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非主疫区(扬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胸部CT表现及演变过程。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3日至3月3日扬州地区23例COVID-19确诊患者病程中的胸部CT表现及演变过程。其中男10例，女13例，年龄范围为23～72岁，中位年龄51岁。结果:首次胸部CT表现：2例正常，4例病灶累及单侧肺，17例为双侧。19例病变表现为单个或多发斑片状磨玻璃影，主要位于外周，其中2例呈淡磨玻璃影；2例磨玻璃与实变影并存。20例有网格征，10例血管增粗，20例内见空气支气管征，2例支气管扩张，1例合并有少量胸腔积液。所有患者进行了CT复查共计37次。首诊阴性的2例出现两肺多发病变。2例早期仅累及单侧的波及两侧。2例复查图像无明显变化。29次复查图像显示病灶进展，表现为病灶范围增大(20/37)、病灶数目增多(10/37)、病灶内部出现实变(25/37)。6次CT复查图像显示病情较前片缓解，表现为磨玻璃影缩小、消散，可见纤维化形成。结论:COVID-19 CT表现及演变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典型的早期表现为分布于外周的磨玻璃影伴间质增粗、网格征，进展期病灶数目增多、增大，实变影增多，缓解期表现为病灶缩小、吸收、纤维化形成。但病程中影像表现变化很大，早期可出现阴性或病灶小而不典型而漏诊，后期出现实变和纤维化难以与其它炎症鉴别，因此连续动态观察CT表现对临床早期诊断和疗效评估有着重要的意义。

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纤维化间质性肺炎，主要发生在中老年人群，特征性组织学表现为普通型间质性肺炎，该病预后差，出现咳嗽或呼吸困难症状后中位生存期为4~5年。目前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多项研究表明该疾病存在高凝状态，较呼吸系统其他疾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高，然而是否对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进行预防性抗凝仍然存在争议。本文就特发性肺纤维化发生高凝状态的机制及抗凝治疗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分析外科肺活检病理诊断过敏性肺炎（hypersensitivity pneumonia，HP）病例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免疫组织化学特点，提高对HP的诊断水平。方法:收集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2000年1月至2020年6月近20年外科肺活检病理诊断HP病例47例的临床病理资料，通过光镜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其临床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CD3、CD4、CD8、CD20等表达情况。结果:47例HP病例，年龄15~68岁，男女比例22∶25，症状主要为气短和咳嗽，32例有过敏原接触史。大部分患者出现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和弥散功能障碍。85.3%（29/34）患者肺泡灌洗液中淋巴细胞比例增高，31.3%（10/32）患者CD4 +/CD8 + T淋巴细胞≤0.8。镜下表现上，59.6%（28/47）的病例出现小灶性肉芽肿/间质内多核巨细胞，40.4%（19/47）仅见间质内多核巨细胞。93.6%（44/47）的病例可见细支气管上皮化生，70.2%（33/47）的病例可见局部富细胞性炎性病变。44例（93.6%）伴纤维化，表现为寻常型间质性肺炎（UIP）样纤维化（47.7%，21例）、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NSIP）样纤维化（29.5%，13例）、单纯细支气管中心性纤维化（6.8%，3例）和混合性纤维化（15.9%，7例）。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55.8%（24/43）的病例组织中CD4 + T淋巴细胞占比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在病原体、临床表现、影像学等多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两种疾病死亡患者的病理表现也存在相似性。SARS及COVID-19的死亡患者病理均表现为弥漫性肺泡损伤（diffuse alveolar damage, DAD）。SARS患者DAD分期与病程有关，病程≤10~14 d为渗出期，病程>10~14 d为增生期，但渗出及增生、纤维化病变常同时出现，部分表现为急性纤维素性机化性肺炎。肺组织内病毒主要位于肺泡上皮细胞，SARS冠状病毒在体内可存在较长时间。两种疾病均有脾、淋巴结、小血管、心脏、肝、肾等多器官损伤。免疫器官受损可能是低淋巴细胞血症的病理基础，可能影响病毒的清除。部分肺外器官未检测到病毒，提示可能有病毒感染以外的其他机制。病毒损伤与炎症过激导致的免疫损伤相互交织，以及多器官受累、广泛微血栓形成，使病情复杂化，对重症患者的治疗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目的:通过火神山医院生物安全尸检病理平台的创建与应用，分析生物安全尸检病理平台的可行性和运用效果。方法:通过设计布局、筹措仪器设备、检验检测方法和效果评估等方法来分析生物安全尸检病理平台的可行性和运用效果。结果:生物安全尸检病理平台共完成26例系统尸检和微创尸检(穿刺)8例，无一人感染。病理原创性发现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SARS病理特征的鉴别、呼吸衰竭机制的新认识与救治意义、新型冠状病毒的全身分布与播散机制、"炎症风暴"的病理基础、某些肿瘤标志物升高的细胞来源以及转阴患者肺部病理与纤维化特点等，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诊治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结论:尸检病理研究对于新发传染病疫情的防控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及早介入。推进生物安全尸检平台规范建设是新突发传染病病理学研究的关键。病理研究需和临床诊治互促结合，才能发挥两者的最大作用。

