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一线免疫治疗后的失败模式及联合放疗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接受一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的220例晚期NSCLC患者资料,收集患者的基线特征、一线治疗方案、失败原因及部位、放疗目的、部位及处方剂量.主要观察指标是总生存(OS)期.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情况.结果 共纳入晚期NSCLC患者220例,其中65例(29.5％)初诊呈现寡转移状态.在72例接受放疗的患者中,胸部放疗29例(40％)、转移灶放疗53例(74％).全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25.6个月.截至末次随访,140例患者已出现病情进展,其中84例(38.2％)患者呈现寡进展状态.在已出现病情进展且能够明确进展部位的120例患者中,62例(51.7％)患者一线免疫治疗失败原因为原有病灶出现进展(主要在胸腔内),34例(28.3％)患者的治疗失败源于新转移灶的出现,其余24例(20.0％)为同时出现原有病灶进展和新发远处转移.在接受一线免疫治疗联合局部放疗的72例患者中,17例(24％)接受了计划性放疗,另17例(24％)的放疗为挽救性,其余38例(53％)放疗的目的是缓解症状.患者预后因放疗目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P=0.030),未接受放疗的患者中位OS期为29.1个月,接受计划性放疗的患者为未达到,行挽救性放疗的患者为28.7个月,而为缓解症状行局部放疗的患者仅为19.0个月.结论 一线免疫治疗的主要失败原因为原有病灶出现进展,肿瘤进展的主要部位为胸腔内.针对胸腔内病灶的局部治疗有在一线免疫治疗的基础上进一步为晚期NSCLC患者带来生存获益的趋势.

目的:探索Unity MR加速器放疗系统在临床应用中各阶段的时间特征，为临床优化流程时间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研究使用Unity MR加速器治疗的患者55例，根据治疗计划方式分为位置自适应(ATP)和形状自适应(ATS)两组，统计对比两种治疗流程中各阶段所需时间、各部位的扫描序列名称和序列所需时长、计划射野数、子野数及跳数。此外，按治疗部位不同统计摆位时间。两种流程各分步时间及各部位摆位时间的结果采用中位数M (Q 1, Q 3)方式描述，各计划的子野数、射野数及跳数采用Mean±SD方式描述。 结果:行ATP治疗流程42例，共计305治疗分次：摆位、MR扫描、配准、自适应计划、出束、总时间分别为3(2, 5)、5(4, 7)、3(3, 4)、8(4, 12)、8(6，11)、30(25, 36) min；行ATS治疗流程13例，共计65治疗分次：摆位、MR扫描、配准、靶区及OAR勾画、自适应计划、出束、总时间分别为2(2, 3)、7(5, 8)、4(3, 5)、12(9，16)、11(10，14)、10(9，11)、55(49，61) min。按治疗部位统计摆位时间：头颈、胸、腹部分别为4(2, 4)、2(2, 4)、3(2, 5) min；行ATP各计划的子野数、射野数及跳数分别为：头颈部8.1±1.7、49.9±31.2、846.75±363.44 MU，胸部8.0±2.0、60.7±13.3、790.21±279.00 MU，腹部9.7±2.0、81.2±22.3、2007.32±1053.81 MU；行ATS计划的子野数、射野数及跳数分别为：头颈部(仅1例)13、39、993.07 MU，腹部9.5±1.5、65.5±6.3、2763.26±835.41 MU。结论:MR引导放疗具有较大临床应用潜力，目前整体治疗时间较长，但仍有改进的空间。

目的: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及列线图，构建和验证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风险预测模型，旨在为更好的辅助临床护理人员筛查CIP的高危人群，提供准确直观的方法。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2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就诊的230例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肿瘤患者，使用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资料。应用5种机器学习算法和列线图构建预测模型，在独立测试集进行模型的验证，最后依据评价指标AUC、准确率等评估预测模型的区分度及稳定性。结果:6种模型均提示，肺部基础疾病、吸烟史、血清白蛋白值≤35 g/L、胸部放疗史是促进CIP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K最近邻、支持向量机（SVM）、朴素贝叶斯、决策树和随机森林构建的CIP预测模型的AUC分别为0.647、0.696、0.930、0.870、0.934。列线图构建的模型AUC为0.813，预测性能较好，但低于机器学习算法中表现最佳的随机森林模型（AUC=0.934）。结论:与列线图相比，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建立的CIP的风险预测模型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但列线图构建的模型可更直观评估患者风险，建议在列线图基础上，结合机器学习算法，可增加预测模型的准确性及实用性。

