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男性患者，心脏移植术后即刻左心功能差，予以房间隔开窗治疗。术后1个月发生移植物血管病，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及支架置入，结合药物治疗，支架术后1周患者恢复良好。

本文总结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2020年4月收治的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康复期因终末期缺血性心肌病(ICM)心力衰竭行心脏移植的受者资料，通过该病例诊疗经验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

目的: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用于心脏切开术后低心排患儿，但较少用于心脏移植后。本文总结了心脏移植后接受ECMO支持患儿的预后特点。设计: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场所:大型儿童心脏转诊中心。对象:1995至2016年所有接受心脏移植且插管行ECMO支持的患儿。干预措施:主要预后指标为ECMO后12个月的病死率。根据早期移植失败(心脏移植后ECMO≤7 d)和晚期移植失败，分析患儿的特点及与预后的相关性。测量方法和主要结果:研究期间共进行了246例心脏移植手术，其中44例患儿进行了50次ECMO。心脏移植至ECMO的中位时间为1 d(0 d～11.7年)，其中28例患儿早期移植失败[1(0～2)d]，20例晚期移植失败患儿共行22次ECMO[中位时间0.8年(8 d～11.7年)]，其中4例患儿之前因早期移植失败亦接受过ECMO支持。26例(59%)患儿存活至出院，24例(55%)患儿ECMO后12个月仍存活，晚期移植失败患儿的存活率较低(40%比67%， P＝0.02)。12个月病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先天性心脏病、较高的肺血管阻力指数别体表面积值(>2.2 Woods U/m 2)和较高的肌酐值。高群体反应性抗体水平仅与晚期移植失败组12个月病死率有关。 结论:ECMO可有效地用于抢救心脏移植后移植功能障碍的患儿，但其早期病死率较高。与12个月内病死率相关的因素包括先天性心脏病、肾功能不全、肺血管阻力指数别体表面积值升高；在心脏移植后晚期ECMO支持患儿还包括高HLA致敏性。

目的:探讨心脏移植术后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年6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收治的995例心脏移植受者的临床与随访资料。分析受者的流行病学特征、肿瘤的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采用Kapian-Meier生存分析法计算新发肿瘤的累积发病率、病死率，log-rank检验比较各亚组的生存率。采用Cox回归模型研究纳入的因素和新发肿瘤终点的关系。结果:995例受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6.36 (3.64，10.18)年，随访期间有36例(3.6%)新发恶性肿瘤。其中，肺癌8例(22.2%)；消化系统肿瘤11例(38.9%)，包括：胃癌6例(16.7%)，肝癌3例(8.3%)，结肠癌2例(5.6%)。心脏移植后1、5、10年和15年恶性肿瘤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0.1 %、2.3 %、4.9 %和7.6 %。新发肿瘤受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83.32个月，生存时间为(115.32±13.12)个月，明显低于无新发肿瘤受者的(194.22±2.58)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新发肿瘤死亡风险是无肿瘤的6.57倍( HR＝6.57，95% CI：4.06~10.64， P<0.01)。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高血压、糖尿病与新发肿瘤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是心脏移植术后肿瘤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心脏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受者生存时间缩短，死亡风险上升。年龄是心脏移植术后肿瘤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心力衰竭的常规治疗以药物为基础，对于部分患儿，非药物治疗可使其心功能进一步改善，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提高生存质量及降低死亡率。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机械循环支持及心脏移植拓展了儿童心力衰竭治疗的思路及策略。

目的:分析心肾联合移植受者的治疗过程及随访结果，总结心肾联合移植的治疗经验。方法:2016年10月至2021年5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11例心功能衰竭合并肾功能衰竭患者接受心肾联合移植，男性10例，女性1例，年龄(50.6±12.9)岁，术前体重指数(26.72±3.29)kg/m 2，术前心功能均为Ⅳ级，左室射血分数(29.40±4.48)%，术前均为尿毒症规律透析状态，透析时间0.5~7.0年，平均2.5年，术前肌酐753.5(434~1144)μ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5.59(3.93~17.23)ml/(min·1.73m 2)。手术方案均为同期心肾联合移植，供心和供肾器官均来自同一供者。心脏冷缺血时间为2.75(2.5，4.0)h，肾脏冷缺血时间为9(8.5，15.0)h，心脏移植手术结束至肾移植手术开始时间为2(1.0，3.5)h。长期免疫抑制方案为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和甲泼尼龙联合应用。 结果:9例术后恢复正常心功能及肾功能，术后半年左室射血分数(57.55±2.51)%，术后半年肌酐107.7(85~132)μmol/L，术后半年24 h尿量1 988(1 800~2 200)ml。随访6~62个月，9例受者均未发生感染及排斥反应等并发症，心功能均为Ⅰ级，生活质量高。术后死亡2例，1例于术后4个月死于肺部毛霉菌感染，另1例于术后1个月死于消化道真菌感染。结论:同期心肾联合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心脏病合并肾功能衰竭的有效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小儿原发性心脏肿瘤的病理特征和治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年1月至2017年12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135例心脏肿瘤患儿的临床资料。诊断年龄中位数0.54岁(0～14.36岁)，肿瘤呈单发性61例，多发性74例。45例有明显临床症状或血流梗阻，4例有轻度血流梗阻，86例无症状。手术治疗41例，未行手术94例。肿瘤完全切除24例，部分切除16例，心脏移植1例，瓣膜成形13例。结果:本院手术40例，术后早期循环稳定35例，发生严重低心排症状5例。其中经治疗后心功能恢复正常2例，死亡3例(住院死亡率7.5%)。另1例外院行心脏移植术后存活，随访24个月心功能良好。良性肿瘤部分切除与完全切除术后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恶性肿瘤术后2年死亡1例。94例未手术患儿中，放弃手术死亡1例，等待心脏移植手术死亡1例，尚在等待心脏移植2例，其余90例无血流动力学紊乱症状。结论:小儿原发性心脏肿瘤多为良性肿瘤，可以长期随访。对有明显血流梗阻、心律失常及恶性心脏肿瘤患儿，手术治疗是必需的。手术原则不强求完整切除肿瘤，可行部分切除以消除血流梗阻症状。对无法行手术切除的心脏肿瘤，心脏移植可能是唯一选择。

