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儿女，9岁，以“多饮、多尿、精神欠佳2个月，加重半天”于2021年9月10日入西安市儿童医院儿童内分泌科。2个月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多饮、多尿，每天饮水量约2 500 mL，尿7~8次/d，每次尿量约400~500 mL，食欲增加，体质量较前减轻。同时伴有乏力，睡眠增多，双下肢浮肿，无昏迷、抽搐及意识障碍，无发热、咳嗽，无呕吐、腹泻，无腹痛，曾就诊当地中医诊所，诊断为“脾胃虚、气血不足”予口服中药调理治疗2个月，效果欠佳。6 h前患儿精神反应差，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伴深大呼吸，全身乏力明显，就诊于我院急诊。急查血糖：31.3 mmol/L；尿常规：葡萄糖（+++），酮体（+++），隐血（++）；血气分析：pH 7.06，二氧化碳分压（PCO 2）6 mmHg（1 mmHg=0.133 kPa），氧分压（PO 2）143 mmHg，血清钠（Na +）127 mmol/L，血清钾（K +）2. 5 mmol/L，血清钙（Ca 2+）1.31 mmol/L，碳酸氢盐（HCO 3-）< 3 mmol/L，剩余碱（BE）未测出。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360 mL（20 mL/kg）后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收入内分泌科。患儿自发病后，食欲增加，尿量增加。近2 d无大便，2个月内体质量下降3 kg。既往史：2个月前因“急性扁桃体炎"于当地医院查尿常规：葡萄糖（++++），蛋白质（+），酮体（+++），未特殊处理、未规律复查。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及接触史，否认过敏、手术及外伤史。无糖尿病家族史。入院查体：体温36.3 ℃，呼吸32次/min，脉搏124次/min，血压104/56 mmHg，体质量18 kg，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口周略苍白，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啰音。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胀，拒按，肝脾触诊不满意，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初步诊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入内分泌科后给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等治疗。入院后急查血气分析：pH 7.01，PCO 2 9 mmHg，PO 2 140 mmHg，Na + 132 mmol/L，K + 1.8 mmol/L，HCO 3- < 3 mmol/L，BE未测出，监测血糖28 mmol/L，入院治疗1 h后患儿呼吸急促、费力，张口呼吸，不能平卧，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格拉斯哥评分10分，病情危重，转入儿童重症医学科。查体：意识不清，格拉斯哥评分8分，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腹膨隆，叩诊鼓音，拒按，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降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复查血糖27 mmol/L，甘油三酯162 mmol/L，胆固醇21.6 mmol/L，凝血因乳糜血测不出。转入后予无创辅助通气，但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遂予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同时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同时血浆置换（置换血浆量900 mL）治疗，10 h后该患儿血糖降至19 mmol/L，仍呈嗜睡状，轻度脱水貌，无明显深大呼吸，面色口唇欠红润，四肢末梢稍暖，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3 s；继续补液及胰岛素泵入治疗；但1 h后，患儿意识障碍加重，呈昏睡状，腹胀加重，肠鸣音消失，四肢发绀，四肢末梢凉，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血压波动于50/30 mmHg~60/40 mmHg，血气分析pH 6.81，HCO 3- 2.3 mmol/L，BE-32.8 mmol/L，酸中毒无好转，考虑存在脓毒性休克，肠穿孔可能，立即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扩容，去甲肾上腺素升压，美罗培南、万古霉素抗感染等治疗，胃肠减压引出黄绿色含粪汁液体，急查腹部B超提示肠淤张；腹部CT提示小肠多发肠壁积气，伴门静脉积气，腹腔积液。考虑肠管坏死伴穿孔可能性大，急请普外科会诊，急诊行剖腹探查术，术中发现距回盲部约20 cm肠管及距离曲氏韧带有约10 cm肠管颜色尚可，其余肠管均已发黑伴多处穿孔，切除坏死肠管，予空肠造瘘，肠腔置16号橡胶引流管，术后禁饮食，引流管及瘘口可引出大量墨绿色分泌物，术后继续行持续床旁血液净化治疗，于术后第2天行第2次血浆置换（置换量900 mL），术后第5天撤离有创呼吸机。患儿静脉用胰岛素静泵下血糖控制尚可，5 d后开始间断予温水鼻饲，逐渐过渡为配方奶。住院第11天患儿诉下腹胀、伤口疼痛，伴发热，体温最高39.0 ℃，且易反复，查体下腹部皮肤可有握雪感，考虑皮下积气。第12天，腹部皮下积气减少，左侧腹壁出现红肿热痛，考虑腹壁感染，予拔除肠腔引流管，腹壁缝线拆除，造瘘袋贴于腹壁切口周围皮肤，保持引流通畅，伤口周围涂抹氧化锌软膏保护皮肤，治疗上继续禁食、胃肠减压，小剂量胰岛素，补液，静脉营养，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抗感染。动态监测血糖、血脂，均正常；经抗感染治疗后患儿逐渐体温正常，精神反应好转，于住院第20天转入内分泌科继续静脉营养治疗，住院70 d后，患儿腹部切口愈合好，行造瘘口闭合术，术后肠道恢复良好，逐渐过度肠内营养联合静脉营养，住院90 d，好转出院。随访半年，患儿精神反应好，营养状态中等，持续静脉营养及部分肠内营养中。血糖控制良好。

