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双管硬膜外分段注射利多卡因镇痛对活跃期停滞枕后位或枕横位产妇的分娩结局及母儿并发症的影响。方法:选择2015年1月—2019年10月青岛市市立医院阴道试产的单胎、足月、头位的初产妇，孕周为37~42周，年龄为22~35岁，在活跃期（新产程标准：宫口开大≥6 cm）充分试产，≥2 h胎头下降延缓或停滞，经阴道检查及超声检查诊断为枕后位或枕横位。共有216例孕妇符合上述标准纳入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两组，即双管硬膜外阻滞组108例、单管硬膜外阻滞组108例，硬膜外阻滞均使用1%利多卡因进行分娩镇痛，由高年资助产士或产科医师执行新产程标准，在超声引导下指导产妇进行体位管理并适时向上推动或旋转胎头等。比较两组产妇的一般情况、非药物镇痛措施的使用情况、阴道分娩产妇的镇痛相关情况及疼痛评分、分娩相关指标、剖宫产术指征、麻醉相关指标及母儿并发症。结果:（1）一般情况：两组产妇的年龄、体重、身高、孕周、持续性枕横位与枕后位的比例、头盆评分、新生儿出生体重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非药物镇痛措施的使用情况：两组产妇的拉玛泽呼吸法、导乐分娩陪伴、经皮穴位电刺激、其他措施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3）阴道分娩产妇的镇痛相关情况及疼痛评分：与单管硬膜外阻滞组（40例）比较，双管硬膜外阻滞组（59例）产妇的第二产程时间显著缩短［（124±44）、（86±33） min， P<0.01］，镇痛30 min后［（4.4±0.5）、（0.9±0.5）分］、第二产程用力分娩时［（5.7±0.6）、（1.3±0.4）分］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显著降低（ P<0.01）。（4）分娩相关指标：与单管硬膜外阻滞组比较，双管硬膜外阻滞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21.3%、49.1%）、分娩体验满意率（51.9%、98.1%）显著升高（ P<0.01），剖宫产率（63.0%、45.4%）、阴道手术助产率（15.7%、5.6%）显著降低（ P<0.05）。（5）剖宫产指征：与单管硬膜外阻滞组比较，双管硬膜外阻滞组产妇的产程延长或停滞所致的剖宫产率显著降低（38.0%、22.2%， P<0.05）；而两组的胎儿窘迫、宫内感染、社会因素所致的剖宫产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6）麻醉相关指标：双管硬膜外阻滞组产妇上管给药后阻滞平面多为胸7（T7）、T8、T9~腰2（L2）、L3水平，单管硬膜外阻滞组阻滞平面多为T10、T11~骶1（S1）、S2、S3水平，改良Bromage评分均为0分。（7）母儿并发症：与单管硬膜外阻滞组比较，双管硬膜外阻滞组产后出血率（18.5%、7.4%）、会阴侧切率（20.4%、5.6%）、新生儿窒息率（12.0%、3.7%）、转新生儿ICU率（13.9%、4.6%）均显著降低（ P<0.05）；两组产妇的软产道损伤率、产褥病率及新生儿产伤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双管硬膜外分段注射利多卡因镇痛可增加活跃期停滞枕后位或枕横位产妇的自然分娩率，降低剖宫产率及阴道手术助产率，并可减少母儿并发症。

目的:探讨高效群组孕期保健结合信息-知识-信念-行为（IKAP）健康教育对初产妇社会因素剖宫产（CDMR）率及产后母婴健康状况的影响，为降低初产妇CDMR率和提高产后母婴健康提供借鉴意义。方法:采用前瞻性、单中心、对照研究设计方案。以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合肥市滨湖医院进行产检并分娩的初产妇82例为研究对象，将2020年1—12月的41例初产妇作为常规组，给予孕期常规保健护理，将2021年1—12月的41例初产妇作为联合组，在常规孕期保健基础上给予高效群组孕期保健结合IKAP健康教育，比较2组初产妇剖宫产分娩认知情况、分娩方式、产妇产后并发症发生率、胎儿及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等指标情况。结果:常规组年龄（26.71 ± 2.18）岁，联合组年龄（27.16 ± 1.79）岁。联合组初产妇的剖宫产分娩认知情况正确认知、部分认知正确、不正确认知百分率分别为73.17%（30/41）、21.95%（9/41）、4.88%（2/41），常规组分别为53.66%（22/41）、26.83%（11/41）、19.51%（8/41），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 = 4.22， P<0.05）。联合组剖宫产率、CDMR比例为24.39%（10/41）、1/10，低于常规组的46.34%（19/41）、10/19，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32， P<0.05；Fisher精确概率法 P = 0.049）。联合组产妇产后并发症总发生率和胎儿、新生儿并发症总发生率分别为4.88%（2/41）、7.32%（3/41），低于常规组的12.20%（5/41）、12.20%（5/41），2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isher精确概率法 P = 0.432，0.712）。联合组功能性、沟通性、批判性健康素养评分分别为（85.73 ± 4.09）、（51.93 ± 4.72）、（58.63 ± 4.32）分，均高于常规组的（80.17 ± 5.26）、（46.37 ± 5.11）、（52.71 ± 5.07）分，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 = 5.34、5.12、5.69，均 P<0.01）。