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49岁，于2020年2月12日因双眼红、右眼视物变暗，夜间急诊就诊于我院眼科，当时诊断为双眼结膜炎，给予左氧氟沙星滴眼液点眼治疗。2月14日自觉双眼视力下降、视物变暗，再次就诊我院眼科。当时眼部查体：裸眼视力（UCVA）右眼0.12，左眼0.1，矫正视力右眼+3.0=0.9，左眼+3.0=0.8。双眼结膜轻度充血，其余前节未见明显异常。眼底彩照见图1，当时就诊医师认为眼底未见明显异常。诊断双眼结膜炎，给予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每日4次点双眼治疗，4 d后自觉视力好转，继续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点眼治疗。2月22日患者出现头痛，头皮针刺感，自行口服羊角片，布洛芬胶囊对症治疗。2月24日自觉头痛及头皮针刺感加重，不能触摸头皮，当时患者就诊神经内科行头部CT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患者继续间断口服布洛芬胶囊对症治疗。3月2日患者出现视力下降再次就诊我院眼科，UCVA：双眼0.1，矫正视力：右眼+3.0 D=0.2，左眼+3.0 D=0.12。双眼结膜轻度充血，角膜下方灰白色的角膜后沉积物（Keratic precipitate，KP），前房清，瞳孔光反射灵敏，晶状体透明，玻璃体呈颗粒样混浊（见图2），眼底：右眼视盘边界不清，视盘周围线状出血，视网膜动静脉大致正常，后极部视网膜局部水肿，黄斑区反光消失。左眼视盘边界不清，视网膜动静脉大致正常，后极部视网膜局部水肿，黄斑区反光消失。辅助检查：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CT）检查（见图3）提示：双眼黄斑区浆液性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色素上皮（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RPE）层呈波浪样改变。双眼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 （见图4）提示：双眼视盘区毛细血管扩张，晚期视盘周围荧光素渗漏，荧光增强，后极部局部视网膜可见针尖样高荧光。根据患者双眼全葡萄膜炎和头痛的症状和体征，初步诊断为福格特-小柳-原田综合征（Vogt-Koyanagi-Harada syndrome，VKHS）。给予口服醋酸泼尼松片60 mg/次，1次/日，晨起口服。3月4日患者晨起后出现眩晕、耳鸣、恶心、无呕吐、双下肢无力、走路不稳收入眼科住院治疗。既往身体健康，否认家族眼病史，偶有吸烟、饮酒。否认糖尿病史、屈光不正史。全身情况：秃发，未发现白发和皮肤改变。眼部查体：UCVA：右眼0.1，左眼0.1，矫正视力：右眼+1.5 D=0.2，左眼+1.5 D=0.12，右眼眼压16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5 mmHg。眼前节及后节同2 d前查体情况。眼球运动检查：第一眼位时双眼水平震颤，向左侧注视时水平震颤较第一眼位时加重，向右侧注视时水平震颤较轻。颅脑磁共振成像（MRI）检查：轻度缺血性脑白质病变，左侧上颌窦、筛窦、蝶窦炎（见图5）。化验：血常规正常，结核分枝杆菌抗体阴性，肝肾功能正常，血糖正常，梅毒特异性抗体阴性，钾离子3.47 mmol/L，超敏C反应蛋白正常，抗"O"正常，血沉正常，抗核抗体谱均阴性，抗单纯疱疹病毒I型IgG阳性，抗巨细胞病毒IgG阳性。

报道国内首例慢性播散性副球孢子菌病。患者男，49岁，因皮肤丘疹、结节1年，口腔黏膜丘疹、溃疡2个月入院。皮肤科检查：左足水肿，左足底多发溃疡，表面结痂，左足第3、4趾间及第4、5趾间溃疡，基底呈颗粒状，伴点状出血、渗出；左足背、左足内侧及左膝多发丘疹、结节、斑块，中央溃疡、结痂；左腕部2个丘疹，上唇左侧1个丘疹，表面结痂；牙龈、颊黏膜、唇黏膜及上颚可见红色斑块伴溃疡、点状出血，皮损以左侧为主。浅表淋巴结彩超：双侧颈部及锁骨上窝淋巴结肿大，左侧为著。胸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图像示：双肺弥漫粟粒样结节影及条索状、云絮状、结节状高密度影，左侧肾上腺明显增粗。口腔、左下肢皮损组织真菌免疫荧光染色，可见酵母细胞。口腔黏膜、左下肢皮损组织病理：肉芽肿性炎，多核巨细胞内外可见酵母细胞，折射双膜，无芽、单芽或多芽；过碘酸希夫染色、六胺银染色阳性。左下肢皮损组织真菌培养：25 ℃、37 ℃沙氏葡萄糖琼脂培养基中培养阳性，均为菌丝相。口腔黏膜及肺泡灌洗液宏基因组学测序：巴西副球孢子菌。诊断：慢性播散性副球孢子菌病。予伊曲康唑胶囊400 mg/d口服，1个月后皮肤、黏膜皮损明显好转，肺部及左侧肾上腺影像学表现亦好转，3个月后伊曲康唑减量至200 mg/d。随访10个月，病情进一步好转。

