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心理一致感在职业紧张与抑郁间的调节效应。方法:于2018年6—9月，采用立意抽样的方式，在上海市主城区（以写字楼、商场、理发店或饭店等服务企业为主）和郊区企业（类型涉及微电子、互联网、服装加工及艺术设计等工厂）抽取非上海户籍流动工人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共调查了3 034名研究对象，回收有效问卷2 573份。采用患者健康量表（PHQ）、心理一致感量表（SOC）和工作内容问卷（JCQ）对抑郁、心理一致感和职业紧张水平进行评定。采用层次回归分析初步分析心理一致感在职业紧张与抑郁间的调节效应关系，并探讨心理一致感的调节效应。结果:2 573名研究对象年龄为（28.24±7.33）岁，男性1 281名（49.79 %），抑郁、职业紧张和心理一致感得分分别为6.67±4.74、28.45±4.38和62.02±10.89。抑郁水平与职业紧张正相关（ r=0.33, P=0.007），与心理一致感负相关（ r=-0.53, P=0.003）。层次回归分析显示，职业紧张与心理一致感的交互作用与抑郁症有关（β=-0.07, P=0.001）；Bootstrap分析显示，当心理一致感水平较高时，抑郁症状和职业紧张关联无统计学意义（β=0.04，95% CI=-0.01~0.10），在心理一致感水平较低时，二者关联有统计学意义（β=0.19，95% CI=0.14~0.23）。 结论:高水平心理一致感在职业紧张与抑郁间具有调节效应，低水平的心理一致感不具有该效应。

对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合并紧张症的流行病学、病因与机制、临床特征、评估、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提高临床医生对ASD合并紧张症的认识，从而早期识别紧张症样恶化的表现，早期治疗改善患儿的预后。

儿童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MDAR)脑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脑炎，其精神症状与年龄相关，发生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激越和紧张症是突出的症状。针对儿童的激越症状，首选药物治疗，当药物治疗无效时可考虑身体约束，有效的激越治疗不仅可以控制症状，还有助于患者依从免疫治疗。精神运动性激越是紧张症的核心症状，但对于儿童紧张症的临床认识仍有待深入，治疗方面也缺乏统一意见。电休克疗法已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12岁儿童相较于青少年和成人，适应性功能易受损，可能会留下部分精神症状。因此，总结儿童抗NMDAR脑炎的精神症状、临床管理及预后有助于抗NMDAR脑炎的早期识别，规范对患儿精神行为症状的长程管理，从而改善预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精神症状在临床并不少见，除了常见的焦虑、抑郁和失眠之外，感染也导致新发精神病性症状或使原有精神症状加重。本文报告1例有双相障碍疾病史的患者，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出现紧张症的临床表现。通过神经系统体检、脑影像检查和脑脊液检查，证实了患者存在神经系统损伤。经过劳拉西泮、糖皮质激素和小剂量抗精神病药治疗后，患者的紧张症明显缓解。临床医生应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神经系统造成的损伤，以期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出现精神症状的患者进行全面分析、诊断和综合治疗。

综合医院联络会诊工作常见躯体疾病伴发谵妄患者，可出现多种精神症状。本文通过对1例术后谵妄伴紧张症表现患者诊治过程的报道，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和经验。

紧张症是一组严重的精神运动综合征，影响患者运动、言语和复杂行为。患者常表现为主动运动、言语、排痰、排便、进食行为减少的精神运动性抑制状态。紧张症患者因全身肌肉紧张、吞咽和咳嗽反射减少等疾病因素，以及长期卧床约束、镇静催眠药物应用等治疗因素，均会增加患者吸入性肺炎、重症肺炎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的风险，严重影响患者精神疾病的治疗、转归及生命安全。本文报道1例合并重症肺炎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紧张症患者在气管切开下行改良电休克治疗后，紧张症及重症肺炎好转的过程，希望为精神专科医师提供借鉴，在治疗此类患者时能够合理选择治疗方案，尽快改善病情。

吸食笑气所致的精神病性障碍是指吸食笑气（又名一氧化二氮或氧化亚氮）期间或之后立即出现的一类精神现象，其特点为生动的幻觉、精神运动性障碍、不伴有意识障碍等。笑气可导致多种神经精神症状，但目前鲜有吸食笑气致伴紧张症与抽搐表现的精神病性障碍的相关报道，鉴于本例在临床上较少见，现结合文献报道如下，希望对临床医师识别与处理此类患者有所裨益。