联合组产后3个月纯母乳喂养率、奶粉喂养率、混和喂养率分别为58.54%（24/41）、7.32%（3/41）、34.15%（14/41），与常规组的26.83%（11/41）、29.27%（12/41）、43.90%（18/41）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10.73， P<0.05）。 结论:高效群组孕期保健结合IKAP健康教育可通过提高初产妇剖宫产正确认知来降低初产妇CDMR率，降低产妇并发症及胎儿、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提升产妇产后健康素养，提高婴儿母乳喂养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硬膜外分娩镇痛（labor epidural analgesia, LEA）对意愿阴道分娩产妇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 PPD）发生的影响。方法:纳入705例意愿阴道分娩的产妇，宫口开至2~3 cm时由产妇自主选择是否接受LEA。对试产中出现紧急剖宫产指征的产妇，由产科医师做出转剖决策。根据试产期间接受LEA情况和最终分娩方式将产妇分为4组：分娩镇痛阴道分娩组（V/LEA组，302例）、自然阴道分娩组（V/NLEA组，143例）、分娩镇痛试产转剖组（T/LEA组，85例）、自然试产转剖组（T/NLEA组，47例）。收集产妇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孕前病史、孕期状况、产前数据（包含心理学量表）和产妇配偶数据，记录分娩过程中最高疼痛数字分级评分法（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评分、出血量、家人陪产及新生儿情况，产后第1天记录母婴同室及母婴亲密接触情况、NRS评分和护理满意度，产后第3个月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the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评估PPD发生情况。分别探讨LEA对阴道分娩成功和转剖产妇PPD发生的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对PPD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绘制森林图，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评价模型拟合效果。结果:4组产妇年龄、初产妇占比、产时出血量、最高NR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V/LEA组和V/NLEA组产妇产程时长、会阴切开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T/LEA组和T/NLEA组产妇转剖前宫口开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他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产后第3个月随访结果显示产妇PPD总发生率为28.4%。在二次分析和调整组间混杂因素后，未发现接受LEA与PPD发生率降低相关[校正后优势比（odds ratio, OR）0.774，95%CI 0.469~1.276， P=0.31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意愿阴道分娩产妇PPD的危险因素有：孕期慢性疼痛、产前EPDS得分较高、Zung氏焦虑自评量表（the Zung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得分较高、社会支持评定量表（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得分较低、无家人陪产、产后第1天NRS评分较高。将上述因素拟合成逻辑回归模型，绘制ROC曲线，AUC=0.881，95%CI 0.851~0.911。 结论:接受LEA并不能降低意愿经阴道分娩产妇PPD的发生风险。孕期慢性疼痛，较高的EPDS、SAS得分，较低的SSRS得分，产时无家人陪产，产后第1天NRS评分较高等是PP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产科31天非计划再入院的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7年某省29家公立医院产科的病案及相关临床资料，构建关于产科31天非计划再入院影响因素的两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2017年某省29家公立医院产科共出院71 330例，31天非计划再入院690例，占0.97%。医保支付类别、前次住院次数、前次住院情况、年龄、剖宫产史、妊娠合并症、产时合并症均为产科31天非计划再入院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产科31天非计划再入院情况受到产妇自身的社会学因素、前次就诊因素、临床因素三方面的影响。在以该指标进行产科质量管理及评估时，应对这些因素进行合理的考虑。

