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问世的生物制剂为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CRSwNP）治疗提供了新方法。专家论坛《生物制剂治疗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在分析近期发表的网状Meta分析研究和系统性综述的临床研究数据基础上，重点介绍了生物制剂治疗CRSwNP的适应证、用法、疗效评价、安全性和治疗花费情况。论著《蜗神经动作电位监测在前庭神经鞘瘤手术中的应用》探讨了蜗神经动作电位（CNAP）监测在前庭神经鞘瘤手术中的应用及其对听力保护的意义。发现脑干听觉诱发电位联合CNAP监测有利于术中听力保护，应用定位监测可提示术者避免损伤神经；肿瘤切除后，近脑干端CNAP波形及N1波幅对预测术后听力保留状态具有一定价值。论著《鼻瓣区静态参数在鼻腔空间三维模型中的研究》应用Mimics软件对颌面部CT数据进行处理，建立鼻腔空间三维模型，定位鼻瓣区并测量其重要参数，以期为鼻阀功能不良的定量诊断提供依据。论著《MEN2A/MEN2B家系RET胚系突变携带者“分级预警制”与甲状腺预防切除术的研究（附7例报道）》指出，对于有MEN2A/MEN2B家族史的健康人群，应用“分级预警制”的综合判断，在严格筛选和密切监测的基础上，把握合理时机，可开展甲状腺预防性切除术。论著《甲状腺未分化癌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单中心20年回顾性研究》探究甲状腺未分化癌（ATC）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发现ATC患者中，初诊无喉返神经受累症状、白细胞正常、无远处转移的患者预后相对好，综合治疗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继续教育园地《原发性鼻腔鼻窦黏膜恶性黑色素瘤的临床研究进展》围绕鼻腔鼻窦黏膜恶性黑色素瘤（SNMM）展开讨论，全面分析其发病机制、诊断要点、治疗及预后等，以期帮助临床医生进一步了解SNMM，为该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机会，提高患者生存率。

