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 女,69岁.因发作性胸部不适1年于我院心内科住院.高血压病史4年,既往有陈旧性肺动脉栓塞史.体格检查:血压133/76 mmHg,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明显干湿性啰音.心率76次/min,心律齐,心音减弱,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

目的:探讨LEO Baby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颅内宽颈动脉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脑血管病科收治的21例颅内宽颈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21例患者共23个动脉瘤，其中5个位于前交通动脉，10个位于大脑中动脉分叉处，2个位于大脑中动脉M1段、3个位于M2段、3个位于大脑前动脉A3段；所有动脉瘤的颈体比均>1/2。其中，22个动脉瘤采用单纯LEO Baby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另1个采用Y形支架(LEO Baby ＋ Neuroform EZ)栓塞。术后即刻行血管造影检查，以判断动脉瘤闭塞和支架内血流通畅情况。出院后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术后3个月评估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以判断患者预后，其中≤2分为预后良好；术后6～8个月复查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以判断动脉瘤闭塞和支架内血流通畅情况。结果:21例患者的手术均成功，技术成功率为100%。术后即刻造影显示，18个(78.3%)动脉瘤为Raymond Ⅰ级，3个(13.0%)为Ⅱ级，2个(8.7%)为Ⅲ级。2例(9.5%，2/21)患者术后出现并发症，其中1例因重度肺部感染死亡；另1例因迟发性血管痉挛导致脑梗死，出院时mRS为3分。20例患者术后3个月均行mRS，其中1例为1分、1例为2分，余18例均为0分；预后均良好。16例患者的17个动脉瘤获得DSA随访，随访时间为(6.4±0.7)个月(6～8个月)，其中15个为术后即刻Raymond Ⅰ级，显示闭塞完全；另2个分别为术后即刻Raymond Ⅱ、Ⅲ级，均未见瘤颈、瘤腔进一步增长。所有动脉瘤均未出现支架内狭窄或迟发性血栓形成事件。结论:初步推测LEO Baby支架应用于具有小直径载瘤动脉的颅内宽颈动脉瘤栓塞中是安全、有效的；同时为颅内位于血管分叉部和血管远端的动脉瘤治疗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目的:探讨影响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短期生存预后的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2年3月潍坊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诊治的407例aSAH患者的临床资料、影像学资料以及生存预后等。采用log-rank检验对aSAH患者进行生存预后的单因素分析，将 P<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生存预后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407例患者的随访时间[ M( Q1， Q3)]为9.2(6.5，18.7)个月。至末次随访，死亡121例(29.7%)。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年龄≥60岁、有吸烟史、饮酒史、原发性高血压病史、缺血性卒中史、入院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为3～8分、Hunt-Hess分级Ⅳ～Ⅴ级、改良Fisher量表评分3～4分、并发脑血管痉挛以及并发肺部感染的患者生存率较低，动脉瘤为囊状、采用血管内栓塞治疗的患者生存率较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 HR＝2.14，95% CI：1.44～3.19， P<0.001)、有原发性高血压病史( HR＝1.83，95% CI：1.19～2.82， P＝0.006)、缺血性卒中史( HR＝1.71，95% CI：1.02～2.87， P＝0.043)、入院Hunt-Hess分级Ⅳ～Ⅴ级( HR＝2.45，95% CI：1.25～4.79， P＝0.009)、改良Fisher量表评分3～4分( HR＝1.80，95% CI：1.11～2.90， P＝0.017)、并发脑血管痉挛( HR＝2.59，95% CI：1.58～4.25， P<0.001)、并发肺部感染( HR＝1.72，95% CI：1.02～2.90， P＝0.042)均是影响患者短期生存预后的危险因素，而GCS 13～15分( HR＝0.48，95% CI：0.25～0.93， P＝0.030)和血管内栓塞治疗( HR＝0.55，95% CI：0.31～0.97， P＝0.039)是影响患者短期生存预后的保护因素。 结论:年龄≥60岁、有原发性高血压病史、缺血性卒中史、入院Hunt-Hess分级Ⅳ～Ⅴ级、改良Fisher量表评分3～4分、并发脑血管痉挛、肺部感染的aSAH患者短期死亡风险增加，而入院GCS为13～15分、采用血管内栓塞治疗的aSAH患者短期死亡风险相对较低。

