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超声二维及三维参数预测慢性肺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肺血管阻力(PVR)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及前瞻性纳入2015年11月至2022年12月在中日友好医院确诊CTEPH的患者141例。根据PVR计算公式构建反映PVR的二维超声指标：超声估测肺动脉收缩压(sPAP Echo)/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IDd)、肺动脉平均压(mPAP Echo)/LVIDd；三维超声指标：sPAP Echo/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EDV)、sPAP Echo/左心室心输出量(LVCO)。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二维及三维超声指标与右心导管所测PVR的相关性。采用ROC曲线分析超声心动图参数预测PVR>1 000 dyn·s －1·cm －5的曲线下面积(AUC)及临界值。分析54例进行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PEA)患者术前、术后的超声及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变化，以及超声指标降低率与PVR降低率的相关性。 结果:sPAP Echo/LVIDd、sPAP Echo/LVEDV、sPAP Echo/LVCO与PVR呈中度相关( rs＝0.62、0.52、0.63，均 P<0.001)。sPAP Echo/LVEDV预测PVR> 1 000 dyn·s －1·cm －5的AUC为0.860，最佳截断值为≥1.41，敏感性为0.800，特异性为0.933。sPAP Echo/LVIDd预测PVR>1 000 dyn·s －1·cm －5的AUC为0.830，最佳截断值为≥2.14，敏感性为0.647，特异性为0.861。与术前相比，PEA术后sPAP Echo/LVIDd和mPAP Echo/LVIDd显著降低(均 P<0.001)。sPAP Echo/LVIDd降低率(ΔsPAP Echo/LVIDd)和mPAP Echo/LVIDd降低率(ΔmPAP Echo/LVIDd)与PVR降低率(ΔPVR)显著相关( rs＝0.61、0.63，均 P<0.05)。 结论:二维超声指标sPAP Echo/LVIDd及三维超声指标sPAP Echo/LVEDV可用于无创估测CTEPH患者的PVR。sPAP Echo/LVIDd更便捷，适用于监测治疗前后PVR改善情况，sPAP Echo/LVIDd≥2.14可预测CTEPH患者PVR显著升高(>1 000 dyn·s －1·cm －5)。

背景与方法：利奥西呱和球囊肺血管成形术（BPA）是不能手术的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的治疗方案。然而目前尚缺乏比较这两种治疗方法的随机对照试验。该研究旨在评估BPA 与利奥西呱在不能手术的CTEPH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在法国23个肺动脉高压专业中心开展了3 期多中心、开放标签、平行组随机对照试验。该研究纳入18~80岁、新诊断、肺血管阻力>320 dyn·s·cm-5的不能手术的CTEPH初治患者，通过网络随机系统，采用区组随机不分层（2或4例为1组）的方式，将患者1∶1随机分配到BPA或利奥西呱组。主要研究终点是第26周时肺血管阻力的变化，以意向治疗人群中占基线肺血管阻力的百分比表示。对所有接受了至少1 剂利奥西呱或至少1次BPA治疗的患者进行安全性分析。完成RACE试验的患者继续进行为期26周的辅助随访，在此期间，肺血管阻力仍超过320 dyn·s·cm-5的有症状的患者，可以在BPA后加用利奥西呱或利奥西呱后加用BPA中获益。 结果：2016年1月19日至2019年1月18日期间，105例患者被随机分配到利奥西呱（53例）或BPA（52例）组。在第26周，BPA组的平均肺血管阻力降至基线肺血管阻力的39.9%（95%CI：36.2~44.0），利奥西呱组降至基线肺血管阻力的66.7%（95%CI：60.5~73.5，均数比为0.60，95%CI：0.52~0.69；P<0.000 1）。BPA组52例中22例（42%）发生了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而利奥西呱组53例中有5例（9%）发生。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严重不良事件是BPA 组的肺部损伤［18/52（35%）］和利奥西呱组的严重低血压伴晕厥（2/53，4%）。没有发生与治疗相关的死亡。在第52周，接受一线利奥西呱或一线BPA治疗的患者的肺血管阻力有类似的降低（几何平均数之比为0.91，95%CI 为0.79~1.04）。与BPA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在用利奥西呱预处理的患者中较低（5/36，14%，22/52，42%）。 结论：在第26周，BPA的肺血管阻力降低比利奥西呱更明显，但与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在BPA中更常见。与接受BPA作为一线治疗的患者相比，在后续研究中接受利奥西呱预治疗的患者，BPA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较少，这表明多模态治疗方法对不能手术的CTEPH患者具有潜在益处。今后需要进一步探索一种或两种药物联合BPA序贯治疗在不能手术的CTEPH患者中的疗效。

