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机器人辅助根治性膀胱切除及Bricker术中采用体内与体外尿流改道的疗效和并发症。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3月浙江省人民医院收治的204例膀胱癌患者的病例资料，患者均接受机器人辅助根治性膀胱切除及Bricker术，其中采用体外尿流改道(ECUD组)82例，采用全腔内尿流改道(ICUD组)122例。ECUD组男67例(81.7%)，女15例(18.3%)；中位年龄70(61，76)岁；有吸烟史35例(43.2%)；既往有高血压病31例(37.5%)，糖尿病17例(21.3%)，心脏病13例(15.7%)，腹部手术史15例(17.8%)；中位体质指数(BMI)为26.1(24.3，28.5)kg/m 2；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评分≤2分67例(81.7%)，≥3分15例(18.3%)；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15例(18.3%)，肌层浸润性膀胱癌67例(81.7%)；接受新辅助化疗16例(19.5%)。ICUD组男95例(77.9%)，女27例(22.1%)；中位年龄68(62，75)岁；有吸烟史58例(47.3%)；既往有高血压病40例(32.6%)，糖尿病33例(22.8%)，心脏病28例(26.7%)，腹部手术史17例(14.2%)；中位BMI 25.6(23.4，27.8)kg/m 2；ASA评分≤2分105例(86.1%)，≥3分17例(13.9%)；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29例(24.9%)，肌层浸润性膀胱癌93例(75.1%)；接受新辅助化疗22例(18.0%)。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ICUD组回肠膀胱制作及输尿管种植方法：距回盲部15 cm处用切割闭合器截取约15 cm回肠制备回肠膀胱通道并恢复回肠的连续性；将取好的回肠膀胱近心端封闭，将双侧输尿管间距3 cm分别种植在回肠膀胱通道上；双侧输尿管内均置入F6单J管引流尿液。ECUD组方法：取脐下5 cm切口，进入腹腔，找到回盲部，将回肠末段提出体外，距盲肠15 cm处切开肠系膜，结扎血管至动脉弓，于回肠上做一小切口；自断端向上15 cm处同法处理肠系膜、肠管；用直线切割吻合器截取所需肠段并恢复延续性，冲洗游离肠段，将双侧输尿管置入单J管并与游离肠管吻合，间距3 cm。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术后进固体食物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切口疼痛(评分>5分)例数、术后再入院率、围手术期死亡率、术后并发症、术后病理检查结果等。 结果:两组手术均顺利完成，无中转开放或普通腹腔镜手术，无严重术中并发症。ICUD组与ECUD组的手术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60(230，310)min与235(220，290)min， P＝0.078]。ECUD组术中出血量多于ICUD组[300(200，400)ml与150(100，300)ml， P＝0.037]，但两组输血例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例(8.6%)与9例(7.4%)， P＝0.196]。ECUD组的术后排气时间[4(2，6)d与2(1，3)d， P＝0.024]和术后进固体食物时间[7(4，9)d与4(3，5)d， P＝0.019]长于ICUD组。ECUD组和ICUD组术后住院时间[8(5，11)d与6(5，9)d， P＝0.21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CUD组术后早期(术后<30 d)总并发症发生率[19.6%(24/122)与34.2%(28/82)， P＝0.029]、早期轻微(Clavien-Dindo Ⅰ~Ⅱ级)并发症发生率[13.9%(17/122)与25.6%(21/82)， P＝0.007]、晚期(术后30~90 d)严重(Clavien-Dindo≥Ⅲ级)并发症发生率[4.1%(5/122)与10.1%(8/82)， P＝0.039]明显低于ECUD组；早期严重并发症发生率[5.7%(7/122)与8.5%(7/82)， P＝0.089]、晚期总并发症发生率[15.6%(19/122)与16.1%(13/82)， P＝0.345]、晚期轻微并发症发生率[11.5%(14/122)与6.0%(5/82)， P＝0.085]与ECUD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CUD组与ECUD组的淋巴结清扫数量[21(14，25)枚与19(15，24)枚]、淋巴结阳性率[10.7%(13/122)和10.0%(8/82)]、切缘阳性率[3.3%(4/122)与4.8%(4/82)]和术后病理分期[T 1期~T is期：25例(20.3%)与14例(17.1%); T 2期~T 3期：97例(79.7%)与68例(82.