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国家卫生城市建成环境居民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从全国国家卫生城市（县级市除外）名单中等比例随机抽取61个国家卫生城市，利用“问卷星”网络平台招募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开展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基本情况和个人生活方式，采用自制满意度评价量表调查纳入的对象对城市建成环境的满意度，并检索查阅城市水平的相关数据资料。采用两水平多因素混合效应模型分析建成环境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2 465名研究对象年龄以18~40岁为主（79.9%），男性为主（45.8%）。国家卫生城市居民满意度原始总得分为（69.14±13.24）分，将获得感的四个维度做标准化处理后，城市治理满意度得分最高（65.08分），依次为城市环境卫生（63.68分）、城市生活方式（59.97分）和城市基础功能（59.02分）。两水平多因素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环境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48 μg/m 3的居民相比，平均浓度在38~48 μg/m 3［ β（95% CI）：1.65（0.08，3.21）］和≤37 μg/m 3以下［ β（95% CI）：1.98（0.53，3.43）］的居民满意度较高；与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40.9%的居民相比，该比重越大的城市其居民满意度较低［比重为40.9%~48.03%居民 β（95% CI）：-2.21（-3.93，-0.49）；比重>48.03居民 β（95% CI）：-2.58（-4.58，-0.59）］；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相比，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满意度越低［大专学历居民 β（95% CI）：-2.37（-4.57，-0.17）；大学及以上居民 β（95% CI）：-3.82（-6.05，-1.60）］；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β（95% CI）：5.78（4.71，6.84）］和自评健康状况良好［ β（95% CI）：6.39（5.33，7.45）］的居民，其满意度较高。 结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对城市建成环境的满意度尚可；满意度与居民文化程度、居住类型、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是否良好等个体特征，以及所在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第二产业GDP的比重等城市水平因素有关联。

以9个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作为实证研究区域,构建产业化和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及产业生态化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模型、耦合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MGWR模型等方法,从县域尺度测度生态功能区建设12年来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及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分析产业化、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差异及动态演化趋势,剖析影响产业生态化发展因素为产业生态化健康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12年间产业生态化呈低水平的小幅上升态势,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发展态势.不同功能区间产业生态化水平及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差异均较大,不同功能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的主要内部动因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化水平和生态化水平总体均呈小幅上升态势,产业化总体水平低于生态化水平,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均呈先下降收敛后上升发散的态势;产业生态化、产业化、生态化水平均表现为前一阶段增长快于后一阶段,且后一阶段增速下滑幅度大.(2)12年间产业化与生态化系统二者协调度实现由初级协调到中级协调的提升,9个功能区间协调水平最大差距呈持续上升发展态势.186个县域样本总体协调水平分布呈以初级、中级协调为主,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良好协调县份少的"纺锤"形态;产业化增长速率快于生态化增长速率,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速率的剪刀差呈小幅下降态势,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间差异逐渐缩小,趋向于共同发展阶段.(3)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财政自给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对产业生态化水平呈正向影响,且城镇化率为影响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正向主导因素.

中国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对全球气候治理极为重要,其驱动机制是"减排"的关键所在.对中国省域碳排放时空特征和驱动模式进行聚类研究,揭示不同省域的模式相似性与差异性,对于各省域的"双碳"目标达成和路径安排具有重要影响和现实支撑.研究采用 1997-2019 年碳排放量及社会经济数据,从聚类分析角度探讨了中国省域碳排放的趋势及驱动模式,基于偏最小二乘法(PLS)模型的归因结果,识别不同省域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的贡献度和敏感性,进一步探寻省域减排方案.研究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碳排放以 499.25mt/a的速率上升,呈低位平缓波动-大幅上升-高位缓慢波动的趋势变化,省域碳排放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格局.②省域碳排放模式具有差异性,北京、天津等为低起点低速发展类,趋势呈扁平"S"型;吉林、新疆等为低起点高速发展类,呈上升"S"型;河南、广东等为中起点高速发展类,呈扩张"S"型.山东、山西为高起点超高速发展类,呈指数"S"型.③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因子的贡献度和敏感性存在空间差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与能源消耗等对碳排放的贡献度较高,其中地区GDP、人均GDP、第二产业占比GDP、年底非农人口比例、地区能源消耗总量等是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子.碳排放对产业结构、科技发展、环境规制的敏感性较强.④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模式的分异性较为明显,同类驱动模式省域多在地理空间范围内形成"集聚"现象.因此,不同省域政府减排策略的落实应考虑其碳排放的发展规模及驱动机制的差异,实现地区发展和减排"两手抓"的同时利用地区优势,资源互通、交流合作,加强省域间碳排放的"共治",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发展.

