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服务能力与县域经济水平高度协调发展的主导作用及影响路径,为其深化医改和长效发展提供依据.方法:以2022年广西39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为研究样本,从集合与整体的视角出发,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其服务能力与县域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状况与影响机制.结果:高水平县域经济结构是促进耦合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影响耦合协调度提升的6条组态路径中,核心条件为县域经济基础稳固以及卫生人力资源或(和)卫生财力资源充足,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996(≥0.8),覆盖度为0.780(≥0.5),模型解释力较强.结论:多要素内外协同是促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服务能力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应重点关注县域经济基础与结构,进一步提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收入以及注重人才队伍的优化扩容.

目的:分析新疆地州市医疗服务能力与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状况及空间关联特征，为促进新疆地州市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数据来源于《2021年新疆统计年鉴》及新疆各地州市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构建新疆地州市医疗服务能力与经济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6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采取极差法和熵权法计算地州市医疗服务能力和经济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采用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分析各地州市医疗服务能力与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状态和相对发展水平，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性。结果:新疆14个地州市医疗服务能力与经济水平之间的平均耦合协调度为0.43，其中，乌鲁木齐市为优质协调状态(0.94)，昌吉回族自治州等4个地州市处于勉强协调状态，耦合协调度为0.52～0.58，克拉玛依市等9个地州市处于不同程度失调状态(<0.40); 14个地州市的平均相对发展度为5.61，其中，克拉玛依市(0.26)和哈密市(0.72)的医疗服务能力相对滞后，乌鲁木齐市(0.91)和昌吉回族自治州(0.96)的医疗服务能力与经济水平同步发展，吐鲁番市等10个地州市(≥1.21)的医疗服务能力相对超前；14个地州市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为－0.24( Z＝－1.08， P＝0.135)，不存在空间聚集性。 结论:新疆14个地州市医疗服务能力与经济水平耦合协调度不高，地区间差异较大，医疗服务能力整体超前，区域联动效应不足。

研究都市圈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对城镇空间扩张的响应,对区域城镇空间格局优化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广佛都市圈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及自然生态环境等相关数据,选取景观格局指数测度城镇空间的规模、分布、形态维度的扩张特征,利用InVEST模型计算降温服务、生境质量、自然游憩和水源涵养4项主要生态系统服务,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多元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协同关系,并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其对城镇空间多维扩张的响应.结果表明:2000-2020年,广佛都市圈城镇用地规模持续增加,且2010-2020年间的增速加快,中心区城镇用地平均斑块面积增加和东北部小斑块的城镇用地增加,都市圈由"双中心"向"单中心"演化.广佛都市圈城镇用地斑块间距离较小,分布较为紧凑,新增城镇用地间距离较小,但近年来逐渐增大.城镇用地斑块形态整体较规整,复杂度较小,新增城镇用地的形态复杂度逐渐增加.广佛都市圈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变动较为剧烈,协同关系减少,权衡关系增加,且极度权衡关系逐渐占主导地位.广佛都市圈生态系统服务协同对城镇用地规模变化的响应最剧烈且具有空间异质性,对城镇用地分布和形态变化的响应存在阶段性差异.

目的:探究中医医疗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为促进中医事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运用综合评价指数分析中医医疗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中医医疗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协调状况.结果:中医医疗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综合水平稳定发展;东部、中部的综合水平要高于东北和西部.中医医疗资源配置发展态势优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两系统的耦合度始终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有待提高,各地区的中医医疗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状态存在发展不平衡.结论:中医医疗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有待提升,需创造良好政策、经济环境,助推中医医疗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各地根据自身优劣势,设置中医医疗资源配置规划,促进两系统同频共振,形成良性循环.

国家公园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面对生态系统服务退化与人类福祉提升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的现实困境,明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耦合协调关系是国家公园科学管理的基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例,基于土地利用、统计年鉴和农牧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国家公园试点建设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与农牧户福祉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建设的推进,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贡献来源于冰川;空间上表现为能值聚集特征,高值区成片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区域.(2)农牧户福祉水平不断提升,主要体现在基本物质需求上,空间上呈现为"中间低东西高"的分异格局.(3)生态系统服务与农牧户福祉的耦合协调性有失衡趋势,主要表现为中度协调区面积下降,磨合区面积增加,超过三分之二的区域处于生态系统服务滞后于福祉发展水平;空间上,体现为严重失调区集中分布,磨合区逐渐成片,中度协调区逐步破碎化.

生态管理分区是实现生态系统有效管理的重要途径,是生态保护和管理的前提基础,对改善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以黄河流域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测算2020年粮食生产、产水、固碳、土壤保持、生境质量以及休闲娱乐等6种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进一步融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进行分层,最终利用象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划定黄河流域生态管理分区.研究结果表明:(1)2020年黄河流域六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格局差异明显,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在空间上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需求则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供需分布格局与区域生态用地以及人类活动有着密切关系.(2)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受到人类对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差异性和层次性的影响,综合供给高值区分布在黄河流域南部生态本底较好的区县,综合需求高值区分布在郑州、西安、济南等核心城市及周边区县.(3)将黄河流域划分划定为五类生态管理分区:A生态潜力型分区,需要挖掘生态系统服务潜力,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利用效率.B生态改善型分区,需要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C生态保护型分区,需要加强生态保护和恢复,减少外来干扰.D生态调节型分区,需要维护生态环境,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实现环境、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统一.E生态协调型分区,需要平衡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研究结果可为黄河流域国土空间优化和生态系统服务管理与保护提供参考.

