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鼻咽癌患者放疗前血浆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与急性放疗不良反应的关系，初步建立放疗期间重度急性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方法:横断面研究。回顾性选取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85例鼻咽癌患者。按照美国肿瘤放疗协作组（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估放疗期间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放射性皮炎和口干发生的最高等级不良反应，以其≥3级为重度。采用Olink蛋白质组学技术，检测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中92种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标准化的蛋白表达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炎性细胞因子与临床因素及与放疗期间3种急性不良反应的关系。基于炎性细胞因子和（或）临床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构建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以美国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定的放疗期间最严重等级的不良反应是否重度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依据构建的各模型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效能。 结果:85例患者中，男性68例，女性17例；中位年龄[ M（ Q1， Q3）]49岁（43岁，60岁）；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放疗，其中64例联合化疗或靶向治疗。19例（22.1%）出现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1、2、3级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放疗前血浆白细胞介素22受体A1（IL-22RA1）、白细胞介素18受体1（IL-18R1）、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CL11）、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14（TNFSF14）、酪氨酸激酶受体3配体（Flt3L）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2（MCP-2）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3级急性放射性皮炎患者放疗前血浆CD244、CC趋化因子配体20（CCL20）、白血病抑制因子受体（LIF-R）和白细胞介素（IL）-4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级和2级口干患者放疗前血浆IL-12B、CXC型趋化因子配体11（CXCL11）、LIF-R和IL-33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各临床因素与严重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均不相关（均 P>0.05），根据文献选取年龄、T分期、N分期、临床分期、是否接受化疗、是否患有糖尿病6个临床因素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1。根据细胞因子功能和既往文献，在差异细胞因子中选取IL-22RA1、IL-18R1、MCP-2、CCL11、CD244、CCL20和IL-33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2。结合上述临床因素和细胞因子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3。ROC曲线分析显示，预测模型M1、M2和M3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7、0.841、0.868。 结论:不同等级急性放疗不良反应鼻咽癌患者间放疗前血浆中多种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有差异，基于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结合临床因素构建模型能较好地预测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血清人磷脂酰乙醇胺结合蛋白4（hPEBP4）等因子的表达情况及其临床意义。方法:以2016年9月至2018年9月北京朝阳医院西院收治的59例症状性MM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血钙升高、肾损害、贫血和骨损害（CRAB症状）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具有活动性CRAB症状的44例为活动组，化疗后至少达到部分缓解且CRAB症状缓解的15例为反应组。活动组患者中，严重骨损害（SBL）组30例，非严重骨损害（NSBL）组14例；修订的国际预后分期系统（R-ISS）Ⅰ、Ⅱ和Ⅲ期分别为26、11、7例。选取与患者年龄及性别匹配的健康体检者15名作为健康对照组。