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阿利西尤单抗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的疗效及对脂代谢、颈动脉粥样斑块积分的影响.方法:选取2022年3月—2023年3月102例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病人,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组、B组和C组,各34例.A组采用阿利西尤单抗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B组采用依折麦布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C组采用阿托伐他汀治疗.比较3组病人脂代谢水平[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载脂蛋白B(ApoB)和载脂蛋白A1(ApoA1)]、脂质沉积评估[肝脏内脂肪率和皮下脂肪厚度];采用克劳斯积分(Crouse)评估两组病人颈动脉粥样斑块积分情况;观察病人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治疗后,3组non-HDL-C、ApoB、肝脏内脂肪率、皮下脂肪厚度、颈动脉粥样斑块最大厚度和Crouse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A组治疗后non-HDL-C、ApoB、肝脏内脂肪、皮下脂肪厚度、颈动脉粥样斑块最大厚度和Crouse评分均低于B组、C组,B组治疗后non-HDL-C、ApoB、肝脏内脂肪率、皮下脂肪率、颈动脉粥样斑块最大厚度和Crouse评分均低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3组ApoA1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5),A组治疗后ApoA1均高于B组、C组,B组治疗后ApoA1高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阿利西尤单抗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对脂代谢具有明显改善作用,有助于减少脂质沉积,消除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1例79岁男性患者因小细胞肺癌（广泛期）接受EC化疗方案（依托泊苷0.1 g静脉滴注、第1~3天，卡铂400 mg静脉滴注、第1天）联合免疫治疗（度伐利尤单抗620 mg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周期。第3个周期第16天（首次用药后第58天），患者出现左侧肢体震颤和癫痫发作。脑脊液生化检查示总蛋白642 mg/L，白细胞数10×10 6/L；脑电图示双侧下颞叶少量尖波发放。考虑为度伐利尤单抗所致免疫相关性脑炎。停用该药，予糖皮质激素抑制免疫反应，予左乙拉西坦抗癫痫治疗。35 d后患者左侧肢体无明显震颤，未再出现癫痫发作。

随着对肿瘤微环境与免疫治疗间复杂相互作用的认识，免疫检查点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以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TIM-3）为靶点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特瑞普利单抗、伊匹木单抗、LY3321367等，可作为单一疗法和联合疗法应用于复发或转移性HNSCC的治疗。进一步研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临床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有望为复发或转移性HNSCC患者的治疗提供更有效的策略。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治疗方式多样，除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及其配体(PD-L1)抑制剂改善了NSCLC患者的生存，部分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为一线用药。目前常用的PD-L1抑制剂有阿特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和阿维鲁单抗，联合疗法包括联合化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目的: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治疗对于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受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对浙江树人大学树兰国际医学院附属树兰(杭州)医院2015年9月至2018年6月收治的使用ICI治疗的6例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受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评估PD-1/PD-L1抑制剂治疗后，移植物排斥反应的发生情况及总体有效率、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等临床结果。结果:6例受者中，使用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者4例，度伐利尤单抗(Durvalumab)者2例；中位疗程为8.3个(2~31)个周期。疾病稳定3例，疾病进展3例。疾病稳定3例的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1.5、16.2、18.0个月，复发后中位生存期为19.75个(10.8~37.8)个月。出现急性排斥反应1例，排斥反应发生的时间为应用PD-1抑制剂后第28天，受者接受了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与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冲击治疗，但最终还是因急性排斥反应导致的肝功能衰竭而死亡。结论:ICI可以作为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挽救性治疗手段之一，但也可能诱发严重的急性排斥反应，应在密切监测肝功能的情况下谨慎使用。

大约30%的原发子宫内膜癌(EC)为高度微卫星不稳定/高突变(MSI-H)型，13%～30%的复发性EC为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dMMR)型。鉴于EC中存在免疫失调，免疫检查点阻断(ICB)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一种重要方法，既可用作单一疗法，也可与细胞毒化疗、其他免疫疗法或靶向治疗联合使用。在MSI-H型或dMMR型晚期EC中，PD-1抑制剂多塔利单抗和帕博利珠单抗的缓解率分别为49%和57%，而PD-L1抑制剂阿维鲁单抗和度伐利尤单抗的缓解率分别为27%和43%。在微卫星稳定(MSS)型或PD-L1阳性的晚期EC中，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和多塔利单抗以及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阿维鲁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均有一定程度的抑癌活性，缓解率为3%～23%。基于一项Ⅰb/Ⅱ期研究得到的实质性成果，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于2019年加速批准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非MSI-H型或非dMMR型、治疗后进展的晚期EC。尽管目前的研究成果意义重大，但深入理解疾病缓解和耐药的分子及免疫学驱动因素对优化下一代EC治疗研究的设计至关重要。

