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中国西南地区10个地(州)市晚期肺癌免疫治疗分布情况,为制定晚期肺癌的防治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收集2018-01-01-2022-05-31于中国西南地区2省10个地(州)市19家医院经免疫治疗的晚期肺癌患者资料,使用Excel 2019及SPSS 29.0分析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对其基线特征及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分层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 043例经免疫治疗的晚期肺癌患者,主要分布在遵义市、遂宁市和六盘水市等10个地(州)市的医院.所有纳入患者年龄23～94岁,中位年龄61岁.其中男801例(76.80％),既往具有吸烟史患者609例(58.38％),城镇居住患者631例(60.50％),企事业单位人员436例(41.80％);肺鳞癌413例(39.59％),肺腺癌449例(43.04％),小细胞肺癌132例(12.67％),其他病理类型49例(4.70％),Ⅳ期患者900例(86.29％);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0～2分患者1 015例(97.41％),驱动基因阳性患者176例(16.87％);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检测率17.16％,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使用率95.78％,PD-1/PD-L1抑制剂一线使用率55.99％,PD-1/PD-L1抑制剂联合治疗占80.54％,国产PD-1/PD-L1抑制剂使用率90.13％,适应证用药876例(83.98％).总体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8.26％,其中3～5级占13.23％,因不良反应导致停药的患者95例(9.10％),因严重免疫相关性肺炎死亡4例,因免疫相关性心肌炎死亡1例.绝大多数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经短暂性停药或激素对症治疗后好转.结论 中国西南部分地区晚期肺癌免疫治疗存在覆盖患者有限、药物可及性受限及部分医院用药经验相对不足等问题,需进一步改善.

p53是人体重要的肿瘤抑制因子,研究发现,p53在近一半的肿瘤中均发生了突变.突变p53(mtp53)发挥着促进肿瘤的作用,在肿瘤免疫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研究证明,mtp53通过多种机制参与机体肿瘤免疫过程中的诸多环节.本文介绍了 mtp53的结构和功能,并进一步探讨了mtp53对肿瘤免疫分子机制的调控,重点阐释了 mtp53在促进肿瘤免疫逃逸、促进机体氧化应激、调控肿瘤相关炎症信号网络和肿瘤浸润免疫细胞募集以及分化4个方面的分子机制.最后,本文总结了 mtp53对肺癌、三阴性乳腺癌和结直肠癌免疫微环境的影响,以及mtp53在癌症PD-1/PD-L1抑制剂治疗中的应用进展,以期为表达mtp53癌症的免疫治疗提供合适的方向和选择.