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hPEBP4、肿瘤坏死因子配体超家族成员14（LIGHT/TNFSF14）和激活素A在受试者中的表达水平。采用Pearson法分析活动组中各因子表达间的关系，依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各因子诊断MM的最佳截断值，并依此分层，比较各分层患者间总生存（OS）差异。结果:活动组、反应组、健康对照组hPEBP4水平分别为（1.48±0.64）μg/L、（1.49±0.75）μg/L、（0.31±0.10）μg/L，LIGHT/TNFSF14分别为（169±112）ng/L、（256±132）ng/L、（44±27）ng/L，激活素A分别为（383±266）ng/L、（223±79）ng/L、（234±85）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活动组中，R-ISSⅠ、Ⅱ、Ⅲ期患者hPEBP4水平分别为（1.06±0.60）μg/L、（1.15±0.50）μg/L、（1.73±0.68）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287， P=0.032）；激活素A水平分别为（219±55）ng/L、（247±117）ng/L、（450±215）ng/L，Ⅲ期患者均高于Ⅰ、Ⅱ期（均 P<0.05）。活动组中，SBL患者的LIGHT/TNFSF14和激活素A水平均高于NSBL患者[（174±101）ng/L比（98±53）ng/L，（467±238）ng/L比（189±71）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IgG型活动组患者hPEBP4水平与M蛋白水平（ r=0.694， P<0.01）和激活素A水平（ r=0.252， P<0.01）均呈正相关。经ROC曲线分析，hPEBP4、LIGHT/TNFSF14、激活素A诊断MM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1.04 μg/L、97.0 ng/L、156.2 ng/L。hPEBP4>1.04 μg/L和≤1.04 μg/L患者中位OS时间分别为57个月（95% CI 22~92个月）和未达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激活素A≥156.2 ng/L和<156.2 ng/L患者的中位OS时间分别为61个月（95% CI 24~98个月）和未达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hPEBP4高表达与MM进展有关，与M蛋白水平呈正相关，与OS呈负相关；其可能成为判断病情进展和肿瘤负荷的重要标志物。LIGHT/TNFSF14和激活素A协同hPEBP4可能参与MM肿瘤微环境的病理过程。

目的:探讨诱骗受体3（DcR3）及其信号通路在强直性脊柱炎（AS）患者PBMCs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100例AS患者[AS活动期（ASA）和AS稳定期（ASS）各50例]、OA和痛风性关节炎各30例（作为疾病对照组）及60名健康体检者（HC）的外周血标本、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指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DcR3及其信号通路相关分子[死亡受体3（DR3）、肿瘤坏死因子配体相关分子1A（TL1A）、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族成员6（Fas）、凋亡相关因子配体（FasL）、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14（LIGHT）、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14（LIGHTR）、淋巴毒素β受体（LTβR）]mRNA在3组PBMCs表达水平并比较差异。3组间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 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 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Kruskal-Wallis H检验，分类变量关联性分析采用 χ2检验，变量间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 结果:①AS组、疾病对照组和HC组比较：DcR3 mRNA、DR3 mRNA mRNA在AS组的表达均低于疾病对照组和HC组，且在疾病对照组低于HC组{DcR3mRNA：[6.21（3.89，10.70）]×10 -4，[9.51（5.89，16.65）]×10 -4和[17.81（11.27，24.20）]×10 -4， H=55.28， P<0.001；DR3mRNA：[41.05（24.09，66.95）]×10 -4，[58.28（28.41，94.38）]×10 -4和[94.79（54.07，144.51）]×10 -4， H=37.10， P<0.001}；TL1A mRNA在AS组的表达均高于疾病对照组{[14.71（4.91，42.22）]×10 -4，[4.00（1.07，16.60）]×10 -4和[7.70（3.52，27.83）]×10 -4， H=17.71， P<0.001}；Fas mRNA在AS组和疾病对照组的表达低于HC组{[20.99（4.63，62.89）]×10 -4、[23.97（15.82，38.99）]×10 -4和[78.45（27.32，146.46）]×10 -4， H=31.17， P<0.001}；FasL mRNA在AS组的表达水平高于疾病对照组和HC组{[42.87（6.57，91.21）]×10 -4、[5.45（2.83，10.32）]×10 -4和[6.88（4.57，23.79）]×10 -4， H=46.42， P<0.001}；LIGHTR mRNA在AS组的表达低于疾病对照组和HC组{[52.66（7.20，143.21）]×10 -4，[98.80（53.11，166.24）]×10 -4和[63.47（40.85，138.07）]×10 -4， H=11.96， P<0.01}；LIGHT mRNA、LTβR mRNA在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0.86， P>0.05； H=3.18， P>0.05）。