目的:分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致糖尿病的风险。方法: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2004年第1季度至2021年第2季度收录的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致糖尿病[包括暴发性1型糖尿病（FT1DM)、1型糖尿病（T1DM)、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不良事件（AE）报告，采用比例报告比值比（ PRR）法评价4种药物与FT1DM、T1DM、DKA间的相关性。AE报告数≥3、 PRR≥2且 χ2≥4的AE被判定为与药物有统计学相关性， PRR越大，AE与药物的相关性越强，风险信号越强。 结果:收集到的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相关糖尿病AE报告分别为53、386、957和72例，共1 468例。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与FT1DM相关性的 PRR分别为21.97（ χ2=40.71)、71.50（ χ2=3 531.21)、294.30（ χ2=43 915.75）和33.58（ χ2=279.70）；与T1DM相关性的 PRR分别为12.12（ χ2=162.08)、21.04（ χ2=3 391.17）、20.99（ χ2=5 816.11）和9.71（ χ2=224.81）；与DKA相关性的 PRR分别为6.93（ χ2=161.26)、4.78（ χ2=426.52）、6.82（ χ2=1 797.15）和3.04（ χ2=41.84）。4种药物与目标AE均有统计学相关性，致目标AE的风险信号强度均为FT1DM>T1DM>DKA；致FT1DM的风险信号强度为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致T1DM的风险信号强度为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度伐利尤单抗>阿替利珠单抗；致DKA的风险信号强度为度伐利尤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 结论: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均可导致糖尿病，以致FT1DM的风险信号最强，T1DM次之，DKA较弱。

目前，度伐利尤单抗与感染性疾病的相互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例患者诊断为Ⅲ期肺鳞状细胞癌，在使用度伐利尤单抗治疗过程中出现肺部病灶进展，经肺泡灌洗液分子生物学和药物敏感试验确诊为活动性耐多药肺结核，抗结核治疗后病灶吸收好转，本病例为使用程序性死亡配体-1单克隆抗体治疗肺癌发生活动性结核病的诊治提供参考。

肝细胞癌（HCC）的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药物研发迅猛，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已在国内外多个指南优先推荐作为不可切除或进展期HCC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物、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替西木单抗亦被我国指南推荐作为中晚期HCC一线标准方案。局部治疗联合靶向药物索拉非尼、仑伐替尼或同时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显著改善预后。单药或联合方案作为围手术期新辅助治疗的研究亦取得一定进展。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Pis)作为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广泛用于治疗不同类型的实体肿瘤和血液肿瘤 [1]。ICPis包括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s－associated antigen－4，CTLA－4)抑制剂(伊匹单抗、替西利姆单抗)、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1)抑制剂(如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及其配体(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PD－L1)抑制剂(如阿替利珠单抗、阿维单抗、度伐利尤单抗)。然而，阻断免疫检查点的同时也会使机体正常免疫功能紊乱，导致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irAEs)，引起垂体炎、甲状腺功能障碍、糖尿病和原发性肾上腺功能减退症等内分泌相关疾病 [2]。在ICPis相关糖尿病中，与CTLA－4(伊匹单抗)抑制剂治疗相比，PD－1或PD－L1抑制剂(或联合治疗)出现糖尿病的频率更高 [3]。应用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治疗的患者发生糖尿病概率分别为0.9%、0.2%、0.1% [4]。虽然发病率不高，但随着ICPis的广泛应用，必须重视此类糖尿病，若诊断不及时，很可能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危及生命。本文报道了1例转移性肺小细胞癌的患者在应用度伐利尤单抗治疗后出现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以提高临床医师对ICPis相关糖尿病的认识，争取早期诊断，及时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