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前列腺癌（PCa）患者CD8 + T细胞中Notch受体的表达，分析Notch信号通路对PCa患者CD8 + T细胞功能的影响。 方法:收集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就诊的PCa患者45例、无菌性前列腺炎患者41例和健康对照者30名。分选外周血CD8 +T细胞，反转录实时定量PCR法检测CD8 + T细胞中Notch1~4 mRNA相对表达量。使用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γ-分泌素抑制剂（GSI）刺激CD8 + T细胞，反转录实时定量PCR法检测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变化，流式细胞术检测抗程序性死亡分子（PD）-1和CTLA-4阳性细胞比例变化。建立CD8 + T细胞与PCa细胞系LAPC4细胞的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培养体系，通过检测靶细胞的死亡比例和细胞因子分泌评估抑制Notch信号通路对CD8 +T细胞的杀伤功能的影响。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LSD- t检验或配对 t检验。 结果:PCa患者CD8 +T细胞中Notch1~4 mRNA相对表达量（5.22±1.04、2.79±0.91、9.74±3.38、1.63±0.82）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者（0.87±0.17、1.03±0.17、1.24±0.21、1.26±0.08）和无菌性前列腺炎患者（0.87±0.15、1.05±0.14、1.27±0.19、1.26±0.16）（均 P<0.05）。PCa患者CD8 +T细胞存在功能衰竭，主要表现为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降低（均 P<0.000 1），PD-1：19.3%±5.4%和CTLA-4：11.7%±3.9%阳性细胞比例升高，直接接触共培养体系中PCa患者CD8 +T细胞诱导LAPC4细胞死亡比例下降（28.8%±6.4%比37.2%±2.6%， P=0.015），γ干扰素（IFN）-γ分泌水平降低[（61.7±10.6）ng/L比（88.6±20.2）ng/L， P=0.003 2]。使用GSI抑制Notch信号通路可增强PCa患者CD8 +T细胞中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均 P<0.01），PD-1 +CD8 +T细胞和CTLA-4 +CD8 +T细胞的比例降低。抑制Notch信号通路可增强直接接触共培养体系中PCa患者CD8 +T细胞诱导LAPC4细胞死亡比例（34.3%±7.2%， P=0.000 2），IFN-γ分泌水平亦升高[（88.4±33.6）ng/L， P=0.008 3]。 结论:PCa患者Notch受体表达升高诱导CD8 +T细胞功能衰竭。

目的:探讨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ID）患儿脐带血干细胞移植（UCBT）后发生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研究。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接受UCBT的143例PID患儿的临床资料。UCBT后100 d内患儿每周进行1~2次血浆CMV-DNA检测，根据结果分为CMV感染组与未感染组，分析UCBT后100 d内CMV感染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比较移植1个月后CMV感染患儿与未感染患儿在移植后1个月时的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比例及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差异。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或χ 2检验。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比较CMV感染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143例患儿中男113例、女30例，移植时年龄为14（8，27）月龄。原发病以慢性肉芽肿病（49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43例）及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29例）为主。CMV感染率为21.7%（31/143），感染的时间为移植后44（31，49）d。复发性CMV感染率为4.2%（6/143），复发性CMV感染与非复发性CMV感染组间首次CMV-DNA的拷贝及治疗过程中的CMV-DNA拷贝峰值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2.8（18.3，63.1）×10 6比22.5（13.2，31.9）×10 6拷贝/L， Z=-0.95， P=0.340；35.2（20.2，54.6）×10 6比28.4（24.1，53.5）×10 6拷贝/L， Z=-0.10， P=0.920］。难治性CMV感染率为4.9%（7/143），难治性CMV感染与非难治性CMV感染组间首次CMV-DNA的拷贝及治疗过程中的CMV-DNA拷贝峰值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1.8（13.1，32.2）×10 6比25.9（14.2，12.2）×10 6拷贝/L， Z=-1.04， P=0.299；47.7（27.9，77.6）×10 6比27.7（19.7，51.8）×10 6拷贝/L， Z=-1.49， P=0.137］。