目的:观察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37在糖尿病肾脏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患者中的表达，并评估外源性IL-37对DKD患者CD8 +T细胞功能的调控作用。 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纳入20例健康对照者、36例2型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type 2，T2DM）患者及47例DKD患者。采集外周血，分离血浆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血浆IL-37、可溶型IL-1受体8（IL-1 receptor 8，IL-1R8）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CD8 +T细胞中IL-18受体α链（IL-18 receptor α chain，IL-18Rα）、IL-1R8水平和免疫检查点分子水平。纯化CD8 +T细胞，使用重组IL-37刺激培养，与人胚胎肾293（human embryonic kidney 293，HEK293）细胞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共培养。ELISA法检测穿孔素（perforin）、颗粒酶B（granzyme B）、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水平。通过检测乳酸脱氢酶水平计算靶细胞死亡比例。 结果:DKD患者血浆IL-37水平［（63.42±23.30）ng/L］低于健康对照者［（143.02±50.67）ng/L］和TD2M患者［（87.88±40.62）ng/L］（ t=8.848， P<0.001； t=3.456， P<0.001）。血浆IL-37对个体发生T2DM、T2DM患者发生DKD的预测效能较好［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97（95% CI 0.676～0.917， P<0.001）和0.691（95% CI 0.576～0.807， P=0.003）］。DKD患者血浆IL-37水平与血尿素氮（ r=-0.313， P=0.032）和血肌酐水平（ r=-0.477， P<0.001）呈负相关，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呈正相关（ r s=0.478， P<0.001）。DKD患者IL-1R8 + CD8 +细胞比例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者和T2DM患者（33.60%±9.47%比16.29%±5.97%、17.13%±4.85%， t=7.545、9.516，均 P<0.001），且与空腹血糖、血尿素氮、血肌酐、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无相关性（均 P>0.05）。IL-18Rα + CD8 +细胞比例、可溶型IL-1R8水平、免疫检查点分子占CD8 +T细胞比例在健康对照者、T2DM患者、DKD患者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DKD患者CD8 +T细胞分泌穿孔素和颗粒酶B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者［（108.78±12.42）ng/L比（94.60±10.07）ng/L， t=3.096， P=0.005；（261.34±48.79）ng/L比（166.28±30.80）ng/L， t=3.387， P=0.002］和T2DM患者［（108.78±12.42）ng/L比（92.58±14.71）ng/L， t=3.263， P=0.003；（261.34±48.79）ng/L比（170.66±39.24）ng/L， t=2.627， P=0.014］，但CD8 +T细胞分泌IFN-γ和TNF-α水平在健康对照者、T2DM患者、DKD患者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直接接触共培养中，IL-37刺激后CD8 +T细胞诱导HEK293细胞死亡比例降低（13.03%±4.97%比17.88%±5.19%， t=2.235， P=0.037），上清中穿孔素［（222.02±25.79）ng/L比（294.30±25.58）ng/L， t=6.603， P<0.001］、颗粒酶B［（416.27±90.24）ng/L比（524.71±115.53）ng/L， t=2.454， P=0.023］、IFN-γ［（23.66±4.20）ng/L比（35.18±8.51）ng/L， t=4.026， P<0.001］和TNF-α［（1.62±0.29）μg/L比（2.09±0.57）μg/L， t=2.302， P=0.034］水平均降低。在间接接触共培养中，CD8 +T细胞诱导HEK293细胞死亡比例、穿孔素、颗粒酶B水平在无刺激和IL-37刺激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IL-37刺激后上清中IFN-γ［（23.56±6.24）ng/L比（32.56±9.90）ng/L， t=2.550， P=0.019］和TNF-α［（1.41±0.31）μg/L比（2.10±0.44）μg/L， t=4.011， P<0.001］水平降低。 结论:DKD患者外周血IL-37水平降低，外源性IL-37可抑制DKD患者CD8 +T细胞的杀伤活性。

