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征(MIS-C)与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相关,既往文献研究多为病例报告或综述,难治性MIS-C仅为个案报告.目的 探讨难治性MIS-C与非难治性MIS-C的区别,提高对MIS-C的疾病认识.设计 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收集浙江地区 6 家医院的MIS-C连续病例,将一线治疗后持续发热和/或终末器官受累定义为难治性MIS-C(病例组),余为非难治性MIS-C(对照组),总结两组患儿的基本信息、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治疗药物及疗效等临床资料,并行单因素分析.主要结局指标 MIS-C临床特征.结果 23 例MIS-C患儿进入本文分析,发病年龄(4.8±3.4)岁,SARS-CoV-2感染或接触史与诊断MIS-C间隔时间(30±9)d.病例组 4 例,男女各 2 例;对照组 19 例,男10 例,女 9 例.两组基本信息、临床表现和严重并发症[颅内出血、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MAS)、冠脉扩张、脑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影像学表现中,病例组≥2 个浆膜腔受累(75%vs 16%)比例和心包积液(75%vs 11%)比例均高于对照组;实验室检查中,病例组PLT计数低于对照,PCT、D-二聚体、IL-6、IL-10 和INF-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单用IVIG治疗 8 例(42%),单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4 例(21%),IVIG+糖皮质激素治疗 6 例(32%),病例组 4 例在糖皮质激素+IVIG二联用药加用托珠单抗治疗.23 例均好转出院,无死亡病例.对照组 1 例并发严重颅内出血患儿,出院时、6 月随访时遗留偏瘫,6 月后失访;1 例并发冠脉扩张患儿出院后 1 个月随访时恢复正常.结论 MIS-C可导致颅内出血、MAS、冠脉扩张等严重并发症,预后相对较好,难治性MIS-C患儿炎症反应更重,多系统受累更明显,托珠单抗治疗有效.

血管活性肠肽瘤(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secreting tumor,VIPoma)是一种罕见的功能性神经内分泌肿瘤,最常见的症状为水样腹泻(watery diarrhoea)、低钾血症(hypokale-mia)和胃酸缺乏(achlorhydria),又被称为WDHA综合征,因其主要发生在胰腺,也被称为胰腺霍乱[1].据报道,几乎100％的患者发生水样泻,因此大部分患者以腹泻为首要临床表现而就诊[2].低钾血症是内分泌科常见的电解质代谢紊乱,诊断时通常从肾性失钾和肾外失钾的鉴别入手,但在最终的病因诊断中仍存在不少难点,容易误诊和漏诊.本文报道的病例以低钾血症为首发临床表现,就诊时腹泻症状并不典型,经过对低钾血症各种病因进行排查,确定该患者低钾来源于肾外失钾,结合影像学检查最终确诊VIP瘤.

近年来,慢性骨髓炎发病率较高,其主要发生于四肢骨,若未能及时诊断和治疗,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目前,慢性骨髓炎的研究取得许多新成果,但其诊断主要依赖于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和临床症状,病理学检查依然是诊断金标准.在早期诊断基础上,及时应用敏感抗生素和手术干预对于慢性骨髓炎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通过对慢性骨髓炎诊治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改善诊治规范性,提高慢性骨髓炎治愈率.

