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放射性直肠损伤（RP）是盆腔放疗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当RP出现梗阻、穿孔、瘘、顽固性直肠出血等严重晚期并发症时，需要手术治疗。由于放疗后腹盆腔可能广泛粘连，解剖层次消失，手术难度大，目前病变肠管切除术（尤其是腹腔镜下）在慢性RP（CRP）中的应用仍缺乏经验借鉴。本研究初步探讨腹腔镜Parks手术治疗CRP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2013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因CRP晚期并发症行腹腔镜Parks手术的19例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盆腔放疗后出现CRP严重晚期并发症，包括：重度顽固性便血（血红蛋白<70 g/L）、重度顽固性肛门疼痛（疼痛数字评分>7分）、直肠狭窄、直肠穿孔和直肠瘘；（2）术前行结肠镜、盆腔MRI和（或）胸腹盆CT等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变。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造口术；（3）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后；（4）病历资料不完整。Parks手术步骤：（1）腹腔镜探查：排除肿瘤复发，明确放射性损伤肠管范围，于肉眼判断近端无明显水肿增厚、无放射性损伤改变的近端乙状结肠处做标记。（2）腹部操作：打开乙状结肠直肠右侧系膜，离断肠系膜下动、静脉，向内侧头侧拓展Toldt间隙，游离左半结肠外侧，打开胃结肠韧带，充分游离脾曲，从后方、两侧及前方分离直肠至最低点，转会阴部操作。（3）会阴部操作：于病变下缘1 cm全层切开直肠壁，充分分离直肠周围间隙至与腹腔相通，将直肠及乙状结肠经肛门拖出，于肉眼评估正常肠管处切断，移除病变肠管，行结肠肛管吻合。（4）行保护性造口。对入组病例总结手术、并发症以及症状缓解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用 ± s或 M（ P25， P75）表示。 结果:全组19例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53（50，56）岁，18例患者原发肿瘤为宫颈癌。因放疗致直肠阴道瘘9例，顽固性肛门疼痛9例（其中合并直肠深溃疡7例），顽固性便血合并直肠深溃疡1例。18例完成Parks手术，中转开腹1例。中位手术时间215（131，270）min，中位出血量50（50，100）ml，术后中位住院时间12（11，20）d。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10例发生并发症，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Ⅲb级及以上者）3例，其中1例为直肠阴道膀胱尿道瘘导致盆腔感染、急性肾衰（Ⅳa级），是术后30 d内并发症；另有2例为造口脱垂并旁疝（Ⅲb）。7例出现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其中A级吻合口漏4例，吻合口狭窄3例。全组患者手术1年后CRP症状均明显缓解或消失。5例实现造口回纳。结论:腹腔镜Parks术治疗CRP晚期并发症是安全可行的，能有效改善直肠症状；但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较高，需严格把握手术指征。

目的:目前对新辅助化疗全胃切除术后近期并发症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开展本研究，旨在为临床上科学防范新辅助化疗全胃切除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队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术前胃镜病理、超声内镜、腹部CT或PET-CT证实为进展期胃癌（临床分期为Ⅱ~Ⅲ期）；（2）术前经多学科讨论评估适合行新辅助化疗；（3）术前无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未合并其他肿瘤；（4）新辅助化疗完成后行全胃切除+D 2淋巴结清扫术。排除标准：（1）年龄<18岁或>80岁；（2）基础疾病较多，存在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Ⅲ级；（3）残胃癌，既往行胃部手术者；（4）临床病理资料缺失。根据以上标准，共收集2012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行新辅助化疗后全胃切除术的140例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其中男性109例（77.9%），女性31例（22.1%），年龄（56.9±11.4）岁，体质指数（23.3±3.1）kg/m 2。新辅助化疗方案分别为SOX（替吉奥+奥沙利铂）、XELOX（希罗达+奥沙利铂）、SP（顺铂+替吉奥）、FOLFOX6（奥沙利铂+亚叶酸钙+氟尿嘧啶）及口服单药替吉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术后并发症发生与临床病理及新辅助化疗相关因素的关系，将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总体生存及无进展生存率采用Kaplan-Meier法并绘制生存曲线，组间差异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结果:全组有35例（25.0%）术后30 d内出现Clavien-Dindo分级≥Ⅱ级术后并发症，4例（2.9%）出现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Ⅲa级），分别为1例食管空肠吻合口漏，1例腔静脉血栓，1例胸腔积液；还有1例围手术期因感染性休克死亡。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体质指数（ P=0.011）、新辅助化疗次数（ P=0.027）、肿瘤长径（ P=0.021）及术后病理有无血管侵犯（ P=0.033）与新辅助化疗全胃切除术患者发生术后30 d内并发症有关（均 P<0.05），而腹腔镜或开腹手术方式与发生术后30 d内并发症无关（ P=0.926）。