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2021年海南省东方市社区居民的疾病构成及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分析了 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海南省东方市疾病监测数据库196 761例社区居民的病历资料.对该人群进行了年龄标准化后,分析和描述了前十位疾病构成.结果 196761例社区居民中,男性91 621例(占46.56％),女性105 140例(占53.43％),男女比为0.87;以≥45岁居民居多,占46.13％(90763/196761).疾病谱前3位依次是呼吸系统疾病[32.69％(64 327/196 761)]、循环系统疾病[7.86％(15 470/196 761)]和消化系统疾病[7.21％(14 191/196 761)];前10位系统疾病中,男性损伤、中毒和外因的某些其他后果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高于女性(3.11％vs 2.30％),女性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高于男性(3.01％vs 1.20％).呼吸系统疾病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5.17％)、急性支气管炎(1.84％)和慢性支气管炎(1.44％)为主,其在＜5岁组的患病率(38.59％)和伤残损失寿命年率(656.01/10万)最高;循环系统疾病以高血压病(1.72％)、脑梗死(0.71％)和慢性缺血性心脏病(0.49％)为主,其在≥60岁组的患病率(17.13％)和伤残损失寿命年率(2 175.49/10万)最高;消化系统疾病以胃炎和十二指肠炎(1.10％)、其他非感染性胃肠炎和结肠炎(0.43％)以及龈炎和牙周疾病(0.38％)为主,其在≥60岁组的患病率(6.98％)和伤残损失寿命年率(1 710.75/10万)最高.结论 2021年海南省东方市社区居民以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为主,且疾病负担主要归因于需要长期管理的疾病.东方市应针对疾病谱特征优化和调配医疗资源,加强高危人群的健康促进和防治工作.

目的:探讨先天性巨结肠患儿手术后大便失禁生物反馈治疗(biofeedback treatment，BFT)效果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3年6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完成BFT的72例先天性巨结肠手术后大便失禁患儿的临床资料，将其按治疗后每周大便失禁发作频次较治疗前减少程度分为"优、中、差"3个等级。运用单因素分析初步筛选BFT疗效的相关因素，通过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建立累积logit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巨结肠分型、家庭辅助锻炼、疗程间隔、治疗前vaizey评分、直肠感觉容量阈值、直肠静息压、肛管静息压、肛管最大收缩压、肛管最长收缩时间、肛门收缩协调性对BFT疗效有影响( P<0.05)。将上述因素纳入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建立累积logit模型，结果显示：疗程间隔( OR＝9.271，95% CI：1.914～54.850)、直肠感觉容量阈值( OR＝8.795，95% CI：1.247～73.225)、直肠静息压( OR＝8.795，95% CI：1.247～73.225)、肛管静息压( OR＝0.142，95% CI：0.021～0.830)、肛管最长收缩时间( OR＝0.147，95% CI：0.020～0.980)是BFT疗效的影响因素，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显示该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度(曲线下面积为0.862，95% CI：0.771～0.953， P<0.001)。 结论:肛门直肠测压结果是先天性巨结肠手术后大便失禁患儿BFT疗效的独立影响因素。BFT疗程间隔1周可使患儿获得更好的疗效。

目的:探讨实验室检查指标对预测溃疡性结肠炎(UC)治疗后内镜下表现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连续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68例确诊UC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治疗前后内镜下出血、血管纹理、糜烂和溃疡程度分别分为进展[治疗后溃疡性结肠炎内镜下严重程度指数(UCEIS)评分高于治疗前]组和未进展(治疗后UCEIS评分不高于治疗前)组，比较2组患者的基线血小板计数、血小板体积、血小板压积、血小板分布宽度、血清白蛋白、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分析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对预测UC治疗后内镜下表现的意义。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分析。 结果:按治疗前后内镜下出血严重程度分为进展组(12例)和未进展组(56例)，进展组患者的基线血小板计数和血小板体积均高于未进展组[(375.58±154.30)×10 9/L比(288.22±103.76)×10 9/L、(9.29±1.13) fL比(8.52±1.29) f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40、2.08， P＝0.019、0.049)。按治疗前后内镜下血管纹理改变分为进展组(9例)和未进展组(59例)，进展组患者的基线血小板体积和血清白蛋白水平均高于未进展组[(9.58±1.18) fL比(8.54±1.26) fL、(41.49±5.08) g/L比(36.63±6.14) g/L]，基线CRP低于未进展组[2.26 mg/L(0.95 mg/L)比8.64 mg/L(26.08 m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32、2.32, z＝-2.27； P＝0.022、0.047、0.045)。按治疗前后内镜下糜烂和溃疡严重程度分为进展组(16例)和未进展组(52例)，进展组患者的基线CRP和ESR均低于未进展组[2.21 mg/L(5.26 mg/L)比10.63 mg/L(29.97 mg/L)、14.50 mm/1 h(15.25 mm/1 h)比17.00 mm/1 h(11.00 mm/1 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64、-2.42， P＝0.001、0.020)。基线血小板计数评估UC治疗后内镜下出血进展的最佳临界值为336×10 9/L(灵敏度＝0.636，特异度＝0.852，曲线下面积＝0.698)；基线CRP评估UC治疗后内镜下糜烂和溃疡进展的最佳临界值为3.44 mg/L(灵敏度＝0.750，特异度＝0.727，曲线下面积＝0.727)。 结论:UC患者基线血小板体积、血清白蛋白和ESR对UC患者治疗后内镜下黏膜变化有提示意义，基线血小板计数和CRP可预测UC患者的疗效。