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ICUD组和ECUD组术后切口疼痛分别为43例(35.6%)和46例(5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ICUD组术后30 d和90 d再入院率分别为1.6%(2/82)和4.9%(6/82)，ECUD组术后30 d和90 d再入院率分别为1.2%(1/122)和9.8%(8/12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围手术期均无死亡病例。 结论:机器人辅助根治性膀胱切除及体内Bricker术治疗肌层浸润性或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是安全且可重复的手术方式。腔镜下完全体内重建膀胱切实可行，具有术中出血少、术后肠管功能恢复快、术后早期并发症少的优势。

目的:探讨肠管暂时性寄存装置(ITSD)在非连续性肠损伤伴失血休克犬模型中应用的可行性。方法:将10只Beagle犬随机分成两组，通过离断肠管、结扎肠系膜血管及动脉放血建立犬肠多处横断伤及非连续性可疑坏死伴失血休克模型。实验组采用ITSD重建肠管，对照组则缝扎肠管，随后暂时关腹，24 h后行确定性手术。记录实验一般资料(放血量、复苏期补液量、早期处理用时、断端肠管处理时间及犬生存情况)。检测实验前、早期处理后(0 h)、2、6、12、24 h内毒素浓度，并观察肠管活力变化。实验组行消化道造影检查。取两组原可疑坏死肠组织行病理学检查。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 结果:两组的放血量、补液量、早期处理用时及肠管断端处理时间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肠管缝扎后，1只犬因误吸死亡。自术后2 h起，对照组内毒素浓度显著高于实验组[24 h：(1.217±0.324) EU/ml比(0.675±0.227) EU/ml， P<0.05]。实验组可疑坏死肠管活力变化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肠管坏死的首发时间晚于对照组[(8.75±3.70) h比(4.63±1.87) h， P>0.05]，切除的坏死肠管长度明显短于对照组[(28.30±6.76) cm比(95.68±29.31) cm， P<0.05]。消化道造影显示实验组肠管通畅性良好。对照组的肠组织病理改变较实验组严重。 结论:ITSD在非连续性肠损伤伴失血休克犬模型的紧急救治是安全有效的。

目的:观察人胚胎肠管再通过程中阻塞管腔内的胚胎液泡的形态及黏膜上皮的形成。方法:对4例孕9~10周人胚胎石蜡包埋和切片进行观察。所有标本均做矢状面连续切片（5 μm厚）和HE染色。3D HISTECH扫描切片并进行三维重建。结果:胚胎头臀径（crow-rump length，CRL）28 mm（孕9周）肠腔可见细小腔隙，管腔形状不规则，可见黏膜上皮化，液泡离心性融合，囊壁形成黏膜上皮层。胚胎CRL 36 mm（孕10周）肠腔腔隙进一步扩大，肠腔内液泡不断融合黏膜上皮，直到完成再通。结论:本研究演示了人胚胎肠管再通早期的液泡形态和结构。显示肠管胚胎期液泡囊壁通过单层上皮细胞的融合、扩张和向黏膜上皮演变，构成肠道黏膜上皮。暂时充盈期肠管液泡上皮细胞和间充质细胞之间应该存在上皮-间充质转换，两者在肠黏膜上皮化和再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患者男，42岁，因“突发背部及腹部疼痛不适9 h”入院。CTA示：B型主动脉夹层（图1）。1周后在全身麻醉下行胸主动脉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术。沿左侧股动脉入路送入猪尾导管，沿途逐段造影明确位于真腔，将猪尾导管送至升主动脉（图2A），交换8F长鞘至主动脉弓部。沿长鞘送入抓捕器捕获左侧肱动脉泥鳅导丝经左股动脉鞘管引出建立导丝轨道，沿长鞘送入超硬导丝至升主动脉。沿左侧股动脉入路导入单内嵌分支覆膜支架（34-28-200 mm），紧贴左颈总动脉远心端释放，完全释放后回撤输送系统至支架下端。此时DSA透视下见支架逐渐向远端移动（图2B），支架下端移位至第一腰椎水平后支架固定。左侧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造影示：支架内血流淤滞，支架远端不显影，考虑术中主动脉内膜脱套堆积于支架下端，堵塞腹主动脉及内脏动脉（图2C）。与家属沟通后决定中转开腹，采用腹部正中切口，腹腔探查见肠管及肝脏颜色暗淡。将小肠推向右侧，打开后腹膜，显露腹主动脉，离断左肾静脉，游离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分别套带控制。