目的:评价球囊肺动脉成形术（BPA）治疗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连续入选2018年2月至2019年9月在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住院的CTEPH患者，所有患者经多学科讨论确定无法行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PEA），具有BPA手术指征。BPA术前评估6 min步行距离（6MWD）、检测血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水平，行右心导管检查获得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平均肺动脉压（mPAP）、心指数和肺血管阻力（PVR），将BPA治疗前与最后一次BPA时各项参数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行BPA治疗的CTEPH患者25例，共行67例次BPA治疗，其中男10例（40.0%），女15例（60.0%），年龄（57.8±7.1）岁，诊断CTEPH到BPA治疗间隔时间20.0（9.0，48.5）个月，共治疗肺动脉302支，18例患者BPA≥2次，术后随访时间5.0（3.5，8.3）个月，术后6MWD、心指数、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均显著改善[（425±74）比（345±109）m、（1.99±0.45）比（1.62±0.35）L·min -1·m -2、（68.1±6.5）%比（61.2±6.3）%]（均 P<0.05），术后血浆NT-proBNP、mPAP、PVR均显著低于术前[259（93，739）比806（148，2 159）ng/L、（40.6±8.3）比（47.3±10.7）mmHg（1 mmHg=0.133 kPa）、（11.9±4.9）比（17.2±6.5）WU（1 WU=80 dyn·s·cm -5）]（均 P<0.05）。咯血5例次（7.5%），再灌注肺水肿（RPE）2例次（1.5%）；1例因RPE需无创呼吸机治疗，1例围手术期因咯血加重右心衰竭导致死亡。 结论:BPA能显著改善不能行PEA的CTEPH患者的运动耐量和血流动力学参数，手术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安全有效。

目的:评价胸椎旁神经阻滞对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桥血管通畅性的影响。方法:择期静吸复合全麻下行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50例，年龄60~75岁，体重50~80 kg，ASA分级Ⅱ或Ⅲ级，NYHA心功能分级Ⅱ或Ⅲ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对照组(C组， n＝30)和胸椎旁神经阻滞组(T组， n＝20)。T组在超声引导下于T 4，5间隙行胸椎旁神经阻滞，两侧分别注射试验剂量1%利多卡因5 ml，2 min后分别注射0.375%罗哌卡因15 ml。依据冠状动脉解剖将桥血管划分为4部分：左胸廓内动脉-前降支(动脉桥)；中间支或第1对角支；钝缘支；后降支或左室后支。于桥血管移植结束后，测量其血流量，计算搏动指数。分别于置入漂浮导管即刻(T 1)、锯开胸骨即刻(T 2)、全部桥血管吻合完毕(T 3)和出室前5 min(T 4)时，记录CVP、平均肺动脉压、心排量、体循环阻力指数和肺循环阻力指数。记录术中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和舒芬太尼用量。 结果:与G组比较，T组T 3和T 4时CVP、体循环阻力指数和肺循环阻力指数降低，心排量升高，术中心动过速发生率降低，低血压发生率升高，舒芬太尼用量减少，左胸廓内动脉-前降支血流量增加，搏动指数降低( P<0.05)。 结论:胸椎旁神经阻滞可改善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左胸廓内动脉-前降支的通畅性。