目的:构建预测剖宫产产妇产后抑郁（postpartum depression, PPD）发生风险的列线图模型。方法:纳入2021年5月至2021年10月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行剖宫产手术的341例产妇，根据产后3个月的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评分是否≥10分分为PPD组（109例）和非PPD组（232例）。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PPD的独立危险因素，以列线图法对各危险因素进行综合并建模。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校准曲线、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 DCA）等评估模型，最后以Bootstrap法进行内部验证。结果:PPD的发生率为31.96%。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早产、初产妇、夫妻平均月收入<5 000元、产前抑郁、产前焦虑、社会支持水平低、婚姻满意度低是剖宫产产妇发生PPD的独立危险因素，其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95%CI分别为3.514（1.681~7.346）、2.105（1.119~3.958）、2.145（1.176~3.914）、13.491（5.345~34.052）、2.841（1.429~5.647）、5.231（1.371~19.956）、9.446（4.208~21.205）， P值均<0.05。以上述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其预测剖宫产产妇PPD发生风险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873（95%CI 0.830~0.915），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80.7%和82.2%；校准曲线为斜率接近1的直线；Hosmer-Lemeshow检验 χ 2值为3.571， P值为0.735；DCA显示当潜在风险阈值取25.1%时可获得较好的净收益。内部验证显示该模型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结论:剖宫产产妇PPD发生率较高且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模型有助于对PPD进行早期筛查。

目的:探究责任制助产模式对产妇分娩期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苏州市立医院进行分娩的100例产妇，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产妇分为对照组对观察组。每组50例产妇。其中对照组产妇予以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产妇予以责任制助产模式护理干预，比较两组产妇分娩情况、状态-特质量表(STAI)、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世界卫生组织生存量表(WHOQOL-BREF)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自然分娩产妇显著多于对照组，剖宫产产妇显著少于对照组( P<0.05)；两组产妇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疼痛程度与总产程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干预后两组产妇S-AI评分、T-AI评分、HAMD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降低( P<0.05)，且组间比较观察组显著更低( P<0.05)；干预后两组产妇生理健康、心理状态、社会功能、环境因素评分均显著升高( P<0.05)，且组间比较观察组显著更高( P<0.05)；两组产妇干预后分娩镇痛、输液护理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产程观察、服务态度、技术操作、分娩助产技术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责任制助产模式能改善产妇分娩情况与心理健康状态，提高生活质量同时提高护理满意度，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产后早期抑郁筛查阳性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1年3月1日至4月30日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住院分娩的产前抑郁筛查阴性产妇2 889例，在产后5～7 d进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评分、家庭关怀指数量表（Adaptation Partnership Growth Affection Resolve，APGAR）评分及相关生活习惯的横断面调查。根据产后5～7 d EPDS评分是否<13分分为抑郁筛查阴性组2 354例和抑郁筛查阳性组535例，采用 χ 2检验或趋势 χ 2检验、秩和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抑郁筛查阳性的影响因素。 