目的:探究甲状腺未分化癌（anaplastic thyroid carcinoma，ATC）患者临床特征和预后，探索综合治疗对ATC患者预后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01—202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确诊为AT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并根据治疗方式分为单纯手术组和综合治疗组。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多因素分析采用Cox风险回归模型。结果:共纳入47例患者，男性24例，女性23例，中位年龄63岁。中位随访3.37个月，其中42例患者死亡，均因肿瘤复发进展死亡，全组中位生存时间4.33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治疗前出现喉返神经受累症状、远处转移、白细胞升高以及单纯手术治疗等因素与预后不良有关（ P值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治疗前出现喉返神经受累症状（ HR=2.49，95% CI：1.16~5.32， P=0.019）、远处转移（ HR=2.33，95% CI：1.06~5.16， P=0.036）和白细胞升高（ HR=2.50，95% CI：1.16~5.40， P=0.020）是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综合治疗较单纯手术可显著改善总生存期（ HR=0.22，95% CI：0.10~0.47， P<0.001）。 结论:ATC患者中，初诊无喉返神经受累症状、白细胞正常、无远处转移的患者预后相对好，综合治疗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通过外泌体靶向运载整合素αv/β3小干扰(si)RNA(si-αv/β3)对未分化甲状腺癌(ATC)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方法: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整合素αv/β3在ATC细胞系(8505C、Hth7)及人正常甲状腺细胞(上海生命科学院细胞所)中的表达；将含内化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多肽(iRGD)的质粒转染人源胚胎肾细胞HEK-293T后采用超高速离心法得到靶向外泌体，采用PKH26染色验证其靶向性；进一步通过转染获得靶向运载si-αv/β3的外泌体iRGD-exos-si-av/β3(载siRNA组)，将其同8505C细胞共孵育后，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和Western blot检测载siRNA组与空载外泌体组8505C细胞内整合素αv/β3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划痕实验和Transwell检测8505C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两样本间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整合素αv/β3在8505C及Hth7细胞中的表达量显著高于人正常甲状腺细胞(αv：1.04±0.12、0.90±0.11比0.31±0.01， F＝50.11， P<0.01；β3：0.93±0.23、0.89±0.16比0.33±0.27， F＝6.81， P<0.05)。iRGD靶向外泌体在细胞中的荧光信号明显高于非靶向外泌体组(47.18±10.39比5.64±1.43， t＝6.86， P<0.05)。转染si-αv/β3至8505C细胞后，mRNA水平表达显著低于对照组(αv：0.20±0.01比1.21±0.14， t＝12.49， P<0.05；β3：0.21±0.02比1.01±0.18， t＝7.90， P<0.05)；蛋白表达水平亦显著低于对照组(αv：0.45±0.03比0.88±0.06， t＝10.33， P<0.05；β3：0.48±0.09比1.10±0.11， t＝9.02， P<0.05)。iRGD-exos-si-av/β3与空载外泌体组分别与8505C细胞共孵育后，前者mRNA水平表达明显低于空载组(αv：0.30±0.08比1.05±0.02， t＝16.75， P<0.05；β3：0.27±0.05比1.29±0.20， t＝8.71， P<0.05)；蛋白水平表达亦低于对照组(αv：0.60±0.30比1.20±0.23， t＝5.72， P<0.05；β3：0.24±0.11比1.26±0.14， t＝16.23， P<0.05)。载si-αv/β3的靶向外泌体组的细胞增殖率在不同时间点均明显低于空载组[载si-αv组：12 h，(1.84±0.34)%比(3.86±0.47)%， t＝6.07， P<0.05；24 h，(2.70±0.28)%比(6.52±0.29)%， t＝15.99， P<0.05；48 h，(3.62±0.25)%比(8.93±0.15)%， t＝31.16， P<0.05；载si-β3组：12 h，(2.07±0.15)%比(3.86±0.15)%， t＝6.35， P<0.05；24 h，(3.48±0.10)%比(6.52±0.29)%， t＝16.98， P<0.05；48 h，(3.85±0.22)%比(8.90±0.15)%， t＝32.62， P<0.05]。划痕24 h和48 h载si-αv/β3的靶向外泌体组的细胞迁移率均低于空载组[24 h：载si-αv组为(13.00±1.10)%比(36.00±4.00)%， t＝9.60， P<0.01；载si-β3组为(7.00±1.60)%比(36.00±4.00)%， t＝11.34， P<0.01；48 h：载si-αv组为(17.00±1.20)%比(65.00±2.50)%， t＝28.89， P<0.01；载si-β3组为(22.00±1.80)%比(65.00±2.50)%， t＝24.01， P<0.01]。载si-αv/β3组的细胞迁移数均低于空载组[载si-αv组：(3 361.67±860.52)个比(7 620.67±1 008.46)个， t＝5.56， P<0.05；载si-β3组：(2 868.33±1 499.92)个比(7 620.67±1 008.46)个， t＝4.55， P<0.01]。 结论:iRGD靶向外泌体运载si-αv/β3通过下调ATC细胞中整合素αv/β3的表达有效减弱其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

目的:探讨趋化因子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与DTC进展间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17年4月间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核医学科的76例DTC术后患者(男25例、女51例，中位年龄39岁)外周血血样，检测其中40种趋化因子水平。以不同方式对患者进行分组：(1)按照是否发生转移，分为非转移组( n＝13)和转移组( n＝63)；(2)按照DTC失分化程度，分为未转移组( n＝13)、仅淋巴结转移组( n＝48)、高度恶性组( n＝11)和碘难治性DTC(RAIR－DTC)伴远处转移组( n＝4)；(3)按照患者近2年随访 131I治疗次数，分为单次治疗组( n＝51)与多次治疗组( n＝25)。比较各组间趋化因子的水平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评价有差异的趋化因子水平预测DTC转移及行多次 131I治疗的效能。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分析数据。 结果:与非转移组相比，转移组中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3[Eotaxin－3；(25.94±6.05)与(21.76±5.71) ng/L]、γ－干扰素[IFN－γ；(116.04±28.98)和(98.71±26.18) ng/L]、巨噬细胞衍生趋化因子[MDC；(1 468.08±401.74)和(1 082.94±423.30) ng/L]及胸腺表达趋化因子[TECK；505.22(419.80，563.36)和402.89(347.43，442.97) ng/L]的表达降低( t值：2.376、2.131、3.007， U＝215.000，均 P<0.05)。采用IFN－γ＋MDC＋TECK预测甲状腺癌转移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44(95% CI: 0.755～0.932， P<0.001)，灵敏度为79.37%(50/63)。未转移组、仅淋巴结转移组、高度恶性组和RAIR－DTC伴远处转移组间仅MDC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468.08±401.74)、(1 121.59±454.20)、(976.07±281.04)和(922.68±342.41) ng/L; F＝3.564， P<0.05]，且随失分化程度增加MDC水平逐渐降低。与单次治疗组相比，多次治疗组中仅白介素(IL)－8的水平升高[28.20(23.22，32.51)与30.51(26.98，35.57) ng/L； U＝801.000， P<0.05]；IL－8预测行多次 131I治疗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648(95% CI：0.523～0.773， P<0.05)，灵敏度达100%(25/25)。 结论:在DTC中，IFN－γ、MDC及TECK水平降低可能是预测肿瘤发生转移的潜在标志；MDC很可能是DTC失分化的潜在分子靶标，其表达降低可能预示肿瘤失分化的恶性程度增加；IL－8或可用于预测患者是否需行多次 131I治疗。

