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某三级综合医院的泌尿道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及院内感染监控提供指导。方法:从本院检验系统中筛选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泌尿道感染患者的4 748例尿标本培养结果，回顾性分析其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结果:4 748例尿培养标本共分离出1 026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812株(79.14%)，革兰阳性菌210株(20.47%)，真菌4株(0.39%)。病原菌占比前5位分别是大肠埃希菌610株(59.45%)、屎肠球菌81株(7.89%)、粪肠球菌76株(7.41%)、肺炎克雷伯菌60株(5.85%)、彭氏变形菌51株(4.97%)；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2%，对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10%；粪肠球菌对氨苄西林、呋喃妥因的耐药率<10%，屎肠道球菌对青霉素类、喹诺酮类、红霉素等的耐药率>90%，粪肠球菌对青霉素类、呋喃妥因的耐药率<10%，未检出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加环素耐药的菌株。结论:泌尿道感染病原菌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其次为屎肠球菌、粪肠球菌。菌群分布及耐药性监测有利于掌握本地区病原菌的流行病学特点，可降低和控制细菌耐药进展。

目的:利用宏基因二代测序(mNGS)技术，检测其和传统培养法的区别，探讨病原微生物及检出序列数与感染患者病情程度和预后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8年5月至2019年9月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就诊的94例患者样本。分别进行传统培养和mNGS检测，对2种技术的诊断效果、假阳性率、假阴性率进行了分析。然后收集感染组75例患者的血液标本和临床信息，根据mNGS是否检出病原体将患者分为检出组(51例)和未检出组(24例)。测定外周血白细胞、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和中性粒细胞计数，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测定血清中细胞因子的浓度。分析患者病原体检出率与病情严重程度、住院时间等相关性分析。结果:纳入的94例样本中，感染组75例(79.79%)，非感染组16例(17.02%)，未知组3例(3.19%)。样本类型中血液占比最多(34/94)，其次为肺泡灌洗液(28/94)、组织、痰液、胸水、脓液等。下呼吸道感染所占比例最高(60/94)，其次是血流感染、胸水、中枢系统感染、心血管系统感染等。mNGS的敏感度显著高于培养法( χ2＝－223.107， P<0.05)。mNGS的特异度与培养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840， P＝0.05)。感染未检出组患者住院时间也明显高于检出组( t＝4.724， P<0.05)。单因素分析发现检出组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显著高于未检出组( t值分别为－8.848、－4.724、－4.335、－4.335， P值均<0.05)；检出组中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2R、白细胞介素8水平均高于未检出组( t值分别为－5.585、－7.258、－4.678， P值均<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去除混杂因素后，显示性别、年龄、白细胞介素2R与病原体检出阳性有关。 结论:mNGS在结核、真菌、病毒和厌氧菌诊断方面优势更明显，其阳性率高于传统方法3倍以上。感染患者的病原体检出率较高，其检出病原体核酸序列是患者预后不良的高危因素，有显著的临床价值。

目的:分析3例链格孢霉致播散型皮肤链格孢病临床表现、组织病理、真菌病原学特征及治疗。方法:回顾分析2019—2021年西京皮肤医院诊断的3例链格孢霉致播散型皮肤链格孢病的临床特征、组织病理、真菌培养和菌株鉴定结果及治疗。结果:3例患者年龄分别为55、41和46岁，男1例、女2例。2例患有肾病综合征，1例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均有不同时间糖皮质激素及他克莫司治疗史，均为慢性病程。皮损HE染色可见双轮廓厚壁孢子及木节状厚壁有隔菌丝，均未见黑素。内转录间隔区测序显示，2例致病真菌为互隔链格孢霉，1例为侵染链格孢霉。不同温度培养显示，链格孢霉在35 ℃以上生长能力明显下降。3例患者均将他克莫司减量至标准剂量的1/3以下或改用其他免疫抑制剂，并同时给予系统抗真菌治疗，均取得较好疗效。结论:播散型皮肤链格孢病具有双侧分布的血行播散及单侧肢体的淋巴管分布特点，皮损以覆盖痂皮的疣状斑块、结节和/或窦道为特点。