目的:探讨高压氧（HBO）联合纳米二氧化硅粒子（Nano-SiO 2）对结肠癌细胞Colon-26的抑制效应，并探讨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将结肠癌细胞Colon-26分为对照组、Nano-SiO 2处理组、HBO组及HBO与Nano-SiO 2联合处理组，采用Lipofectamine 2000转染特定的质粒（miR-218-5p mimics、miR-218-5p inhibitor）或microRNA于细胞内，以MTT法测定不同分组下的细胞量、微列阵检测法测定不同分组下的整体microRNA表达差异、逆转录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及免疫印迹测定不同分子的表达情况。 结果:HBO组与对照组比较，细胞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Nano-SiO 2处理可使细胞存活率降至对照组的60%，而联合处理可使细胞存活率降至对照组的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2种处理组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P<0.05）。Nano-SiO 2处理组及联合处理组有27个microRNA的表达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联合处理组细胞中miR-218-5p显著高于HBO组和Nano-SiO 2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证实miR-218-5p对CDK6的3’非翻译区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P<0.05）。microRNA阴性对照转染细胞中，联合处理组较Nano-SiO 2组细胞数量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miR-218-5p inhibitor转染组中，联合处理组与Nano-SiO 2组的细胞数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HBO和Nano-SiO 2联合处理可通过miR-218-5p/CDK6信号轴上调抑制结肠癌细胞Colon-26的增殖。

患者男，51岁，2011年因“降结肠恶性肿瘤”于外院行“根治性左半结肠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左半结肠）中分化腺癌，癌组织侵及浆膜外脂肪组织，手术切缘未见癌组织残留，淋巴结（0/8），术后行8个周期的XELOX方案辅助化疗，规律复查3年无复发转移。2022年2月因“间断上腹胀5个月余”就诊。查体：腹平，左上腹可触及1个约4cm×4 cm大小肿物，质硬，活动度可，压痛（+）。家族史：父亲死于结肠癌，妹妹患结肠癌仍健在。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升结肠近肝曲处及小肠处肿物，肠腔狭窄，周围多发肿大淋巴结，考虑结肠癌并周围淋巴结转移、小肠肿物（图1）。电子结肠镜检查示：横结肠可见1个不规则肿物突出管腔，表面充血、溃烂，触之易出血，环周，管腔狭窄，镜身无法通过（图2）。病理检查：（结肠）中分化腺癌。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75 g/L。诊断为结肠恶性肿瘤、小肠肿物、贫血。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回盲部有1个6 cm×5 cm大小肿物，周围淋巴结可触及肿大；距屈氏韧带30 cm空肠处有1个8 cm×6 cm大小肿物，大网膜包裹粘连，活动度可，遂行根治性右半结肠切除术、小肠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右半结肠）中分化黏液腺癌，部分为管状腺癌，癌组织侵及肠壁肌层达周围，未侵及浆膜，手术切缘未见癌组织残留，淋巴结（0/13）；（小肠）中分化管状腺癌，癌组织侵及肠壁全层达周围，未侵及浆膜，手术切缘未见癌组织残留，淋巴结（0/10）（图3）。免疫组化检查示：（右半结肠）CD56（-）、Syn（-）；（小肠）CKp（+）、CD56（-）、Syn（-）、TP53（野生型）、MSH2（-）、MSH6（-）、MLH1（-）、PMS2（-）。基因检测：KRAS基因突变，未检测到MSH2、MSH6、MLH1、PMS2基因突变。