将肾动脉上方、下方腹主动脉套带控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后，于腹主动脉前壁纵行切口约5 cm，可见内膜堆积，近端内膜向远心端折返，将内膜小心剥离，6-0滑线固定远心端内膜，4-0滑线缝合腹主动脉前壁切口，开放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见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搏动良好。检查剥脱内膜长度约20 cm，其上可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开口（图2D）。沿左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至支架内造影，可见：支架内及腹主动脉血流通畅，腹腔干未见显影，肠系膜上动脉显影，但支架下端覆盖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双侧肾动脉显影良好。于小肠系膜游离显露肠系膜上动脉，直视下逆行穿刺肠系膜上动脉，置入鞘管，将导丝沿鞘管送至腹主动脉建立通路，沿导丝送入8 mm×80 mm自膨式裸支架，精确定位后于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处释放。再次造影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重建左肾静脉。术后给予禁饮食、抗感染、抗凝、补液等治疗，患者康复出院。术后6个月复查CTA：主动脉及支架内血流通畅，锁骨下动脉远心端残留少量内膜组织，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

患者男，65岁，因“发现皮肤巩膜黄染半月余”入院。患者既往体健。术前MRI示：胆总管下段癌可能大，遂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ancreatoduodenectomy，PD），术中使用导管对黏膜法行胰肠吻合，胆肠使用可吸收缝线连续吻合，术中出血量约300 ml。术后第1天血红蛋白：90.0 g/L。当晚无明显诱因下突发血压偏低，为88/53 mm Hg，心率：103次/min，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腹腔引流管均引出淡血性液体，胃管引出少量暗血性液体，急诊血常规示：血红蛋白：69.0 g/L，急诊CT示：部分肠腔扩张伴高密度内容物。考虑输入襻出血可能性大（图1），保守治疗1 h后复查血红蛋白：58.0 g/L。急诊手术探查止血。腹腔内无明显积液、感染。首先打开胃肠吻合口，发现大量暗血性积液和暗血性血凝块，胃腔内无明显出血点，考虑出血来源于输入襻。打开胆肠吻合口，可见输入襻内大量鲜血及血凝块，但无明显吻合口周围出血，胆道内无出血。判断出血在输入襻内，但原因不明。拆除胰肠吻合，未见吻合口出血，切除输入襻，于对系膜缘切开输入襻，见一长径约5 mm动脉管壁（图2）。按照Child法重建，胰肠吻合采用Blumgart法，胰管内置入引流管，导管对黏膜无法吻合，采用两侧荷包将胰管引流管固定，并行外引流；胆肠吻合采用5-0 PDS线连续吻合，置入T管，长臂至肝管前方另戳孔引出。术后病理示：肠管黏膜扎线处部分区黏膜缺失，缺失处黏膜层至肌层可见局部血管样组织增生伴退变、炎性渗出、出血坏死及大量炎症细胞浸润，周围部分肠黏膜腺体增生，黏膜下纤维及血管组织增生伴充血、出血及炎症细胞、淋巴细胞浸润；另见部分胃黏膜。术后出现胰瘘、胃排空延迟，无其他并发症，于初次术后第33天顺利出院。

目的:探讨Yang-Monti管术膀胱可控性流出道治疗尿道损毁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比较单段与双段回肠管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009年1月至2018年2月收治的27例行Yang-Monti管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采用单段回肠14例(单段组)，双段回肠13例(双段组)。单段组和双段组的年龄分别为(56.5±4.3)岁和(50.2±6.8)岁( P＝0.220)，男/女分别为2/12例和3/10例( P＝0.564)，体质指数分别为(19.6±1.3)kg/m 2和(24.2±2.1)kg/m 2( P<0.001)，病程分别为6(3~24)个月和8(3~48)个月( P＝0.650)，术前生活质量(QOL)评分分别为(46.7±1.7)分和(45.5±1.7)分( P＝0.061)，术前发生尿路感染例数分别11例和13例( P＝0.480)。单段组2例伴高血压病。单段组距回盲部约15 cm处截取2 cm带系膜血管的回肠，沿对系膜缘肠管走行方向纵行切开，将肠片横行包绕F12尿管并用3-0单乔线间断缝合卷成Yang-Monti管。