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索使用胸骨全切或部分切除术治疗胸骨孤立性浆细胞瘤的有效性及使用3D打印聚醚醚酮(PEEK)置入物对胸壁缺损进行重建的可行性。方法:本研究共纳入胸骨孤立性浆细胞瘤患者6例，其中男5例，女1例，年龄(57.7±9.4)岁(42～71岁)，所有患者接受了胸骨全切或部分切除术治疗胸骨浆细胞瘤，并在切除后使用3D打印PEEK置入物对胸壁缺损进行重建。随访观察收集患者的围手术期相关数据及人口学特征，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所有患者均为胸骨孤立性浆细胞瘤。所有患者完成胸壁重建后均能维持正常胸壁结构，缺损面积(102.7±18.8)cm 2，术后未发生反常呼吸等并发症。6例患者均顺利出院，围手术期内未发生相关并发症。术后平均随访(31.2±15.4)个月，未发生置入物相关并发症，且术后无复发、转移及死亡。 结论:使用胸骨全切或部分切除术能有效治疗胸骨浆细胞瘤，结合3D打印PEEK置入物完成胸壁重建效果良好，是一种可靠的临床治疗方法。

患者 男性，29岁，因“上腹胀伴发热10 d”于2020年7月25日入院。患者10 d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胀痛不适，伴低热，物理降温后好转，无恶心呕吐，无腹泻，无黄疸。外院CT提示肝癌，未行治疗。起病以来，患者一般情况尚可。既往乙肝病史10余年，未接受抗病毒治疗。体检：腹软，全腹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肋下可触及质硬肿块，脾肋下未及，Murphy征（-），腹水征（-），肠鸣音可。血常规、血生化、凝血功能未见明显异常，Child-Pugh分级A级。甲胎蛋白12 452 μg/L，异常凝血酶原13 516 mAU/ml，HBV-DNA：4.31×10 3 U/ml。吲哚菁绿15 min潴留率8%，左外叶体积：505 cm 3。肝脏CT检查结果显示，肝左内叶及右叶见大肿块，最大截面约157 mm×124 mm，增强扫描动脉期呈不均匀强化，见多发供血动脉分支，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呈持续性周边不均匀强化，病灶中心呈星芒状低密度各期均未强化，病灶周围肝实质强化欠均；肝中静脉及肝右静脉显示欠清；门静脉左右支受压，腔内未见明显充盈缺损。肝段下腔静脉受压变窄；肝内外胆管无扩张，胆囊壁增厚水肿；肝门部淋巴结增大（图1）。胸部CT检查结果显示，右肺上叶见微结节，最大径约2 mm。诊断：肝细胞癌（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A期，中国肝癌的分期方案Ⅰb期）；慢性乙肝。

患儿女，5 d，因"发现先天性心脏病4 d"入院。出生时Apgar评分1 min、5 min、10 min均为9分，出生后不久出现呼吸急促，进行性加重，当地医院给予"改善循环、维持动脉导管开放、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后转入我院。查体：心率136次/min，呼吸52次/min，上肢收缩压/舒张压56/41mmHg (1 mmHg＝0.133 kPa)，下肢收缩压/舒张压60/43 mmHg，体重3.8 kg，上、下肢血氧饱和度均为85%~90%，呼吸音粗，未及明显杂音。心电图未见异常。术前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检查，应用GE Vivid iq超声心动图仪，采用12S探头，频率4.5~12 MHz。TTE检查显示：右心室明显增大，左心室偏小(图1A)，下腔静脉增宽为7 mm，吸气末塌陷率约50%；四支肺静脉(直径3.9~5.6 mm)于左房左上方汇合(直径9 mm)后经垂直静脉入无名静脉(直径9 mm)，垂直静脉于肺动脉分叉上方水平梗阻，直径3.5 mm，峰值流速2.0 m/s(图1B)；右冠状动脉(right coronary artery，RCA)异常起源于主动脉左冠状窦(left coronary sinus，LCS)，开口位于左冠状动脉(left coronary artery，LCA)开口前方约1 mm处，起始段走行于主、肺动脉间的主动脉壁内且狭窄，内径约0.5 mm，范围长约6 mm(图1C)，然后绕主动脉前方向右走行，直径1.5 mm(图1D)，狭窄段呈高速五彩血流束(图1E)，峰值流速2.7 m/s(图1F)；动脉导管未闭直径2.0 mm，右向左分流；房间隔缺损直径6.4 mm，右向左分流。TTE检查结果：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TAPVC)心上型伴垂直静脉梗阻，RCA异常起源于LCS伴壁内走行、狭窄，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重度肺动脉高压。CT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检查结果：TAPVC(心上型)，垂直静脉入无名静脉前梗阻(图2A)，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RCA异常脉起源于LCS，走行于主、肺动脉间(图2B)，肺动脉高压。术中所见：RCA发自LCS，与LCA开口相距1 mm，呈壁内走行；左、右肺静脉汇合后经垂直静脉入无名静脉，房间隔缺损直径7 mm，动脉导管未闭。术中行TAPVC矫治术、冠状动脉去顶术、动脉导管结扎术、房间隔缺损修补术。术中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显示肺静脉汇入左房的吻合处峰值流速1.2 m/s，RCA起始处峰值流速1.1 m/s。术后第6 d撤机。术后多次TTE复查心脏功能及心内结构未见异常。术后第25 d顺利出院。

