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估晚期肝细胞癌行介入联合靶向及免疫转化治疗后序贯手术切除的临床特征,探讨其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收集并分析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三二○一医院自2021年6月—2023年5月期间收治的10例初始不可切除的晚期肝癌患者的临床数据.结果 10例患者中,8例为男性,2例为女性,中位年龄55(33～72)岁;Child-Pugh分级标准A级6例,B级4例;CNLC分期Ⅱb期4例,Ⅲa期6例;ECOGps评分均≤1分;6例合并肝硬化,4例无肝硬化;合并门静脉癌栓6例,无门静脉癌栓者4例;转化治疗前最大肿瘤直径13 cm,治疗前AFP＞400 ng/mL者7例,AFP＜400 ng/mL者3例;乙肝患者7例,丙肝2例,1例无肝炎;转化治疗方案:TACE+靶向+免疫方案治疗的有5例、HAIC+靶向+免疫方案5例,治疗过程中发生高血压4例、乏力2例、腹泻1例;中位转化时间为4月;转化治疗后术前的肿瘤最大直径为8.8 cm,转化治疗后术前的中位AFP水平17.2 ng/mL,术前影像学评估(mRECIST)CR 4例,PR 3例,SD 3例;术前PS评分均≤1分.转化后行手术切除:3例行肝部分切除,7例行半肝切除;经腹腔镜手术7例,开腹手术3例.中位手术时间240 min,中位术中出血量400 mL,术后中位住院天数为8 d,术后中位拔除引流管的时间为7 d.术后病理结果pCR3例,pPR有7例,MVI分级M0有8例,M1有2例,术后切缘均为阴性.术后出现腹水1例,胆漏1例,余无明显术后并发症.术后中位随访时间8个月,1例出现复发,随访期间无患者死亡.结论 部分晚期肝细胞癌患者行介入等局部治疗联合靶向及免疫转化治疗后序贯手术切除是安全有效的.

目的 分析肝病患者合并隐球菌感染的临床和菌株特征,为该类患者的诊治和预防提供依据.方法 分析2013年至2023年就诊于我院的肝病合并隐球菌感染患者的病例信息,对从患者分离出的隐球菌菌株通过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法进行鉴定并用ITS测序法进行确认,采用多位点序列分型(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法对菌株进行分型分析,使用FUNGUS3对菌株进行抗真菌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6例肝病合并隐球菌感染的患者中,男性3例,女性3例;年龄48～71岁,平均年龄61.0±8.0岁;肝癌、肝衰竭和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各2例;除1例为皮肤软组织感染外,其余为血流、胸腹水、脑脊液和尿液感染.6例患者合并感染的隐球菌均为新型隐球菌格鲁比变种(Cryptococcus neoformans var.grubii),MLST分型均为ST5型.抗真菌药敏实验结果显示6株菌对抗隐球菌一线药物两性霉素B和5-氟胞嘧啶的敏感性为100％,对氟康唑的敏感性为33.3％,中介率为66.7％;6株菌除1株对伊曲康唑为非野生型(non-wild type,NWT)外,其余均为野生型(wild type,WT)菌株,6例患者隐球菌感染后均死亡.结论 合并隐球菌感染的肝病患者多为免疫功能严重受损的肝病晚期中老年患者,其感染的隐球菌以新型隐球菌格鲁比变种ST5型为主,对常用抗隐球菌一线药物氟康唑的敏感性较低,单用氟康唑治疗效果差.此类患者合并侵袭性隐球菌感染的情况需引起临床医生重视,对此类患者可进行常规隐球菌感染的筛查,以便及早诊治隐球相关感染.