目的:探讨对大面积烧伤继发增生性瘢痕患者行压力治疗后，患者肢体主要动静脉及心脏血流动力学变化，并分析其相关机制。方法:采用回顾性自身前后对照研究方法。2017年1月—2022年2月，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烧伤康复科收治37例符合入选标准的大面积烧伤继发增生性瘢痕患者，其中男25例、女12例，年龄23~52岁。患者创面愈合后12周内入院，于入院后1周内由康复治疗师、作业治疗师及裁缝师量身定做全身弹力衣、弹力长裤、背心及分指手套和分指袜、头罩及塑料颈圈等压力用品，穿着压力用品时将各部位压力维持在2.67~4.00 kPa。于首次穿着压力用品治疗前（以下简称压力治疗前）及首次穿着压力用品治疗1 h后（以下简称压力治疗1 h后），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查左侧腋动脉脉率，腋动脉与股动脉血管腔直径、收缩期峰值流速（PSV）、阻力指数，腋静脉与股静脉血管腔直径、横截面面积、平均血流速度，心脏二尖瓣E峰值、二尖瓣A峰值、三尖瓣E峰值、主动脉瓣PSV、肺动脉瓣PSV；用光学色谱皮肤检测仪检测手背瘢痕的色泽中红色、红色素及表面明亮度，以反映瘢痕微血管的充盈与分布情况。对数据行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与压力治疗前比较，患者压力治疗1 h后腋动脉PSV明显减慢（ t=55.42， P<0.01），腋静脉平均血流速度明显加快（ t=-60.50， P<0.01），腋动脉脉率、血管腔直径与阻力指数以及腋静脉血管腔直径、横截面面积均无明显变化（ P>0.05），股静脉平均血流速度明显加快（ t=-80.52， P<0.01），股动脉血管腔直径、PSV与阻力指数以及股静脉血管腔直径、横截面面积均无明显变化（ P>0.05），心脏二尖瓣E峰值、二尖瓣A峰值均明显下降（ t值分别为10.71、21.96， P<0.01），心脏三尖瓣E峰值明显升高（ t=7.57， P<0.01），心脏主动脉瓣PSV、肺动脉瓣PSV均无明显变化（ P>0.05）。患者压力治疗1 h后手背瘢痕的色泽中红色与红色素值分别为15.3±1.1、16.8±1.2，均明显低于压力治疗前的24.5±1.3、23.8±1.2（ t值分别为8.32、8.04， P<0.01）；患者压力治疗1 h后手背瘢痕表面明亮度值与压力治疗前相近（ P>0.05）。 结论:对大面积烧伤患者继发增生性瘢痕行压力治疗后，患者腋静脉及股静脉平均血流速度明显加快，腋动脉PSV明显减慢，心脏二尖瓣E峰值、二尖瓣A峰值均明显下降且三尖瓣E峰值明显升高，这些血流动力学变化可能与全身压力治疗减少了瘢痕局部的微血管内血流量有关。

肺动脉高压是由各种原因引起肺血管壁异常重塑而导致的以肺血管阻力和肺动脉压力升高为特征的严重心血管疾病，一旦合并妊娠，病死率极高。本例为未定期产前检查的妊娠合并结缔组织病相关重度肺动脉高压患者，连续2次妊娠先后发生心脏骤停、肺动脉高压危象及右心衰竭，通过多学科团队及时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提供有效的心肺支持，病情稳定出院。出院随访10个月，母儿结局良好。本例虽抢救成功，但必须认识到重度肺动脉高压严重危害母儿健康，属于妊娠禁忌证，不宜妊娠。