左心室辅助装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LVAD)有助于提高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生存率，改善生活质量，但LVAD植入后患者的生活质量仍低于心脏移植。LVAD植入后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原因包括：患者不适症状、手术并发症、再住院率较高、体力活动限制以及负面心理情绪等。心脏康复训练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升运动能力、降低再住院风险等，有助于提高LVAD植入患者的生活质量。LVAD植入患者的运动处方包括有氧耐力训练、步行训练、轻~中度阻力训练、体操训练等，运动训练强度应控制在第一通气阈值(无氧阈)、50%的峰值耗氧量或自我劳累程度Borg量表12~14分水平。目前LVAD植入患者进行心脏康复训练的安全性已得到充分证实。

目的:探讨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的相关影响因素及其对心力衰竭（心衰）的预后价值。方法:纳入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衰重症监护病房住院的心衰患者877例进行回顾性研究，采用荧光免疫层析法检测患者基线血清中的H-FABP浓度。根据H-FABP水平三分位数值分为低H-FABP组（H-FABP≤4.04 ng/ml， n=292）、中H-FABP组（H-FABP 4.04~7.02 ng/ml， n=292）和高H-FABP组（H-FABP≥7.02 ng/ml， n=293），比较3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此外，根据患者心衰是否为冠心病所引起分为缺血性心衰和非缺血性心衰亚组。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H-FABP独立相关的影响因素。主要临床终点事件为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多因素Cox回归模型风险预测检验及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评估基线H-FABP对心衰的预后价值。 结果: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冠心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尿酸及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与H-FABP呈正相关（β=0.012、0.238、0.001、0.345、0.063， P均<0.05），女性、血红蛋白、白蛋白、血钠及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与H-FABP呈负相关（β=-0.184、-0.006、-0.016、-0.034、-0.006， P均<0.05）。共有119例（13.6%）患者出现失访，在随访931（412~1 185）d时，246例（32.5%）患者发生了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H-FABP（log 2H-FABP）是心衰患者发生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的独立预测因子（ HR=1.39， P<0.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基线H-FABP对心衰患者3个月、1年及2年发生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均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9、0.69及0.71），对应的基线H-FABP最佳截断值分别为5.85、6.54和6.54 ng/ml。多因素Cox回归模型风险预测检验结果显示，在基础模型和基线NT-proBNP基础上，联用基线H-FABP可为心衰预后评估提供额外的预测价值（ P<0.001）。H-FABP分别以6.54 ng/ml（ROC曲线的最佳截断值）及其水平三分位数作为截断值分组，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各组间生存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基线H-FABP（log 2H-FABP）是缺血性心衰患者发生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的独立预测因子（ HR=1.74， P<0.001），也是非缺血性心衰患者发生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的独立预测因子（ HR=1.28， P=0.027）。 结论:年龄、性别、冠心病、血红蛋白、白蛋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血钠、eGFR、尿酸及NT-proBNP与H-FABP相关。基线H-FABP是心衰患者发生全因死亡或心脏移植的独立预测因子，在基础模型和基线NT-proBNP基础上，联用基线H-FABP可为心衰预后评估提供额外的预测价值。

心脏移植是终末期心脏病的最终治疗方式，但供体数量不足和免疫排斥等问题限制着移植手术的开展。纳米材料已被用于药物递送、影像学、组织修复等多个医学领域，一些研究者也开始着手开发应用于心脏移植领域的纳米材料。药物递送载体是应用较多的纳米材料类型，使用聚乙二醇、脂肪酸、脂蛋白等作为纳米载体转运免疫抑制药物，可以提高药物利用率，减少药物用量，进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通过进一步添加特异性抗体如CD3抗体等，可以使得纳米药物具有靶向性。纳米材料如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粒(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nanoparticles，SPION)被用作造影剂来提高MRI等影像学技术的检测能力，辅助监测T细胞、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对心肌组织的浸润。此外，一些纳米线、纳米复合支架等耗材也被探索用于心脏手术。目前，纳米材料在心脏移植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但总体处于起步阶段，现就纳米材料在心脏移植中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前景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