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袭性真菌病的发病呈现上升趋势，真菌耐药问题也逐渐引起了全球关注。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第1份真菌病原体清单，鼓励各国提高其真菌学诊断能力，管理真菌感染并进行监测。我国作为全球最早发布和实施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的国家之一，始终高度重视包括真菌在内的微生物耐药控制问题和抗菌药物管理，在完善真菌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抗真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提升真菌病诊疗能力和诊疗规范化水平、建立健全真菌感染及耐药监测和评估体系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未来，我国在新一轮遏制微生物耐药国家行动计划的指引下，将进一步提高真菌病诊疗水平，减少真菌病的发生及真菌耐药性的传播。

患者，男，41岁，因左眼视物不清2年伴耳鸣1个月余，于2021年4月19日至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中医院眼科就诊，眼科检查：左眼视力0.08，矫正视力0.8；双眼眼压均为18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瞳孔正圆，瞳孔直径约5 mm，直接对光反射迟钝；右眼瞳孔正圆，瞳孔直径约3 mm，直接对光反射灵敏，余眼前节及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双眼视野检查示可见生理盲点，全视野范围内各部位光敏感度正常。请神经外科医师会诊，头颅CT检查后诊断为头颈部腺样囊性癌，行肿瘤次全切除术及放射治疗。术后6个月，患者因左眼视物不清伴分泌物增多及左耳胀痛2周，再次就诊。眼科检查：左眼视力指数20 cm；眼压19 mmHg，球结膜中度充血，角膜中央可见4 mm×4 mm溃疡，荧光素钠染色阳性，前房可见积脓，眼后段结构窥不清(图1)。激光扫描角膜共焦显微镜示病灶内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图2)。结膜囊分泌物培养未见细菌及真菌生长。角膜知觉检查显示左眼角膜知觉反射迟钝。耳鼻喉科医师会诊诊断为左中耳炎。临床诊断为左眼感染性角膜溃疡，左眼神经营养性角膜炎，左中耳炎。给予氧氟沙星眼膏(日本参天制药株式会社)1次/2 h点眼，头孢曲松钠3.0g 1次/d静脉滴注。治疗5 d后，患者眼部及耳部症状明显减轻，左眼角膜溃疡范围缩小至3 mm×3 mm(图3A、B)，前房积脓消失。停用全身抗感染药物，加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1次/2 h点眼并佩戴角膜绷带镜。持续治疗5 d后检查发现左眼角膜上皮缺损持续不愈，予利多卡因联合罗哌卡因1：1约0.2 ml球结膜下浸润麻醉后行左眼角膜羊膜覆盖术。术中将羊膜覆盖全角膜，于角膜缘进行间断缝合。术后1 d，羊膜贴敷紧密，角膜缘无渗出及分泌物(图4A)。术后1周羊膜贴敷紧密、无溶解，拆除缝线(图4B)。术后2周羊膜仍覆盖角膜，未见溶解迹象(图4C)。术后1个月检查发现溃疡病灶愈合并呈片状云翳，球结膜中度充血，角膜缘上方可见一新发1.5 mm×1.5 mm角膜溃疡灶，前房下方积脓(图4D)；压迫泪囊区可见大量脓性分泌物自下泪小点溢出，泪囊区皮肤无红肿和压痛；结膜囊分泌物培养结果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综合诊断为左眼泪囊炎、左眼感染性角膜溃疡、左眼神经营养性角膜炎、左中耳炎。给予全身头孢曲松钠3.0 g 1次/d静脉滴注，局部氧氟沙星眼膏、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1次/2 h点眼抗感染治疗，治疗5 d后行左泪囊鼻腔吻合术；术后随访1年角膜溃疡已形成角膜云翳(图5)，泪道冲洗通畅。