目的:探讨Ki-67增殖指数<55%G3级无功能性胰腺神经内分泌瘤（pNETs）的治疗方式及预后。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4年4月至2020年4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15例Ki-67增殖指数<55%的G3级无功能性pNETs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1例，女4例；年龄为（58±10）岁。患者均行原发病灶根治性切除术。观察指标：（1）治疗情况。（2）术后病理学特征。（3）随访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或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Pearson相关分析验证变量间相关性。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1）治疗情况。15例无功能性G3级pNETs患者均行胰腺原发灶根治性切除术，其中胰十二指肠切除术5例，胰体尾联合脾切除术10例。5例同时性肝寡转移患者联合行肝段（叶）切除术。15例患者肿瘤切缘均为阴性，手术时间为120（90，210）min，术中出血量为200（50，300）mL；术后30 d内均未发生Clavien-Dindo≥Ⅲ级严重并发症。15例患者中，5例行CAPTEM化疗（替莫唑胺联合卡培他滨）为主的综合治疗；2例行局部介入治疗；2例行单纯CAPTEM化疗；行局部介入+分子靶向治疗、局部介入+长效生长抑素类药物治疗、长效生长抑素类药物+分子靶向治疗各1例；3例未行术后治疗。（2）术后病理学特征。15例患者肿瘤最大径为3.3（0.5~6.0）cm，其中2例患者肿瘤最大径<2 cm，13例肿瘤最大径≥2 cm。15例患者清扫淋巴结数目为6（4，10）枚，淋巴结转移数目为2（1，3）枚，其中12例淋巴结转移阳性。15例患者中，肿瘤侵犯胰周邻近脏器5例，同时性肝寡转移5例，神经侵犯和脉管侵犯各8例；病理学TNM分期Ⅱ期、Ⅲ期、Ⅳ期分别为3、7、5例。15例患者原发灶Ki-67增殖指数为32%±9%，核分裂象为（11±9）个/10高倍视野，两者无相关性（ P>0.05）。（3）随访情况。15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55±24）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78（43~113）个月，患者1、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100%、92%、62%。15例患者随访期间，9例肿瘤复发，复发时间为20（14，44）个月；其中8例因肿瘤复发或转移死亡。5例行CAPTEM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方案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86（51~120）个月，10例行其他术后辅助治疗或未治疗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53（45~60）个月，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4.21， P<0.05）。 结论:Ki-67增殖指数<55% G3级pNETs患者行根治性手术联合以CAPTEM化疗为基础的术后综合治疗的预后好于其他术后辅助治疗和术后未治疗患者。