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体质指数≥25 kg/m 2（OR=3.294，95% CI：1.343~8.079， P=0.009）与新辅助化疗次数<4次（OR=2.922，95% CI：1.217~7.016， P=0.016）是影响本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有并发症与无并发症患者的3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54.4%与64.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95）；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47.4%与52.9%，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P=0.587）。 结论:对于体质指数高以及新辅助化疗次数较少的拟行全胃切除术患者，需注意权衡手术风险，避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而腹腔镜与开腹手术与术后并发症无关。

目的:探究双镜联合微创手术对胸段食管癌患者肺功能及肿瘤微转移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于嘉兴市第二医院确诊为胸段食管癌并住院治疗的患者109例，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微创组（60例）和对照组（49例）。微创组在胸腔镜、腹腔镜辅助条件下进行手术，而对照组予以传统食管癌手术切除。比较两组患者的肺功能、红细胞免疫功能及病灶内侵袭基因表达量的差异。结果:术后3 d，两组每分钟最大通气量（MVV）、1s用力呼气容积（FEV1）、肺活量（VC）较治疗前均下降（ P<0.01），但微创组明显高于对照组[（69.90±7.07）vs （48.62±5.09），（75.12±7.93）vs（42.99±4.81），（74.57±7.30）vs（41.37±4.69）（ P<0.01）]；两组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蛋白1（TRAP1）mRNA较治疗前均下降（ P<0.01），而微创组明显高于对照组[（0.54±0.09）vs（0.42±0.06），（0.52±0.08）vs （0.41±0.06）（ P<0.01）]；两组Krüppel样因子4（KLF4）、钙粘附蛋白E（E-cad-herin）mRNA较治疗前均升高（ P<0.01），而微创组明显低于对照组[（2.87±0.30）vs（3.17±0.36），（2.92±0.32）vs（3.19±0.38）（ P<0.01）]。手术结束微创组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RBC-ICR）较手术前1 d数值均有所升高（ P<0.01），且术后1 d逐渐下降，术后3 d恢复至术前水平；手术结束微创组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RBC-C3bRR）、红细胞黏附肿瘤细胞花环率（TRR）较手术前1 d数值均下降（ P<0.01），且术后1 d逐渐升高，术后3 d恢复至术前水平；除术前1 d外，微创组其余时间点的红细胞免疫功能各项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手术结束时：（30.29±4.80）vs（34.68±5.47），（16.02±1.58）vs（12.03±1.17），（17.50±2.86）vs（12.59±2.26）；术后1 d：（29.13±4.19）vs（35.01±5.29），（20.98±2.86）vs（16.23±2.40），（22.50±2.56）vs（17.39±2.34）；术后3 d：（26.01±3.80）vs（31.50±5.01），（23.30±3.37）vs（18.02±2.79），（25.80±2.10）vs（21.19±2.60）（ P<0.01）]。 结论:在行胸段食管癌根治术患者中，应用胸腔镜联合腹腔镜对其肺功能、红细胞免疫、肿瘤微转移的影响较小，值得推广。

目的:探讨肝脏悬吊联合3D腹腔镜在Ⅶ、Ⅷ段肝肿瘤切除术中应用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浙江大学金华医院就诊的26例肝肿瘤患者资料，其中男性20例，女性6例，平均年龄58.7岁。所有患者均行肝脏悬吊联合3D腹腔镜肝Ⅶ、Ⅷ段肿瘤切除。分析手术相关资料。结果:除1例中转开腹，余25例均顺利完成手术，无围手术期死亡。手术时间65～350 min，平均153 min。Pringle法阻断第一肝门15例。术中出血量30～1 200 ml，平均155 ml。术后腹水4例(16.0%)，胸水2例(8.0%)，无胆漏及切口感染。术后住院时间4～10 d，平均6.2 d。结论:肝脏悬吊联合3D腹腔镜应用于Ⅶ、Ⅷ段肝肿瘤切除术，结合精准解剖操作，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法。

目的:探讨右美托咪啶（Dex）对行食管癌根治术患者围术期肺内分流率（Qs/Qt）、炎性因子和Claudin-4的影响。方法:选取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2018年3月至8月择期拟在全身麻醉下行胸腹腔镜联合食管癌根治术患者6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Dex组（观察组）和0.9% NaCl注射液组（对照组），两组采用相同的麻醉方式。观察组于麻醉诱导前经静脉泵注Dex，先以1.0 μg/kg的负荷剂量（10 min输注完毕），而后以0.4 μg·kg -1·h -1速率输注至手术结束前30 min；对照组输注相同量的0.9% NaCl注射液。两组分别在双肺通气后15 min（T 0）、单肺通气30 min（T 1）、单肺通气1 h（T 2）、恢复双肺通气30 min（T 3）4个时间点取桡动脉血、锁骨下静脉血行血气分析，计算Qs/Qt；采集锁骨下静脉血，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Claudin-4水平。 