于膀胱顶壁偏前外侧切开膀胱壁长约1 cm，将Yang-Monti管与膀胱壁黏膜肌层端端吻合。于髂前上棘水平腹直肌处做直径约1 cm圆形切口，用弯钳穿刺入腹形成隧道，将Yang-Monti管沿隧道引出腹壁，管口与皮下缝合固定，同时于腹腔内将管壁用4-0丝线固定于腹膜。双段组截取2段2.0 cm回肠，沿对系膜缘肠管走行方向纵行切开肠管后，先将肠片端端缝合后再卷管重建，形成直径0.6~0.8 cm、长径约12.0 cm的Yang-Monti管，将Yang-Monti管近端与膀胱黏膜肌层直接间断吻合。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导尿间隔、术后单次导尿量、术后并发症(出血、肠梗阻、吻合口瘘、吻合口狭窄、造口感染、尿路感染)和QOL评分等。 结果:两组手术均顺利完成。单段组和双段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165.8±17.8)min和(157.54±12.25)min( P＝0.302)，术中出血量分别为(60.0±20.0)ml和(50.0±25.0)ml( P＝0.650)，术后恢复进食时间分别为3(2~4)d和3(2~9)d( P＝0.790)，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2(9~40)d和12(10~32)d( P＝0.259)，术后单次导尿量分别为(240.4±42.7)ml和(261.5±36.3)ml( P＝0.186)，术后QOL评分分别为(22.4±2.7)分和(21.5±2.6)分( P＝0.32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单段组术后2例发生尿路感染，双段组发生尿路感染、术后出血、肠梗阻各1例，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22)。单段组和双段组术后导尿间隔分别为(2.5±1.0)h和(3.5±1.3)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9)。两组的术后生活质量评分( P<0.001)和术后尿路感染发生率( P＝0.011)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单段和双段回肠Yang-Monti管术对于尿道毁损患者均是可行的手术方式，两种手术效果没有差异，均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并发症发生率低。

目的:评估腹腔镜造口旁疝修补联合腹壁及腹膜外造口重建——“D式造口旁疝修补术”在永久性乙状结肠造口后造口旁疝中的可行性。方法: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的方法，纳入疝脱出物还纳困难、有发生急性嵌顿和绞窄性肠梗阻危险以及严重影响患者的美观和生活质量、严重影响造口护理的患者。排除随访期内肿瘤复发和（或）新发以及失访者。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至2022年8月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连续收治的25例永久性乙状结肠造口后造口旁疝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9例，女性16例，年龄（66.7±8.6）岁。D式造口旁疝修补术操作步骤：腹腔镜下回纳疝内容物，清除疝囊并在保护系膜血管弓的情况下游离脾区肠管；原造口开腹下操作，松懈肠管并清除腹腔镜下无法操作的疝囊组织；于原造口外上行腹膜外造口；关闭原造口。观察患者术中、术后及随访情况。结果:全组25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术中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手术时间为（128.4±32.3）min，术中失血量（58.0±13.6）ml，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21.8±4.7）h。术后住院时间（7±2）d，住院费用（2.4±0.2）万元。术后共出现3例（12.0%）短期并发症：其中切口感染、造口回缩和缺血各1例。6例（24.0%）发生长期并发症，其中术后慢性疼痛5例（20.0%），部分肠梗阻1例（4.0%），均经保守治疗后改善。结论:D式造口旁疝修补术用于造口旁疝修补联合腹壁及腹膜外造口重建安全可行。