CMV感染组中减低强度预处理方案（RIC）的使用率、移植前受者CMV抗体阳性率、移植后Ⅱ~Ⅳ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未感染组［45.2%（14/31）比25.0%（28/112），100%（31/31）比78.6%（88/112），64.5%（20/31）比26.8%（30/112），χ 2=4.76、7.98、15.20，均 P<0.05］。本组患儿随访31.6（13.2，45.9）个月，CMV感染对患儿的总生存率无影响（χ 2=0.02， P=0.843）。难治性CMV感染、非难治性CMV感染及未感染组3组患儿的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7比95.8%（23/24）比86.6%（97/112），χ 2=5.91， P=0.037］，而复发性CMV感染、非复发性CMV感染及未感染组3组患儿的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6比88.0%（22/25）比86.6%（97/112），χ 2=0.43， P=0.896］。移植1个月后感染CMV的患儿组在移植后1个月时的CD4 + T细胞绝对计数、比例及IgG水平均显著低于未感染组［124.1（81.5，167.6）×10 6比175.5（108.3，257.2）×10 6个/L，0.240（0.164，0.404）比0.376（0.222，0.469），9.3（6.2，14.7）比13.6（10.7，16.4）g/L， Z=-2.48、-2.12、-2.47，均 P<0.05］，而CD8 +T细胞比例明显高于未感染组［0.418（0.281，0.624）比0.249（0.154，0.434）， Z=-2.56， P=0.010］。 结论:PID患儿UCBT后发生CMV感染与RIC方案、发生Ⅱ~Ⅳ级aGVHD及移植前受者CMV抗体阳性有关。UCBT后发生难治性CMV感染的患儿存活率降低。UCBT后应定期进行免疫重建监测，免疫重建延迟患儿可考虑增加CMV-DNA监测频率。

目的:探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Toll样受体3（TLR3）信号通路的活化在重组HBsAg（rHBsAg）免疫应答中的作用及机制。方法:收集13名健康献血者外周血制备血液制品时滤除的白细胞，分离培养PBMC后分别给予TLR3激动剂聚肌苷酸-聚胞苷酸（Poly I：C组）及PBS（对照组）处理，48 h后收集部分细胞，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TLR3信号通路蛋白水平；在活化（Poly I：C组）/未活化（对照组）TLR3信号通路后，采用rHBsAg处理两组PBMC 72 h，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PBMC中树突状细胞（DC）、T、B淋巴细胞及其亚群比例。采用配对 t检验、配对资料的符号秩和检验和典型相关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Poly I：C组PBMC TLR3信号通路中TLR3蛋白阳性细胞百分比（19.21%）、TLR3蛋白表达量（8 983.95）、NF-κB蛋白的表达量（26 193.13）、磷酸化NF-κB（pNF-κB）蛋白阳性细胞百分比（13.73%）及其占NF-κB的比例（16.03%）、磷酸化IRF3（pIRF3）蛋白阳性细胞百分比（12.64%）及其占IRF3的比例（21.80%）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分别为11.54%、8 086.00、22 340.66、8.72%、9.71%、9.57%、19.12%）（ P<0.05），TRIF蛋白阳性细胞百分比（89.75%）和蛋白表达量（304 219.54）均高于对照组（89.64%、288 149.72）（ P>0.05）；经rHBsAg处理后，Poly I：C组髓样DC（mDC）（2.90%）、浆细胞样DC（1.80%）、B细胞（5.31%）比例及浆细胞占B细胞比例（67.71%）均明显高于对照组（1.83%、0.81%、4.23%、58.82%）（ P<0.05）；TLR3信号通路相关蛋白阳性细胞百分比和蛋白表达量与免疫细胞之间均存在典型相关，TLR3蛋白表达量与浆细胞比例、pIRF3蛋白表达量与浆细胞和mDC比例、pNF-κB和pIRF3蛋白阳性细胞百分比与CD4 +T细胞的比例均正相关。 结论:Poly I：C可以活化PBMC TLR3/TRIF/NF-κB和TLR3/TRIF/IRF3信号通路，促进下游信号分子发挥功能，进而促进DC的成熟，诱导CD4 +T细胞免疫反应，促进B细胞的成熟分化，促进rHBsAg的免疫应答。

目的:探讨外周血T淋巴细胞CD4表达水平在肝移植肝癌复发患者诊断与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北京佑安医院肝移植中心进行肝移植治疗和5年随访的50例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与实验室资料，比较肝移植肝癌复发组（29例）和未复发组（21例）患者肝功能、血常规、肿瘤标志物、外周血T淋巴细胞分类等实验室指标及5年生存情况，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各临床指标与肝移植肝癌复发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T淋巴细胞CD4表达水平对肝移植肝癌复发的诊断效能，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不同CD4表达水平患者的生存差异。