目的 了解宜昌市第二产业4个重点行业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干预政策提供依据.方法 2022年,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宜昌市第二产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4个重点行业领域17家企业的一线劳动者进行网络调查.问卷采用《全国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素养监测调查个人问卷》.采用x2检验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人员的职业健康素养水平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职业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905份,总体职业健康素养水平为69.0％,职业健康保护基本知识、健康工作方式和行为、职业健康法律知识以及职业健康保护基本技能4个维度素养水平分别为83.6％、76.4％、72.0％和48.0％.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具备职业健康素养的可能性是女性的1.569倍,城市劳动者具备职业健康素养的可能性是农村的1.491倍,高中/职高/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具备职业健康素养的可能性分别是小学及以下学历的2.643、5.311、4.396倍,个人平均每月收入≥ 7 000元的劳动者具备职业健康素养的可能性是收入＜3 000元的2.838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劳动者具备职业健康素养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企业类型的2.213、1.771倍,非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劳动者具备职业健康素养的可能性分别是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8.487、3.506倍(P＜0.05).结论 4个重点行业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应高度关注职业健康保护基本技能素养,推进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应以女性、农村地区、低学历人群、民营企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从业者为重点,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健康干预,提高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水平.

目的 分析贵州省2022年重点行业职业人群职业健康素养(OHL)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选择贵州省88个县区8个重点行业11153名劳动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全国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素养监测调查个人问卷》对其OHL水平进行调查.结果 研究对象2022年OHL总体水平为57.7%,职业健康保护基本知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职业健康法律知识和职业健康保护基本技能维度OHL水平分别为79.6%、69.7%、60.0%和42.0%.第三产业人群OHL总体水平高于第二产业人群(59.8%vs 54.9%,P<0.01).8个重点行业职业人群总体OHL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医疗卫生业、电热燃水供应业、环境卫生业、交通运输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快递/外卖业、教育业和煤炭采选业(总体OHL水平依次为82.5%、64.2%、64.0%、55.9%、52.8%、48.8%、46.1%、44.7%,P<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在岗年限和产业类型均是研究对象OHL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P值均<0.05).其中,女性OHL水平高于男性(P<0.01);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月收入水平越高者,其OHL水平均越高(P值均<0.01);汉族人群OHL水平高于苗族和其他民族人群(P值均<0.01);未婚者OHL水平高于已婚者和丧偶/离异者(P值均<0.01);在岗年限<3.0年者OHL水平小于在岗年限3.0～<6.0和6.0～<10.0年者(P值均<0.01);第三产业劳动者OHL水平高于第二产业劳动者(P<0.01).结论 贵州省人群OHL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应重点关注煤炭采选业、教育业、快递/外卖业,少数民族地区、低学历、低收入、新入职的职业人群.

目的 分析贵州省毕节市新发尘肺病发病的空间流行特征,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参考.方法 应用ArcGIS 10.2、Matlab R2011a和GeoDa 0.9.5-i软件对毕节市2017-2021年新发尘肺病例数进行时空分布、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并将4个影响因子作为自变量,新发尘肺病例数作为因变量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呈现该市新发尘肺病例数的时空分布和聚集性特征.结果 毕节市2017-2021年共报告新发尘肺病1 487例,发病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Rs＜0).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新发尘肺病例数空间分布呈非随机分布,存在一定聚集性.热点分析结果显示,2017-2020年毕节市新发尘肺病例数热点区域为金沙县,2021年度为织金县,2017-2021年累计新发尘肺病例数热点区域为金沙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金沙县、织金县与周围区域新发尘肺病例数分布呈高-高相邻模式.空间自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工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煤矿企业数量等3个影响因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工业增加值最为明显(Z=2.574,P=0.010).结论 贵州省毕节市新发尘肺病例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金沙县、织金县及邻近区域可作为重点防控区域,工业行业为尘肺病防控的重点行业.