结果:T 0、T 1、T 2、T 3时，对照组Qs/Qt分别为（13.6±3.6）%、（36.1±2.9）%、（31.8±2.4）%、（15.3±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97.273， P<0.01），观察组分别为（12.5±1.8）%、（27.4±3.0）%、（27.7±4.2）%、（13.9±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05.124， P<0.01），观察组Qs/Qt在T 1、T 2时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178.011、23.791，均 P<0.01）；对照组TNF-α浓度分别为（12.4±2.4）pg/ml、（20.5±3.0）pg/ml、（24.8±4.1）pg/ml、（34.3±8.0）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09.749， P<0.01），观察组分别为（11.4±3.0）pg/ml、（17.6±2.8）pg/ml、（17.4±3.1）pg/ml、（26.2±5.0）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7.653， P<0.01），观察组在T 1、T 2、T 3时TNF-α浓度均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10.471、44.730、24.132，均 P<0.05）；对照组IL-6浓度分别为（18.4±4.0）pg/ml、（28.5±5.4）pg/ml、（40.1±6.0）pg/ml、（43.1±6.0）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00.151， P<0.01），观察组分别为（17.7±4.8）pg/ml、（21.9±3.9）pg/ml、（24.8±4.6）pg/ml、（24.0±3.8）pg/ml（ F=14.655， P<0.01），观察组在T 1、T 2、T 3时IL-6浓度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38.983、120.110、594.878，均 P<0.01）；对照组Claudin-4浓度分别为（5.9±0.8）ng/ml、（13.6±1.8）ng/ml、（14.7±4.5）ng/ml、（16.8±2.5）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9.332， P<0.01），观察组分别为（5.5±0.7）ng/ml、（16.8±1.8）ng/ml、（18.0±4.8）ng/ml、（21.2±4.4）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20.367， P<0.01），观察组在T 1、T 2、T 3时Claudin-4浓度高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54.619、7.112，18.766，均 P<0.05）。 结论:Dex对肺内分流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且能抑制手术过程中的炎症反应和提升Claudin-4水平，对围术期的肺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回顾性分析2007年8月至2020年9月收治的4例胆囊切除术后淋巴漏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合并肝硬化，表现为术后新发腹水。腹水中含有肝脏淋巴系统产生的淋巴液和少量乳糜，表现为低甘油三酯（<1.25 mmol/L）。淋巴管造影均未见造影剂向腹腔漏出，均存在胸导管乳糜回流入血异常。1例行单独胸导管探查痊愈；3例胸导管探查+开腹结扎、封堵淋巴管漏漏点，其中2例痊愈，1例腹水控制。本研究显示肝源性淋巴漏应进行专业的淋巴系统影像评估，有助于诊治。早期积极手术，改善淋巴回流，结扎、封堵漏点，能缩短病程，改善预后。

84岁女性患者，因进食后腹痛4天入院，急诊行胸腹部CT检查提示食管下段近贲门处一长条形异物刺入邻近主动脉内，考虑食管异物并穿孔、食管主动脉瘘。于2023年8月10日在急诊全麻下行腹腔镜食管异物取出术及主动脉瘘修补术，手术顺利，术后恢复良好，术后5天出院。术后1个月电话随访，患者无不适。

目的:研究双镜联合三切口食管切除术(Mckeown术)治疗食管癌后心肺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方法: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收集2019年3月至2022年3月在合肥市第八人民医院接受双镜联合Mckeown术治疗的83例食管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住院期间心肺并发症发生情况分为发生组(15例)和未发生组(68例)。比较2组基线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吸烟、糖尿病、手术时长、心功能分级、肿瘤位置、原发肿瘤分期(T分期)、淋巴结转移分期(N分期)、美国麻醉协会(ASA)分级、通气方式、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 1%pred)，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明确FEV 1%pred预测食管癌患者术后发生心肺并发症的价值，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食管癌患者术后发生心肺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发生组中年龄>60岁、吸烟、糖尿病、ASA分级3~5级、单肺通气的患者比例均高于未发生组(均 P<0.05)，发生组FEV 1%pred水平低于未发生组( P<0.05)；2组在性别构成、BMI、手术时长、心功能分级、肿瘤位置、T分期、N分期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经ROC分析证实FEV 1%pred能够用于食管癌患者术后发生心肺并发症的预测，曲线下面积为0.700，95% CI：0.548~0.852，最佳截断值为72.510%，敏感度为0.765，特异度为0.467，且 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证实，年龄>60岁、吸烟、糖尿病、ASA分级为3~5级、单肺通气、FEV 1%pred≤72.510%是食管癌患者术后发生心肺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均 P<0.05)。 结论:年龄>60岁、吸烟、糖尿病、ASA分级为3~5级、单肺通气、FEV 1%pred≤72.510%是食管癌患者双镜联合Mckeown术后发生心肺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构建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的预测模型并进行转移概率的风险亚组分析。