目的:结肠脾曲游离技术是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的技术难点，本研究旨在比较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和中间入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施行左半结肠癌根治术；（2）术后病理结果为腺癌；（3）年龄为18~80岁；（4）无肝脏、腹膜或远处转移。排除标准：（1）身体状况较差，具有严重心、脑、肺、肝、肾和造血系统疾病者；（2）基础情况差不能耐受腹腔镜手术；（3）同时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或多源性肿瘤；（4）因出血、梗阻和穿孔等需行急诊手术者。收集广东省中医院胃肠外科2014—2020年期间完成的189例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入路的不同分为网膜囊入路组（52例）和中间入路组（137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SM）对全组患者按最近邻匹配法进行1∶1匹配，卡钳值为0.01，匹配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体质指数、肿瘤部位和肿瘤分期。通过PSM，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各47例患者。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采用配对 t检验、配对秩和检验和配对χ 2检验比较两组术中及术后指标，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当两条生存曲线出现交叉时，补充two-stage法和Restricted mean survival time（RMST）的组间比较结果。 结果:两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无术中死亡。两组术中无联合脾脏、胰腺等脏器切除。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流质饮食、术后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网膜囊入路组的中位腹腔镜游离时间较中间入路组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位数：56 min比65 min， P=0.032）。中间入路组患者中有6.4%（3/47）（体质指数均>25 kg/m 2）术中进入错误层面，网膜囊入路组未出现。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患者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0.2%和86.1%（ P=0.909）；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5.6%和94.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532）。 结论:对于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是安全可行的方法，尤其对于经验欠缺的外科医生而言。对于肥胖患者，网膜囊入路能更好地进入正确解剖层面，避免进入胰后间隙。

目的:探讨门静脉高压症巨脾患者行腹腔镜下脾切除联合断流术的临床应用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2020年1月在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肝胆胰腺外科收治的58例门静脉高压症巨脾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手术方式不同分为腹腔镜组( n＝34)和开腹组( n＝24)，腹腔镜组患者行腹腔镜下巨脾脏切除联合断流术，开腹组患者行开腹巨脾切除联合断流术。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腹腔出血、B/C级胰漏、腹腔感染等)发生率。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Mean± SD)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两组患者手术均成功，腹腔镜组中转开腹2例，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腹腔镜组手术时间为(205.3±28.6) min，开腹组为(156.4±20.7) min，腹腔镜组较开腹组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2)，开腹组术中出血量为(327.2±39.5) mL，显著高于腹腔镜组的(246.5±32.3) mL，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腹腔镜组患者术后排气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2.6±1.4) d、(9.7±2.3) d，开腹组分别为(3.8±1.5) d、(12.9±2.7) d，腹腔镜组均短于开腹组，两组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腹腔镜组术后腹腔出血0例，B/C级胰漏2例，腹腔感染3例，开腹组术后腹腔出血1例，B/C级胰漏2例，腹腔感染5例，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88)。 结论:腹腔镜下巨脾切除联合断流术安全可行，具有创伤小、术后肠道功能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等优点，可使患者获益，但手术难度大，对手术医师的技术及心理素质要求高。

目的:探讨腹腔镜下保脾胰体尾切除术联合自体胰岛移植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并总结文献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1例22岁胰腺假乳头状瘤女性患者，接受腹腔镜下保脾胰体尾切除术联合自体胰岛移植手术的临床资料，并对其随访6个月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结果:受者术后恢复顺利，术后6个月空腹血糖值为5.72 mmol/L，糖化血红蛋白6.1%，不需要使用外源性胰岛素治疗，肝功能正常。结论:腹腔镜下保脾胰体尾切除术联合自体胰岛移植可以有效预防术后胰源性糖尿病。