目的:探讨采用自主设计的预定位三维蜂窝导向器辅助经皮空心钉内固定治疗股骨颈骨折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2年6月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昆山市中医医院骨科采用空心钉内固定治疗的60例股骨颈骨折患者资料。根据术中定位方式不同分为2组：研究组（采用自主设计的预定位三维蜂窝导向器辅助置入空心钉固定）30例和对照组（采用徒手操作置入空心钉固定）30例。研究组男17例，女13例；年龄（44.9±9.2）岁；Garden分型：Ⅱ型2例，Ⅲ型18例，Ⅳ型10例。对照组男11例，女19例；年龄（43.5±7.9）岁；Garden分型：Ⅱ型1例，Ⅲ型16例，Ⅳ型13例。所有骨折均行闭合复位3枚空心钉倒三角内固定。比较两组患者Garden对线指数、手术时间、透视次数、导针钻孔次数、骨折愈合时间及末次随访时髋关节Harris评分；测量两组患者术后影像学指标，包括螺钉间距、螺钉至颈皮质距离、螺钉覆盖面积、螺钉间平行偏差、螺钉与颈轴线偏差。结果:两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术后获（14.4±1.9）个月随访。研究组患者的手术时间[（33.1±5.5）min]、透视次数[（13.7±2.2）次]、导针钻孔次数[（3.7±0.6）次]、螺钉至颈皮质距离[（12.4±2.8）mm]、正位X线片上螺钉间平行偏差（2.2°±1.1°）、侧位X线片上螺钉间平行偏差（2.4°±1.0°）、正位X线片上螺钉与颈轴线偏差（4.0°±0.9°）、侧位X线片上螺钉与颈轴线偏差（3.2°±0.8°）均优于对照组[（46.5±8.6）min、（23.1±5.2）次、（11.0±2.2）次、（19.0±3.3）mm、6.5°±2.6°、7.1°±2.9°、7.7°±2.6°、9.2°±3.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患者的螺钉间距[（45.7±5.8）mm]、螺钉覆盖面积[（74.1±10.9）mm 2]均大于对照组[（31.3±7.7）mm、（55.5±9.0）mm 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Garden对线指数、骨折愈合时间、随访时间、末次随访时髋关节Harris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随访期间研究组有1例骨不连，对照组有2例骨不连同时螺钉退出；两组患者均未出现感染、深静脉血栓、螺钉穿出或断裂、股骨头坏死等并发症。 结论:相比徒手操作置入空心钉，自主设计的预定位三维蜂窝导向器辅助置钉可以缩短手术时间，显著减少透视次数和导针钻孔次数，有效提高螺钉置入精确度。

目的:探讨腹腔镜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LPE）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的可行性、安全性及近远期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64例）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9例）收治，经术前影像学或术中发现的原发直肠肿瘤侵犯全直肠系膜切除层面以外、及侵犯邻近组织脏器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cT4b）并接受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PE）治疗的共计173例LAR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82例行LPE的患者为LPE组，91例行开放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OPE）的患者为OPE组，对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围手术期情况）及术后生存情况（1、3、5年总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以及1、3年累计局部复发率）进行对比研究。结果:除新辅助治疗外，LPE和OPE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PE组手术时间（319.3±129.3）min，短于OPE组的（417.3±155.0）min（ t=4.531， P<0.001），术中出血175（20~2 000）ml，少于OPE组的500（20~4 500）ml（ U=2 206.500， P<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LPE组与OPE组患者肿瘤R 0切除率分别为98.8%和94.5%（χ 2=2.355， P=0.21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PE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为18.3%（15/82），低于OPE组的37.4%（34/91），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7.727， P=0.005）；术后手术部位感染LPE组和OPE组分别为7.3%（6/82）和23.1%（21/91）（χ 2=8.134， P=0.004），腹部伤口感染分别为0和12.1%（11/91）（χ 2=10.585， P=0.001），泌尿系感染分别为0和6.6%（6/91）（χ 2=5.601， P=0.030）；LPE组住院时间12（4~60）d，短于OPE组的15（7~87）d（ U=2 498.000， P<0.001）。中位随访时间，LPE组40（2~88）个月，OPE组59（1~130）个月。LPE组1、3、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1.3%、76.0%和62.5%，OPE组则分别为91.2%、68.9%和57.6%；LPE组1、3、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82.8%、64.9%和59.7%，OPE组则分别为76.9%、57.8%和52.7%；LPE组1年、3年累计局部复发率分别为5.1%和14.1%；OPE组则分别为8.0%及15.1%；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对于LARC患者，与开腹手术相比，LPE并未降低手术根治性和远期肿瘤学疗效，且有助于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量、降低围手术期发并症发生率及缩短住院时间，安全可行。