目的:分析不同家族性分化型甲状腺癌(FDTC)与散发性分化型甲状腺癌(SDTC)患者首次 131I治疗(RIT)反应的临床转归及影响因素。 方法:对2016年1月至2022年1月间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接受RIT的120例FDTC与480例SDTC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两组患者首次RIT不同疗效反应，分析无病(NED)亚组的无病生存期(DFS)、生化疾病持续(BPD)及结构或功能性疾病持续(S/FPD)亚组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并筛选未达到NED状态的危险因素。结果:首次RIT后FDTC及SDTC组达到NED、BPD及S/FPD状态的患者分别为56(46.7%)、50(41.7%)、14(11.6%)及284(59.1%)、160(33.3%)、36(7.5%)例( χ2＝10.10， P＝0.013)。末次随访时，FDTC及SDTC组达到NED、BPD及S/FPD状态的患者分别为71(59.1%)、36(30.1%)、13(10.8%)及337(70.2%)、114(23.7%)、29(6.1%)例( χ2＝8.99， P＝0.026)。家族性(F)－NED及散发性(S)－NED亚组患者5年DFS率分别为92.4%及97.4%；F-BPD及S-BPD亚组5年PFS率分别为88.3%及90.8%；F-S/FPD及S-S/FPD亚组5年PFS率分别为78.2%及79.6%。采用二元logistic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最大径、T分期、M分期、复发危险度分层、术后刺激状态甲状腺球蛋白(p-sTg)与患者否达到NED状态相关( χ2＝6.37～13.10， P<0.05)；采用二元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T分期、p-sTg是能否达到NED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 χ2＝0.11～11.33， P<0.05)。 结论:初始RIT治疗反应有助于指导后续治疗和随访策略，SDTC患者临床转归优于FDTC患者，应提高FDTC患者前站RIT警惕性，对于p-sTg及T分期较高患者，应酌情增加首次RIT剂量、缩短随访间隔。

目的: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根治术后发生低钙血症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萧县人民医院2014年12月至2020年12月行根治术治疗的DTC患者104例的临床资料，将术后发生低钙血症患者纳入发生组（24例），未发生低钙血症患者纳入未发生组（80例）。设计一般基线资料调查问卷，询问并记录患者相关基线资料，将可能的影响因素纳入，经单因素、多因素找出可能导致DTC患者根治术后发生低钙血症的影响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DTC患者根治术后发生低钙血症与年龄、性别、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血磷、白蛋白（ALB）无关（均 P>0.05），与血镁、淋巴结清扫范围、甲状旁腺切除有关（ t=2.974，χ 2=4.678、18.489，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镁水平低表达、双侧淋巴结清扫、甲状旁腺切除是导致DTC患者根治术后发生低钙血症的危险因素（ OR>1，均 P<0.05）。 结论:血镁水平低表达、双侧淋巴结清扫、甲状旁腺切除是导致DTC患者根治术后发生低钙血症的危险因素，应针对上述危险因素行相应干预措施，以降低DTC患者根治术后发生低钙血症的风险。