目的:分析重庆地区AIDS患者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感染病原菌分布、药敏结果及不同病原菌脑脊液相关指标结果，为AIDS患者CNS感染的病原学诊断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法:将CNS感染的AIDS患者173例分为真菌组、革兰阳性杆菌组、革兰阳性球菌组、革兰阴性杆菌组，同一时期非CNS感染的AIDS患者198例为对照组。采集患者脑脊液和血液进行培养，分析其病原菌构成及耐药性，同时进行脑脊液生化检测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CNS感染的AIDS患者脑脊液共分离出病原菌173株，其中真菌101株(58.38%)，革兰阳性杆菌39株(22.54%)，革兰阳性球菌24株(13.87%)，革兰阴性杆菌9株(5.20%)。非CNS感染AIDS患者血液分离病原菌共198株，其中真菌107株(54.04%)，革兰阳性球菌65株(32.83%)，革兰阴性杆菌26株(13.13%)。新型隐球菌对唑类抗真菌药物(除氟康唑外)最小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均≤1 μg/ml，氟康唑≤8 μg/ml，两性霉素B MIC≤4 μg/ml及氟胞嘧啶MIC≤32 μg/ml。结核分枝杆菌利福平耐药率7.69%。CNS感染和非CNS感染患者分离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药敏结果比较一致，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杆菌科细菌、不动杆菌抗生素结果差异比较大。与对照组相比，真菌组、革兰阳性杆菌组、革兰阳性球菌组和革兰阴性杆菌组脑脊液蛋白水平升高，氯化物和葡萄糖水平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408～9.249,均 P<0.011)。与真菌组、革兰阳性球菌组、革兰阴性杆菌组和对照组相比，革兰阳性杆菌组蛋白、腺苷脱氨酶(adenosine deaminase，ADA)和乳酸脱氢酶(lactic dehydrogenase，LDH))水平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836～7.686,均 P<0.037)。 结论:AIDS患者CNS感染和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广泛，以真菌主。病原菌不同患者脑脊液相关检测指标不同，因此脑脊液生化指标可辅助诊断CNS感染。

目的:探讨真菌性角膜炎（FK）的临床特征及诊断和治疗方法。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收集2006年1月至2016年10月于山东省眼科研究所青岛眼科医院就诊的1 414例（1 414只眼）真菌性角膜炎患者的资料，对其人口学特征、致病诱因、发病时间、实验室检查方法和结果、临床特征及治疗方案进行分析。结果:1 414例FK患者中，男性877例（62.0%），女性537例（38.0%）；年龄（53.71±11.72）岁，40~60者874例（61.8%）。1 174例（83.0%）患者来自山东省，其余主要来自长江以北各省。患者职业以农民（1 211例，占85.6%）为主，发病时间以秋冬季为主。从发病到于我院就诊的时间为1~74 d，942例（67.1%）患者在症状出现后8~30 d于我院就诊。角膜损伤为主要危险因素，其中以植物外伤最为多见（367例，26.4%）。1 365只患眼通过氢氧化钾湿片直接镜检法查出菌丝，诊断阳性率为96.5%，1 270只患眼通过共焦显微镜查出菌丝，诊断阳性率为89.8%。973只患眼（68.8%）的角膜溃疡灶刮取物和（或）术后的病变角膜组织培养出真菌，其中以镰刀菌属最多见595例（61.1%），其次为链格孢霉菌属184例（18.9%）、曲霉菌属119例（12.2%）。603例（42.7%）为浅中基质浸润者，614例（43.4%）为深基质浸润者，197例（13.9%）为全层浸润。角膜溃疡灶直径以4~6 mm最为多见725例（51.6%），其次为<4 mm 372例（26.4%）、>6 mm 302例（22.0%）。498例（35.2%）合并前房积脓，34例（2.4%）合并角膜穿孔，58例（4.1%）合并眼内炎。1 198例（84.8%）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其中包括416例（29.4%）行穿透性角膜移植术，408例（98.1%）治愈；199例（14.1%）行板层角膜移植术，193例（97.0%）治愈；532例（37.6%）角膜溃疡清创术，494例（92.8%）治愈。215例（15.2%）患者接受了单纯药物治疗，147例（68.4%）治愈。56例（3.9%）最终失去眼球，包括54例眼内容物摘除术和2例眼球摘除术。结论:FK的发病人群多为在农村居住的中老年群体。镰刀菌仍是山东地区最主要的FK病原体。角膜刮片氢氧化钾涂片直接镜检法可早期、快速诊断FK。对浅中基质浸润的患者，角膜溃疡清创术是一种便捷有效的治疗手段。对深基质浸润的患者，角膜移植术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286-293）

