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生长着多种多样的微生物群落，其中引发过敏反应的主要为皮肤微生物组和真菌。全球真菌的种类数量大致介于60万至100万之间，在理论上，IgE介导的致敏作用可以由任何真菌物种导致。但截至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免疫学联合会（IUIS）官方数据库中只记录了113种真菌过敏原，这些过敏原源自30种不同的真菌，涵盖了42个过敏原家族。而对于皮肤微生物组，已经鉴定出14种不同的马拉色菌过敏原，这些过敏原均源自3种不同的马拉色霉菌，即毛滴虫、分枝杆菌和 M. globosa。这些过敏病患者的过敏原组分致敏谱异常复杂。本文将详细阐释欧洲过敏和临床免疫学会（EAACI）发布的《过敏原组分诊断指导建议2.0》中关于皮肤微生物组和真菌过敏的最新研究进展和临床应用。同时，整理了国内外真菌过敏原的来源、过敏原组分蛋白家族的特征、临床相关性以及诊断策略，以提升相关专业人员对过敏原组分的深刻理解。通过运用先进的过敏原组分诊断技术，旨在精准诊疗过敏患者，为研究中国人群的皮肤微生物组和真菌过敏原蛋白致敏谱奠定基础。

反复流产是指女性与同一性伴侣发生连续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自然流产。阴道微生物组是指阴道中存在的微生物群落，包括细菌、真菌和病毒等。过去的研究表明，阴道微生物组的不平衡可能与妊娠并发症和不良妊娠结局有关。因此，了解反复流产患者的阴道微生物组特征对于揭示其病因和寻找潜在治疗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特应性皮炎（AD）患者面部、上肢和背部皮损真菌群落多样性和结构特征。方法:对2015年9 - 10月来自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门诊的10例AD患者面部、上肢和背部皮损区和10例健康对照相应部位皮肤采样，提取样品DNA行MiSeq高通量测序，进行多样性指数分析、物种组成分析及主成分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组间多重比较采用LSD- t检验。 结果:多样性指数分析显示，AD患者组面部、上肢、背部皮损区样本Shannon指数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相应区域（ t值分别为2.67、2.37、3.34，均 P < 0.05）。物种组成分析显示，马拉色菌属在AD患者组面部、上肢、背部皮损区和健康对照组相应区域样本中均占主要地位，其中球形马拉色菌和限制马拉色菌丰度合计约为80%。AD患者组总样本念珠菌属、曲霉属丰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t值分别为3.515、2.137，均 P < 0.05）。AD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面部各主要真菌属丰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AD患者组上肢念珠菌属丰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t = 3.186， P < 0.05），背部曲霉属丰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t = 2.736， P < 0.05）。AD患者组、健康对照组面部、上肢、背部样本间主要真菌属丰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轻中重度AD患者组样本间各主要真菌属丰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主成分分析显示，AD患者组面部、上肢、背部皮损样本真菌群落未按病情严重程度聚类。 结论:AD患者面部、上肢、背部皮损区真菌群落多样性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相应区域，马拉色菌为AD患者上述部位皮损和健康对照相应区域的优势菌种，AD患者皮损区样本中真菌群落组成与疾病严重程度可能无相关性。