目的:建立利用SPECT定量评估肺动脉高压患者右心室心肌血流量(MBF)的方法，并探讨右心室MBF与血流动力学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于阜外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动脉高压的患者14例[女13例，男1例，年龄(30.9±13.5)岁]，患者均无右心功能不全表现。所有患者均行动态SPECT心肌灌注显像，采用碲锌镉(CZT)心脏专用SPECT仪进行图像采集，并进行图像重建和物理校正；采用单组织双腔室模型进行动力学建模，并考虑右心血池对右心室心肌的溢出效应，从而获得患者右心室和左心室的MBF。所有患者在显像后1周内接受右心导管检查，测定血流动力学参数；行经胸超声心动图测右心室舒张末期内径。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MBF与其他参数间的相关性。结果:患者右心室MBF为(0.70±0.19) ml·min -1·g -1，平均肺动脉压为(68.64±18.18) mmHg(1 mmHg＝0.133 kPa)，两者间存在相关性( r＝0.716， P<0.05)。右心室MBF与肺血管阻力[(14.10±7.81) Wood单位]呈正相关( r＝0.768， P<0.05)，与右心室舒张末期内径[(32.00±7.75) mm]呈负相关( r＝-0.624， P<0.05)。而左心室MBF与血流动力学指标均无相关性( r值：-0.350～0.310，均 P>0.05)。 结论:初步建立了利用SPECT定量评估肺动脉高压患者右心室MBF的方法。对于右心功能代偿的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动脉高压患者，右心室MBF随肺动脉压和肺血管阻力的升高而增加。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心脏疾病年轻化，心脏病患者行心脏及非心脏手术的例数呈逐年增多趋势 [ 1] 。术前需要对此类患者进行全面的麻醉风险评估，以明确合适的手术时机，并针对术中及术后可能发生的心血管事件做好应对措施，尤其需要熟知各种血流动力学监测手段及其相应的数据解读。在现有的围术期血流动力学监测中，超声心动图可以直接或间接评价心功能、血容量和外周血管阻力三要素，是一种无创、直观、重复性好的方法，因此应用超声心动图可提高术中循环功能监测和管理的准确性。一项纳入214例非心脏手术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经食道超声心动图(TEE)或经胸超声心动图(TTE)的使用对40%的患者产生显著影响，如改变了药物或手术治疗、证实诊断，避免了有创性肺动脉导管监测；而在有TEE最强指征的患者和手术中，该比例更高 [ 2] 。其中将TEE对围术期决策的影响分为：主要影响，即治疗可能危及生命的事件、改变麻醉或手术治疗决策、有临床意义的术后评估；次要/有限影响，即改变药物治疗、消除血流动力学变化的可能原因、代替更具侵入性的装置来评估心脏功能 [ 3] 。在非心脏手术的高危患者中，TEE或TTE检查最常见的术中诊断是低血容量、低射血分数、局限性室壁运动障碍、瓣膜病、右心室衰竭或肺栓塞。低血容量的典型征象有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减少，射血分数增高，乳头肌"亲吻征"，扩容后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增大。但心脏病患者的左室可能比原有扩大或缩小，应注意术前测量基础值。在严格把握禁忌证的情况下，TEE不影响术野及手术操作，更加适合术中使用。TEE探头频率较TTE探头高，检查时离心脏更近，因而图像更加清晰，同时获得的临床信息还往往能对其他血流动力学监测装置如中心静脉导管或肺动脉导管起到补充作用。现就TTE和TEE在心脏病患者非心脏手术围术期的应用和进展综述如下。

肺动脉高压(PH)是一类以肺血管阻力进行性增加、右心功能进行性衰竭为特征的慢性致死性疾病，其主要病理变化是肺血管重塑。微小RNA(microRNA)是一类存在于真核细胞内、长度约为21～25 nt的内源性非编码RNA，可以在转录和翻译水平调控基因的表达，参与机体很多病理及生理过程。本文通过研究microRNA的表达与PH发生发展之间的关系，找寻潜在的PH早期诊断标志物，为PH的临床诊疗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遗传性肺动脉高压合并疑似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HHT）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要点、遗传学特点及治疗方法。方法: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收治的遗传性肺动脉高压家系合并疑似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的患者临床资料。对患者及患者家系外周血基因进行全外显子基因测序并进行sanger测序验证突变位点，后进一步验证该突变所导致的mRNA缺失情况。以“HHT”“FPAH”“骨形态发生蛋白受体2（ BMPR2）基因突变”为关键词，检索自2000年1月至2021年11月的万方数据库和PubMed数据库相关文献并进行复习。 结果:我们发现来自湖南益阳的一个家系中的2例患者，以咯血或肺动脉高压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无鼻出血等HHT临床特征，然而2例患者肺部均出现肺血管异常、肺动脉高压，WES发现 BMPR2基因突变（NM_001204.7：c.1128+1G>T）阳性而 ENG、 ACVRL1、 SMAD4基因阴性，对家族4代16人进行调查家系分析和sanger验证（发现其中7人携带该突变基因），然后转录水平mRNA测序进一步证实该突变导致8号9号外显子缺失，进行氨基酸序列推测发现该蛋白从323到425位的氨基酸出现了缺失。我们认为 BMPR2基因翻译不完整可能导致BMPR2功能障碍。因此，诊断为遗传性肺动脉高压合并疑似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两位患者均建议予以降低肺动脉压力治疗，同时行全身影像学检查筛查其他动静脉畸形，并年度复查心脏彩超，评估肺动脉压力变化。 结论:遗传性肺动脉高压（HPAH）是一组由遗传因素引起肺血管阻力持续增加的疾病，包括家族性PAH和单纯性PAH。 BMPR2基因突变是HPAH的重要致病因素。临床上遇见年轻肺动脉高压患者，应注意家族史的询问。当病因不明时，建议进行基因检测。HHT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临床上遇到家族性肺部血管异常，肺动脉高压且合并反复鼻出血等临床表现应想到本病的可能性。HPAH和HHT均无有效的特殊治疗，均为对症治疗（包括降压、止血等）。建议该类患者动态检测肺动脉压力，生育前遗传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