经国家统计局批准,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组织开展了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素养监测.监测范围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监测对象为第二产业18个行业与第三产业5个行业的16～59岁劳动者,有效调查问卷共计340 506份.监测结果显示,2022年全国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素养水平为52.6％.职业健康素养水平是通过计算本次调查问卷综合得分率在80％及以上劳动者占全部监测劳动者的比例得到的.

目的 了解北京市某区重点行业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知识知晓情况,为制定职业健康知识宣传和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北京市某区第二产业企业中按规模大、中、小微型抽取10家企业1 562名劳动者为调查对象,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的《全国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素养监测调查个人问卷》调查基本信息和职业健康知识知晓情况,分析不同特征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知识知晓率.结果 调查1 562人,回收有效问卷1 479份,问卷有效率为94.69％.其中大型企业2家821人,占55.51％;中型企业3家307人,占20.76％;小微型企业5家351人,占23.73％.家具制造企业4家513人,占34.69％;汽车制造企业6家966人,占65.31％.男性1 148人,占77.62％.职业健康知识知晓率为80.53％;其中,男性和女性知晓率分别为79.42％和84.73％;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者知晓率分别为67.53％、85.05％、80.08％和78.22％;18岁～、30岁～、40岁～、50～69岁劳动者知晓率分别为76.05％、81.67％、81.37％和80.86％;≤3年、＞3～6年、＞6～10年、＞10年工龄劳动者知晓率分别为78.79％、81.65％、79.17％和83.96％;家具、汽车制造业劳动者知晓率分别为93.37％和74.90％.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工龄和行业的劳动者职业健康知识知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北京市某区重点行业劳动者职业健康知识知晓率尚未达到国家、北京市"十四五"职业病防治规划目标.劳动者的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工龄和所属行业可影响其知晓率,应有针对性地加强职业健康教育.

作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水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目前,大量结构性因素深刻影响着城市乃至国家层面的水资源利用机制.文章基于Duncan的生态复合体(POET)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人口、社会组织、环境和技术4个维度,探讨了重庆市水资源利用结构性因素对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维度方面,总人口及15 ～64岁人口比率的增加会加大用水总量、提高用水强度;社会组织维度方面,城镇化率、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增长对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而人均GDP的增加会减少用水总量、降低用水强度;社会环境维度方面,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GDP比值的增长会加大用水总量、提高用水强度,而水价的上涨会抑制用水总量和降低用水强度;技术维度方面,污水处理率的提高会减少用水总量、降低用水强度.

当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显著,不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足迹目前已成为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指标,选定生态足迹改进方法——能值生态足迹模型,以城市化地区厦门市为研究区进行计算分析,以期发现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可能面对的问题.首次计算分析了厦门市1980年至2010年的能值生态足迹动态变化,并对其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30年间厦门市人均生态足迹需求从1980年的8.6 ghm2持续增长至2010年的52.8 ghm2,而供给方面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却从1980年的181.2 ghm2持续下降为47.5 ghm2,2009、2010年该市由生态盈余转为生态赤字.同时,从生态足迹组分及其比例来看,30年间化石燃料用地和建设用地的生态足迹增长迅速,二者对厦门市人均能值生态足迹变化贡献最大,并且成为2000年后总体足迹中所占比例最大的组分,各自占比超过20％.结果分析显示,厦门市开始面临逐渐加重的生态环境压力,需要开始重视其可持续发展.因此调整厦门市的产业结构和控制城市化发展非常必要.一方面,应该降低第二产业的比例,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使用,同时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第一产业的现代化,以此为城市提供更多的资源供给并降低资源需求,特别是化石能源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