目的:探讨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初治前血清胱抑素C与尿酸浓度对预后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年4月至2018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为SCLC的患者196例，收集患者治疗前血清胱抑素C与尿酸等血液学指标。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胱抑素C与尿酸的最佳临界值。用Kaplan-Meier方法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患者治疗前血清胱抑素C与尿酸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0.775 mg/L和296.45 μmol/L。生存分析显示，以最佳临界值为界，血清胱抑素C、尿酸浓度高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FS)(5.49个月 vs. 8.57个月， χ2＝35.943， P<0.001；6.67个月 vs. 8.20个月， χ2＝8.047， P＝0.005)和总生存时间(OS)(13.37个月 vs. 23.95个月， χ2＝21.355， P<0.001；14.13个月 vs. 20.97个月， χ2＝11.333， P＝0.001)均较浓度低的患者缩短。单因素分析显示，与PFS相关的因素有吸烟史( HR＝0.707，95% CI为0.518～0.965， P＝0.029)、分期( HR＝1.776，95% CI为1.329～2.373， P<0.001)、一线化疗用药( HR＝1.596，95% CI为1.072～2.376， P＝0.021)、胸部放疗( HR＝2.407，95% CI为1.803～3.214， P<0.001)、胱抑素C( HR＝3.602，95% CI为1.716～7.561， P＝0.001)、尿酸( HR＝1.002，95% CI为1.000～1.003， P＝0.036)及碱性磷酸酶( HR＝1.010，95% CI为1.004～1.016， P＝0.001)；与OS相关的因素有吸烟史( HR＝0.577，95% CI为0.382～0.870， P＝0.009)、分期( HR＝1.846，95% CI为1.295～2.630， P＝0.001)、胸部放疗( HR＝2.041，95% CI为1.426～2.921， P<0.001)、胱抑素C( HR＝9.506，95% CI为3.278～27.564， P<0.001)及尿酸( HR＝1.003，95% CI为1.001～1.005， P＝0.006)。多因素分析显示，胸部放疗( HR＝2.553，95% CI为1.774～3.672， P<0.001)、胱抑素C( HR＝4.538，95% CI为1.875～10.982， P＝0.001)及碱性磷酸酶( HR＝1.011，95% CI为1.005～1.018， P＝0.001)是PFS的独立预后因素；胱抑素C( HR＝9.028，95% CI为2.680～30.413， P<0.001)是OS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SCLC患者治疗前血清胱抑素C与尿酸浓度均与患者预后有一定关系，浓度升高者PFS和OS缩短，预后差。治疗前血清胱抑素C浓度高可能提示患者病情进展快、生存时间较短，需注意疾病的进展与复发。

1例67岁男性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伊立替康+奈达铂+替雷利珠单抗，21 d为1个周期）。治疗1周后患者咳嗽明显好转，无痰中带血。治疗2个周期后因出现Ⅳ度骨髓抑制，暂停化疗和免疫治疗，改为放射性治疗（放疗）。第29次放疗后患者出现阵发性咳嗽、咳痰，痰中带血丝，伴气促，无发热。血气分析示Ⅰ型呼吸衰竭；胸部CT检查示新增双肺网格状模糊影，以右肺为甚。停止放疗，重启化疗，患者咳嗽、咳痰等好转，但气促逐渐加重。患者间质性肺炎病变累及双肺而非局部性，排除放射性肺炎；病原学及影像学检查排除病毒及非典型病原体感染，考虑为替雷利珠单抗所致的免疫相关性肺炎合并感染。给予大剂量甲泼尼龙联合丙种球蛋白和英夫利昔单抗抑制免疫反应，先后给予美罗培南、莫西沙星、伏立康唑抗感染，辅予吸氧等对症支持治疗。患者咳嗽、咳痰、气促逐渐消失，氧合指数改善，胸部CT复查示双肺间质性改变范围逐渐缩小。