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3月至2019年4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443例行胸腹腔镜食管癌根治术联合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治疗胸段食管鳞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59例，女184例；中位年龄为64岁，年龄范围为41~81岁。基于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其校正曲线和决策曲线，预测模型的预测性能采用一致性指数评估。根据列线图模型对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预测的总分进一步行递归分割分析，构建决策树模型对患者进行风险亚组分析。观察指标：(1)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情况。(2)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3)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4)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决策树模型的构建及转移概率的风险亚组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经Logistic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后，应用RStudio 3.4软件构建列线图模型。 结果:(1)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情况：443例患者中，89例发生腹腔淋巴结转移，腹腔淋巴结转移率为20.09%(89/443)。(2)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位置、肿瘤长度、肿瘤分化程度、病理学T分期、神经侵犯、脉管侵犯和胸部淋巴结转移是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因素( χ2=12.177， Z=-2.754，-4.218，-4.254，　 χ2=3.908，33.025，30.387，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位置、脉管侵犯和胸部淋巴结转移是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优势比=2.165，3.442，2.876，95%可信区间为1.380~3.396，1.787~6.633，1.631~5.071， P<0.05)。(3)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应用多因素分析结果筛选指标，包括肿瘤位置、脉管侵犯和胸部淋巴结转移，构建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列线图预测模型，一致性指数为0.846。校正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概率与实际淋巴结转移概率吻合度较高。决策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概率阈值为0.001~0.819时，应用该列线图预测模型有较好收益。(4)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决策树模型的构建及转移概率的风险亚组分析：决策树模型根据腹腔淋巴结转移概率将患者分为6个风险亚组：A组，无脉管侵犯+胸部淋巴结无转移；B组，无脉管侵犯+胸部淋巴结转移1~3枚；C组，无脉管侵犯+胸部淋巴结转移≥4枚；D组，脉管侵犯+胸部淋巴结转移0~2枚+肿瘤位于胸上段或胸中段；E组，脉管侵犯+胸部淋巴结转移0~2枚+肿瘤位于胸下段；F组，脉管侵犯+胸部淋巴结转移≥3枚。A组为低危组，腹腔淋巴结转移概率为11%；B和D组为中低危组，腹腔淋巴结转移概率分别为27%和21%；C和E组为中高危组，腹腔淋巴结转移概率分别为56%和55%；F组为高危组，腹腔淋巴结转移概率为80%。 结论:肿瘤位置、脉管侵犯和胸部淋巴结转移是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脉管侵犯对腹腔淋巴结转移影响最大，胸部淋巴结转移数目次之，而肿瘤位置最小。构建胸段食管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列线图预测模型及决策树模型可将患者腹腔淋巴结转移概率分为6个风险亚型。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是位于食管下段和胃贲门交界部的腺癌，近年来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因其具有特殊的生物学行为特征，其定义和外科治疗原则均存在诸多争议。目前，国内外已在AEG的分型、分期、手术路径、切除范围和淋巴结清扫等外科相关领域达成一定共识，形成了一系列规范性指南。但由于Siewert Ⅱ型AEG解剖位置的特殊性，使其在肿瘤浸润范围、淋巴结转移途径等肿瘤生物学行为方面的复杂性，给治疗决策、手术方式和切除范围选择等带来一定难度。随着微创外科技术的发展，腹腔镜和胸腔镜等微创外科技术手段不断成熟并广泛应用于胃肠外科和胸外科恶性肿瘤的治疗，有关Siewert Ⅱ型AEG的微创治疗亦应得到进一步规范和推广。因此，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腹腔镜与内镜外科学组于2019年组织专家制订了《Siewert Ⅱ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腔镜手术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9版）》。近年来，随着手术技术进步，高质量临床研究相继开展，进一步推动了临床研究和循证医学证据的不断更新，Siewert Ⅱ型AEG的腔镜外科治疗策略也在持续优化，根据最新的临床研究证据及国际指南和共识，学组对2019版共识进行更新与修订，经专家组讨论最终形成《Siewert Ⅱ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腔镜手术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用于指导Siewert Ⅱ型AEG微创外科诊疗的临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