目的:探究联合检测血浆中游离BMPR1A、PLAC8基因甲基化预测肝细胞癌术后复发的作用。方法:病例系列研究。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7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治疗的Ⅰ~Ⅳ期肝细胞癌患者，入组的所有患者在治疗后1、3、6、9和12个月进行甲胎蛋白（AFP）以及影像学评估检查；同时抽取患者外周血进行血浆循环肿瘤DNA（ctDNA）甲基化检测，比较患者治疗后血浆中游离BMPR1A和PLAC8基因甲基化检测结果以及传统肿瘤标志物AFP检测的阳性率。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该方法对肝细胞癌复发的预测效能，并根据游离DNA甲基化结果阳性和阴性，以及AFP是否大于7 μg/L，分别将肝细胞癌患者划分为甲基化高风险组（12例）、甲基化低风险组（21例）、AFP高风险组（15例）和AFP低风险组（18例），进行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联合检测血浆中游离BMPR1A、PLAC8基因甲基化对肝癌复发预测的敏感度为66.7%，特异度为88.9%，ROC曲线分析BMPR1A、PLAC8基因甲基化检测肝癌复发的曲线下面积为0.770和0.778，AFP为0.522；相比影像学检查，游离DNA甲基化检测平均可以提前58.3 d检测出肝细胞癌的复发（53.8 d比112.1d）。基于游离DNA甲基化预测的高风险组400 d的无进展生存率为22.2%，低于低风险组（76.2%， P<0.001）。 结论:相比于AFP，检测BMPR1A、PLAC8基因甲基化能更准确地预测肝细胞癌的复发，可成为一种实用的监测肝癌复发的方法。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首次胸部高分辨率CT(HRCT）影像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3日至25日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确诊的106例COVID-19患者的首次胸部HRCT图像，对病灶分布、形态及周围受累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106例COVID-19患者首次肺部HRCT均发现病灶，单侧肺分布11例（10.4%），双侧肺分布95例（89.6%）；肺外周分布65例（61.3%），肺外周及中心同时分布41例（38.7%）；1个病灶8例（7.5%），2个病灶5例（4.7%），多发病灶93例（87.8%）；结节状病灶12例（11.3%），磨玻璃状病灶94例（88.7%），条索状病灶7例（6.6%），2种及以上形态共存病灶15例（14.2%）；累及一个肺叶10例（9.4%），累及2个及以上肺叶96例（90.6%）；纵隔淋巴结增大24例（22.6%）（>60岁患者19例，占79.2%），胸腔积液3例（2.8%），心包积液1例（0.9%），胸膜受累／增厚2例（1.9%）。>60岁患者多表现为多病灶，多形态，肺外周及中心同时分布，累及多个肺叶，纵隔淋巴结增大。结论:COVID-19患者首次胸部HRCT检查能发现肺部病灶，是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胸部HRCT扫描检查在NCP的早期诊断中有重要作用。

患者男，79岁，以双侧肋缘下持续疼痛起病、进行性加重，影像学提示胸主动脉瘤伴周围软组织密度占位。初步诊断为主动脉穿透性溃疡、壁间血肿可能，但主动脉支架置入术后患者症状未改善。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提示主动脉瘤周围占位18F-脱氧葡萄糖（FDG）代谢增高，炎症指标升高，患者进一步被诊断为血管炎可能；但加用足量糖皮质激素和环磷酰胺的治疗后，患者主动脉瘤周围占位却逐渐扩大、包绕胸椎。胸椎骨质破坏的发现带来新的线索，经过胸椎穿刺活检标本的病原学高通量测序，最终确诊患者为慢性Q热感染（累及主动脉瘤和胸椎）。多西环素联合羟氯喹治疗有效控制炎症，但未能逆转慢性Q热血管感染这一凶险疾病的不良结局。

肾盂鳞状细胞癌(SCC)发病率低，由于其临床表现和传统影像学特征缺乏特异性，临床上诊断十分困难。本文报告1例既往有双肾结石多次手术史的患者，因右肾输尿管结石、左肾复杂性结石、慢性肾功能不全、尿路感染等先后两次入院。其间共行6次手术，其中第1次住院19 d，分别行右输尿管镜取石术和右肾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20 d后第2次入院，共进行4次左肾PCNL，住院27 d。两次住院期间，3次尿路增强CT检查均未报告肿瘤。患者第4次行左肾PCNL后仍持续发热，抗感染治疗无效。临床考虑左肾盂肿瘤，与患者沟通后建议切除左肾。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为肾盂SCC。左肾切除后，患者体温恢复正常，术后10 d出院，术后3个月因全身多发转移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