目的:探讨胃镜"三明治"注射治疗序贯腹腔镜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治疗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1年3月至2019年10月嘉兴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52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合并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3例，女19例；年龄为(63±9)岁，年龄范围为41~83岁。52例患者中，31例行胃镜"三明治"注射治疗序贯腹腔镜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设为序贯组；21例行腹腔镜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设为腹腔镜组。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并发症情况。(3)治疗后胃底曲张静脉的变化情况。(4)随访情况。采用电话与门诊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结果:(1)手术情况：序贯组和腹腔镜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序贯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分别为(112±16)min、(57±11)mL；腹腔镜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03±14)min、(55±9)mL，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963，1.052， P>0.05)。(2)并发症情况：序贯组患者中11例发生并发症，其中围术期出血1例、术后消化道再出血2例、腹腔积液4例、门静脉血栓4例，无死亡患者；腹腔镜组患者中16例发生并发症，其中围术期出血2例、术后消化道再出血6例、腹腔积液4例、门静脉血栓4例，死亡3例。两组患者围术期出血、腹腔镜积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门静脉血栓、死亡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082，0.082， P>0.05)；两组患者术后消化道再出血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序贯组术后消化道再出血患者经胃镜治疗后痊愈；腹腔积液患者予低盐饮食联合利尿剂治疗后消退；并发门静脉血栓患者予小剂量华法林治疗后成功溶栓。6例腹腔镜组术后消化道再出血患者，3例经胃镜治疗后痊愈，3例未能及时抢救死亡；腹腔积液患者予低盐饮食加利尿剂治疗后消退；并发门静脉血栓患者予小剂量华法林治疗后成功溶栓。(3)治疗后胃底曲张静脉的变化情况：术后6个月，31例序贯组患者均未见胃底静脉曲张；21例腹腔镜组患者15例未见胃底静脉曲张，3例发生明显胃底静脉曲张，3例发生严重胃底静脉曲张。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128， P<0.05)。术后12个月，31例序贯组患者中29例未见胃底静脉曲张，2例发生明显胃底静脉曲张；21例腹腔镜组患者中13例未见胃底静脉曲张，3例发生明显胃底静脉曲张，5例发生严重胃底静脉曲张。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933， P<0.05)。序贯组明显胃底静脉曲张患者予胃镜治疗后胃底曲张静脉消失；腹腔镜组明显和严重胃底静脉曲张患者中1例并发消化道大出血死亡，其余患者予胃镜治疗后胃底曲张静脉消失。(4)随访情况：52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8年，中位随访时间为4年。31例序贯组患者和18例腹腔镜组患者生存。 结论:胃镜"三明治"注射治疗序贯腹腔镜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治疗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曲张静脉复发率、再出血率较低。

目的:探讨脾切除术对肝硬化合并门静脉高压症患者发生肝细胞癌（HCC）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中国7所三级医院收治的因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继发脾功能亢进行脾切除术的407例患者的病例资料，纳入脾切除组；将同期因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接受药物治疗的464例患者的病例资料纳入非脾切除组。脾切除术中采用开腹或腹腔镜联合或不联合贲门血管离断术。非脾切除组中所有患者均在HCC发生前保守治疗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未进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脾切除或肝移植术。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HCC监测方案。每3~6个月常规进行腹部超声检查、肝功能检查和甲胎蛋白检查。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对脾切除组和非脾切除组的患者资料进行匹配。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总体生存率和肝癌累积发生率，采用对数秩和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存率。采用单因素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肝癌发生的相关因素。结果:PSM后，两组各233例患者。49例（12.0%）脾切除患者和75例（16.2%）非脾切除患者在随访期间发生了HCC。脾切除组患者1、3、5、7年HCC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1%、6%、7%、15%，显著低于非脾切除组1%、6%、15%、23%（ HR=0.53，95% CI：0.31~0.91， P=0.028）。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40岁、男性、有脾切除史是HCC发生的独立相关因素（ HR=0.55，95% CI：0.32~0.95， P=0.031）。脾切除组1、3、5、7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100%、97%、91%、86%，而非脾切除组为100%、97%、92%、8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99）。与非脾切除组的HCC患者相比，脾切除组发生HCC患者接受肝切除的比例更低（12.2%比33.3%，χ2=7.029， P=0.008）。 结论:脾切除术可能降低肝硬化合并门静脉高压症患者HCC的发病风险。

病例1，男性，52岁，因“右上腹不适2 周”入院，既往曾因外伤性脾破裂行脾切除手术，查体上腹部见陈旧性手术切口瘢痕，无其他阳性体征。入院前当地医院CT增强扫描显示：肝右叶肿瘤大小约5.5 cm × 6.0 cm × 9.0 cm，合并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癌栓累及门静脉右支（程氏分型 ［1］Ⅱ型，图1A）。术前肝功能Child-Pugh A级，吲哚菁绿排泄试验（indocyanine green，ICG）R15为7.9%，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310 ng/mL。择期行“肝动脉染色法”解剖性右半肝切除术 。取右上腹反“L”形切口，常规腹腔探查，无腹腔转移。切除胆囊，游离肝周韧带，切断结扎肝右后下静脉。在第一肝门处，采用Glisson蒂鞘内解剖法，分离出肝右动脉并悬吊之。细针穿刺肝右动脉、注入美蓝5 mL并将其结扎后，肝右叶和肿瘤存在染色面（图1B）。解剖第二肝门，在肝外分离出肝右静脉并切断，残端缝扎。以肝脏染色面作为肝脏切除线，采用电凝联合Cusa切肝法离断右半肝，其间注意保护肝中静脉。在第一肝门处离断、结扎右肝管，在其后方找到门静脉右支并切开，取出癌栓（图1C）。检查肝创面无出血、无胆漏，将切断的肝镰状韧带重新缝合固定，防止术后肝扭转。腹腔放置引流管1根，关闭切口。手术切除标本见图1D。