目的:探讨降钙素原(PCT)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患者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种类鉴别及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方法:本研究为队列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法，选取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796例感染引起的AECOPD患者，根据诱导痰培养中分离的病原菌种类分组，入院后24 h内检测患者PCT并完成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Ⅱ(APACHEⅡ)评分，比较各组间血清PCT水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血清PCT水平在鉴别AECOPD患者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种类的效能。根据随访情况将患者分为存活组及死亡组，比较2组PCT水平及APACHEⅡ评分是否存在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及ROC曲线评估血清PCT、APACHEⅡ评分预测患者预后的效能。结果:796例感染引起的AECOPD病原菌培养阳性389例。细菌组与真菌组患者血清PCT水平分别为1.80(0.89，3.45) μg/L、0.15(0.06，0.35) μg/L，革兰阴性菌组和革兰阳性菌组PCT水平分别为2.13(1.23，3.98) μg/L、0.77(0.54，1.05) μg/L；而革兰阴性菌中肠杆菌目组、非发酵菌组及其他革兰阴性菌组的PCT水平分别为3.17(1.73，5.81) μg/L、2.23(1.38，3.80) μg/L、1.25(0.86，2.13) μg/L。细菌组患者血清PCT水平高于真菌组( Z＝6.19， P<0.05)；革兰阴性菌组高于革兰阳性菌组( Z＝8.97， P<0.05)；肠杆菌目组高于非肠杆菌目组( Z＝3.98， P<0.05)。血清PCT判断AECOPD患者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种类的ROC曲线，得到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细菌和真菌组0.56 μg/L(敏感度为0.88，特异度为0.95)；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组1.13 μg/L(敏感度为0.78，特异度为0.83)；肠杆菌目组与非肠杆菌目组的最佳截断值为3.89 μg/L(敏感度为0.44、特异度为0.81)。死亡组患者入院时APACHEⅡ评分及血清PCT水平均高于存活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PCT与APACHEⅡ评分相关( r＝0.62)，采用ROC曲线分析PCT、APACHEⅡ评分及二者联合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PCT曲线下面积为0.70，APACHEⅡ评分曲线下面积为0.76，两者联合曲线下面积为0.78。 结论:本研究表明，PCT水平可作为鉴别由感染因素引起AECOPD患者病原菌种类的标志物之一，但PCT水平对AECOPD患者预后评估价值较APACHEⅡ评分差，不能单独作为AECOPD患者的预后评价指标，联合使用PCT和APACHEⅡ评分相较于单一使用APACHEⅡ评分对预后评估无显著优势。

目的:探讨对再生障碍性贫血(AA)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合并自身免疫性脑炎(AE)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治疗及预后，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方法:选择2020年12月28日第九四〇医院血液科收治的1例因AA接受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后发生AE患者(患者1)为研究对象。患者1为男性、30岁。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其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结果与诊疗结果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对患者1的随访，截至2023年9月30日。以"造血干细胞移植""脑炎""脑膜炎""自身免疫性脑炎""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encephalitis""meningitis""autoimmune encephalitis"为中、英文关键词，在万方数据服务知识平台、中国知网数据库及PubMed数据库中，检索血液病患者接受allo-HSCT后发生AE的相关研究文献。文献检索时间设定为以上数据库建立至2023年12月。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并且与受试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患者1因"allo-HSCT后42 ＋个月，肌无力1 ＋个月"于2020年12月28日第九四〇医院血液科入院治疗。①患者1入院实验室检查结果如下。脑脊液压力为350 mmH 2O(1 mmH 2O＝9.81 Pa)；脑脊液生化检查：Cl －浓度为129.4 mmol/L，葡萄糖水平为2.85 mmol/L，蛋白定量为879.0 mg/L；脑脊液常规检查：白细胞计数(WBC)为15×10 6/L，蛋白定性呈阳性；外周血感染相关检测：降钙素原(PCT)水平为0.047 ng/mL，白细胞介素(IL)-6水平为2.0 pg/mL；外周血血培养、血清及脑脊液病毒系列检查、脑脊液墨汁染色、脑脊液细菌及真菌培养结果均呈阴性；脑脊液及血清AE相关抗体均呈阴性。②患者1影像学检查结果如下。头颅MRI检查结果提示，双侧大脑半球、中脑、小脑中脚见大致呈对称分布的片状稍长T2信号影，弥散加权成像(DWI)提示双侧大脑半球、中脑、小脑中脚高信号。③临床诊断：患者1于2021年1月14日被确诊为自身抗体呈阴性AE。④治疗及转归：对患者1采取镇静、输注大剂量甲泼尼龙、静注人免疫球蛋白(IVIG)、抗癫痫、脱水降颅压、抗感染及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治疗后，体温逐渐正常，可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提示治疗有效。3月3日，患者1出院时可在家属搀扶下行走，四肢肌张力、腱反射正常，一般情况好转，病情稳定。⑤随访及预后：患者1于随访期内规律复诊，9月30日复诊结果显示，AE后遗症症状明显，表现为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精神行为异常等。⑥按照本研究设定的文献检索策略，检索到3篇关于allo-HSCT后发生AE的相关研究文献，共计4例患者(患者2～4)，包括患者1在内的5例allo-HSCT后合并AE患者被纳入以下研究。这5例患者allo-HSCT后，均出现中枢神经系统(CNS)症状，经头颅MRI、脑脊液AE相关抗体检测，最后均被诊断AE。对其均采取糖皮质激素、CD20单克隆抗体、IVIG等治疗后，其CNS症状均有所改善。 结论:血液肿瘤患者在接受allo-HSCT后免疫重建过程中，若出现CNS症状，需尽早完善头颅MRI、脑脊液抗体检测排查AE可能。一旦患者被诊断为allo-HSCT后合并AE，应立即采取糖皮质激素联合IVIG等治疗，以挽救其生命。