目的:评估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一线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有效后序贯胸部放疗的安全性和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江苏省肿瘤医院2019年1月至2022年9月期间收治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资料。经一线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有效的患者，序贯行胸部放疗，采用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CTCAE）5.0评估安全性，Kaplan-Meier法分析其总生存（OS）期、无进展生存（PFS）期。结果:纳入患者33例，中位年龄为66（50~79）岁。中位随访时间为20（3~33）个月，15例（46%）患者出现疾病进展，12例（36%）死亡。不良反应主要是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放射性食管炎、食欲下降、乏力等，6例（18%）患者出现4级血液学不良反应，主要是白细胞减少。1例（3%）发生3级放射性肺炎，3例（9%）发生1-2级放射性肺炎。全组患者中均未出现5级不良反应。中位PFS期为12个月（95% CI为3.9~20.1），6个月、1年和2年PFS率分别为78%、49.6%和35.6%。中位OS期为23个月（95% CI，15.98~30.01），6个月、1年和2年的OS率分别为86.2%、74.5%和47.2%。 结论: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一线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后序贯胸部放疗安全性良好，并通过提高中位PFS率及OS率给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患儿 男，10岁，以“确诊横纹肌肉瘤5年余，咳嗽13 d”于2021年7月入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二科，既往规律放疗、化疗。门诊查胸部CT发现左下肺野内团状高密度影，为明确诊断于虚拟支气管镜导航系统引导下，经支气管镜行肺外周病变活检术留取样本，病理诊断横纹肌肉瘤（左下）肺转移，术中术后无并发症发生，确诊后转儿童肿瘤内科调整化疗方案继续治疗。

放射性心脏损伤(RIHD)是胸部恶性肿瘤患者放疗的常见并发症和非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临床结局和生活质量。PET显像能够对心肌血流灌注、心肌代谢异常、心脏交感神经紊乱、心肌纤维化和炎性病变进行评估，在RIHD的早期诊断和检测中具有重要价值。该文就PET显像在RIHD早期检测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研究基于联影直线加速器电子射野影像装置(EPID)在体剂量验证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方法:选取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68例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的肿瘤患者，其中，头颈部32例、胸部16例和腹盆部20例。每位患者均执行治疗前Arccheck剂量验证(Pre Arccheck)、治疗前EPID剂量验证(Pre EPID)，以及治疗中前3次和随后每周1次的扇形束计算机断层成像(FBCT)位置验证和在体EPID剂量验证(In vivo EPID)。当任一方向摆位误差(左右 x、头脚 y和垂直 z)均<3 mm时实施治疗，并根据 x、 y和 z计算三维摆位偏差 d；否则，执行位置校正。 结果:68例患者Pre EPID和In vivo EPID γ通过率分别为(99.97±0.1)%和(94.15±3.84)%，与Pre Arccheck的(98.86±1.48)%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12、9.43， P<0.05)。胸部、腹盆部和头颈部的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Pre EPID γ通过率和首次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的差值(5.56±3.72)%与对应的三维摆位偏差 d(1.46±1.51)mm之间无相关( P>0.05)。随着治疗进行，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由第1周的(94.15±3.84)%逐步减小到第5周的(92.15±3.24)%；从第3周开始至第5周，In vivo EPID γ通过率与第1周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48、2.75、3.09， P<0.05)。 结论:3 mm内摆位误差不影响在体剂量验证的γ通过率，在体剂量验证γ通过率临床可接受阈值的确定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在体剂量验证可为自适应放疗的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支持。

辐射性肺炎是胸部肿瘤放疗过程中的常见并发症，由此造成的呼吸衰竭是最严重的不良反应。辐射性肺炎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患者年龄、体力状况评分、吸烟状况、肺部基础情况、肿瘤大小、肿瘤位置、放化疗相关因素、炎症指标、单核苷酸多态性等。还有研究者将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PET-CT等影像学检查应用于辐射性肺炎的预测，而其实用性仍有待加强。目前仍需进一步研究，找出预测辐射性肺炎发生的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