目的:通过收集脓毒症患者继发急性肝损伤的流行病学资料，分析其流行病学特点和高危因素并根据测序结果探讨脓毒症急性肝损伤的致病因素。方法:选取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就诊于空军军医大学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288例脓毒症患者，根据是否发生急性肝损伤分为脓毒症肝损伤组（44例）和脓毒症无肝损伤组（244例），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入科时的一般资料、血液学指标、病情严重程度等指标的差异，用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相关性肝损伤的高危因素。并选取8例脓毒症肝损伤患者、4例脓毒症非肝损伤患者，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组织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RNA），采用RNA-seq进行检测，并对差异基因进行筛选并分析。结果:与脓毒症无肝损伤组相比，肝损伤组患者罹患高血压更少（11.4% vs. 30.3%）、慢性肾功能不全相对更多（40.9% vs. 12.1%）；因肾脏疾病入住急诊科的比例更多（43.2% vs. 24.6%）、入院时贯序器官衰竭评分（SOFA）、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评分更高[SOFA（分）（9.86±3.59 ） vs. （5.41±3.13），APACHEⅡ（分）（16.07±4.41） vs. （14.46±3.77）]、住院天数更多[d：8（4.75，13.75） vs. 6（2，9）]；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更易发生感染（70.5% vs. 18.0%）；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几率更大（9.1% vs. 2.0%）；实验室指标[降钙素原（PCT）、乳酸脱氢酶（LDH）、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直接胆红素（DBIL）、谷草转氨酶（ALT）、谷丙转氨酶（AST）]均明显升高[PCT（μg/L）（23.90±33.22 ） vs. （10.95±20.18），LDH（U /L） 540.00（370.50，1177.00） vs. 168.00（98.65，875.18），APTT(s) （41.50±3.13） vs. （36.23±5.27），DBIL（μmol/L） 18.50（10.10，58.85） vs. 10.30（7.60，16.85），ALT（U/L） 67.00（41.25，164.00） vs. 29.00（18.00，51.25），AST（U/L）,101.00（51.25，174.75） vs. 35.00（25.00，65.50）]，而血小板（PLT）、白蛋白（Alb）较脓毒症无肝损伤组明显降低[PLT（×10 9/L）62.5（38.50，164.25） vs. 90.50（66.25，165.50），Alb（g/L）(30.17±7.16) vs.(34.20±6.50)]（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血小板减少、降钙素原升高、乳酸脱氢酶升高、总胆红素升高、谷草转移酶升高与脓毒症合并急性肝损伤有关[优势比（ OR）与95%可信区间（95% CI）分别为0.1167（0.0380~0.7300），0.9836（1.0060 ~ 1.0290），0.9986（1.0000 ~ 1.0001），0.9745（1.0040 ~ 1.0170），1.0020（0.9940 ~ 1.0000），0.9931（1.0000 ~ 1.0001）]。筛选出明显差异基因311个，与脓毒症非肝损伤组相比表达上调基因151个，下调基因160个。排在前10的GO序列是：①血小板α颗粒、②血小板α颗粒腔、③伤口愈合、④细胞迁移、⑤多细胞有机体过程、⑥解剖结构发展、⑦软骨骨化、⑧组织发展、⑨角化、⑩多细胞生物发育。KEGG通路富集分析发现人类疾病相关通路占主导地位，主要包括嘌呤代谢、AGE-RAGE信号通路、p53信号通路、卟啉和叶绿素代谢、氮代谢、矿质养分吸收、内质网中的蛋白质加工、FoXo信号通路等。 结论: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血小板减少、降钙素原升高、乳酸脱氢酶升高、总胆红素升高、谷草转移酶升高是脓毒症合并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凝血功能障碍、细胞凋亡、代谢水平变化可能是脓毒症相关性肝损伤的重要机制，与嘌呤代谢、卟啉和叶绿素代谢及FoXo信号通路、Hippo信号通路、p53信号通路相关基因的表达有关。