血泡样动脉瘤（blood blister-like aneurysm, BBA）是一种常见于颈内动脉床突上段前壁无分支部位的动脉瘤，其占颈内动脉动脉瘤的0.9%~6.5%，女性更常见 [1]。BBA瘤壁菲薄，有时仅有一层纤维组织外膜覆盖，血管内填塞治疗过程难度较大，易反复破裂出血。目前外科治疗比较棘手，血流导向密网支架是处理复杂动脉瘤的重要手段，并且已有文献报道了BBA的血流导向治疗 [2]。神经源性肺水肿（neurogenic pulmonary edema, NPE）是由严重中枢神经系统急性损伤引起的特征性肺间质积液改变，最常继发于脑干或下丘脑损伤 [3]。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无BBA破裂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合并NPE的报道。我们报道1例BBA破裂出血合并NPE的患者。

目的:探讨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治疗Stanford B型创伤性主动脉夹层(TAD)的临床效果。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分析2011年6月至2019年12月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26例Stanford B型TAD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21例，女5例；年龄35～83岁[(56.2±12.9)岁]。主要为胸背部创伤，患者均接受TEVAR手术。记录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肝素使用量、术后ICU住院时间、术后脏器并发症等。比较术前、术后1 d脑钠肽、尿素氮、肌酐的变化情况。术后6个月复查CT血管造影(CTA)，主要观察支架的位置、术后逆撕、截瘫及内漏发生等情况。主动脉CTA测量术前、术后6个月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最大直径、远端主动脉真腔直径，明确TEVAR术后主动脉重塑情况。结果:患者均获随访6～36个月[(25.9±6.3)个月]。手术时间为60～200 min [(96.7±30.7)min]，术中出血量为20～45 ml[(31.1±6.8)ml]，术中肝素使用剂量为0～0.53 mg/kg[(0.4±0.1)mg/kg]，术后ICU住院时间为1～7 d [(4.7±1.3)d]。7例患者术后出现肺部感染，经胸腔闭式引流、气道管理及抗感染治疗，症状明显改善并康复。2例患者术后出现肾功能异常，予以药物治疗好转。术前、术后1 d患者的脑钠肽、尿素氮、肌酐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6个月CTA复查示支架位置满意，没有逆撕、截瘫等严重并发症。1例Ⅰ型内漏，瘤体未进一步扩大，患者病情稳定。术后6个月夹层动脉瘤直径为(34.4±5.0)mm，较术前的(38.2±5.6)mm缩小，远端主动脉真腔直径为(26.8±4.6)mm，较术前的(22.6±6.0)mm扩大( P<0.05或0.01)。 结论:TEVAR对心功能、肾功能等无明显影响，术后无严重并发症，主动脉重塑良好，是治疗Stanford B型TAD的有效方法。

目的:评价一种部分切除第十肋腹膜后入路显露Crawford Ⅳ型胸腹主动脉瘤及复杂腹主动脉瘤的手术方式。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至2019年7例通过部分切除第十肋腹膜后入路治疗Crawford IV型胸腹主动脉瘤及复杂腹主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随访数据。结果:7例经腹膜后入路手术的主动脉瘤患者1例（14.3%）合并马凡综合征，5例进行了左肾动脉重建（71.4%）。所有患者术后未出现心肺并发症及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住院期间术前及术后血清肌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05）。随访未发现远期血管狭窄。 结论:部分切除第十肋腹膜后入路可避免切开胸膜和横膈，在膈下完成主动脉的显露，具有较小的创伤和较低的并发症风险。