目的:检测转移相关蛋白1(MTA1)在甲状腺癌细胞系和甲状腺癌组织的表达，探讨其是否参与介导了甲状腺癌细胞的上皮-间充质转化(EMT)。方法: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MTA1在5个甲状腺癌细胞株和来自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153例甲状腺癌组织的蛋白质表达水平。应用小分子干扰RNA(siRNA)抑制MTA1，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对细胞形态的影响，Western blot检测对EMT信号通路蛋白的影响。采用 T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MTA1在未分化甲状腺癌细胞系HTh83和KMH-2中高表达，而在乳头状癌细胞系TPC-1、K1和滤泡状癌细胞系FTC133中低表达或者不表达。MTA1在30%的甲状腺癌组织中高表达。MTA1在颈淋巴结阳性者中的表达高于在颈部淋巴结阴性者中的表达( χ2＝44.449，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有远处转移者中的表达高于在无远处转移者中的表达( χ2＝14.807，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原发灶大小无明显相关( χ2＝0.627，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应用siRNA抑制MTA1在HTh83细胞中的表达，能够使该细胞系由间质样转变成上皮样生长。Western blot检测发现抑制MTA1的表达可以使N-Cadherin的表达明显升高，而同时E-Cadherin表达明显降低。 结论:MTA1可能在未分化甲状腺癌细胞中表达水平更高，与转移扩散关系密切，可能参与了甲状腺癌的EMT。

目的:探究双氢青蒿素(dihydroartemisinin，DHA)和索拉非尼(sorafenib, SOR)诱导未分化甲状腺癌(anaplastic thyroid cancer, ATC)细胞发生铁死亡的协同作用及分子机制。方法:以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和流式细胞仪检测DHA和SOR对ATC细胞CAL-62增殖及铁死亡的影响；实时荧光定量PCR和蛋白印迹检测铁死亡相关基因谷胱甘肽过氧化酶4(GPX4)、溶质载体家族7成员11基因(SCL7A11)、脂氧合酶-15(LOX-15)及p53表达水平的变化；对应的检测试剂盒检测铁死亡中间代谢产物乳酸脱氢酶(LDH)、谷胱甘肽(GSH)、丙二醛、亚铁离子(Fe 2+)、一氧化氮(NO)、活性氧簇(ROS)水平；建立裸鼠肿瘤模型分析DHA和SOR对ATC在体内的抑制作用。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DHA、SOR和DHA+SOR处理均呈剂量依赖性抑制细胞增殖( P<0.001)，LDH、Fe 2+、丙二醛及ROS含量明显增多，GSH活性明显降低( P<0.001)，其作用均被硫酸亚铁(FeSO 4)促进，被铁抑素-1逆转。与对照组及单独用药组比较，DHA+SOR组15-LOX-2及p53表达上调，GPX4和SCL7A11水平降低( P<0.001)，15-LOX-1蛋白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外，DHA+SOR组NO的含量显著降低( P<0.001)。DHA和SOR在体抑制ATC肿瘤生长。 结论:DHA与SOR协同作用上调15-LOX-2基因的表达，抑制NO的合成，从而诱导ATC细胞发生铁死亡。

甲状腺未分化癌(anaplastic thyroid cancer，ATC)是恶性程度最高的甲状腺癌，发病率低却死亡率高。ATC具有侵袭性强、进展迅速、预后差的特点，目前的治疗方案疗效均较差，因此迫切需要对其发病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以更新治疗方法、提高患者生存率。既往研究发现多数ATC可由分化较好的甲状腺癌发展而来，且BRAF、RAS突变是ATC的关键驱动因素，TP53、PI3K通路、PTEN、TERT、SWI/SNF复合体亚基、NF2等突变也在ATC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单一基因的突变往往不足以驱动ATC的发生，ATC通常是由分化程度较好的甲状腺癌经过多种基因突变的累积后发展而来。因此本文综述了ATC常见联合突变的作用，以加深对ATC发病机制的认识，并为寻找有效的治疗靶点提供依据。

本研究通过对未分化甲状腺癌细胞株HTH83和KMH-2的研究，观察冬凌草甲素是否对该类型甲状腺癌细胞具有抗癌作用，并探讨相关的分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