目的:分析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患者CT肺血管造影（CTPA）的特征。方法:对2015年12月至2019年12月在中日友好医院完成CTPA并确诊的CTEPH患者的临床资料、CTPA影像学直接和间接征象进行总结，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分析CTEPH患者CTPA影像学特征，并根据血栓起始部位分为近段病变组和远端病变组，比较不同部位病变患者之间的影像学征象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共纳入135例CTEPH患者，CTPA显示血栓病变分布上，133例（98.5%）为双肺分布，血栓起始部位分级以Ⅰ、Ⅱ和Ⅲ级为主，Ⅳ级病变仅8例（7.3%），无0级病变。CTEPH患者慢性血栓在CTPA上最常见的直接征象为血管闭塞（134例，99.3%），其次是偏心附壁充盈缺损（111例，88.2%）、蹼样征（80例，59.3%）、血管狭窄/纤细（41例，30.4%）。近段病变与远端病变组患者比较，偏心附壁充盈缺损、血管壁不规则更常见于近端病变者，而血管狭窄/纤细更常见于远端病变组患者（ P值均<0.05）。肺实质与胸膜腔继发改变在CTPA上最常见的征象为马赛克征（104例，77.0%），其次是肺梗死灶（79例，58.5%），肺梗死的表现形式包括胸膜下斑片状实变密度影（35/79，44.3%），其次为索条影（23/79，29.1%），斑片状实变密度影与索条影并存（13/79，16.5%）。心脏与大血管异常的最常见CTPA征象为肺动脉增宽（132例，97.8%）和右心室肥大（130例，96.3%），其他包括下腔静脉造影剂逆流（70例，51.9%）、支气管动脉扩张（68例，50.3%）。所有继发征象在近段病变与远端病变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CTEPH患者CTPA最常见直接征象为血管闭塞、附壁充盈缺损及蹼样征，常见间接征象包括肺内马赛克征、肺梗死灶、右心室肥大、肺动脉扩张、体循环动脉扩张等，而附壁充盈缺损更常见于近端病变患者。