目的:探讨玫瑰痤疮患者与正常人面部皮肤表面微生物群的差异，分析玫瑰痤疮患者面部菌群分布特征，为玫瑰痤疮预防及治疗寻找新的思路。方法:2023年10—12月，就诊于四川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且初次诊断为玫瑰痤疮患者30例为玫瑰痤疮组，男8例、女22例，年龄18～60(32.9±7.6)岁；面部健康人30名为对照组，男5名、女25名，年龄18～60(34.9±7.3)岁。分别取面部皮肤拭子，通过提取总DNA，经PCR扩增，对PCR产物检测、定量和建库，高通量测序等步骤对60份样本进行测序。用柱状图揭示样品微生物群落物种构成；分析不同组间微生物丰度与多样性差异。结果:玫瑰痤疮组与对照组间菌群多样性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对玫瑰痤疮患者分型后，细菌菌群中，丘疹脓疱型玫瑰痤疮(5例)与对照组(30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61， P<0.05)。真菌菌群中，红斑毛细血管扩张型组(25例)与对照组(30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27， P<0.05)。玫瑰痤疮组与对照组细菌丰度差异较大，玫瑰痤疮患者面部细菌菌群以厚壁菌门为主。玫瑰痤疮患者面部真菌群落结构与对照组相比相差较小，优势真菌属为马拉色菌属和脉孢菌属。 结论:玫瑰痤疮患者与健康人之间、不同亚型玫瑰痤疮患者之间的面部微生物菌群丰度及多样性存在差异，有望为玫瑰痤疮预防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土壤微生物是连接地上植被和土壤养分循环的关键枢纽,然而对于毛乌素沙地生态恢复过程中植被和土壤对微生物群落的影响还不明确.本研究以流动沙丘为对照(0年),以10、30、50和70年的柠条固沙林土壤为研究对象,将磷脂脂肪酸(PLFA)标记法与灌木、草本植物和土壤因子结合,探究不同恢复年限下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的变化规律及其调控因子.结果表明: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生态恢复效应指数显著增加.0、10、30、50 和 70 年的总 PLFA 含量分别为 47.75、55.89、63.53、67.23 和 82.29 nmol·g-1.随着生态恢复指数增加,细菌含量和革兰氏阳性菌与革兰氏阴性菌比均显著增加;革兰氏阴性菌群落含量和真菌与细菌比均显著下降.灌木、草本植物和土壤因子能解释土壤微生物群落72.4％的变异,其中土壤因子的贡献高于植被因子.毛乌素沙地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总PLFA含量随恢复年限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土壤含水量、酸碱度、全氮和土壤有机碳为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的主要驱动因子.随着毛乌素沙地柠条固沙林恢复年限的增加,主要由土壤因子驱动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目前尚不清楚地表臭氧(O3)污染下植物、土壤和微生物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相互作用对森林地上和地下固碳功能的影响.采用开顶式气室装置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4种O3浓度下欧美杨107(Populus euramericana cv.'74/76')的光合性状、叶和细根生化性状、土壤理化因子和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对地上和地下生物量降低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O3浓度升高(86 nmol/mol)分别导致杨树地上、地下和总生物量相比对照分别下降16％、11％和15％,对地上生物量降低的影响大于地下生物量.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光合速率、叶淀粉和叶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对地上生物量有直接的影响;表明O3主要通过影响植物的光合生理代谢过程对地上生物量积累产生直接作用.O3对地下生物量的影响是通过直接影响叶氮和土壤总碳,叶氮再影响叶淀粉从而间接影响地下生物量.土壤pH、总碳和土壤微生物(细菌和真菌群落)对地上产生直接效应,且O3对真菌群落的影响效应大于细菌群落,表明植物通过地下过程对O3的响应可直接反馈作用于生物量的积累和分配过程.本研究通过解析植物、土壤和微生物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相互作用为评估O3污染对杨树人工林地上和地下固碳功能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个体大小反映林木径向生长状况,细根对根际土壤环境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探讨不同大小个体的林木细根功能性状与根际土壤微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从个体水平揭示林木地下生态系统内的相互作用机制.该研究以11年生刨花楠(正名:刨花润楠,Machilus pauhoi)为对象,基于不同大小个体进行细根与根际土壤取样,分析不同大小刨花楠个体细根功能性状与根际土壤养分含量、微生物群落结构及酶活性的关系.结果表明:1)不同大小林木个体细根功能性状与根际微环境均存在差异,其中细根生物量、比根长、根长密度、根体积密度、根组织密度、根氮含量和根磷含量等指标差异显著,除比根面积和根组织密度外,其他各细根功能性状均以中等个体为最大,根际土壤碳氮磷含量也以中等个体刨花楠为最高.2)不同大小刨花楠个体细根比根长、根体积密度、细根生物量及根际土壤真菌、放线菌含量等性状变异系数较大,其中中等刨花楠个体变异系数相对较大,而小刨花楠个体相对较小,各大小个体都倾向于通过调节根体积密度、细根生物量及根际土壤真菌含量、硝态氮含量等性状以适应环境变化.3)不同大小个体细根采取的资源利用策略不同,中等刨花楠个体具有较大的比根长、根氮含量、根磷含量,采取资源获取型策略以优化其对养分的获取能力,根组织密度较大的小个体细根采取资源保守型策略以提升其应对环境胁迫的能力,而大个体细根则采取地上、地下协同生长的资源权衡策略.4)根际土壤微环境中的土壤全碳含量、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放线菌含量、铵态氮含量、酸性磷酸酶活性和微生物生物量氮含量是影响刨花楠细根功能性状的主要因子.不同大小刨花楠个体细根功能性状与根际微环境间关系存在差异.小刨花楠个体细根主要受根际土壤养分的影响;中等刨花楠个体细根主要受根际土壤中放线菌含量及酸性磷酸酶活性影响;而大刨花楠个体细根性状表现出既受根际土壤养分影响又受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中细菌、放线菌含量影响的特征.研究结果可为开展刨花楠微地形造林、精确制定其人工林抚育间伐措施、培育大径材人工林等提供理论依据.