目的: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分析抗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5（MAD5）抗体阳性DM患者早期肺间质改变对其临床预后的影响及分析。方法:选取2017年9月至2019年12月开滦总医院收治的DM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包括13例抗MAD5抗体阳性DM患者（7例幸存，6例死亡）和18例抗合成酶（ARS）抗体阳性DM患者，对2组患者的首次肺CT结果及临床表现进行比较，采用校正年龄和性别的Cox回归分析确定预后因素。结果:与抗ARS抗体阳性患者比较，抗MAD5抗体阳性组急性/亚急性间质性肺炎（A/SIP）的发生率及病死率显著增高[发生率（69%和0%， χ2=17.7， P<0.01），病死率（46%和0%， χ2=10.3， P=0.002]。与ARS抗体阳性患者比较，抗MAD5抗体组γ-谷氨酰转移酶（GGT）和铁蛋白值显著增高[70.0（37.0，122.5）和21.0（16.5，33.5）， Z=-3.37， P=0.001；977.0（502.5，1 366.0）和307.1（72.3，546.9）， Z=-3.44， P=0.001]。抗MAD5抗体阳性组中A/SIP组较缓慢渐进间质性肺炎（CIP）组累积生存率显著降低（100%和70%， P=0.001）。Cox回归分析提示肺CT评分与抗MDA5抗体阳性患者的疾病预后不相关，GGO总分与纤维化总分的[ HR=1.08，95% CI（0.95，1.23）， P=0.229； HR=0.97，95% CI（0.72，1.30）， P=0.814]。 结论:抗MDA5抗体是早期诊断DM合并A/SIP的有力指标。早期肺CT评分并不能预测抗MDA5抗体阳性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

本文系统复习了2020年1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国内外权威杂志中关于间质性肺疾病的文献，重点关注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中抗纤维化药物治疗的现状及对其预后的影响、结节病的欧洲诊疗共识和治疗推荐、过敏性肺炎的CHEST专家共识、进展型纤维化性ILD的中国专家观点、多种结缔组织疾病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诊疗进展。

人博卡病毒1型(human bocavirus 1，HBoV1)是导致儿童重症下呼吸道感染重要的病毒病原之一，可引起肺炎与毛细支气管炎。HBoV1 DNA可在急性感染患者鼻咽分泌物中持续存在，建立潜伏感染，促进肺纤维化发生，HBoV1致病机制尚不明确，准确诊断HBoV1感染不能仅基于定性PCR，须结合定量PCR和血清学检查。本文探讨HBoV1病毒学特征、流行病学特征、HBoV1致病机制、HBoV1感染与疾病、检测与诊断等方面做全面总结，并展望其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患者女，14岁，近10个月间断头痛，曾有跑步后胸痛，无咳嗽、咳痰、夜间憋气等症状。患者在外院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未见异常，脑血管分流检测提示发泡试验(+)。后患者于本院行动脉血气分析，结果示：pH值7.41(7.35~7.45；括号内为正常参考值范围，下同)、氧饱和度96.1%(95.0%~99.0%)，氧分压76(83~108) mmHg(1 mmHg＝0.133 kPa),二氧化碳分压34(35~45) mmHg，肺泡－动脉氧分压差35(5~15) mmHg，临床考虑低氧血症待查。低氧血症是指血液中含氧量降低，动脉氧分压低于同龄人的正常下限。常见的低氧血症原因包括肺通气障碍和换气障碍。该患者二氧化碳分压不高、肺泡－动脉氧分压差明显升高，提示肺换气功能障碍。常见的肺换气功能障碍包括弥散障碍、通气－灌注(ventilation/perfusion, V/Q)比例失调、右向左分流，以及血红蛋白亲和力异常等。弥散障碍是氧从肺泡进入肺毛细血管的过程受损，通常由肺泡或肺间质炎性反应和纤维化所致。V/Q比例失调原因可以是阻塞性肺疾病、肺血管性疾病(如肺栓塞)、肺气肿等。右向左分流是指血液从右心流向左心而未被氧合，包括解剖分流和生理性分流2种类型。若血流不经过肺泡，即存在解剖分流，见于心内分流、肺动静脉畸形、肝肺综合征、遗传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等；而生理性分流指的是没有通气的肺泡存在血流灌注，见于肺不张、大叶性肺炎等。发泡试验是对比增强的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在对患者注射手振生理盐水后，若经颅多普勒超声能够探测到其大脑动脉中气栓，即为阳性，提示存在右向左的解剖分流。该患者发泡试验(+)，因此行 99Tc m－聚合白蛋白(macroaggregated albumin, MAA)肺首次通过显像(图1)及CT肺动脉造影(CT pulmonary angiography, CTPA；图2)，以进一步明确右向左分流的诊断及分流程度。

我国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经过迅速发展已对全国造成严重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理变化和发病机制却知之甚少。该文总结重症流感病毒H1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SARS-CoV、MERS-CoV及2019-nCoV几种引起重大疫情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病理改变，尸检肺组织均表现为弥漫性肺泡损伤（diffuse alveolar damage，DAD），但不同病毒引起的病理表现存在差异，重症流感病毒2009 H1N1病毒与受体α-2，6-SA及α-2，3-SA结合，除DAD病变外，常伴有上呼吸道、气管、支气管和细支气管的炎性病变，且较易合并细菌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主要结合α-2，3-SA受体，主要累及肺泡上皮及细支气管，少见上呼吸道及气管、支气管病变，常伴局灶肺出血及肺组织坏死，机化及纤维化较少见。SARS-CoV通过结合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进入细胞，病变与病程相关，DAD渗出期一般见于病程10~14 d死亡患者。病程大于10 d患者表现为DAD机化期，并常伴有闭塞性细支气管炎伴机化性肺炎样改变及肺泡腔内显著多核巨细胞。SARS-CoV及H5N1感染患者肺外器官均可见脾和淋巴结内淋巴细胞耗竭、急性肾小管坏死、骨髓内噬血细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