艾唐综合征（EDS）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结缔组织发育不全综合征，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其特征是皮肤及血管脆弱（表现为动脉瘤、夹层破裂、肠破裂和妊娠子宫破裂）。2017年国际艾唐综合征协会修订的国际EDS标准将EDS分为13种亚型，其中第4型为血管型EDS。本文报道2例以咯血为主要表现的血管型EDS，2例患者均为青年男性，最终通过外科肺组织活检及基因检测证实为血管型EDS，以此提高临床医生对其的认识及诊治水平，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血流导向装置(FD)在颅内复杂动脉瘤介入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北京大学国际医院2016年3月—2020年5月采用FD治疗的颅内复杂动脉瘤患者89例，其中男34例、女55例，年龄28～75岁(平均53.08岁)。患者术前均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确诊为颅内复杂动脉瘤，其中大型或巨大动脉瘤45例，微小动脉瘤4例，夹层动脉瘤25例，梭形动脉瘤1例，串联多发动脉瘤14例。患者行FD或FD结合弹簧圈栓塞治疗，术后即刻行DSA检查，观察支架位置、动脉瘤栓塞情况，动脉瘤栓塞程度依照0'Kelly-Marotta(OKM)分级标准进行评定。患者出院时及随访时采用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评价患者神经功能状况。术后6～12个月采用DSA、CT血管造影(CTA)或MR血管造影(MRA)复查观察支架位置、动脉瘤栓塞情况。结果:89例患者108个动脉瘤，FD治疗56例，FD结合弹簧圈栓塞33例。所有患者均成功植入FD，术后即刻DSA检查显示支架位置良好，瘤腔内血流均出现滞留现象；108个动脉瘤栓塞程度：OKM分级，A级68个(63.0%)，B级39个(36.1%)，C级1个(0.9%)。围手术期缺血性并发症10例(其中1例死亡)，出血性并发症2例。出院时mRS评分0分25例，1分57例，2分4例，3分1例，5分1例，6分1例。80例患者获随访7 d～20个月，平均12.4个月。随访期间1例消化道大出血患者继发肺部感染死亡；1例患者不明原因死亡，考虑动脉瘤再出血可能。末次随访mRS评分0分39例，1分37例，2分2例，6分2例。术后6～12个月48例患者行影像学检查显示：支架位置良好、无移动，支架内无狭窄；48个动脉瘤栓塞程度OKM分级D级33个，C级7个，B级8个。随访期间无一例患者动脉瘤复发。结论:FD治疗颅内复杂动脉瘤治愈率高，并发症发生率低，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基于时间理念指导的循证护理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选取神经内科收治的aSAH患者112例，应用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56例，对照组行神经内科常见性护理，观察组实施基于时间理念指导的循证护理，比较两组患者预后情况、并发症发生率及患者预后满意率。结果:观察组干预后日常生活能力(ADL)、肢体运动功能Fugel-Meyer(FMA)评分较对照组明显改善( P<0.05)，而观察组干预后美国国立卫生院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低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住院时间、下床活动时间短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脑血管痉挛、肺部感染及穿刺点出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而观察组治疗满意率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基于时间理念指导的循证护理能有效降低aSAH患者相关并发症，改善患者预后，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治疗满意度。

目的:总结分析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术治疗不同类型新生儿肺动脉闭锁的随访结局。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4年4月至2021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术患儿共19例为研究对象，分为室间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PA-IVS）和室间隔缺损型肺动脉闭锁（PA-VSD）两组。采用不同血管途径置入动脉导管支架，术后1、3、6和12个月及以后每年定期随访患儿基本情况和心脏超声心动图评估手术效果。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19例患儿中12例为PA-IVS，7例为PA-VSD。两组患儿均为足月儿，PA-IVS组和PA-VSD组患儿出生胎龄分别为（38.8±1.1）和（37.7±1.8）周，出生体重分别为（3.2±0.4）和（3.4±1.1）kg，手术时年龄分别为（10±9）和（12±7）日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例PA-IVS患儿中，9例经股动脉途径，3例经股静脉途径成功置入动脉导管支架。7例PA-VSD患儿中，2例经股动脉途径成功置入，2例经股动脉途径置入失败，3例经左颈动脉途径成功置入动脉导管支架。所有患儿术后无血栓栓塞、动静脉瘘、假性动脉瘤等血管并发症发生。PA-VSD组中支架置入成功的5例患儿在随访至6月龄时分别行肺动脉闭锁根治术、室间隔缺损修补术、动脉导管支架取出术和动脉导管结扎术。所有患儿随访期无支架移位、狭窄，均实现了双心室循环，无死亡病例。 结论: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术可作为PA-IVS和PA-VSD患儿一期治疗方法，除传统的股静脉和股动脉途径外，颈动脉可作为支架置入的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