结果:单因素分析提示本人性格、夫妻关系、家庭功能、孕期睡眠、孕期吸烟、孕期饮酒、产前EPDS评分、分娩方式、是否中转剖宫产、是否产钳助产及阴道分娩总产程、产妇转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转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前置胎盘、双胎妊娠、胎位异常、早产、产后出血及合并症/并发症≥3个在2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本人性格外向（ OR=0.483，95% CI：0.369~0.632）、夫妻关系和睦（ OR=0.540，95% CI：0.442~0.691）和孕期睡眠好（ OR=0.340，95% CI：0.245~0.471）是产后早期抑郁筛查阳性的保护因素，本人性格内向（ OR=1.632，95% CI：1.275~2.088）、夫妻关系差（ OR=3.495，95% CI：1.946~6.276）、家庭功能中度障碍（ OR=4.038，95% CI：2.667~6.114）和严重障碍（ OR=20.234，95% CI：2.446~167.364）、孕期吸烟（ OR=2.071，95% CI：1.315~3.263）、饮酒（ OR=1.924，95% CI：1.142~3.243）、双胎妊娠（ OR=2.680，95% CI：1.435~5.005）、前置胎盘（ OR=2.567，95% CI：1.316~5.009）、合并症/并发症≥3个（ OR=1.876，95% CI：1.316~2.674）、产钳助产（ OR=3.043，95% CI：1.185~7.816）、中转剖宫产（ OR=1.917，95% CI：1.232~2.982）、产后出血（ OR=1.668，95% CI：1.069~2.604）及产后转重症监护病房（ OR=2.601，95% CI：1.112~6.086）是产后早期抑郁筛查阳性的高危因素。 结论:孕妇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身心愉悦；对于病情危重或有合并症/并发症的孕产妇应加强宣教，帮助其建立对疾病的正确认知。

目的:分析并探讨初次剖宫产产妇母乳喂养的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护理策略。方法:选取东莞市莞城医院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的剖宫产初产妇喂养的患者120例，采用母乳喂养自信心量表(BSES)、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及自行设计知识问卷调查产妇母乳喂养的自我效能得分情况，使用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法筛选影响母乳喂养自我评估的相关因素。结果:文化程度、产后抑郁、社会支持、配偶对母乳喂养态度、学习母乳喂养知识是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 P<0.05)，产后抑郁是自我效能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社会支持、配偶对母乳喂养态度、学习母乳喂养知识是自我效能的保护因素( P<0.05)，产后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率显著低于产后1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母乳喂养有助新生儿消化与吸收，增强其免疫力，提高智力，并且可以增加母子间的感情，是较好的喂养方式。通过改善初产妇的饮食、睡眠质量以及情绪等影响因素，加强母乳喂养的自我效能，提高母乳喂养率。

目的:探讨孕20~24周 +6超声筛查胎儿结构时，经腹部超声测量的宫颈长度（cervical length，CL）与自发性早产的关系。 方法:本研究为基于一项前瞻性队列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该队列研究纳入了2019年4月至2022年8月自孕11~13周 +6至分娩的4 995例单胎妊娠妇女，均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超声胎儿结构筛查并有图像保存。本研究纳入20~36周 +6自发性早产或足月分娩的孕妇，排除失访、医源性早产、行宫颈环扎手术、个人或社会因素选择性终止妊娠、孕20周前自然流产、胎死宫内以及未获得中孕期宫颈超声图像的孕妇，采用倾向性评分的方法，以年龄、体重指数、早产史、剖宫产史及妊娠间隔≥5年为匹配因素按照1∶1进行匹配，自发性早产和足月分娩孕妇各101例，对留存超声图像进行CL测量。采用非参数检验或 χ 2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评估腹部超声测量的CL与自发性早产的关系。 结果:孕20~24周 +6经腹部超声测量的CL在自发性早产组较足月分娩组更短［2.8 cm（2.5~3.3 cm）与3.4 cm（3.0~3.9 cm）， Z=－5.85， P<0.001］。若以CL<3.4 cm为界值预测自发性早产（20~36周 +6），特异度为0.50，灵敏度为0.77，其中预测<32周早产的灵敏度为0.92，预测<28周早产的灵敏度达到1.00；若以CL<3.7 cm为界值，预测自发性早产的灵敏度为0.87，特异度为0.36，预测<32周早产的灵敏度达到1.00。预测孕28~36周 +6早产的效能与20~36周 +6类似，以CL<3.4 cm和CL<3.7 cm为界值，灵敏度分别为0.76和0.86。 结论:对于无早产史/晚期流产史者，经腹部超声测量CL可作为确定是否需要进一步阴道超声测量CL的初步筛查方法。

剖宫产术后慢性疼痛（chronic post-caesarean section pain, CPCSP）是常见的临床问题，可影响产妇的生活质量、母婴关系，甚至可导致产妇抑郁，但临床上常被忽视。文章综述了CPCSP的特点、疼痛评估方法、危险因素及临床对策。CPCSP的发生机制复杂，主要与孕产妇自身、麻醉和手术三方面因素相关，危险因素主要包括术前疼痛病史、社会经济支持不足、抑郁、遗传学因素、手术操作及术后急性疼痛等，相关因素导致CPCSP的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的临床策略以预防为主，重点在于识别高风险人群和做好术后急性疼痛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