结果:与肝移植肝癌未复发组比较，复发组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γ-谷氨酰转移酶、白蛋白、淋巴细胞、甲胎蛋白、维生素K缺乏或拮抗剂诱导的蛋白质Ⅱ、CD3+、CD4+、CD8+T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肝移植肝癌复发组复发时间为13.0（6.0，24.0）个月，在5年随访中全部死亡，未复发组无死亡；复发组生存时间为18.0（9.0，36.0）个月，明显低于肝移植肝癌未复发组的60.0（60.0，60.0）个月（ P<0.05）。与未复发组比较，复发组的CD3+、CD4+、CD8+T淋巴细胞的表达水平较低（ P均<0.05）。Spearman多因素相关性分析显示，肝移植肝癌复发与CD3+、CD4+、CD8+T淋巴细胞的表达水平呈负相关（ r=-0.43、-0.38、-0.44， P均<0.05）；ROC曲线显示，CD4+T淋巴细胞对肝移植肝癌复发诊断的曲线下面积为0.755（95% CI 0.621~0.888），取最佳截断值265.50个/μl时，诊断特异度为100%，敏感度为48.30%。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CD4≤265.50个/μl患者的生存时间低于CD4>265.50个/μl组［15.0（10.0，36.8）个月比53.0（19.5，60.0）个月， P<0.05］。 结论:外周血T淋巴细胞CD4表达水平与肝移植肝癌复发呈负相关，CD4+T淋巴细胞取265.50个/μl时对肝移植肝癌复发的临床诊断与预后评估具有较高的价值。

目的:调查怀化及其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LADA)在新诊断2型糖尿病(T2DM)中的患病率，分析LADA的临床特征，研究LADA与T2DM患者临床特征及细胞免疫的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6月至2017年12月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门诊及住院的新诊断2型糖尿病患者420例，根据谷氨酸脱羧酶(GAD)抗体阳性结果，将其分为LADA组和T2DM组，其中LADA组21例[根据抗GAD滴度分为LADA1组(≥180 Units/ml高滴度)和LADA2组(<180 Units/ml低滴度)]，T2DM组399例。调查LADA患者的患病率。检测并比较LADA组和T2DM组间BMI、LDL-C、T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FPG)、空腹C肽(FCP)、餐后2 h C肽(2 h-CP)、胱抑素C(Cys C)、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对20例LADA及年龄病程相匹配的20例T2DM患者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CD4 ＋/CD8 ＋T细胞亚群比值。观察LADA患者与T2DM患者临床生化特征及细胞免疫层面的差异。 结果:⑴新诊断T2DM患者中的LADA检出率为5.0%(21/420)，汉族与少数民族的LADA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3%和4.4%)( P>0.05)；⑵LADA组患者的C肽水平(FCP和2 h-CP)低于T2DM组( P均<0.05)；LADA1组的FCP及2 h-CP水平较LADA2组更低( P<0.05)。T2DM组的BMI、LDL-C高于LAD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T2DM组血清中的Cys C、Hcy、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水平高于LAD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⑶LADA组患者T细胞亚群CD4 ＋/CD8 ＋T细胞比值高于T2DM组( P<0.05)。 结论:⑴新诊断汉族及少数民族T2DM患者中均存在相似比例的LADA患者。抗体高滴度LADA较低滴度LADA及T2DM患者体型偏瘦，胰岛功能更差。但较LADA患者，T2DM患者与代谢紊乱更相关，其大血管并发症风险更高。⑵LADA组较T2DM组患者存在更严重的T细胞免疫失衡。

目的:探讨骨骼肌细胞毒性T细胞淋巴瘤（cytotoxic T-cell lymphoma，CTL）临床病理学特点及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2008—2019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和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原第一五二中心医院）14例骨骼肌CTL和47例非骨骼肌结外CTL患者的临床资料，镜下观察肿瘤形态，检测肿瘤细胞的免疫表型、EB病毒（EBV）感染状态和T细胞受体（TCR）克隆性，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结果:骨骼肌CTL占本组结外CTL的23.0%（14/61）。患者中位年龄45.5岁（11~76岁），男性6例，女性8例。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局部生长的无痛性肿块。有B症状者占比为2/14。肿瘤分别发生于颊部（7例）、舌部（4例）、下唇（3例）及左上臂（2例），其中有2例均累及两个部位。临床分期ⅠE期10例，ⅡE期4例。与非骨骼肌结外CTL比较，骨骼肌CTL多无B症状、临床分期低、主要累及面颊及口腔（舌部和唇部， P<0.05）。形态学上表现为骨骼肌组织内异型淋巴细胞弥漫性浸润。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肿瘤阳性表达T细胞抗原（CD2、CD3、CD5、CD7），其中一个或多个抗原表达减弱或表达缺失者占比为11/14。