目的:探讨T1 mapping联合钆延迟强化（LGE）对扩张型心肌病（DCM）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2018年4月至2019年11月因不明原因急性心力衰竭（心衰）而经超声检查考虑为DCM的32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同时纳入同一时间段检查心脏磁共振成像（CMRI）的18例体检者为对照组。采用飞利浦Ingenia 3.0T检查所有受检者心脏，平扫检查项目包括T2加权成像（T2WI）、电影序列、增强前的native T1 mapping；增强检查项目包括延迟增强及增强后post T1 mapping、首过灌注。使用钆喷酸葡胺注射液作为对比剂，首过灌注剂量为0.1 mL/kg，以相同速度追加生理盐水20 mL，延迟7 min开始进行延迟增强序列扫描，包括4层2腔心位和4腔心位。观察LGE联合T1 mapping的CMRI结果，包括心功能指数〔左室舒张期末容积（LVEDV）、左室收缩期末容积（LVESV）、左室射血分数（LVEF）、瓣膜反流〕、心脏形态学指标〔左心室质量（LVM）〕、组织学特点（T2图像心肌信号、有无灌注缺损及其位置和范围、有无延迟增强及其位置、形态和范围、增强前后T1值）、细胞外容积（ECV）及伴随征象（心包积液、胸腔积液）等指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增强前T1 mapping的T1值对DCM的诊断价值；同时观察临床终点事件发生情况。结果:DCM组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MI）、血压、心率（HR）、血细胞比容（HCT）、肌酐（Cr）、高血压和心脏病家族史患者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DCM组患者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水平和心功能Ⅲ级、糖尿病、吸烟史、饮酒史、用药史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5）。与对照组比较，DCM组LVEDV（mL/m 2：234.9±35.9比121.8±27.6）、LVESV（mL/m 2：189.7±42.8比54.8±17.0）、LVM（g：197.6±56.3比110.5±22.9）、增强前T1值（ms：1 332.1±35.9比1 272.0±41.0）、ECV 〔（45.7±4.9）%比（28.0±2.1）%〕水平均明显升高；LVEF（0.191±0.107比0.554±0.103）、增强后T1值（ms：453.9±72.7比493.5±43.9）均明显降低（均 P<0.05）。DCM组瓣膜反流、心包积液和胸腔积液患者比例分别为25.0%、18.8%、25.0%。ROC曲线分析显示，T1 mapping增强前T1值的截断值为1 220.22 ms时，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4， P＝0.015，敏感度为77.8%，特异度为88.9%，说明固有心肌T1值对诊断DCM有一定参考价值。32例DCM患者中有22例（68.8%）出现LGE，位置为室间隔、下壁壁间或心外膜下，范围为局部或弥漫多发，室间隔和下壁均受累的有9例（28.1%）；平均随访16个月，其中3.1%出现心搏骤停。 结论:一站式CMRI检查可以提高DCM的诊断效力，T1 mapping联合LGE可提高诊断准确性，对诊断和随访患者治疗很有意义。

目的:探讨容积替代技术在乳腺癌保乳手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乳腺中心完成保乳手术结合容积替代技术乳房修复的76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为女性，年龄（42.6±6.4）岁（范围：32~56岁）。肿瘤分期：ⅡA期36例，ⅡB期24例，ⅢA期12例，ⅢB期4例。利用胸外侧脂肪筋膜瓣修复乳房缺损47例，上腹壁脂肪筋膜瓣修复22例，背阔肌肌皮瓣修复7例。测量保乳手术中肿瘤扩大切除的标本体积，记录容积替代技术修复乳房外形的手术时间、术后引流时间、术后并发症和乳房外形满意度。结果:胸外侧脂肪筋膜瓣组保乳手术切除体积为（100.9±24.2）ml（范围：55~157 ml），上腹壁脂肪筋膜瓣组为（88.4±14.5）ml（范围：67~118 ml），背阔肌肌皮瓣组为（179.7±22.9）ml（范围：155~220 ml）。三组容积替代技术修复乳房外形的手术时间分别为（52.9±9.0）min（范围：45~70 min）、（63.2±8.8）min（范围：50~70 min）和（99.3±3.4）min（范围：95~105 min）。三组引流时间分别为（8.6±1.2）d（范围：7~10 d）、（9.4±0.9）d（范围：8~10 d）和（11.4±1.3）d（范围：10~13 d）。术后3个月患者乳房外形满意度优良率为84.2%（64/76）。术后发生脂肪液化6例，其中胸外侧脂肪筋膜瓣组2例，上腹壁脂肪筋膜瓣组4例；发生血清肿4例，胸外侧脂肪筋膜瓣组和背阔肌肌皮瓣组各2例。结论:对于乳腺癌保乳手术中组织缺损较大的患者，根据肿瘤部位及术中乳房缺损大小合理选择胸外侧脂肪筋膜瓣、上腹壁脂肪筋膜瓣及背阔肌肌皮瓣等容积替代技术进行修复，能够恢复乳房原有体积和形态，术后并发症可控。