目的:了解初诊登记时的孕妇焦虑抑郁症状发生率、主要危险因素、参加干预比例和医务人员干预感受。方法:自2018年1月开始在医院产前门诊对初诊登记的孕妇开展试点干预，运用广泛性焦虑量表、患者健康问卷作为焦虑和抑郁症状的筛查工具，并进行危险因素筛查。对筛查出的心理中高危风险人群进行干预，由产科医务人员联合心理精神卫生人员开展，并对干预提供人员进行质性访谈。结果:分析了9 488名孕妇，其中中度焦虑症状检出率3.0%，重度焦虑症状检出率1.4%；中度抑郁症状检出率18.1%，重度抑郁症状检出率5.2%；焦虑抑郁症状共病率3.4%。焦虑症状前3项危险因素依次为：有过月经前紧张症、过分担心胎儿在宫内生长健康状况、既往异常孕产史；抑郁症状前3项危险因素依次为：有过月经前紧张症、既往异常孕产史、本次怀孕来之不易；焦虑抑郁症状共病前3项危险因素依次为：有过月经前紧张症、过分担心胎儿在宫内生长健康状况、过分担心生产过程不顺利。心理中危风险孕妇中，有19.1%预约参加助产士和心理咨询师的联合门诊，有1.7%预约参加产科医生和心理专科护士的联合门诊；心理高危风险孕妇中，有2.2%预约参加心理多科会诊；有1.7%预约转诊外院精神科。访谈心理保健服务人员，认为需进一步加强心理干预能力，心理筛查评估工具改进有待商榷，孕妇寻求的问题涉及生理、心理、社会3个方面，影响孕妇就诊依从性包括多重因素。结论:开展的孕期心理保健服务具有可行性，但心理筛查量表有待进一步检验，产科医务人员的心理保健能力尚需加强，孕妇对心理保健服务依从性有待提高。

约50％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会出现精神病性症状[1],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也有不少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2],二者似有互相影响的作用.很多研究显示激越、精神病性症状、心境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伴行为及精神症状的三大症状[3],在临床中,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之后,诊断有阿尔茨海默病并不罕见,但症状的变化类似于发作性紧张症的较为少见,本例患者的"三大表现"并不典型,容易被忽视.通过本病例,旨在帮助临床医师拓宽对本病的诊疗思路.

[背景]环境噪声暴露与负性情绪及睡眠质量的研究早有相关报道,自感噪声强度不仅与环境噪声暴露有关,还能体现个体对噪声的易感性,但目前关于自感噪声强度与负性情绪及睡眠质量的研究少有报道,负性情绪是否在自感噪声强度与睡眠质量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尚不清楚.[目的]分析接噪工人负性情绪(焦虑、抑郁和紧张)在自感噪声强度和睡眠质量间的中介作用,为改善由噪声暴露导致的心理问题及睡眠质量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于 2023年 5-6月选取成都某大型装备制造厂的接噪工人为研究对象,使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调查人口学特征;研究对象自我报告的噪声强度作为自感噪声强度数据;睡眠质量由夜晚睡眠时长、自觉睡眠质量和睡眠相关症状 3个指标进行综合反映;使用焦虑-抑郁-紧张量表(DASS-21量表)调查该接噪工人的焦虑、抑郁和紧张情况.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负性情绪(焦虑、抑郁和紧张)在自感噪声强度和睡眠质量间的路径关系.[结果]649名接噪工人的焦虑症状检出率为33.1%(215/649),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6.0%(169/649),紧张症状检出率为 14.0%(91/649).接噪工人自感噪声强度与睡眠质量得分呈正相关(r=0.218,P<0.001),自感噪声强度与负性情绪(焦虑、抑郁和紧张)呈正相关(r=0.167、0.145、0.167,P<0.001);睡眠质量得分与负性情绪(焦虑、抑郁和紧张)呈正相关(r=0.512、0.447、0.513,P<0.001).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该接噪工人以焦虑、抑郁和紧张为特征的负性情绪在自感噪声强度和睡眠质量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β=0.123,P<0.001),接噪工人的自感噪声强度与负性情绪、睡眠质量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存在自感噪声强度→负性情绪→睡眠质量的作用路径(P<0.001),中介效应占比为42.71%.[结论]该制造业接噪工人的焦虑、抑郁及紧张的检出率较高,以焦虑、抑郁和紧张为特征的负性情绪在自感噪声强度与睡眠质量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