所有病例均表达T细胞胞质内抗原-1、颗粒酶B和CD8（CD8 +>CD4 +模式），CD56阴性。Ki-67阳性指数中位数为35.0%（5%~60%）。所有病例EBER原位杂交检测阴性。除6例未检测外，其余病例TCR基因重排克隆性分析检测结果为阳性。10例获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40个月（10~67个月）。10例患者完全缓解，5年生存率为100%，与非骨骼肌结外CTL（5年总生存率35.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277， P=0.004）。 结论:骨骼肌CTL多发生于面颊和口腔，肿瘤细胞具有侵嗜骨骼肌或肌炎样的形态学特征，具有CD8 +>CD4 +和细胞毒性分子模式的免疫表型，临床分期低，预后较好。

目的:通过分析利妥昔单抗（RTX）治疗期间复发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特征，明确不同淋巴细胞亚群对NMOSD复发的影响。方法:收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自2018年8月至2023年8月收治的76例外周血水通道蛋白4-IgG阳性NMOSD患者使用RTX治疗期间的175次淋巴细胞亚群监测数据，根据数据采集时患者是否处于复发状态将数据分为复发组（ n=26）和非复发组（ n=149）。通过两样本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2组数据对应的RTX使用时间间隔及淋巴细胞亚群差异，并通过点二列相关分析初步探讨各淋巴细胞亚群及RTX使用时间间隔与NMOSD患者复发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复发组RTX使用时间间隔较未复发组明显延长[10.00（6.73，14.37）月 vs. 7.27（6.30，9.10）月]，CD3 -CD56 +自然杀伤淋巴细胞百分比较未复发组明显偏低[（10.72%（7.06%，15.34%） vs. 13.85%（9.42%，20.13%）]，而CD19 +B淋巴细胞百分比较未复发组明显升高[7.41%（1.18%，15.70%） vs. 3.55%（0.38%，8.7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RTX使用时间间隔、CD3 -D19 +B淋巴细胞与NMOSD是否复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r=0.363， P<0.001； r=0.218， P=0.004），CD3 -CD56 +自然杀伤淋巴细胞与NMOSD是否复发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r=-0.193， P=0.011）。 结论:RTX使用时间间隔延长增加NMOSD复发风险；CD3 -CD56 +自然杀伤淋巴细胞、CD19 +B淋巴细胞可能参与NMOSD患者的疾病状态调控。

目的:探讨免疫检测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诱导心肌炎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和可能的发病机制，以提高对该类新型心肌炎的认识。方法: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2020—2022年因ICI治疗不良反应就诊的病例中，筛选出经心肌活检确诊为ICI诱导心肌炎2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组织形态学特点、心肌细胞PD-L1表达、炎性细胞分类进行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例1男，64岁，患胃印戒细胞癌。例2男，56岁，患肺鳞状细胞癌。2例均在接受PD-1抑制剂治疗期间发生急性心肌炎，病情进展迅速，例2病情比例1更危急。心肌活检，2例均可见心肌坏死，多量炎性细胞浸润，但纤维化不明显，符合心肌炎Dallas标准。例1和例2中，变性、坏死心肌占标本总面积的百分比分别为10%和30%，最密集区炎性细胞计数分别为150个/HPF和350个/HPF。CD20阳性细胞，例1为5个/HPF，例2为0个/HPF。CD3阳性细胞，例1为60个/HPF，例2为100个/HPF。CD8阳性细胞，例1为50个/HPF，例2为90个/HPF。CD68阳性细胞，例1为70个/HPF，例2为200个/HPF。PD-L1阳性心肌细胞均集中于炎症区，例1占全部心肌细胞约8%，例2约30%。结论:ICI诱导心肌炎，发病急、症状重、进展快。其组织形态符合心肌炎Dallas标准；病灶内心肌细胞表达PD-L1，浸润炎性细胞由CD8阳性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组成，巨噬细胞数量明显超过淋巴细胞。综合上述病理学特点，并结合临床用药史，即可诊断ICI诱导心肌炎。心肌损伤的严重程度与PD-L1阳性心肌细胞的百分比、CD8阳性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密度呈正相关。