目的:探讨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危险因素及其风险评估量表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11月国内13家医疗中心收治的539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248例、宁波市第一医院35例、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35例、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32例、临沂市人民医院32例、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31例、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28例、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7例、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26例、如皋市人民医院21例、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11例、宁波市杭州湾医院7例、江苏省建湖县人民医院6例）行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57例，女382例；年龄为（62.7±0.5）岁。观察指标：（1）随访情况。（2）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危险因素分析。（3）构建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风险评估量表。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出院后1周、术后1个月随访，了解病人术后吻合口漏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评估检测方法的效能。约登指数最大值为最佳截断值。 结果:（1）随访情况。539例病人均获得出院后1周、术后1个月随访。随访期间，79例病人发生吻合口漏，吻合口漏发生率为14.66%（79/539），其中39例经保守治疗后痊愈，40例行二次手术（回肠或结肠造口）后痊愈。（2）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危险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长期吸烟和（或）酗酒、肿瘤长径、糖尿病、血红蛋白、白蛋白、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新辅助放化疗、吻合口距齿状线距离、腔内闭合器数目、吻合口加固、术中出血量、放置肠减压管、保留左结肠动脉、手术时间、专业化医师是影响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的相关因素（ χ2 =14.060，4.387，5.039，4.094，17.488，33.485，25.066，28.959，34.973，34.207，22.076，13.208，16.440，17.708，17.260，4.573，5.919，5.389，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肿瘤长径≥3.5 cm、合并糖尿病、血红蛋白<90 g/L、白蛋白<30 g/L、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Ⅲ级、新辅助放化疗、吻合口距齿状线距离<1 cm、腔内闭合器数目≥3个、吻合口未加固、术中出血量≥100 mL、未放置肠减压管是影响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2.864，3.043，12.556，7.178，8.425，12.895，8.987，4.002，3.084，4.393，3.266，3.224，95%可信区间为1.279~6.411，1.404~6.594，4.469~35.274，2.648~19.459，2.471~28.733，4.027~41.289，3.702~21.777，1.746~9.171，1.365~6.966，1.914~10.083，1.434~7.441，1.321~7.867， P<0.05）。（3）构建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风险评估量表。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临床病理因素 χ2值>20，赋3分； χ2值>10且≤20，赋2分； χ2值≤10，赋1分。累积分数≥6分是判断术后吻合口漏的有效客观指标。构建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风险评估量表（6-321），累积分数≥6分，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高；累积分数<6分，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低。 结论:男性、肿瘤长径≥3.5 cm、合并糖尿病、血红蛋白<90 g/L、白蛋白<30 g/L、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Ⅲ级、新辅助放化疗、吻合口距齿状线距离<1 cm、腔内闭合器数目≥3个、吻合口未加固、术中出血量≥100 mL、未放置肠减压管是影响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的独立危险因素；据此构建风险评估量表（6-321），累积分数≥6分，提示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高；累积分数< 6分，提示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低。

目的:分析早产儿广泛坏死型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totalis，NEC-T)的临床特点及发生全肠坏死的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2011年1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42例于手术中证实的NEC-T早产儿临床资料，设为NEC-T组；收集同期收治的644例非广泛坏死型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o-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totalis，NEC-nonT)早产儿临床资料，设为NEC-nonT组，其中362例采取手术治疗，为NEC-nonT手术组。总结NEC-T组早产儿临床特点，并与NEC-nonT手术组患儿比较，分析手术患儿发生全肠坏死的相关因素。结果:42例NEC-T患儿占同时期NEC收治总人数的6.1%(42/686)。与NEC-nonT组相比，NEC-T组患儿出生体质量较低[(1 501±740)g比1 709±1 102)g]，窒息发生率较高[76.2%(32/42)比25%(161/644)]，发病年龄较小[(7.8±7.6)d比(14.6±13.4)d]，发病至手术的时间较短[(6.6±6.5)d比(30.4±24.4)d]，Bell Ⅲ期患儿所占比率较高[85.7%(36/42)比62.7%(404/644)]，发病后休克的发生率较高[76.2%(32/42)比36.6%(236/644)]，死亡率较高[100%(42/42)比6.6%(32/64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因NEC需术中判定是否存在全肠坏死，遂将NEC-T组与NEC-nonT手术组进行比较，分析NEC全肠坏死相关因素，结果显示，NEC-T组急性期严重肠壁下积气[52.4%(22/42)比21.0%(76/362)]、低血压[69.0%(29/42)比40.3%(146/362)]、气腹[66.7%(28/42)比40.3%(176/362)]、低钠血症[85.7%(36/42)比51.4%(186/362)]、腹壁红斑[88.1%(37/42)比18.2%(66/362)]及血小板减少症[85.7%(36/42)比15.5%(56/362)]的人数比例均明显高于NEC-nonT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腹壁红斑、严重肠壁下积气、低钠血症、血小板减少症是NEC-T的独立相关因素( P<0.05)。手术患儿NEC-T评分达到3分时，预测NEC-T的敏感性为92%、特异性为68%；达到5分时，预测NEC-T的敏感性为54%，特异性为98%。 结论:NEC-T早产儿临床症状重，病情进展快，死亡率高。对于存在NEC-T相关因素的新生儿，需要密切观察，科学分析，尽早干预，以降低NEC的发生率和病死率。