目的:分析山西省肿瘤医院恶性肿瘤患者血流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及其耐药特点。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山西省肿瘤医院送检血培养的恶性肿瘤患者8 654例，抽取静脉血进行血液培养，采用WHONET 5.6软件和SPSS 23.0软件对其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共分离病原菌600株（6.9%），其中革兰阴性菌413株（68.8%），革兰阳性菌168株（28.0%）；真菌19株（3.2%）。革兰阴性菌前5位分别为大肠埃希菌（37.7%）、肺炎克雷伯菌（14.2%）、阴沟肠杆菌（4.5%）、铜绿假单胞菌（3.0%）、鲍曼不动杆菌（2.5%），革兰阳性菌前5位分别为金黄色葡萄球菌（4.2%）、屎肠球菌（4.0%）、人葡萄球菌（3.8%）、表皮葡萄球菌（3.5%）、链球菌属（3.0%）；2019年至2021年除肺炎克雷伯菌外，其他主要病原菌构成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分别为94.7%（214/226）、100.0%（85/85）、96.3%（26/27），对环丙沙星的耐药率分别是61.9%（140/226）、17.6%（15/85）、7.4%（2/27），对头孢哌酮的耐药率分别为62.4%（141/226）、30.6%（26/85）、25.9%（7/27）。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率分别为5.5%（1/18）、93.3%（14/15）。葡萄球菌属细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人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为主，肠球菌属细菌以屎肠球菌与粪肠球菌为主。血培养阳性标本主要分布于血液科与重症监护病房（ICU），非霍奇金淋巴瘤（39株）与急性髓系白血病（12株）为主要病种。 结论:该地区恶性肿瘤患者血流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耐药状况普遍，医院应结合药敏试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患儿男，10岁，因口唇红斑，全身多发斑丘疹3个月余于2020年8月就诊。患儿3个月余前无明显诱因口唇出现暗红斑，无明显痒痛等不适症状，未予重视；后躯干出现紫灰色斑疹、斑丘疹，左手中指指甲变薄，出现纵裂，自行外用药物（具体不详）治疗，未见好转遂就诊。患儿为第1胎第1产，足月顺产，既往体健，按序接种疫苗，否认输血史。否认家族遗传病史，双亲否认类似病史。体检：各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口唇黏膜可见紫红色斑片，唇缘少量白色鳞屑（图1A）；舌背部可见乳头瘤样增生，部分融合，上覆乳白色膜样物质，双侧颊黏膜未见白色网纹结构，口腔内未见龋齿及银汞充填物，全口牙龈未见肿胀和充血（图1B）；躯干散在紫灰色丘疹、斑丘疹，表面可见少许鳞屑，不易刮除（图1C）；左手中指甲板变薄，可见甲纵嵴，其余指（趾）甲未见异常（图1D）。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甲状腺素、游离甲状腺素、三碘甲腺原氨酸、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和促甲状腺激素）、病毒性肝炎（甲、乙、丙、戊型）抗原抗体检测均未见异常；抗核抗体阳性（1∶100），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阴性。甲真菌镜检阴性。皮肤镜示唇部紫红色背景下清晰的白色网状条纹及多发放射状血管及线状血管（图1E）；舌背部暗紫红色背景，多发乳头瘤样增生，上覆乳白色伪膜状物质弥漫分布，部分融合呈玫瑰花状，边缘可见白色网状结构（图1F）；躯干皮损为灰紫色背景下多发蓝灰色点，部分区域可见线状血管（图1G）；左手中指甲板变薄，甲纵嵴（图1H）。背部皮损组织病理：表皮轻度角化过度，基底细胞局灶性液化变性，真皮浅层带状淋巴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浸润，色素失禁明显（图2）。

目的:分析酒渣鼻患者鼻部蠕形螨寄生与鼻部皮肤微生物群落的关系。方法:2017年5月至2019年6月于佛山市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皮肤科收集酒渣鼻患者与面部健康对照者各14例，酒渣鼻患者中早期8例，中期6例。采集受试者鼻翼和鼻唇沟皮肤微生物样品，提取DNA，采用宏基因组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以蠕形螨及微生物reads数的构成比反映菌种相对丰度。计算Shannon指数评估微生物α多样性。分析基于菌种相对丰度的主成分（PCA）以评估β多样性。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蠕形螨与微生物含量间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酒渣鼻组鼻部皮肤蠕形螨相对含量（1.647% ± 0.389%）高于健康组（0.448% ± 0.089%， t = 2.92， P = 0.007）。蠕形螨的相对含量与细菌相对含量呈负相关（ r = -0.95， P < 0.001），与真菌相对含量呈正相关（ r = 0.76， P < 0.001）。酒渣鼻组鼻细菌、真菌群落Shannon指数（0.91 ± 0.17、1.261 ± 0.045）显著高于健康组（0.47 ± 0.12、0.549 ± 0.071， t = 2.17、8.48， P < 0.05）；两组的主成分分析结果示，仅细菌群落显著不同（ t = 2.32， P = 0.029），而真菌群落无差异（ t = 0.82， P = 0.461）。此外，中期酒渣鼻患者蠕形螨相对含量显著高于早期（ t = 6.56， P < 0.001）；早、中期患者中细菌和真菌的Shannon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主成分分析结果示细菌和真菌的群落结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 结论:蠕形螨在鼻部皮肤的寄生可能影响鼻部皮肤微生态群落结构。