目的:探究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T淋巴细胞及自然杀伤(NK)细胞T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Tim-3)表达及其在评估肝纤维化程度中的潜在价值。方法:选取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1日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门诊就诊的320例慢性HBV感染者，将其分成免疫耐受期组(31例)，免疫活动期组(184例)，非活动期组(48例)和灰色区组(57例)；同时纳入17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分离每例研究对象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并采用流式细胞仪分别检测CD3 + T淋巴细胞及其亚群(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以及NK细胞及其亚群(NK-bright和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平均荧光强度(MFI)。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并计算天冬氨酸转氨酶与血小板计数比值指数(APRI)。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多组间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组间两两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百分数)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比较。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CD3 + T淋巴细胞与NK细胞Tim-3表达比值在评估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肝纤维化进展中的预测价值。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免疫耐受期、免疫活动期、非活动期、灰色区和健康对照组年龄、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丙氨酸转氨酶(ALT)、白蛋白(Alb)、总胆红素(TBil)和肝脏硬度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 H＝12.40、169.70、210.70、25.17、24.21和86.50， P值均<0.05)。免疫耐受期、免疫活动期、非活动期和灰色区组APRI评分、乙型肝炎e抗原(HBeAg)阳性患者比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和HBV-DNA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 H＝89.45、118.00和14.81， χ2＝148.20， P值均<0.05)。免疫耐受期、免疫活动期、非活动期、灰色区及健康对照组CD3 +、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以及NK细胞、NK-bright和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及MFI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13.57、51.55、8.58、44.25、20.32、47.96和12.45、33.69、4.96、32.47、10.63、30.46， P值均<0.05)。慢性HBV感染者CD3 +、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与ALT和AST水平均呈正相关( r＝0.2134、0.4733、0.2090、0.4333、0.1771、0.4417、0.1780、0.3956、0.2618、0.4671、0.2614和0.4326， P值均<0.05)；CD8 + T淋巴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以及CD3 +和CD4 + T淋巴细胞Tim-3 MFI与TBil水平均呈正相关( r＝0.1342、0.2635、0.2739和0.2526， P值均<0.05)。慢性HBV感染者NK及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与ALT、AST和TBil水平均呈负相关( r＝-0.2671、-0.4093、-0.2451、-0.4099、-0.1807、-0.1823、-0.2733、-0.4224、-0.2576、-0.4206、-0.1798和-0.1946， P均<0.05); NK-bright细胞Tim-3 MFI与ALT、AST和TBil水平均呈负相关( r＝-0.3775、-0.3562和-0.1633， P值均<0.05)；CD3 +、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与肝脏硬度值均呈正相关( r＝0.1789、0.3896、0.1518、0.3521、0.2117和0.3579， P值均<0.05)；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以及CD3 + T淋巴细胞MFI与APRI评分均呈正相关( r＝0.1487、0.2604、0.2296、0.4858和0.2853， P值均<0.05)；NK和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以及NK-bright Tim-3 MFI与肝脏硬度值均呈负相关( r＝-0.2686、-0.3975、-0.2852、-0.3991和-0.3531， P值均<0.05)。NK和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以及NK-bright细胞Tim-3 MFI与APRI评分均呈负相关( r＝-0.3589、-0.4158、-0.3591、-0.4108和-0.3966， P值均<0.05)。CD3 + T淋巴细胞与NK细胞Tim-3表达比值预测慢性HBV感染者肝脏纤维化ROC曲线下面积为0.783(95% CI：0.723～0.843， P<0.05)。当截断值＝0.612，敏感度为61.9%，特异度为99.3%。 结论:慢性HBV感染者T淋巴细胞和NK细胞Tim-3表达与肝脏炎症及纤维化的相关性表现为相反的特征性，Tim-3分子在T淋巴细胞和NK细胞上表达比值对评估慢性HBV感染肝纤维化具有一定价值。