目的:探讨高压氧（HBO）辅助健脾解毒方处理对体外培养人结肠癌SW620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体外培养人结肠癌SW620细胞完成后，按照实验设计分成4组：对照组、HBO组、健脾解毒方组和联合组。对照组SW620细胞不作如何处理，HBO组予以0.25 MPa HBO处理，健脾解毒方组予以1.50 mg/ml健脾解毒方制剂处理，联合组予以1.50 mg/ml健脾解毒方剂处理后再予以0.25 MPa HBO处理。首先在200倍倒置显微镜下观察SW620细胞形态的变化，采用MTT法检测SW620细胞的增殖能力，利用Hoechst 33258染色法检测SW620细胞凋亡情况，划痕实验检测SW620细胞迁移能力，Western blotting实验检测SW620细胞内凋亡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处理48 h后，倒置显微镜下发现健脾解毒方组SW620细胞密度轻度减少，悬浮细胞稍微增多；联合组SW620细胞密度明显减少，部分细胞皱缩变圆，悬浮细胞明显增多（ P<0.05）。Hoechst 33258荧光染色发现对照组和HBO组SW620细胞核形态和数量变化不明显；健脾解毒方组SW620细胞核呈致密浓染，形态异常，颜色发白，出现部分细胞凋亡；联合组SW620细胞核更加致密浓染，凋亡细胞明显增多（ P<0.01）；健脾解毒方组和联合组SW620细胞迁移能力受到明显抑制，联合组划痕愈合率明显高于健脾解毒方组（35.4% vs.48.9%， P<0.05）；对照组、HBO组、健脾解毒方组SW620细胞G1期、S期和G2期变化不明显（ P>0.05）；而联合组SW620细胞G1期明显降低，S期明显增高（ P<0.05），而G2期变化不明显（ P>0.05）；与对照组、健脾解毒方组、HBO组比较，联合组SW620细胞内凋亡蛋白Bax、caspase-3、Cytochrome C表达水平明显升高，Bcl-2蛋白表达明显降低（ P<0.01）。 结论:HBO辅助健脾解毒方处理对SW620 细胞具有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及抑制细胞迁移的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下调Bcl-2蛋白表达，提高Bax、caspase-3、Cytochrome C蛋白表达水平有关。

