难以直接指导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外就地保护实践.中国需要尽快建立一套与当前自然保护地相互补充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就地保护体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自然保护兼用地"(conservation compatible land,CCL)的概念——"由各类主体申请、各级政府依法确认,以保护和利用相兼容的管理方式,对高生物多样性地区进行长期、有效保护的陆域或水域",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措施.本研究对CCL的内涵、定位、特征进行初步界定,并从法律政策和管理实践方面论述其可行性.未来我国的国土空间布局应包含自然保护专用地(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CCL(兼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农林渔牧、文化、生活等其他使用功能)以及可持续利用地(其他生产与生活用地)三大类.CCL有助于整合我国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外的保护措施,全面系统认识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措施的作用,梳理经验、推广实践、整合资源、扩大影响.未来可进一步形成多层次、多梯度、保护与利用统筹协调的全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使每一寸中国国土都兼顾保护与发展功能.本研究旨在为中国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全球"30×30"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基于山东淄博高青"安澜湾"生态现状的真实情境,以高中生物学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为基础,融合语文、地理、历史等学科元素,开展"黄河文化与生态保护"跨学科主题学习,通过"诗画黄河""理析黄河""道悟黄河",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学科知识解决复合型问题的能力.

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是我国的特有种,青海湖地区是其唯一的分布区,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普氏原羚的有效保护、社区发展与保护之间矛盾的协调,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了解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对普氏原羚的保护态度、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维持当地生态和平发展提供保障.基于问卷调查法对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牧民和居民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1)受访者认为草场质量退化(n=92,65.25%)和草场围栏设置(n=80,56.74%)是威胁普氏原羚的主要因素;在以保护普氏原羚和给予生态补偿为前提下,牧民拆除围栏的意愿有所提高(由 20.78%分别提高至 34.21%和 40.79%);(2)管理部门的宣教活动(79.43%)、手机(31.91%)和电视(28.37%)等媒体报道是受访者了解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政策法规的主要渠道,可以增进受访者对政策法规的了解,积极影响受访者对普氏原羚的认知(P＜0.01)、保护态度(P＜0.01)和保护意愿(P＜0.01);(3)受访者一致认为自然保护区的严格管理与保护(牧民 94.81%,居民96.87%)、当地牧民对普氏原羚的包容与保护(牧民 97.40%,居民 87.50%)是普氏原羚能够在自然保护区周边生存的主要原因;(4)受访者对普氏原羚的保护态度和意愿均较高,且愿意参与宣传教育(92.91%)和社区共管(87.94%)工作;(5)除了受访者的文化程度、年龄、宗教信仰和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对政策法规的了解及拆除围栏认同度是影响受访者对普氏原羚保护态度和意愿的关键因素(P＜0.01).因此,建议自然保护区以国家公园建设为契机,加强协调保护与发展的科学研究,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增进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认识,提升社区共管参与度.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ES)的社会文化价值,是支持自然保护区多元化发展、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以北京市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为例,结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在对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游客有效分类的基础上,使用SolVES模型、相关性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索二者对研究区ES社会文化价值的认同差异、空间差异、作用关系差异及影响因素差异.研究发现:(1)生态旅游者对ES社会价值的价值认同比一般游客高,特别体现在学习、生物多样性、精神和生命可持续价值这 4 种价值类型上;(2)百花草甸是两类游客ES社会价值分布的热点区域,生态旅游者感知的美学、学习、生物多样性、精神和生命可持续价值的高值区的分布范围较一般游客更广,一般游客感知的娱乐和康体健身价值的高值区的分布范围较生态旅游者更广;(3)两类游客均认为不同ES社会价值类型间为协同关系,其中学习价值对生态旅游者而言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价值类型,生物多样性、精神、生命可持续和未来价值对一般游客而言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价值类型;(4)对旅游设施的满意度显著影响两类游客对关键价值类型的评估,但影响方式不同.此外对环境教育的满意度和是否知道百花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别是影响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游客对关键价值类型评估的社会要素,NDVI和ELEV分别是影响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游客对关键价值类型评估的空间要素.建议在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规划建设中,需要考虑不同游客对ES社会价值的感知差异,积极探索协同ES社会价值的供给,支持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旅游规划.