目的 探讨治疗前后外周血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CD8+T淋巴细胞水平变化与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免疫治疗反应性的相关性.方法 将109例NSCLC患者根据疗效分为疾病控制组(DC组,75例)及疾病进展组(PD组,34例),收集其一般资料、临床资料、治疗前后T细胞占比、T细胞占比差值、比值、变化率及临床疗效并进行组间比较.相关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相关因素对NSCLC患者免疫治疗反应性的预测价值.结果 DC组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1％比例低于PD组,而PD-L1＞50％比例高于PD组;治疗后DC组CD3+T细胞占比高于同组治疗前及同期PD组,而PD-1+CD8+T细胞占比均低于同组治疗前及同期PD组;DC组患者治疗前后PD-1+CD8+T细胞占比差值、比值及变化率均低于同期PD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D-1+CD8+T细胞占比治疗前后变化率及PD-L1是影响NSCLC患者免疫治疗反应性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PD-1+CD8+T细胞治疗前后变化率联合PD-L1对NSCLC患者免疫治疗反应性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P＜0.001).结论 PD-1+CD8+T细胞动态变化情况与NSCLC患者免疫治疗反应性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组织中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蛋白表达与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代谢指标之间的关系，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PET/CT代谢层面的理论依据。 方法:回顾性收集并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于青岛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青岛市市立医院）行 18F-FDG PET/CT检查并被组织病理学检查（穿刺活体检查或手术）结果证实的55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21例，年龄（66.5±9.3）岁。 18F-FDG PET/CT检查于治疗前进行，采用PET体积计算机辅助判读图像处理系统对肺癌原发病灶行代谢指标的测定，包括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病灶糖酵解总量（TLG）和肿瘤代谢体积（MTV）。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肿瘤细胞比例分数（TPS）=1%为临界值，将患者分为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TPS≥1%）和阴性组（TPS<1 %）；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50%为临界值，将阳性组患者分为PD-L1蛋白高表达组（TPS≥50%）和低表达组（1%≤TPS<50%）。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Pearson相关分析；对病灶TLG和MTV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Spearman秩相关分析。勾画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SUV max的最佳临界值将入组患者分为高SUV max组与低SUV max组，观察2组的PD-L1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NSCLC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 r=0.604， P<0.001)；而MTV和TLG与TPS均无相关性（ r=0.083、0.102，均 P>0.05）。55例患者中，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34例、阴性组21例，阳性组SUV max高于阴性组（12.58±6.35对5.60±4.83， t=2.576 ， 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以SUV max=5.15为最佳临界值，高SUV max组36例、低SUV max组19例，2组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80.56%（29/36）和28.16%（5/19），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分别为12.50%±3.21%和1.28%±0.46%，高SUV max组患者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及TPS均更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5.500， t=2.671，均 P<0.05）。 结论:NSCLC患者 18F-FDG PET/CT中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可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外周血炎症指标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NSCLC-COPD）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接受至少2次免疫治疗的178例Ⅲ、Ⅳ期NSCLC-COPD患者资料，收集治疗前2周内白细胞介素6（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基线血液检测指标。随访截至2022年2月7日。应用X-tile软件确定外周血炎症指标的cut-off值，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影响因素。结果:178例患者中，男174例（97.8%），女4例（2.2%）；年龄42~86（64.3±8.3）岁；免疫单药治疗30例（16.9%），免疫联合化疗治疗114例（64.0%），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21例（11.8%），免疫联合放疗13例（7.3%）。中位随访时间为14.5个月（95% CI：13.6~15.3个月）。客观缓解率（ORR）为44.9%（80/178），疾病控制率（DCR）为90.4%（161/178），中位PFS为14.6个月（95% CI：11.6~17.6个月），中位OS为25.7个月（95% CI：18.0~33.4个月）。多因素Cox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IL-6>9.9 ng/L（ HR=5.885，95% CI：2.558~13.543， P<0.01）、TNF-α>8.8 ng/L（ HR=3.213，95% CI：1.468~7.032， P=0.003）、IL-8>202 ng/L（ HR=2.614，95% CI：1.054~6.482， P=0.038）、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2 003.95（ HR=2.976，95% CI：1.647~5.379， P<0.001）是PFS的危险因素，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171.15是PFS的保护因素（ HR=0.545，95% CI：0.344~0.863， P=0.010）；IL-6>9.9 ng/L（ HR=6.124，95% CI：1.950~19.228， P<0.002）、乳酸脱氢酶（LDH）>190.7 U/L（ HR=2.776，95% CI：1.020~7.556， P=0.046）、SII>2 003.95（ HR=4.521，95% CI：2.241~9.120， P<0.001）是OS的危险因素，ALI>171.15是OS的保护因素（ HR=0.434，95% CI：0.243~0.778， P=0.005）。 结论:基线高水平IL-6、TNF-α、IL-8、SII、LDH和低水平ALI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COPD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目的:评估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疗效，及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水平、外周血细胞计数预测病理缓解的价值。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的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行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51例。新辅助治疗方案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化疗为含铂双药。以21 d为1个治疗周期，每2个周期进行影像学评估。疗效评价包括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病情稳定、病情进展。病理评价指标为主要病理缓解(MPR)和完全病理缓解(pCR)。分析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征，评价新辅助治疗的效果。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影响MPR和pCR的临床因素。结果:51例患者中完全缓解0例，部分缓解占66.7%(34/51)，病情稳定占33.3%(17/51)；MPR占54.9%(28/51)，pCR占41.2%(21/61)。经影像学评估达到部分缓解的患者中，MPR占73.5%(25/34)，pCR占52.9%(18/34)；经影像学评估为病情稳定的患者中，MPR占17.6%(3/17)，且均为pCR。术前活检标本PD-L1阳性表达率为74.5%(38/51)，其中高表达率为51.0%(26/51)。PD-L1高表达患者与PD-L1阴性/低表达患者在性别、吸烟状态、临床分期、病理类型、pCR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PD-L1高表达的患者中MPR占69.2%(18/26)，PD-L1阴性/低表达的患者中MPR占40.0%(10/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0，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PD-L1高表达是预测MPR的独立因素( OR＝3.375，95% CI：1.063~10.711， P＝0.039)，更低的NLR是预测pCR的独立因素( OR＝0.166，95% CI：0.044~0.634， P＝0.009)。 结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治疗有效，PD-L1高表达可以预测MPR，更低的NLR可以预测pCR。