女，16岁，2017年3月诊断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行化疗后（具体方案不详）达到缓解，至2019年12月24日停用6-巯基嘌呤、甲氨蝶呤，停药时骨髓为缓解状态。2020年3月2日血常规：WBC 3.87×10 9/L，HGB 108 g/L，PLT 69×10 9/L。2020年3月30日入我院，骨髓象：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1%。免疫分型：①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②CD34 +、CD117 +髓系原始细胞占有核细胞0.25%。HLA-DR、CD33表达减低，部分异常表达CD7、CD96。融合基因筛查阴性（常规检测未包括KMT2A::MAML2融合基因）。白血病少见融合基因及融合基因家族成员分析：KMT2A::MAML2融合基因阳性，融合方式1为KMT2A基因的9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融合方式2为KMT2A基因的10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血液系统遗传病相关基因筛查：CFD、MCM4突变基因阳性。骨髓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7]，外周血染色体核型正常。骨髓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5%（单基因分离间期核35个，占7%，双基因同时分离间期核390个，占78%），提示染色体水平inv（11）（q21q23.3）累及KMT2A基因结构异常。初诊时骨髓涂片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未见KMT2A基因重排。外周血先天骨髓衰竭综合征基因突变分析检查：阴性。骨髓活检：白血病治疗后，骨髓纤维化，幼稚前体细胞比例未见明显升高，巨核细胞增生较活跃伴发育异常。免疫组化：CD20（少量B淋巴细胞+），CD3（少量T淋巴细胞+），CD138（少量浆细胞+），CD117（少量+），CD163（散在+），CD34（个别+），MPO（粒系+），CD61（巨核细胞+），TdT（少量+），CD71（红系+）。患者未应用升白细胞药物等治疗，门诊监测血常规指标逐步恢复。2020年5月19日血常规：WBC 4.25×10 9/L，HGB 115.8 g/L，PLT 404×10 9/L，中性粒细胞2.3×10 9/L。2020年5月25日复查骨髓免疫残留：未见恶性幼稚细胞。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阴性。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46,XX[28]。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双基因分离间期核3个，占0.6%，异常比例较前显著降低。骨髓象：增生活跃，局部增生明显活跃，幼稚淋巴细胞1%。2020年7月19日复查血常规：WBC 3.18×10 9/L，HGB 111 g/L，PLT 75×10 9/L。骨髓象：增生活跃，原始粒细胞21%，诊断AML-M 2。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KMT2A-PTD阳性。骨髓免疫分型：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33.27%恶性幼稚髓细胞。血液肿瘤突变组分析（86种）：CBL A758D突变阳性。2020年7月28日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0%，单基因分离（1R1G1F）间期核占8%，双基因分离（2R2G）的间期核占72%。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8]/46,XX,del（6）（p23）,del（6）（q13q23）,add（10）（p13）,inv（11）（q21q23.3）×2[11]/46,XX[1]。予地西他滨20 mg/m 2（第1～5天）+阿糖胞苷10 mg/m 2每12 h 1次（第3～16天）+阿克拉霉素7 mg/m 2（第4～11天）+重组人G-CSF 200 μg/m 2（第3～16天）+维纳妥拉口服化疗治疗。过程中出现过敏反应暂停化疗，予抗过敏等治疗。病情好转继续化疗。2020年8月5日患者出现发热，考虑感染，予其加左氧氟沙星、头孢曲松、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血培养汇报：生长大肠埃希菌。2020年8月17日骨髓流式细胞术检测：未见恶性幼稚细胞。KMT2A-PTD基因定量阴性。2020年9月5日开始行供者为非血缘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HLA分辨率10/10，血型A供O，预处理方案为Ara-c/Bu/Cy/ATG/Me-CCCNU，应用米芙+他克莫司+甲氨蝶呤预防GVHD。2020年9月17日回输供者外周干细胞，共回输单个核细胞4.72×10 8/kg，CD34 +细胞2.79×10 6/kg。2020年9月18日回输第三方脐带血。+12 d白细胞植活，+9 d血小板植活。移植后定期复查骨髓，均为完全缓解状态。移植后出现急性GVHDⅢ度（肝脏3级，肺部），移植6个月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