营造乡土树种人工林和桉树人工林是我国南亚热带森林经营的常见模式.为探究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及功能对乡土树种和桉树人工林的响应特征与机制,该研究以南亚热带 4 个乡土树种人工林[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火力楠(Michelia macclurei)、米老排(Mytilaria laosensis)、红锥(Castanopsis hystrix)]和外来树种尾巨桉(Eucalyptus urophylla×E.grandis)人工林为对象,基于各林分土壤(0～20 cm)真菌 18S rRNA高通量测序数据,利用FUNGuild数据库,比较分析乡土树种与尾巨桉人工林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和功能类群的差异特性及影响的主导土壤环境因子.结果表明:(1)5 个研究林分的土壤真菌优势门均为子囊菌门和担子菌门,但不同乡土树种林分与尾巨桉林的土壤真菌优势目存在差异.(2)尾巨桉林土壤真菌群落α多样性高于乡土树种人工林,其群落组成结构也与乡土树种人工林存在显著差异(P<0.05).(3)4 个乡土树种人工林土壤的腐生营养型的相对丰度高于尾巨桉林,并且火力楠林和米老排林土壤丛枝菌根真菌的相对丰度明显高于尾巨桉林,尾巨桉林土壤共生营养型以及外生菌根真菌和木材腐生菌的相对丰度明显高于乡土树种人工林.(4)pH是导致尾巨桉林与乡土树种人工林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和功能类群差异的主要土壤环境因子.综上认为,在南亚热带地区将尾巨桉林改建成火力楠林或米老排林可提高土壤养分水平,提升土壤生态功能.

森林粗木质残体主要包括倒木、枯立木、大枯枝、树桩和粗根等,它们是绝大多数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性成分,在全球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保育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近些年,极端高温、干旱、热带气旋等极端气候事件正在加速树木死亡,改变森林粗木质残体形成的方式和分解过程,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性也会受到深刻影响,生态学家对此也越来越重视.如今,生态学家通过野外观测和控制实验,围绕粗木质残体的分解特征、调控机制和分解过程中粗木质残体上的生物多样性开展了大量研究,促进了粗木质残体生态学的快速发展.该文首先汇总了最常见的用于森林粗木质残体分解过程的研究方法,并且描述了各研究方法适用的情景.其次,从形态、物理和化学性状方面探讨了粗木质残体的分解特征.然后,围绕着影响森林粗木质残体分解的控制因素,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已取得的研究结果.具体来说,粗木质残体分解主要受到基质质量、分解者和环境条件的调控,其中基质质量和分解者在样点尺度上影响着分解过程,基质质量对分解者群落有自下而上的调控作用,环境条件在区域或更大研究尺度上发挥主导作用.粗木质残体在分解的同时孕育了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生物,主要类群包括苔藓类附生植物、细菌、真菌和无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对森林粗木质残体的利用方式最为复杂,可能将其作为栖息地、掩蔽所、繁殖地、取食场所.附生植物的演替过程与分解时间正相关,但与腐烂程度联系不紧密,其他生物类群的演替则更多地受到基质质量的影响.由于以往的综述鲜有涉及不同结构组分(树皮和木质部)分解的研究进展,该文补充和探讨了树皮和木质部的分解特征和潜在的相互作用过程.由于粗木质残体分解缓慢的特点和研究方法的限制,目前许多机理的相关研究仍不够深入,该文围绕粗木质残体分解机制和生物多样性保育功能探讨了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及可能的研究方法.

丛枝菌根真菌(AMF)在草地生态系统中广泛分布,对维持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天然草地生态系统AMF群落的分布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尚不明确.该研究以常见的18种草地类型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调查不同植物群落特征,分析土壤理化性质和AMF群落特征,探究中国草地生态系统不同草地类型土壤AMF群落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近明球囊霉属(Claroideoglomus)、隔球囊霉属(Septoglomus)、多孢囊霉属(Diversispora)、根孢囊霉属(Rhizophagus)、无梗囊霉属(Acaulospora)、球囊霉属(Glomus)和双型囊霉属(Ambispora)在不同草地类型AMF群落中占据优势地位(相对多度＞15％).不同草地类型AMF群落在物种组成和多样性上存在差异,且紫花针茅(Stipa purpurea)草地AMF群落多样性和稀有可操作分类单元(OTU)(相对多度＜0.1％的OTU)占比相对较高.结构方程模型表明,AMF群落多样性受植物群落多样性和土壤pH的显著影响,而AMF群落组成受温度、土壤含水率和植物群落组成的显著影响.综上所述,中国天然草地AMF资源丰富,且不同草地类型AMF群落存在较大差异.草地生态系统植物群落特征对AMF群落特征具有强烈的驱动作用,保护植物多样性对于维持土壤微生物群落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