Ⅲ期NSCLC的治疗充满了挑战，其最佳治疗策略目前尚无定论。新的治疗药物和治疗手段的出现也在不断改写Ⅲ期可切除/潜在可切除NSCLC的定义。可切除N2－Ⅲ期NSCLC淋巴结通常为散在且边缘清晰，与周围结构无粘连。新辅助治疗联合手术相比于根治性放化疗可降低局部复发率。对于N3－Ⅲ期NSCLC，目前指南不推荐手术治疗。但对于局限性N3，并对化疗有持续的反应，通过谨慎筛选，手术治疗也可一试。免疫治疗在局部晚期肺癌患者中的应用已有较多前瞻性临床试验证实了其疗效。新辅助免疫治疗可显著提高主要病理缓解率和病理完全缓解率，使潜在可切除的Ⅲ期NSCLC降期后获得手术机会，并改善远期预后。新辅助免疫治疗后的疗效评估，病理活检较CT检查更可靠。总的来说，多模式新辅助治疗取得的卓越进展将带给潜在可切除Ⅲ期NSCLC患者更多的手术机会及更好的远期预后。

回顾北京协和医院2015年至2021年11月收治的10例抗谷氨酸脱羧酶（GAD）抗体相关小脑共济失调患者的临床资料、诊疗方案和预后。女性8例，中位年龄55岁，主要表现为行走不稳（10/10），头晕（8/10），复视（6/10），构音障碍（5/10）。4例患者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白癜风（3/4）、桥本甲状腺炎（1/4）、血小板减低症（1/4），1例患者合并小细胞肺癌。所有患者均接受免疫治疗，6例临床症状改善，5例功能预后良好。抗GAD抗体相关小脑共济失调可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仅少数患者合并肿瘤。半数以上患者对免疫治疗有效，功能预后良好。

小细胞肺癌(SCLC)约占肺癌的15%，是一种神经内分泌肿瘤，生长迅速、极具侵袭性，容易早期发生远处转移。尽管SCLC对一线化疗敏感，但容易短时间内复发。在过去的5年间，免疫治疗在SCLC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是在程序性死亡受体1和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方面，SCLC治疗模式已经发生改变。文章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SCLC中的探索研究做一综述，以期为广大临床工作者提供参考。

1例79岁男性患者因小细胞肺癌（广泛期）接受EC化疗方案（依托泊苷0.1 g静脉滴注、第1~3天，卡铂400 mg静脉滴注、第1天）联合免疫治疗（度伐利尤单抗620 mg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周期。第3个周期第16天（首次用药后第58天），患者出现左侧肢体震颤和癫痫发作。脑脊液生化检查示总蛋白642 mg/L，白细胞数10×10 6/L；脑电图示双侧下颞叶少量尖波发放。考虑为度伐利尤单抗所致免疫相关性脑炎。停用该药，予糖皮质激素抑制免疫反应，予左乙拉西坦抗癫痫治疗。35 d后患者左侧肢体无明显震颤，未再出现癫痫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