目的 探究原发性肝癌(PLC)患者术后预防性抗凝治疗能否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并探讨术后并发症的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2019年2月至2021年5月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接受PLC肝切除手术治疗的49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进行预防性抗凝将患者分为抗凝组(287例,术后接受预防性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和常规治疗组(208例).对比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并发症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 495例患者肝切除术后总体并发症发生率为30.7％(152/495),按照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感染(9.1％,45/495)、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6.5％,32/495)、出血(6.3％,31/495)、肝切除术后肝功能衰竭(PHLF;6.1％,30/495)、静脉血栓栓塞症(VTE;2.8％,14/495).抗凝组术后VTE、ARDS、PHLF 发生率均低于常规治疗组[1.4％(4/287)vs 4.8％(10/208)、3.8％(11/287)vs 10.1％(21/208)、3.8％(11/287)vs 9.1％(19/208),均P＜0.05],但两组间术后出血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门静脉高压、肿瘤数量是VTE的独立危险因素,门静脉高压、术中出血、术中输血、术前降钙素原是PHLF的独立危险因素,腹水、术前胆红素是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术后预防性抗凝是VTE、ARDS的独立保护因素(均P＜0.05).结论 PLC患者肝切除术后预防性抗凝可以降低VTE、PHLF、ARDS的发生风险,且不会增加术后出血风险.年龄、门静脉高压、肿瘤数量、术中出血、术中输血、腹水、术前降钙素原、术前胆红素是PLC患者肝切除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患者 男性，38岁。因“双下肢水肿1个月，发现肝脏占位1周”于2021年4月20日就诊于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患者1个月前出现双下肢对称性水肿，进行性加重。1周前外院腹部超声检查、腹部增强CT检查和PET-CT检查结果提示肝脏6段占位伴下腔静脉癌栓，左侧腹内斜肌转移。既往慢性乙肝病史10年余，未接受抗病毒治疗；否认手术史、输血史、冶游史，家族史无特殊。入院后腹部超声检查结果显示，肝右叶见低回声占位，考虑恶性可能性大。腹部增强CT检查结果显示：（1）肝脏6段占位性病变，考虑原发性肝癌；（2）肝右静脉、下腔静脉及双侧肾静脉近段充盈缺损、明显强化，考虑癌栓形成；（3）腹水（图1）。PET-CT检查结果显示：（1）肝脏6段占位，代谢明显升高，考虑原发性肝癌；（2）下腔静脉全程充盈缺损伴代谢升高，考虑癌栓形成；（3）左侧腹内斜肌（L3层面）见结节状异常高代谢，考虑转移。实验室检查：乙肝表面抗原、e抗体、核心抗体均为阳性；乙肝病毒DNA为1.12×10 4 U/ml；AST为376.5 U/L，ALT为106.3 U/L；甲胎蛋白为87.43 μg/L。其余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诊断：（1）原发性肝癌，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Ⅲb期；（2）慢性乙肝。

目的:探讨以凝溶胶蛋白为靶点的超声造影剂对小鼠腹腔积液型肝细胞癌高淋巴转移细胞株摄取的影响。方法:采用改良的双乳化溶剂挥发法构建高分子造影剂PLGA-Cooh、碳二亚胺法连接凝溶胶蛋白单抗和造影剂PLGA-Cooh，建立靶向超声造影剂Gsn-PLGA。采用激光粒径仪检测靶向超声造影剂的粒径和Zeta电位，采用免疫荧光法分析造影剂与凝溶胶蛋白单抗表面结合的情况。培养小鼠腹腔积液型肝细胞癌高淋巴转移细胞株Hca-F细胞，采用体外摄取实验分析体外寻靶能力，采用体外显影实验分析造影剂体外显影效果。结果:PLGA-Cooh造影剂呈白色粉末状，具有良好的水溶性，粒径为(569.68±6.96)nm，表面电位为(－10.95±2.43)mV。经DiI标记的非靶向超声造影剂荧光抗体结合率为0.84%，经DiI标记的靶向超声造影剂荧光抗体结合率为95.89%。体外显影实验显示，靶向超声造影剂Gsn-PLGA体外显影效果良好。体外摄取实验显示，与低表达凝溶胶蛋白的Hca-P细胞比较，细胞表面高表达凝溶胶蛋白的Hca-F细胞对靶向超声造影剂的摄取能力较强( P<0.05)，可呈现更强的绿色荧光，靶向超声造影剂Gsn-PLGA对凝溶胶蛋白靶点具有较强的靶向性。靶向超声造影剂Gsn-PLGA体外显影实验显示，造影剂回声均匀细腻，后方回声未出现衰减，同时随着造影剂浓度的升高，其显影效果更加明显( P<0.05)。 结论:以凝溶胶蛋白为靶点的超声造影剂Gsn-PLGA可结合高表达凝溶胶蛋白的Hca-F细胞，同时具有良好的体外显影效果。

目的:比较超声引导联合辅助技术与CT引导经皮热消融治疗邻近膈顶肝癌的安全性及近期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西溪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10月邻近膈顶肝癌经皮热消融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按引导方式不同分为超声引导联合辅助技术组(超声引导组)和CT引导组，辅助技术包括超声造影、融合成像和人工腹水。统计消融术中及术后1周内的并发症，对比两种引导方式的安全性，术后1个月行增强CT或增强MRI检查以评估近期疗效。结果:最终纳入52例患者，其中39例为初治患者，13例为复发患者(7例有手术切除史，6例有热消融史)。男性41例，女性11例，年龄38.0～76.0(57.3±10.0)岁，肿瘤大小12.0～46.0(30.7±8.8)mm。超声引导组患者34例，年龄38.0～73.0(56.6±10.2)岁，肿瘤大小17.0～46.0(30.6±8.7)mm; CT引导组患者18例，年龄39.0～76.0(58.1±9.8)岁，肿瘤大小12.0～45.0(30.9±9.2)mm。两组患者年龄、肿瘤大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热消融术中及术后1周内，超声引导组有3例出现胸腔积液，CT引导组有8例出现胸腔积液、7例出现气胸，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所有并发症经保守治疗均于2周内痊愈。热消融后1个月，超声引导组完全消融率91.2%(31/34)，CT引导组完全消融率88.9%(16/18)，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热消融治疗邻近膈顶的肝癌，两种引导方式有相似的近期疗效，但超声引导联合辅助技术较CT引导明显降低了胸部并发症的发生率。