目的 研究天津市卫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素,为促进卫生资源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从2023年《天津统计年鉴》获取2022年天津市各行政区经济发展和卫生资源配置状况的相关数据.通过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卫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及发展状态,采用障碍度分析模型分析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因子.结果 2022年滨海新区是天津市人口最多,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卫生健康支出最高的行政区;宁河区年平均工资、第三产业比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医院数、卫生机构床位数、医院床位数最低.东丽区、西青区和滨海新区经济发展超前于卫生资源配置,其他行政区经济发展滞后于卫生资源配置.滨海新区经济发展与卫生资源配置良好协调,耦合协调度为0.84;宁河区严重失调,耦合协调度为0.16.经济发展系统中,第三产业比重是滨海新区耦合协调度最主要的障碍因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地区生产总值是其他行政区的主要障碍因子;卫生资源配置系统中,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主要障碍因子各不相同,而其他行政区主要障碍因子为每千人注册护士数、每千人执业医师数、每千人床位数.结论 天津市卫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较低且经济发展普遍滞后于卫生资源配置,而其障碍因素复杂,应通过加强发展低地的投入、在控制卫生资源扩张的同时提高卫生资源的质量、加大卫生投入和区分不同行政区采取措施促进卫生资源配置与经济协同发展.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人口与产业集聚区,其水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研究该区域的人地关系对于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网格化治理等现实需求,目前黄河流域人地关系还缺乏精细栅格尺度研究.使用人类足迹(HF)和生态系统质量指数(EQI)作为人地系统的代理变量,基于Sen+MK趋势检验识别了 2000-2020年1km×1km栅格尺度下黄河流域人类活动和生态系统质量时空演化特征,运用四象限图解法量化了两者协调与冲突关系,基于多种回归模型解析了黄河流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程度和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2000-2020年黄河流域EQI和HF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显著上升区域前者占比64.2％,后者占比49.2％.黄河流域人地关系整体呈现协调演化态势,人地协调演化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太行山西麓和宁夏沿黄等地区;人地冲突区域仅占7.7％,主要分布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地区和上游生态脆弱区.在控制了气温、降水、日照、海拔等自然因子后,HF对EQI仍有显著负向影响,整体看HF每增加1％,EQI将下降0.067％.但这种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人类活动对黄河流域中下游EQI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20年间整个流域的HF对EQI的负向影响呈现缓慢增加态势.为栅格尺度的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研究结果为黄河流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支持.

以9个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作为实证研究区域,构建产业化和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及产业生态化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模型、耦合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MGWR模型等方法,从县域尺度测度生态功能区建设12年来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及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分析产业化、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差异及动态演化趋势,剖析影响产业生态化发展因素为产业生态化健康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12年间产业生态化呈低水平的小幅上升态势,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发展态势.不同功能区间产业生态化水平及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差异均较大,不同功能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的主要内部动因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化水平和生态化水平总体均呈小幅上升态势,产业化总体水平低于生态化水平,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均呈先下降收敛后上升发散的态势;产业生态化、产业化、生态化水平均表现为前一阶段增长快于后一阶段,且后一阶段增速下滑幅度大.(2)12年间产业化与生态化系统二者协调度实现由初级协调到中级协调的提升,9个功能区间协调水平最大差距呈持续上升发展态势.186个县域样本总体协调水平分布呈以初级、中级协调为主,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良好协调县份少的"纺锤"形态;产业化增长速率快于生态化增长速率,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速率的剪刀差呈小幅下降态势,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间差异逐渐缩小,趋向于共同发展阶段.(3)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财政自给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对产业生态化水平呈正向影响,且城镇化率为影响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正向主导因素.

在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分析基础上,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两个维度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0-2020年四川省183个县级行政单元的面板数据测度了各县域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探究了自然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综合系统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改进管理学中的多要素权衡模型来计算自然-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程度,量化了农业高质量发展内部不同系统之间的耦合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四川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先后经历了振荡期(2000-2011年)和迅速攀升期(2011-2020年),在此过程中,自然维度指数整体上比社会经济维度指数更高,但同时也表现出了更强的不稳定性;(2)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高值区集中在成都平原及其周围丘陵区和川南少数区县,从两个高值中心向四周延伸,高质量水平逐渐下降,川西北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相较于广大平原和丘陵区域仍相对滞后;(3)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作用下,四川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从低值不协调向低值协调,再到高值不协调的转变,不同时期的耦合不协调区域及其面临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短板差异显著;(4)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指数之间存在复杂交错的相互作用关系,且这种关系在不同地貌类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山地县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