目的:研究初发SLE住院患者合并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3年5月至2018年12月在上海仁济医院南院区风湿科住院的病程<1个月的初发SLE患者194例。按照随访1年内是否发生感染，分为感染组（51例）和未感染组（143例）。按数据分布类型选用相应的统计方法： t检验和 χ2检验；多元分析采用Cox回归方法和Log-rank生存分析。 结果:194例初发SLE患者在1年的随访期间，死亡21例占11%，发生感染51例占26%。在51例感染中，常见的感染部位依次为肺部（34例占67%）、中枢神经系统（9例占18%）及血流（9例占18%）。在42例病原学明确的病例中，最常见的病原菌为细菌（19例占45%），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次为真菌（18例占43%）及分枝杆菌（7例占17%）。根据感染发生时间分析，75%（38/51）的感染发生在SLE诊断后的前3个月，且这一群体的病死率显著高于未感染组[（39%，15/38）和（2%，3/143）， χ2=42.59， P<0.01]。对比初发SLE 3个月内感染组与未感染组基线期数据提示，2组在年龄（≥40岁）、SLEDAI积分（>10分）、SLE国际临床协作组/ACR SLE损伤指数（SDI）积分（≥1分）、心包积液、LN、胃肠道血管炎、糖尿病、淋巴细胞计数下降（<0.8×10 9/L）、血小板计数下降（<100×10 9/L）、血清肌酐升高（>104 mmol/L）及球蛋白下降（<20 g/L）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进一步行Cox多因素回归提示合并LN、胃肠道血管炎及淋巴细胞计数<0.8×10 9/L为初发SLE 3个月内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在初发SLE患者中，低淋巴细胞血症、合并狼疮肾炎及胃肠道血管炎是并发感染的危险因素；熟悉上述危险因素将有助于临床医生及时恰当地干预，以期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血液病/恶性肿瘤合并脓毒症患儿病原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3年8月中国医科大学深圳市儿童医院PICU住院有明确病原的血液病/恶性肿瘤合并脓毒症患儿的病历资料。根据脓毒症28 d结局分为存活组及死亡组。结果:纳入176例患儿，发生脓毒症202次，血流感染144例次（71.3%），肺部感染59例次（29.2%），腹部感染21例次（10.4%），软组织感染9例次（4.5%），神经系统感染9例次（4.5%），泌尿系统感染3例次（1.5%）。共确定病原菌244株，革兰阳性菌74株（30.3%）：前3位分别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21株）、金黄色葡萄球菌（19株）、肺炎链球菌（13株）；革兰阴性菌122株（50.0%）：前3位分别是肺炎克雷伯菌（33株）、大肠埃希菌（25株）、铜绿假单胞菌（23株）；真菌48株（19.7%）：前3位分别是热带念珠菌（14株）、白色念珠菌（10株）、曲霉菌属及耶氏肺孢子菌（均为7株）。死亡组患儿的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及铜绿假单胞菌检出比例均高于存活组[9.0%（6/67）比2.3%（4/177）， χ2＝3.971 ，P＝0.046；9.0%（6/67）比1.1%（2/177）， χ2＝7.080 ，P＝0.008；16.4%（11/67）比6.8%（12/177）， χ2＝5.288 ，P＝0.021]。57例患儿标本同时送检培养及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mNGS）技术测定：25例培养和mNGS均检测出病原；30例mNGS检测阳性但培养阴性；2例培养阳性但mNGS检测阴性。多重耐药菌感染79株（46.8%）：革兰阳性菌27株（34.2%）、革兰阴性菌52株（65.8%）。174例次（86.1%）脓毒症患儿在发热24 h内接受了经验性抗感染药物治疗。124例次（61.4%）初始经验性抗生素治疗正确覆盖了感染病原菌种类，40例次（19.8%）未覆盖，10例次（5.0%）覆盖不全。22例次（10.9%）尽管覆盖了病原菌种类，但药敏显示对初始抗生素耐药。51例患儿死亡。 结论:入住PICU的血液病/恶性肿瘤合并脓毒症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次为革兰阳性菌和真菌。多重耐药菌感染比例高。早期识别并结合本地区的病原学分布及耐药情况，经验性选择合理抗感染治疗策略，有助于提高救治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