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中国西南地区10个地(州)市晚期肺癌免疫治疗分布情况,为制定晚期肺癌的防治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收集2018-01-01-2022-05-31于中国西南地区2省10个地(州)市19家医院经免疫治疗的晚期肺癌患者资料,使用Excel 2019及SPSS 29.0分析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对其基线特征及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分层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 043例经免疫治疗的晚期肺癌患者,主要分布在遵义市、遂宁市和六盘水市等10个地(州)市的医院.所有纳入患者年龄23～94岁,中位年龄61岁.其中男801例(76.80％),既往具有吸烟史患者609例(58.38％),城镇居住患者631例(60.50％),企事业单位人员436例(41.80％);肺鳞癌413例(39.59％),肺腺癌449例(43.04％),小细胞肺癌132例(12.67％),其他病理类型49例(4.70％),Ⅳ期患者900例(86.29％);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0～2分患者1 015例(97.41％),驱动基因阳性患者176例(16.87％);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检测率17.16％,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使用率95.78％,PD-1/PD-L1抑制剂一线使用率55.99％,PD-1/PD-L1抑制剂联合治疗占80.54％,国产PD-1/PD-L1抑制剂使用率90.13％,适应证用药876例(83.98％).总体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8.26％,其中3～5级占13.23％,因不良反应导致停药的患者95例(9.10％),因严重免疫相关性肺炎死亡4例,因免疫相关性心肌炎死亡1例.绝大多数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经短暂性停药或激素对症治疗后好转.结论 中国西南部分地区晚期肺癌免疫治疗存在覆盖患者有限、药物可及性受限及部分医院用药经验相对不足等问题,需进一步改善.

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组织中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蛋白表达与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代谢指标之间的关系，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PET/CT代谢层面的理论依据。 方法:回顾性收集并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于青岛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青岛市市立医院）行 18F-FDG PET/CT检查并被组织病理学检查（穿刺活体检查或手术）结果证实的55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21例，年龄（66.5±9.3）岁。 18F-FDG PET/CT检查于治疗前进行，采用PET体积计算机辅助判读图像处理系统对肺癌原发病灶行代谢指标的测定，包括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病灶糖酵解总量（TLG）和肿瘤代谢体积（MTV）。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肿瘤细胞比例分数（TPS）=1%为临界值，将患者分为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TPS≥1%）和阴性组（TPS<1 %）；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50%为临界值，将阳性组患者分为PD-L1蛋白高表达组（TPS≥50%）和低表达组（1%≤TPS<50%）。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Pearson相关分析；对病灶TLG和MTV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Spearman秩相关分析。勾画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SUV max的最佳临界值将入组患者分为高SUV max组与低SUV max组，观察2组的PD-L1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NSCLC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 r=0.604， P<0.001)；而MTV和TLG与TPS均无相关性（ r=0.083、0.102，均 P>0.05）。55例患者中，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34例、阴性组21例，阳性组SUV max高于阴性组（12.58±6.35对5.60±4.83， t=2.576 ， 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以SUV max=5.15为最佳临界值，高SUV max组36例、低SUV max组19例，2组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80.56%（29/36）和28.16%（5/19），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分别为12.50%±3.21%和1.28%±0.46%，高SUV max组患者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及TPS均更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5.500， t=2.671，均 P<0.05）。 结论:NSCLC患者 18F-FDG PET/CT中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可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难治性晚期乳腺癌合并肺结核的临床表现、病理特点、治疗及预后。方法:对就诊于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甲乳外科1例难治性晚期乳腺癌合并肺结核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及治疗进行分析，回顾相关文献。结果:本例为27岁女性，发现右乳肿物半月余入院。结合肿瘤病理、免疫组化与影像学检查结果，诊断右侧浸润性乳腺癌伴骨转移(T 2N 2M 1，Luminal B)，合并活动性肺结核。给予经典抗结核治疗2周后，完成4周期挽救化疗，效果不佳；使用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抗体后出现严重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导致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结论:Luminal B型乳腺癌(ER、PR低表达)分子特征、预后与三阴型乳腺癌类似，免疫治疗可用于PD-L1阳性表达的该类型患者。免疫治疗非特异性激活免疫系统引起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但导致患者死亡实属罕见，应引起临床医师关注。