患者女，38岁，全身散在红斑丘疹伴发热9 d。9 d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3 d后下肢皮肤出现散在红斑、丘疹，上覆细屑，瘙痒明显，就诊于当地医院，给予口服西替利嗪和金银花颗粒、外用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治疗，未见明显好转，病情逐渐加重，遂来我院就诊，拟诊"银屑病"收入院治疗。患者病程中有发热，体温37.5~38.3 ℃，伴有干咳，无高血压、糖尿病史，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家族史无特殊。体检：一般情况可，各系统检查无异常。皮肤科检查：双下肢（股部为著）多发豌豆大小棕紫色扁平丘疹，呈对称性，上覆细屑，伴瘙痒，Auspitz征阴性（图1A）。实验室检查：红细胞沉降率2.0 mm/1 h（参考值：< 20 mm/1 h，下同），胸部CT示两肺纹理增多，T细胞斑点试验286.1 pg/ml（< 14 pg/ml），为阳性；血尿粪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血电解质、心电图正常。皮损分枝杆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腿部皮损组织病理检查：真皮上部密集淋巴细胞、多核巨细胞浸润（图1B），结核样肉芽肿改变，提示结核性苔藓。

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尿外泌体微小RNA（exosomal microRNA，exo-miR）-155与糖尿病肾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发病及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于2019年1—5月从上海健康医学院崇明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招募5例T2DM正常白蛋白尿患者和5例2型DKD患者作为微小RNA筛选队列，采集患者尿液样本提取尿外泌体，并利用miRCURY LNA阵列检测尿exo-miR特征谱。随后于2019年6月至2022年10月通过该院内分泌与代谢科纳入符合入组标准且年龄、性别相匹配的351例T2DM患者作为验证队列。根据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rinary albumin/creatinine ratio，UACR）分为3组：正常白蛋白尿组（UACR<30 mg/g， n=143）、微量白蛋白尿组（30 mg/g≤UACR≤300 mg/g， n=171）和大量白蛋白尿组（UACR>300 mg/g， n=37）。根据DKD诊断指南，将微量白蛋白尿和大量白蛋白尿患者归为DKD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尿exo-miR-155表达水平。 结果:透射电镜、纳米颗粒跟踪分析和Western印迹观察分析结果均显示尿外泌体提取成功。在筛选队列中，按照 P<0.05且变化倍数（FC）>1.5的筛选标准，与T2DM患者尿液样本相比，DKD组尿外泌体样本中筛出226个差异表达miRNA，其中miR-155上调倍数最高（FC=32.75， P<0.001）。在验证队列中，与正常白蛋白尿组［0.76（0.55，0.95）］相比，大量白蛋白尿组［1.84（1.18，2.42）］尿exo-miR-155水平升高最明显（ Z=-7.411， P<0.001），微量白蛋白尿组［0.86（0.69，1.25）］次之（ Z=-4.092， P<0.001），而且大量白蛋白尿组尿exo-miR-155水平也明显高于微量白蛋白尿组（ Z=-5.841， P<0.001）。相关分析显示，尿exo-miR-155水平与UACR呈正相关（ r s=0.329， P<0.001），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呈负相关（ r s=-0.249， P=0.01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尿exo-miR-155水平预测T2DM患者进展为DKD的曲线下面积为0.892（95% CI 0.859～0.925），对应截断值为0.982，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1.9%和87.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尿exo-miR-155≥0.982是T2DM患者进展为DKD的独立危险因素（ OR=3.310，95% CI 1.981～5.530， P<0.001）。 结论:尿exo-miR-155在微量白蛋白尿和大量白蛋白尿T2DM患者中表达水平较高，其与白蛋白尿程度相关，可作为识别有潜在DKD的预测标志物。

目的 为临床合理选择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中成药提供参考.方法 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管理指南(2021 年版试行)》为依据,参考中成药临床综合评价技术规范和报告规范及《中成药临床综合评价管理指南(2022 年版试行)》,在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创新性、适宜性、可及性和传承性 7 个维度对渴络欣胶囊、肾炎康复片、糖脉康胶囊/颗粒/片、苁蓉益肾颗粒、百令胶囊、金水宝胶囊/片、六味地黄丸、黄葵胶囊、通心络胶囊、尿毒清颗粒、肾衰宁片/胶囊、雷公藤多苷片、参芪降糖颗粒、益肾化湿颗粒评分,并进行临床综合评价.结果 安全性,黄葵胶囊、肾炎康复片和金水宝胶囊/片较好,雷公藤多苷片、益肾化湿颗粒较差;有效性,黄葵胶囊、参芪降糖颗粒疗效较好;经济性,肾炎康复片、渴络欣胶囊、雷公藤多苷片较有优势;创新性和传承性,14 种中成药均展现出了良好的创新性和强烈的中医药优势特色;适宜性,14 种中成药均为口服制剂,药品技术特点适宜性和药品使用适宜性均无明显差异;可及性,六味地黄丸和雷公藤多苷片更具有优势.14 种中成药的综合评分分别为 74.5 分、76.5 分、56.5 分、62.8 分、70.5 分、79.5 分、72 分、78.5 分、79.5 分、64 分、64.5 分、65 分、69.5 分、68.5 分.结论 综合 7 个维度的评价结果,金水宝胶囊/片、通心络胶囊和黄葵胶囊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临床综合价值较高.