目的:观察芳樟醇通过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1(TRPV1)通路对中枢及外周神经的影响，以及其缓解肠易激综合征(IBS)内脏高敏感的作用。方法:选择36只无特定病原体动物级雌性Sprague-Dawley(SD)新生幼鼠，其中30只用于行为学实验，6只用于电生理实验。行为学实验：将30只SD新生幼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结直肠内注射0.2 mL 0.9%氯化钠溶液)，新生期结肠炎性刺激(NCI)组(结直肠内注射0.2 mL 0.5%的乙酸溶液)，以及芳樟醇20、50、100 mg/kg组(NCI造模成功后，在5周龄时分别予以芳樟醇20、50、100 mg/kg灌胃)；在6周龄时，通过结肠扩张试验评估各组大鼠的腹部撤回反射(AWR)评分和痛阈压力值(AWR评分为3分时的充气压力值)；在行为学观察结束后1 h，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和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各组大鼠结直肠黏膜和脊髓中的TRPV1蛋白质表达水平。电生理实验：采用6~7周龄雌性SD大鼠制作离体脊髓横切片，每只大鼠随机选取5~8个神经元进行全细胞膜片钳记录，分别记录芳樟醇、河豚毒素和抗辣椒素对胶状质区神经元自发性兴奋性突触后电流(sEPSC)的作用。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配对 t检验。 结果:NCI组大鼠在40 mmHg(1 mmHg＝0.133 kPa)压力下的AWR评分高于正常对照组、芳樟醇20 mg/kg组、芳樟醇50 mg/kg组、芳樟醇100 mg/kg组[(2.5±0.2)分比(1.0±0.3)、(1.5±0.3)、(1.5±0.2)、(1.5±0.2)分]，在60 mmHg压力下的AWR评分高于正常对照组、芳樟醇50 mg/kg组、芳樟醇100 mg/kg组[(3.8±0.2)分比(2.3±0.4)、(2.3±0.5)、(2.0±0.3)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39、2.45、3.16、3.16、3.31、2.88、5.97； P＝0.001、0.034、0.010、0.010、0.008、0.028，<0.001)。NCI组大鼠的痛阈低于正常对照组、芳樟醇20 mg/kg组、芳樟醇50 mg/kg组、芳樟醇100 mg/kg组[(35.8±2.0) mmHg比(55.8±1.5)、(49.2±2.4)、(53.3±2.1)、(55.0±1.8) 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7.91、－4.28、－6.01、－7.06， P<0.001、＝0.002、<0.001、<0.001)。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结果显示，NCI组大鼠结直肠中的TRPV1蛋白质相对表达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芳樟醇20 mg/kg组、芳樟醇50 mg/kg组、芳樟醇100 mg/kg组(0.86±0.03比0.32±0.03、0.68±0.01、0.45±0.03、0.56±0.02)，脊髓中的TRPV1蛋白质相对表达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芳樟醇20 mg/kg组、芳樟醇50 mg/kg组、芳樟醇100 mg/kg组(0.91±0.02比0.34±0.03、0.72±0.03、0.51±0.06、0.63±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2.44、5.14、9.68、7.69、19.14、5.13、6.72、5.60， P<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给予2 mmol/L芳樟醇灌注给药4 min时sEPSC的频率和外向电流与同一胶状质区神经元给予0.5 μmol/L河豚毒素和2 mmol/L芳樟醇联合灌注给药4 min时比较[ n＝5，(23.84±4.81) Hz比(20.54±5.71) Hz、(7.60±0.35) pA比(7.62±0.75)pA]，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给予2 mmol/L芳樟醇灌注给药4 min时sEPSC的频率高于同一胶状质区神经元给予10 μmol/L抗辣椒素和2 mmol/L芳樟醇联合灌注给药4 min时[ n＝5，(20.17±2.55) Hz比(14.09±2.98) Hz]，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58、 P＝0.021)；外向电流比较[(7.42±0.78) pA比(7.03±1.32)pA]，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芳樟醇部分通过TRPV1通道缓解IBS内脏高敏感，这些效应可能与其引起胶状质区神经元细胞膜电位超极化有关。

目的:探讨新生儿肠造瘘术后二期手术方式的选择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5月至2019年12月河南省人民医院小儿外科收治的35例新生儿期曾接受肠造瘘手术患儿，二期行根治手术。术前详细询问病史，均行钡灌肠造影、24 h延迟拍片、肛门直肠测压等检查，术中根据个体病情行多点肠管活检及快速冷冻病理检查，结合术中探查情况决定具体手术方式。术后观察有无吻合口瘘、肠梗阻、腹腔感染等并发症及肠功能恢复、排便情况、营养状况等中远期效果。结果:9例诊断为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行关瘘术；16例诊断为NEC合并肠狭窄，行狭窄肠管切除吻合术+关瘘术；10例诊断为先天性巨结肠，其中5例为全结肠型巨结肠，行Soave巨结肠根治术，3例为长段型巨结肠，行结肠次全切除Deloyers法翻转升结肠肛管吻合术+再次造瘘，2例为常见型巨结肠，行经肛门巨结肠治疗术+关瘘术。术后1例吻合口瘘并感染性休克，1例切口裂开，3例黏连性肠梗阻，1例左侧肺实变。随访3～36个月，恢复尚可。结论:对于新生儿期行肠造瘘手术患儿，二期手术前应详细追问病史，钡灌肠造影、24 h延迟拍片、术中多点肠管活检等检查结合术中探查情况，有助于选择合适个体化手术方案，减少手术并发症，提高患儿远期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