屋顶绿化作为一种新型绿色基础设施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已成为提升城市生态韧性与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路径.然而,目前城市生态网络研究多关注二维的地面生态空间,而顾及屋顶绿化的三维生态网络构建研究尚不多见.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基于LiDAR、高分辨率遥感及建筑属性等多源数据,采用多因子叠置与电路理论等方法,构建了顾及屋顶绿化的城市三维生态网络整合分析框架:即采用多因子叠置方法,从建筑高度、屋面坡度、建筑年代、历史文化属性四个方面分析了屋顶绿化建设的适宜性;其次,结合建筑与植被三维结构特征数据,采用电路理论构建了有无屋顶绿化两种情景下的生态网络;最后,通过比较生态廊道数量、长度、平均阻力等指标分析了屋顶绿化对城市三维生态网络结果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有 46.59%的屋顶适宜进行绿化,表明屋顶绿化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2)顾及屋顶绿化的生态廊道数量由 205 条增加到209 条,生态网络总长度增加,单位长度阻力值减小,表明屋顶绿化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生态空间的景观连通性、增加生态廊道密度,为高流动性生物提供重要的栖息地和垫脚石.3)屋顶绿化对城市生态网络优化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在城市中心区的优化作用最大,工业区次之,在生态良好片区优化作用较小.研究结果可为实现城市高密度区域地面生态空间与屋顶绿化空间的整合分析与统筹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截至2022年,农业农村部已公布139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农民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之一,应认可其贡献.因此,探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利用中的农民权益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参考.研究发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植根于遗产地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农民长期的实践经验,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农业技术、传统知识、生态与文化景观的农业生产系统.农民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保护者和传承者,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不能忽视农民主体地位和权益的保护.根据现有法律制度,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利用中涉及的农民权益主要包括参与权、惠益共享与生态补偿.目前这3种权益的实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境.为此,本文从激发农民参与意愿、完善农民参与机制、强化农民参与保障等方面提出农民参与权的实现途径;从明确惠益共享内容、建立惠益共享机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提出农民惠益共享实现的举措;从明确生态补偿主体、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和补偿方式等方面提出农民获得生态补偿的措施.以此保障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利用中的农民权益,实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独龙族长期生活在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环境中,直接依赖于当地的生物资源生存并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民族生物学方法,对独龙族传统生计中相关的传统知识进行调查,并分析这些传统知识形成的原因及蕴含的生态思想.结果表明:独龙族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共涉及399种生物,其中采集生计共涉及209种植物(包括大型真菌),养殖生计涉及179种动植物,材用生计涉及26种植物,渔猎生计涉及34种动植物,农耕生计涉及25种植物,以及薪柴生计涉及31种植物.独龙族的采集、养殖、渔猎、薪柴收集和农耕实践等传统生计方式中蕴含可持续的生态思想,有利于当地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随着独龙江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改善,传统生计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且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例如外来文化的输入,传承人的缺失,单一作物的种植及生态政策保护的导向等.独龙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也受到威胁,未来亟需加大与传统生计方式相关的传统知识调查、编目及宣传教育工作,开展传统生计相关传统知识的研究,充分挖掘和揭示传统生计方式的科学内涵,加强对传统生计方式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传承及惠益分享,挖掘独龙族传统生计方式中的精华部分,为促进独龙江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服务.

2021年12月和2022年5月,国务院分别批复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在广州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批复文件要求,国家植物园和华南国家植物园要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国家植物园具有国家代表性、科学系统性和社会公益性.世界一流植物园应在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资源可持续利用、科普宣教和园林园艺展示等方面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且引领其他植物园发展.中国特色是指植物园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植物、传统文化、园林艺术、体制机制等.从植物园历史维度、功能维度和使命维度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国家植物园的主要特征有:(1)具有一定的发展历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驱动下持续开展野生植物保护、研究与利用相关工作,在国内外植物园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2)在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资源可持续利用、科普宣教和园林园艺展示等5个功能领域,部分或全部处于国际领先水平;(3)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科技支撑国家或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修复、气候变化应对和可持续发展.

生物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植物园的形成和发展在历史长河中处处体现着人类因物质和精神需求而形成的植物文化.现代植物园在植物迁地保护上虽然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其植物文化的建设稍显滞后.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重视.在此背景下,该文探讨了生物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紧密联系、共同演化的关系,回顾了早期植物园和我国古典园林中植物文化的体现;通过对全球3085 个现代植物园主要功能的分析,发现开展了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植物园占比 7.36%,开展了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植物园占比11.18%,制定了植物保护计划的占比 17.18%,从而揭示了现代植物园保护功能的提升和文化功能的弱化.基于当前植物园植物多样性有效保护中对植物文化建设的需求,该文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植物园植物文化建设的不足,主要包括:(1)植物物种多样性信息中植物文化信息数据不足;(2)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传统知识惠益分享的考虑欠缺;(3)缺少以文化展现植物多样性的主题园.在此基础上,该文聚焦国家植物园植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目标,从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惠益共享、公众参与 3 个层面对国家植物园体系中的植物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议,以期为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生态文明特色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