目的 联合网络药理学与代谢组学分析益糖康(Yikangtang,YTK)改善糖尿病肾脏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的作用机制.方法 64 只wistar雄性大鼠,分为空白组(Blank)、模型组(Model)、YTK组、氯沙坦组(LST)各16 只.在进行DKD大鼠模型复制并判定成模后给YTK颗粒连续灌胃8w,检测大鼠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HE染色观察肾脏病理改变.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UPLC-Q-TOF-MS/MS)分析各组大鼠代谢轮廓变化,借助Metabo Analyst数据库查询相关代谢通路.运用网络药理学获取YTK治疗DKD的关键靶点、KEGG富集分析,并构建"代谢物-反应-酶-基因"网络.结果 YTK可显著改善DKD大鼠糖脂代谢水平以及肾脏组织形态.代谢组学初步筛选出 16 个与YTK治疗DKD密切相关代谢物,主要涉及维生素B6 代谢、花生四烯酸代谢等代谢通路.网络药理学结果显示YTK治疗DKD的核心成分为槲皮素、山奈酚、木犀草素等,主要涉及AKT1、TP53、JUN、STAT3 等靶蛋白,与癌症信号通路、脂质与动脉粥样硬化通路密切相关,代谢组学与网络药理学联合结果显示,二者均涉及花生四烯酸代谢通路.结论 YTK对DKD具有良好治疗作用,代谢组学和网络药理学分析发现其作用机制可能YTK中槲皮素、山奈酚、木犀草素等通过调控多种代谢物,增强对花生四烯酸代谢通路的影响,为进一步防治DKD提供了依据.

目的:观察三黄糖肾康颗粒治疗糖尿病肾病的疗效及对血清Toll样受体4(TLR4)、核转录因子-κB(NF-κB)、人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的影响.方法:60例DN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0例.两组均予以西医基础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三黄糖肾康颗粒,两组疗程均为12周;评价疗效,ELISA检测血清TLR4、NF-κB、MCP-1含量.结果: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后血清TLR4、NF-κB、MCP-1均降低(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TLR4、NF-κB、MCP-1降低更明显(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三黄糖肾康颗粒可提高西医常规治疗DN的疗效,调节TLR4、NF-κB、MCP-1水平是其部分作用机制.

目的 探究细颗粒物(fine particulate matter,PM2.5)长期暴露与代谢综合征(metabolism syndrome,MS)组分异常人群慢性肾脏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患病风险的关联.方法 基于北京市某医院健康体检数据,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3-2019年体检数据.问卷调查获取人口学特征和生活习惯信息,测量血压、身高、体重和腰围,检测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空腹血糖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等.同时根据研究对象的地址提取经纬度进行污染物暴露数据的估计.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PM2.5长期暴露对MS组分异常人群CKD患病风险的估计效应.建立双污染物和多污染物模型,检验上述结果稳定性.基于年龄、是否患有MS、MS单组分异常情况及MS双组分异常情况进行相应的亚组分析.结果 研究共纳入1540名基线期MS组分异常人员,研究期间患CKD者206人,PM2.5两年年均浓度[中位数(四分位间距)]为57.57(17.61)μg/m3.PM2.5长期暴露与MS组分异常人群CKD患病风险增加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PM2.5暴露每增加10 μg/m3,CKD的患病风险增加2.26倍(OR=3.26,95％CI 2.72～3.90).双污染物和多污染物模型结果提示,在控制同期其它空气污染物的混杂后,PM2.5长期暴露与MS组分异常人群CKD患病风险增加的关联仍然稳定.亚组分析结果发现,年龄≥45岁,未患MS、TG＜1.7 mmol/L、HDL-C≥1.04 mmol/L、未患高血压、患有中心性肥胖和高血糖的人群中PM2.5与CKD相关健康影响更强.结论 长期暴露于PM2.5后,MS组分异常人群CKD患病风险增加.年龄≥45岁的中老年人,以及患有中心性肥胖和高血糖者应成为重点关注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