目的:探讨肝脾联合切除术与常规肝切除术治疗肝癌合并脾功能亢进患者肿瘤学效果及风险比较，为临床应用提供指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浙江省义乌復元私立医院2012年4月至2014年8月收治的符合研究要求的118例肝癌合并脾功能亢进患者，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将其分为两组，行肝脾联合切除术者为联合组，行常规肝切除术者为对照组，各59例。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情况、血常规、肝功能、术后并发症、肿瘤效应（局部复发、远处转移、术后1、3和5年生存率）。结果: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对照组比较，联合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显著升高[94.92%（56/59）比79.66%（47/59）]（ P<0.05）；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均随访至2019年8月1日，联合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显著高于对照组（29个月比22个月）（ P<0.05）；两组患者局部复发、远处转移率、1、3和5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联合组术后第7天血小板、白细胞明显高于对照组[（264.48 ± 75.37） × 10 9/L比（153.53 ± 42.11） × 10 9/L、（7.86 ± 1.43） × 10 9/L比（3.48 ± 1.32） × 10 9/L]（ P<0.05）；联合组术后第7天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与对照组比较均显著降低[（49.42 ± 31.88） U/L比（84.22 ± 43.95） U/L、（36.50 ± 21.50） U/L比　（49.98 ± 35.63） U/L]（ P<0.05）。 结论:与常规肝切除术治疗肝癌合并脾功能亢进患者相比较，肝脾联合切除术治疗可有效促进患者外周血血小板、白细胞上升及肝功能恢复，且不增加手术风险，长期随访结果更满意。

目的:探讨单孔腹腔镜联合胸腔镜行食管癌McKeown术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8至11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收治的34例用单孔腹腔镜联合胸腔镜行食管癌McKeown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4 例，女10例，年龄43~75（62±4）岁。胸腔操作部分：左侧俯卧体位，常规四孔胸腔镜方法完成食管游离及纵隔淋巴结清扫。腹腔操作部分：单孔腹腔镜逆向胃游离三步法，首先游离小网膜，荷包针线外拉提吊肝左叶，清扫小弯侧淋巴结，离断胃左血管；其次，分离食管裂孔，切断贲门，最后逆向游离脾胃韧带，完成胃游离及腹腔淋巴结清扫。观察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术后引流管拔除时间、术后胸腔引流液总量、术后近期并发症、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术后出院时间并进行随访。结果:34例患者均顺利完成行单孔腹腔镜联合胸腔镜食管癌根治术，无中转开胸，无中转开腹或扩大切口；手术时间194~285（240±21）min，其中胸腔部分时间53~105（60±13）min，腹腔部分时间40~73（49±7）min。术中出血量15~110（60±20）ml。纵隔清扫淋巴结数目10~25（13±3）枚，腹腔清扫淋巴结数目6~16（9±3）枚。34例患者术后第2~3天下床活动。患者术后2 d拔除胸腔闭式引流管及左颈引流管，术后5 d拔除胸腔艾贝尔引流管。术后胸腔引流总量100~500（300±100）ml。全组无吻合口瘘、吻合口狭窄、乳糜胸、胃排空障碍发生；8例出现一过性声音嘶哑；4例出现肺部感染者，予以抗生素治疗后，均治愈后出院。术后住院时间8（6，8）d，常规进半流质饮食后出院。全组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均为鳞癌，术后病理学分期为T1~3N0~1M0期。34例患者术后随访60（40，75）d，随访期间无并发症发生，无复发转移及死亡。结论:单孔腹腔镜联合胸腔镜行食管癌McKeown术安全可行，近期疗效较好，是一种可供选择的食管癌微创术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