②ASA组、ASS组和HC组比较：DcR3 mRNA、DR3mRNA、Fas mRNA在ASA组和ASS组的表达水平均低于HC组，其中DcR3 mRNA在ASA组高于ASS组，而DR3 mRNA则低于ASS组{DR3 mRNA：[7.28（4.92，16.56）]×10 -4，[4.59（2.49，7.03）]×10 -4和[17.81（11.27，24.20）]×10 -4， H=62.63， P<0.001；DR3 mRNA：[30.93（16.18，66.66）]×10 -4，[47.17（29.91，67.40）]×10 -4和[94.79（54.07，144.51）]×10 -4， H=41.48， P<0.001；Fas mRNA：[20.04（3.29，62.30）]×10 -4、[22.49（5.63，64.79）]×10 -4和[78.45（27.32，146.46）]×10 -4， H=23.54， P<0.001}；TL1A mRNA、LTβR mRNA在ASA组的表达均高于ASS组和HC组{TL1A mRNA：[32.36（10.09，97.84）]×10 -4，[9.98（1.29，21.63）]×10 -4和[7.70（3.52，27.83）]×10 -4， H=21.14， P<0.001；LTβR mRNA：[6.13（2.16，20.06）×10 -4，[2.13（0.53，8.04）]×10 -4和[2.72（1.24，5.73）]×10 -4， H=12.86， P<0.001}；FasL mRNA在ASA组和ASS组的表达水平高于HC组{[60.70（8.16，106.16）]×10 -4，[30.14（5.37，78.40）]×10 -4和[6.88（4.57，23.79）]×10 -4， H=18.99， P<0.001}；LIGHTR mRNA在ASS组的表达水平低于HC组{[49.79（10.75，168.48）]×10 -4，[15.92（3.27，105.91）]×10 -4和[63.47（40.85，138.07）]×10 -4， H=11.80， P<0.001}。LIGHT mRNA在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4.15， P>0.05）。③Spearman秩相关性分析显示：AS患者DcR3与BASDAI评分、hsCRP呈正相关（ r=0.52， P<0.001； r=0.35， P<0.001）；DR3与BASDAI评分、ESR、hsCRP呈负相关（ r=-0.26， P<0.001； r=-0.25， P<0.001； r=-0.31， P<0.001）；TL1A与BASDAI评分、ESR、hsCRP呈正相关（ r=0.23， P=0.046； r=0.26， P=0.015； r=0.25， P=0.017）。 结论:DcR3及其信号通路相关分子在AS患者PBMCs中差异表达，推测其可能参与AS的发生发展。

糖基磷脂酰肌醇(GPI)锚定的跨膜糖蛋白CD160作为免疫球蛋白超家族(IgSF)成员，可通过与自然杀伤(NK)细胞和T细胞作用影响机体免疫功能。根据是否存在免疫球蛋白(Ig)结构域和细胞膜表面锚定方式的差异，CD160分子可被分为4种异构体。CD160与其配体疱疹病毒进入介质(HVEM)形成的CD160-HVEM复合体是IgSF和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TNFRSF)间直接相互作用的特例，并且根据靶细胞的不同，CD160-HVEM复合体可产生共刺激或共抑制信号，从而调控免疫应答。HVEM作为一个信号分子开关，与不同信号通路相互作用，形成HVEM网络，在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现有研究结果表明，CD160在多种恶性肿瘤、慢性病毒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实体器官移植后宿主抗移植物反应等疾病中均发挥作用。笔者对CD160的结构及特点、CD160异构体、CD160-HVEM复合体、HVEM网络，以及CD160在人类疾病中作用的研究新进展进行阐述。

肿瘤坏死因子样凋亡微弱诱导剂(TWEAK)是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的新成员之一.TWEAK通过细胞间的相互作用或旁分泌方式与其受体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诱导早期反应蛋白14(Fn14)结合,调节细胞的增殖、分化、迁移、凋亡和炎症等多种活动.TWEAK/Fn14信号通路在肺损伤、哮喘以及肺癌等肺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

肿瘤坏死因子样细胞弱凋亡因子(TWEAK)属于肿瘤坏死因子配体超家族成员,通过激活其受体成纤维细胞生长诱导因子14(Fn14)而发挥多种生物学功能.TWEAK/Fn14信号的激活可以调控细胞增殖、分化过程,促进纤维增生反应、血管形成和炎症反应,参与红斑狼疮、银屑病、皮肤肿瘤等疾病的发病过程.TWEAK在某些皮肤病患者的血清及尿液中表达上调,有潜力成为早期诊断及活动度评估的生物学标志物.适度激活TWEAK/Fn14信号可促进皮肤创伤愈合,但过强或延长激活该信号则会导致各种病理性组织损害,故激活或阻断该信号的特定环节有望成为治疗皮肤病的新策略.本文综述了TWEAK/Fn14信号在皮肤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探讨该信号在相关诊断与治疗中的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