目的:探讨大范围肝切除术后肝癌患者行过渡性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监护的必要性。方法:回顾性分析548例大范围肝切除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进行过渡性ICU监护，分为ICU组(92例)和非ICU组(456例)，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并发症及死亡率进行分析。结果:两组患者术后大量腹水、肝功能衰竭、胆漏、感染、出血等主要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死亡率、住院时间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ICU组患者总住院费用明显高于非ICU组[(72 019±24 516)元比(67 002±21 374)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04， P＝0.046)。多因素分析显示术中出血量和输血量是患者术后行过渡性ICU监护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过渡性的ICU监护不会降低大范围肝切除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反而会增加患者的医疗费用。

目的:探讨乌司他丁对大范围肝切除术后肝癌患者肝功能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32例大范围肝切除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应用乌司他丁情况，分为治疗组(105例)和对照组(127例)，对两组患者术后炎症因子、肝功能指标、术后并发症、住院天数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术后3 d治疗组患者炎症指标和肝功能指标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RP： t＝4.520， P＝0.000；IL－6： t＝17.982， P＝0.000；TBIL： t＝9.843， P＝0.000；ALT： t＝11.913， P＝0.000；AST： t＝4.520， P＝0.000)。治疗组患者大量腹水发生率(χ 2＝4.212， P＝0.040)及术后平均住院时间( t＝9.994， P＝0.000)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连续应用乌司他丁可有效抑制大范围肝切除术后肝癌患者炎症因子的生成，保护肝功能，降低大量腹水发生率，缩短术后住院时间。

患者 男性，29岁，因“上腹胀伴发热10 d”于2020年7月25日入院。患者10 d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胀痛不适，伴低热，物理降温后好转，无恶心呕吐，无腹泻，无黄疸。外院CT提示肝癌，未行治疗。起病以来，患者一般情况尚可。既往乙肝病史10余年，未接受抗病毒治疗。体检：腹软，全腹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肋下可触及质硬肿块，脾肋下未及，Murphy征（-），腹水征（-），肠鸣音可。血常规、血生化、凝血功能未见明显异常，Child-Pugh分级A级。甲胎蛋白12 452 μg/L，异常凝血酶原13 516 mAU/ml，HBV-DNA：4.31×10 3 U/ml。吲哚菁绿15 min潴留率8%，左外叶体积：505 cm 3。肝脏CT检查结果显示，肝左内叶及右叶见大肿块，最大截面约157 mm×124 mm，增强扫描动脉期呈不均匀强化，见多发供血动脉分支，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呈持续性周边不均匀强化，病灶中心呈星芒状低密度各期均未强化，病灶周围肝实质强化欠均；肝中静脉及肝右静脉显示欠清；门静脉左右支受压，腔内未见明显充盈缺损。肝段下腔静脉受压变窄；肝内外胆管无扩张，胆囊壁增厚水肿；肝门部淋巴结增大（图1）。胸部CT检查结果显示，右肺上叶见微结节，最大径约2 mm。诊断：肝细胞癌（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A期，中国肝癌的分期方案Ⅰb期）；慢性乙肝。

目的:探讨完全腹腔镜解剖性肝Ⅷ段切除的策略、安全性及近期疗效。方法:回顾分析湖南省人民医院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行腹腔镜解剖性肝Ⅷ段切除9例患者资料，其中男性6例，女性3例，年龄范围29～67岁，平均年龄53.6岁。观察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等指标。出院后随访生存和复发情况。结果:9例患者均在腹腔镜下完成解剖性肝Ⅷ段切除。手术时间140～240 min，平均188.9 min。术中失血量20～300 ml，平均117.8 ml。1例术后出现胸腔积液，保守治疗治愈；1例出现腹水，延迟拔管治愈。9例患者均无Clavien-Dindo Ⅲa级以上并发症。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住院时间3～12 d，平均6.9 d。术后病理结果：肝细胞腺瘤2例、肝细胞癌4例、胆管细胞癌1例、转移性肝癌2例。9例患者均获随访，随访12～58个月，中位随访时间22个月。1例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后18个月复查发现肝内复发，行微波消融治疗，其余未见明显复发征象。结论:在充分术前评估、合理病例选择、严谨手术规划、娴熟腹腔镜操作技术的前提下，腹腔镜肝Ⅷ段切除安全可行，近期疗效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