目的:利用三维仿真建模技术于术前对直肠癌患者的结直肠肠管、肿瘤、关键血管等解剖结构进行三维重建、分类及测量，评估所得数据及信息对腹腔镜辅助直肠癌根治术的吻合口张力预判、重要血管变异类型、解剖标志定位等的准确性，以及对手术的指导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2021年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普外科收治的50例腹腔镜辅助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的病历资料，其中男性31例，女性19例，年龄42~83岁，平均年龄(62.72±15.21)岁。以患者术前是否进行三维仿真重建进行分组，将术前行腹盆腔增强CT并进一步进行三维重建的患者作为重建组( n＝24)，将术前只常规进行腹盆腔增强CT的患者作为对照组( n＝26)。对于重建组患者术前利用Mimics软件对患者CT影像资料进行三维仿真建模，针对模型进行术区结直肠及肿瘤长度、盆腔壁刚性结构相关长度、肠系膜下动脉(IMA)距左右髂总动脉分叉点长度、IMA变异类型及占比、左结肠动脉(LCA)距IMA起始部长度、LCA与IMV距离等关键数据进行测量，并与术中所得实际数据进行一致性相关系数(CCC)分析，评估三维仿真建模技术对于手术指导的准确性。采用MedCalc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重建组模型各径线数据(肠道、盆腔、血管)与术中对应结构测量值，经一致性相关系数CCC评价均大于0.9。预测游离结肠脾曲1例，实际游离结肠脾曲1例，预测准确率100%。重建组IMA变异共分为4型，均经手术验证。重建组手术时间( P＝0.011)及各血管定位时间(IMA， P＝0.043；LCA， P＝0.007；IMV， P＝0.034)均较对照组缩短，且术中出血量少( P＝0.017)。 结论:术前应用三维仿真建模技术有助于术者准确预判术中吻合口张力、IMA变异类型及其相关径线长度，据此可于术前制定精准手术方案指导手术。

目的:分析菌群移植（FMT）治疗脑出血继发急性肠假性梗阻（AIPO）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分析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收治的1例脑干出血继发AIPO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粪菌制剂供者与患者主要菌群组成，以及患者FMT治疗前和治疗后第25天菌群的变化情况。结果:该患者主要表现为严重腹胀、肠管扩张及腹腔高压，常规保守治疗1周仍无法缓解，并逐渐加重至影响呼吸功能，粪便菌群分析提示肠道菌群失调，遂尝试FMT挽救性治疗。经FMT治疗，患者消化道症状缓解明显；FMT后25 d随访，该患者未再次出现消化道症状；复查粪便菌群分析提示定植于肠道的菌群以益生菌阿克曼菌、双歧杆菌为主，潜在的促炎及产气菌明显减少，菌群多样性增加。患者在FMT治疗后的25 d部分菌群组成趋向于与供者一致；在门水平上，拟杆菌门、疣微菌门、厚壁菌门和放线菌门细菌大幅增加，变形菌门比例大幅下降；在纲水平上，疣微菌纲、拟杆菌纲、放线菌纲、红蝽菌纲和梭状芽孢杆菌均明显增加，丙型变形菌纲明显减少；在目水平上，拟杆菌目、疣微菌目、梭菌目、红蝽菌目增加，β-变形菌目和肠杆菌目减少；在科水平上，双歧杆菌科、阿克曼菌科、瘤胃菌科增加，肠杆菌科减少；在属水平上，阿克曼菌、双歧杆菌增加，埃希-志贺菌和克雷伯菌水平减少。1年后随访，该患者已生活自理，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5分。结论:FMT治疗对脑出血继发AIPO患者可能有较好疗效，其可能是通过调节患者的肠道菌群，重建适宜的肠道屏障，从而维持肠道微生态的稳定。

放射性肠损伤是指放射治疗盆腔、腹腔或腹膜后肿瘤所引起的肠道并发症，可累及小肠、结肠和直肠。尽管放疗技术的进步使放疗对靶区外组织的损伤大大减少，但90%接受放疗患者会出现腹泻、腹痛、便血等急性症状，50%的患者因消化道症状影响生活质量，20%~40%患者的症状为中到重度。依据病理学分期、特征和临床表现，放射性肠损伤可分为急性和慢性放射性肠损伤，一般以3~6个月为界。放射性肠损伤的主要预防措施为减少照射剂量和缩小照射野。急性放射性肠损伤主要表现为黏膜炎性反应，多为自限性病程，其治疗以对症治疗和营养治疗为主。慢性放射性损伤由于肠管慢性缺血和纤维化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外科手术切除病变肠管是最理想的治疗措施。慢性放射性损伤的手术适应证为3、4级的肠损伤，包括梗阻、出血、肠坏死、穿孔和瘘；目前的手术方式为确定性肠切除加一期或二期消化道重建手术。放疗结束后实施确定性手术的最佳时机尚有争议，根据笔者团队经验，在放疗结束1年后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手术时机。对于急诊手术、合并重度营养不良、腹腔感染、肠管广泛放射性损伤以及腹腔粘连无法分离的患者，先行造口或腹腔引流，待患者恢复肠内营养，炎性反应消退后，再考虑确定性手术。术前预置输尿管导管，通过影像学评估结直肠位置和髂血管损伤程度，以及术前营养支持治疗可有效降低系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