目的:分析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ANCA）相关性血管炎（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AAV）初诊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9月至2020年9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初诊AAV患者（随访至少6个月）的临床资料。根据随访过程中是否发生感染，分为感染组和非感染组，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感染情况，并进一步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发生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共236例AAV患者被纳入本研究，女性128例（54.2%），男性108例（45.8%），中位年龄为66.00（59.76，71.99）岁。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ANCA阳性者202例（85.6%），蛋白酶3（proteinase 3，PR3）-ANCA阳性者34例（14.4%）。其中感染组77例，非感染组159例。77例感染组患者共发生121次感染，54次感染（44.6%）发生在初诊后6个月内。感染组合并高血压病史、肺部基础疾病及接受激素冲击治疗和血浆置换的患者比例，肺部、肾脏、心脏、胃肠道受累率，及初诊时血肌酐、五因子评分（five factors score，FFS）显著高于非感染组，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显著低于非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肺部（73.6%）是AAV患者的主要感染部位，最常见的病原微生物是细菌（64.0%），以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其次是真菌（33.7%，以白念珠菌为主）。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肺部受累（ HR=1.682，95% CI 1.034~2.734， P=0.036）、胃肠道受累（ HR=2.976，95% CI 1.219~7.267， P=0.017）是AAV患者发生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AAV患者在初诊后6个月内感染的发生率较高。AAV患者最常见的感染部位是肺部，常见的病原微生物是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念珠菌。肺部受累、胃肠道受累是AAV患者发生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儿童脓毒性休克临床特点及血培养阳性菌耐药性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9月至2021年8月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27例脓毒性休克患儿的临床资料、血培养阳性菌株及药敏结果。结果:127例脓毒性休克患儿血培养标本共分离出134株细菌或真菌，以革兰阴性菌株为主，占67.16%（90/134）。革兰阴性菌中以流感嗜血杆菌和大肠埃希菌为主，分别占38.81%（52/134）和20.15%（27/134），而革兰阳性菌中以肺炎链球菌为主，占8.21%（11/134），真菌中以白色念珠菌为主，占10.45%（14/134）。患儿白细胞计数、血清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静脉血糖及动脉血乳酸较正常值均明显升高；革兰阳性菌感染时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较革兰阴性菌感染及真菌感染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降钙素原在革兰阴性菌感染时升高最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革兰阳性菌株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和利奈唑胺均敏感，但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敏感率仅有50%。革兰阴性菌株的耐药性相对较高，其中肺炎克雷伯菌仅对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和左氧氟沙星耐药率高，达到50%；流感嗜血杆菌对头孢类及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敏感率高，仅对氨苄西林、头孢呋辛、阿米卡星和复方磺胺甲 唑的耐药率为50%。真菌菌株不多，大部分抗真菌药物对血培养阳性真菌均有效。 结论:儿童脓毒性休克患儿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且对一般抗生素耐药性较高，经验性使用抗生素时要注意其耐药性。

目的:探讨肺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学特点及供肺来源的微生物与移植预后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完成肺移植手术的88例受者的临床资料及肺部感染病原学资料，对气道内病原微生物的种类、检出比例和耐药性变迁进行分析。根据是否检出耐药菌，将受者分为耐药菌阳性组(71例)和耐药菌阴性组(17例)，对比分析术后3年存活率，并用Log-rank法进行统计学分析。前瞻性分析2020年4月11日至2020年9月5日完成的14例肺移植供肺气道菌群和受者预后，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Pearson卡方检验，对供肺和受者的气道菌群多样性、受者术后1年间的血常规和生化指标及肺功能指标等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回顾性分析的88例肺移植受者，5年间共检出992株菌，包括细菌796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占88.4%(704/796)；真菌196株。2019年革兰氏阳性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和念珠菌属的检出比例均高于2015年(8.2%比5.3%，13.6%比13.2%，33.2%比17.5%，6.5%比5.3%，26.6%比20.2%)。革兰氏阴性菌对亚胺培南耐药情况分析结果显示，肺炎克雷伯菌在2019年耐药率最高，为68.18%，同年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率为98.44%。耐药菌阳性组与耐药菌阴性组术后3年存活率分别为46.3%和35.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10)。前瞻性分析的14例肺移植受者的供肺气道分泌物经二代测序均检出细菌。其中5例受者在移植后1个月内在气道分泌物中检测出与供肺相同的细菌，随访1年，死亡2例；余9例未检出与供肺相同的细菌，随访1年，死亡2例。Pearson卡方检验显示，气道菌群多样性Shannon指数与肺移植后1年的预后情况无明显相关。 结论: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体仍然是革兰氏阴性菌占主导，并且耐药比例始终居于高位，供肺病原微生物对肺移植受者的短期预后无明显影响。