大范围、多层次重度组织缺损的修复是临床工作的难点，作者回顾总结了头面、胸腹壁和肢体部位组织缺损修复的文献和临床经验，介绍了国内外该领域相关技术的进展和现状。提示组织缺损修复当前的发展趋势是在满足组织覆盖的同时，既要达到功能与形态的良好效果，还要尽可能减轻或避免供区组织的继发损伤。其中显微外科技术和移植材料的应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疑难手术的完成离不开传统方法的灵活应用与新技术的结合，多学科的交叉协作是重度组织缺损修复的必要保障。文中所提出的治疗原则与方法选择，为临床医生提供参考。

患者女，58岁，因“突发左下肢肿胀5 d”入院。既往有肺栓塞、脑梗死和冠心病病史，未规律抗凝治疗。查体：左下肢重度水肿，呈凹陷性，皮温升高。下肢静脉彩超：左侧股总静脉、股深静脉近心端、股浅静脉、腘静脉管腔扩张，其内可见低回声，压之管腔不能闭合。全腹部三期强化CT：下腔静脉、左侧髂总静脉、髂外静脉可见条状充盈缺损。肺动脉CTA：双肺动脉主干可见充盈缺损影。依据患者病史、体征及辅助检查，入院诊断：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化验检查，排除手术禁忌。下腔静脉造影：右肾静脉及肾静脉开口至双髂静脉汇合处下腔静脉造影剂充盈缺损，考虑血栓形成，不适合于肾静脉下方放置下腔静脉滤器，遂于右肾静脉上方下腔静脉内放置Illicium滤器（Visee公司，中国），滤器近心端高度位于第12胸椎中点水平（图1），位置良好，血流通畅。术后予抗凝、消肿等支持治疗，患者下肢肿胀好转出院。患者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后第11天，为取出滤器再次入院，DSA见滤器倾斜、移位，回收钩进入右肾静脉（图2），标准滤器回收法无法取出。经过讨论和体外模拟回收试验后，决定行经颈、股静脉双入路，联合Loop技术和长鞘推进回收技术进行滤器回收。患者取仰卧位，以Seldinger改良法分别穿刺右股静脉及右颈内静脉，成功后分别置入6F短鞘（Cordis公司，美国）。造影进一步明确滤器回收钩嵌入右肾静脉的位置。另经右颈内静脉置入12F 80 cm血管长鞘（COOK公司，美国）至下腔静脉滤器上方，并以0.035 inch×260 cm超滑导丝（Terumo公司，日本）引导Simmons-1导管（Cordis公司，美国）穿过滤器近心端，同时经该鞘置入鹅颈抓捕器（Ev3公司，美国），抓捕导丝头端形成Loop环，并将导丝头端拉出体外，固定导丝头尾两端（图2），推进12F长鞘（图3），使滤器回缩后近心端进入长鞘内，进一步推进长鞘，直至长鞘达滤器侧钩处不能移动，同时将长鞘及回缩滤器整体向前推进1~2 mm（图4），使滤器侧钩脱离腔静脉壁，轻轻旋转长鞘，证实滤器侧钩与腔静脉壁无粘连后，整体回撤长鞘及滤器，使回收钩自右肾静脉内回撤至下腔静脉内（图5）。因滤器侧钩无法进入长鞘，决定经右股总静脉取出滤器，经10F腔静脉滤器回收系统导入鹅颈抓捕器，捕获滤器回收钩，推送远端长鞘，同时放松近端Loop环导丝，将滤器经长鞘顺利取出（图6）。检查回收滤器完整无断裂，下腔静脉造影血流通畅、结构完整、未见造影剂外溢等情况。术后患者恢复可，顺利出院，规律抗凝治疗，随访期间无不适主诉。