目的:探讨急性期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患儿CD8 +CD28 －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改变及其在KD免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研究对象为2019年6月—2021年12月收治的48例KD患儿，分别于急性期及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治疗后取血备检，对照组为32例同龄健康儿童。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静脉血CD8 +CD28 －Treg细胞比例及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凋亡相关因子配体(factor associated suicide ligand，FasL)、可诱导共刺激分子配体(inducible T-cell co-stimulator ligand，ICOSL)、CD80、CD86蛋白表达水平；荧光定量PCR分析转录因子Helios、穿孔素、颗粒酶B、免疫球蛋白样转录物3(immunoglobulin-like transcript 3，ILT3)和ILT4 mRNA表达水平；ELISA检测细胞培养上清中IL-10和TGF-β1蛋白浓度。 结果:(1)急性期KD患儿CD8 +CD28 －Treg细胞比例及Helios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但合并冠状动脉损伤组(coronary artery lesion，CAL)前述2项指标低于未合并冠状动脉损伤组(non-coronary artery lesion，NCA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经IVIG治疗后，KD患儿CD8 +CD28 －Treg细胞比例及Helios表达明显降低( P<0.05)。(2)急性期KD患儿CD8 +CD28 －Treg细胞FasL、PD-1、ICOSL和穿孔素表达均高于对照组( P<0.05)，经活化的CD4 +T细胞刺激后CD8 +CD28 －Treg细胞培养上清中IL-10和TGF-β蛋白浓度低于对照组( P<0.05)，其中CAL组患儿前述6项指标均低于NCAL组( P<0.05)。经IVIG治疗后，KD患儿前述指标均呈不同程度恢复( P<0.05)。各组间颗粒酶B表达虽略有差异，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急性期KD患儿CD14 +细胞表面过度表达CD80和CD86等共刺激分子( P<0.05)，抑制性分子ILT3和ILT4表达亦高于对照组( P<0.05)；CAL组患儿CD14 +细胞表面CD80和CD86蛋白水平高于NCAL组( P<0.05)，而ILT3、ILT4表达低于NCAL组( P<0.05)。经IVIG治疗后，KD患儿前述指标均明显恢复( P<0.05)。 结论:CD8 +CD28 －Treg细胞相对不足及功能障碍可能是导致KD患儿免疫功能异常活化及血管损伤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的:探讨BRD4对高表达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非小细胞肺癌细胞PD-L1的表达及增殖迁移的影响。方法:通过GEPIA中TCGA数据库，获取有关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相关数据，对高表达PD-L1、BRD4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总生存率分析，并对PD-L1和BRD4的表达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PD-L1 mRNA及蛋白的表达水平，选择高表达PD-L1的细胞株进行后续实验。分别用si-NC和si-BRD4转染A549细胞株，获得NC组和敲低BRD4组。通过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和蛋白质印迹法分别检测2组的BRD4和PD-L1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集落形成实验检测细胞的增殖成瘤能力，划痕实验检测细胞的迁移能力。分别加入DMSO和BRD4抑制剂JQ1获得对照组和JQ1组，蛋白质印迹法和CCK-8实验检测2组0、12、24、36、48 h的A549细胞PD-L1蛋白的表达和细胞增殖水平。结果:高表达BRD4、PD-L1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表现出低生存率( χ2值分别为6.538、8.258，均 P<0.05)。PD-L1和BRD4的表达呈正相关( r＝0.57， P<0.05， n＝105)。A459细胞PD-L1 mRNA及蛋白的表达水平均高于H460、H1975细胞，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2.58、2.67，均 P<0.05)。敲低BRD4组A549细胞中PD-L1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低于N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6.37、7.54，均 P<0.05)。敲低BRD4的表达后，非小细胞肺癌A549细胞的迁移能力、集落形成能力以及生长的能力较对照组降低。随着时间的增加，JQ1组PD-L1蛋白的表达水平逐步下调。自12 h开始，2组PD-L1蛋白的表达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7.25、8.24、10.25、12.23，均 P<0.05)。CCK-8实验显示，随着时间的增加，JQ1组A549细胞增殖水平逐步下调。自12 h开始，2组A549细胞增殖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8.86、12.25、15.24、7.586，均 P<0.05)。 结论:抑制BRD4可以抑制高表达PD-L1非小细胞肺癌细胞PD-L1的表达及增殖迁移。

随着对肿瘤微环境与免疫治疗间复杂相互作用的认识，免疫检查点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以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TIM-3）为靶点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特瑞普利单抗、伊匹木单抗、LY3321367等，可作为单一疗法和联合疗法应用于复发或转移性HNSCC的治疗。进一步研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临床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有望为复发或转移性HNSCC患者的治疗提供更有效的策略。

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 1（PD-L1）的表达水平与免疫抑制密切相关，介导肿瘤浸润T细胞的活化与凋亡。组蛋白甲基化修饰作为表观遗传修饰的关键步骤，多项前瞻性研究表明其可直接或间接参与调控PD-L1的表达水平，达到增强或抑制抗肿瘤免疫反应的效果，为了解肿瘤免疫逃逸和对临床免疫治疗策略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本文就组蛋白甲基化对PD-L1调控的结构和功能基础、组蛋白甲基化酶以及组蛋白去甲基化酶对PD-L1表达调控等方面作一综述。

鼻咽癌是一种与EB病毒（EBV）感染密切相关的癌种，并伴有癌巢周围高水平的免疫细胞浸润。EBV阳性鼻咽癌的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中存在两种功能相反的免疫细胞，但由于EBV表面膜蛋白和γ干扰素的作用以及程序性死亡受体1的高表达，TIME表现为免疫抑制作用。免疫疗法利用TIME免疫抑制特性改变其中的免疫应答水平，从而抑制鼻咽癌的进展。EBV相关鼻咽癌的免疫治疗方法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细胞免疫疗法、肿瘤疫苗与溶瘤病毒免疫疗法。进一步探讨EBV与TIME的关系以及EBV在鼻咽癌免疫治疗策略中的作用，可为EBV阳性鼻咽癌的精准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胆道癌是高度异质性、罕见、难治的恶性肿瘤，早期诊断困难，根治切除率低，传统辅助治疗的效果有限，患者预后较差。免疫疗法开辟了肿瘤治疗新的前沿，其中程序性死亡蛋白-1抗体治疗极具临床应用前景，相关治疗应用于胆道肿瘤的疗效正在被多项临床试验评估，辨别对程序性死亡蛋白-1抗体治疗反应及预后有预测价值的生物标志物是当前面临的挑战之一。本文旨在回顾胆道肿瘤程序性死亡蛋白-1抗体治疗及如肿瘤突变负荷、DNA错配修复等相关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卵巢癌具有早期诊断困难、易复发、易耐药等特点，其病死率居于妇科肿瘤的首位。现有的手术及放化疗等治疗方法效果欠佳，免疫治疗应运而生。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及其配体PD-L1可抑制T细胞增殖、介导肿瘤免疫逃逸。目前，PD-1/PD-L1抑制剂已在多种实体瘤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在卵巢癌临床治疗中也取得初步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