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在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肾内科确诊为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peritoneal dialysis-associated peritonitis，PDAP）患者腹膜透析透出液样本，根据腹膜炎发生时间不同分为传统法组（2021年）和改良法组（2022年）。传统法组仅采用传统法进行病原菌培养，改良法组同时采用传统法和改良法进行病原菌培养。分析病原菌培养阳性率、培养阳性时间、病原菌谱及耐药情况。结果显示，共223例（324例次）PDAP患者被纳入该研究，传统法组115例（168例次），改良法组108例（156例次）。改良法病原菌培养阳性率显著高于传统法［84.62%（132/156）比69.23%（108/156）， χ 2=18.903， P<0.001］，病原菌培养阳性时间短于传统法［69.0（58.0，90.9）h比79.5（65.6，90.2）h， Z=2.061， P=0.039］。传统法组共培养病原菌120株，其中革兰阳性（G +）菌69株（57.50%），革兰阴性（G -）菌46株（38.33%），真菌5株（4.17%）；G +菌中常见菌株为表皮葡萄球菌（17株，14.17%）和唾液链球菌（10株，8.33%）。改良法组共培养病原菌134株，其中G +菌106株（79.10%），G -菌24株（17.91%），真菌4株（2.99%）；G +菌中常见菌株为唾液链球菌（20株，14.93%）和表皮葡萄球菌（15株，11.19%）。G +菌对苯唑西林的耐药率最高（50/85，58.82%），G -菌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最高（21/35，60.00%），真菌仅对氟康唑耐药（1/9，11.11%）。提示改良法可提高腹膜透析透出液病原菌培养阳性率，缩短培养时间；G +球菌为本中心PDAP的主要致病菌；苯唑西林和氨苄西林不宜作为本中心治疗PDAP的首选用药。

女，58岁，因背部红斑、皮下结节半月于2020年7月22日就诊。自诉半月前在私人美容诊所行"背部溶脂术"（注射成分不详），随后溶脂部位出现米粒至豆粒大小红色丘疹、结节，部分皮疹表面破溃后有脓性分泌物渗出，有明显压痛。于外院行脓性分泌物培养，提示浅黄色分枝杆菌，予口服抗生素治疗1周（方案不详），自觉治疗效果欠佳，皮疹及脓性分泌物仍增多，遂就诊于我院。皮肤科检查：左侧肩背部可见散在豆粒大小浸润性红斑、结节（图1），质韧，压痛明显，部分红斑表面破溃结痂，境界清楚，表面未见明显分泌物。肩背部红斑结节组织病理：表皮轻度肥厚，真皮内可见片状密集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组织细胞、浆细胞及多核巨细胞浸润，有肉芽肿形成（图2A）。抗酸染色：找见少量抗酸杆菌（图2B）；PAS染色阴性。肩背部皮损组织真菌培养阴性。肩背部皮损组织细菌培养：非结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NTM）复合群。

目的:分析新生儿感染病原菌和耐药情况。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重庆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感染分离的病原菌1 329株，采用BD phoenixl00全自动细菌鉴定仪或纸片扩散法进行菌株鉴定和药敏试验，观察新生儿感染病原菌情况，分析常见病原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采用SPSS 1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 329株病原菌中，主要标本来源为咽拭子(36.64%，487/1 329)、血液(15.35%，204/1 329)和气管导管尖端(12.42%，165/1 329)。其中革兰阴性菌为60.27%(801/1 329)，以肺炎克雷伯菌(20.54%，273/1 329)和大肠埃希菌(14.00%，186/1 329)为主；革兰阳性菌为36.34%(483/1 329)，以金黄色葡萄球菌(20.84%，277/1 329)和表皮葡萄球菌(5.42%，72/1 329)为主；真菌为3.39%(45/1 329)，以白假丝酵母菌为主(1.73%，23/1 329)。肺炎克雷伯菌分离率2014年最高(27.82%)，2016年最低(11.71%)，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唑啉、头孢噻肟和头孢吡肟的耐药率较高，均>50.00%；大肠埃希菌2014至2017年分离率相差不大，2018年最高(19.59%)，2018年大肠埃希菌开始出现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2.08%)，其他药物耐药率各年变化不大。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的肺炎克雷伯菌所占比例明显高于产ESBLs大肠埃希菌(13.47%比3.61%)。结论:新生儿感染病原菌以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临床应根据药敏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加强耐药防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