目的:探讨数字化定制的个体化钛合金胸骨假体应用于胸骨肿瘤根治性切除患者胸壁缺损重建的可行性。方法:病例系列报告。纳入2020年8月—2021年10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收治的5例原发性胸骨肿瘤患者的病例资料，均为男性，年龄23~60岁（平均43.5岁），其中胸骨柄肿瘤1例、胸骨体肿瘤4例。基于患者术前胸廓CT扫描数据，采用3D打印技术制作1∶1大小的患者胸骨以及与之连接的部分肋骨、锁骨的三维骨骼及肿瘤模型，同时设计并数字化定制个体化的钛合金胸骨假体；在3D打印模型上模拟肿瘤切除术，再将钛合金假体植入缺损的胸骨模型中进行匹配，模拟假体植入手术。全组均在全身麻醉下行胸骨肿瘤根治性切除术，并植入术前定制的个体化钛合金胸骨假体，完成胸骨缺损的修复；其中1例胸骨柄肿瘤患者，肿瘤切除后使用自体肌腱重建了胸锁关节。观察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围手术期死亡，术后胸壁稳定性、慢性疼痛、患者生存状态、胸锁关节重建患者的肩关节功能，以及术后胸骨假体移位或断裂、胸腔积液、肺部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结果:全组5例患者手术过程顺利，围术期无死亡病例，无再次手术病例，手术时间为115~165 min，术中出血量80~260 mL。术后病理诊断：骨巨细胞瘤1例、髓系肉瘤1例、软骨肉瘤2例和孤立性浆细胞瘤1例。全组均无需进行肌皮瓣转移修复胸壁；手术切口均为甲级愈合，无植入物感染；胸壁完整稳定，无胸壁浮动和反常呼吸。有1例术后因胸腔积液延迟拔除胸管。全组术后随访12~24个月，未发生术后植入物断裂、移位，或胸腔积液、肺部感染、慢性疼痛等并发症；其中1例胸锁关节重建患者，术后关节功能无障碍。结论:数字化定制的个体化钛合金胸骨假体用于胸骨肿瘤根治性切除后胸壁缺损的重建，手术方案可行，操作简单，术后胸壁稳定性好、并发症少。

目的:探讨不同形式带蒂背阔肌肌皮瓣移植补救性修复放疗后下腹部皮瓣再造乳房部分硬化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8月至2020年10月湖南省肿瘤医院收治的采用不同形式下腹部皮瓣移植完成乳腺癌术后即刻乳房再造并接受放射治疗的女性患者资料。放射治疗后随访发现部分再造乳房有不同程度的皮瓣硬化挛缩表现，对切除硬结后继发缺损较大的患者采用不同形式的带蒂背阔肌肌皮瓣移植修复。术后随访密切观察皮瓣成活情况、瘢痕增生情况、再造乳房外形质地及供区功能恢复情况。结果:共纳入患者246例，年龄29~63岁，平均42.7岁，其中18例采用带蒂腹直肌肌皮瓣、92例采用单侧游离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包括单穿支皮瓣41例和双穿支皮瓣51例)、71例采用双侧游离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65例采用带蒂腹直肌肌皮瓣联合游离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移植完成乳腺癌术后即刻乳房再造，皮瓣面积为27.0 cm×10.0 cm~34.0 cm×14.0 cm。所有下腹部皮瓣移植乳房再造手术病例术后早期未见明显并发症。放射治疗后随访发现28例再造乳房有不同程度的皮瓣硬化挛缩表现(包括带蒂腹直肌肌皮瓣9例，单侧单穿支游离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19例)，其中9例拒绝硬结切除手术，13例接受硬结切除和局部组织转移修复手术，另外6例切除硬结后继发缺损较大，采用不同形式带蒂背阔肌肌皮瓣移植修复，具体包括传统背阔肌肌皮瓣4例，保留胸背神经和大部分背阔肌的改良背阔肌肌皮瓣2例，皮瓣面积为18.0 cm×6.0 cm~24.0 cm×8.0 cm。术后早期有1例带蒂背阔肌肌皮瓣表现为轻度的灌大于流，术后2 d自行恢复正常。所有皮瓣完全成活，住院时间5~10 d。术后随访(8.5±0.7)个月(6~20个月)，再造乳房外形满意，背部仅遗留线性瘢痕，上肢功能活动未见明显受限。结论:应用不同形式带蒂背阔肌肌皮瓣移植补救性修复下腹部皮瓣移植乳房再造术后放疗损伤的效果满意，操作相对简单，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供区损伤和降低手术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