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估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肺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经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PPC)及短期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 前瞻性对 2019 年 2 月—2023 年 1 月在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行电视胸腔镜手术肺叶切除术的 150 例NSCLC患者进行分析,根据术后 30d内的PPC发生情况,将患者分为PPC组(n=26)及无PPC组(n=124),并记录患者的院内死亡情况.结果 PPC组患者FEV1%术后预测值(ppoFEV1%)、DLCO%术后预测值(ppoDLCO%)和DLCO更低,而住院时间和院内病死率,吸烟史比例更高,年龄更大(P＜0.05).通过受试者(ROC)曲线分析显示,ppoFEV1%和ppoDLCO%预测肺叶切除术患者发生PPC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50(95%CI:0.771～0.930)、0.858(95%CI:0.779～0.936),最佳截断值分别为 59.26%、53.25%.Lasso回归和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年龄(β=0.074,OR=1.077),ppoFEV1%(β=-0.036,OR=0.964)和 ppoDLCO%(β=-0.103,OR=0.902)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预测因素(P<0.05).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PPC组患者的ppoFEV1%、ppoDLCO%与住院时间呈负相关(r=-0.473,P=0.015;r=-0.434,P=0.027).经ROC曲线分析,ppoFEV1%、ppoDLCO%对肺叶切除术患者院内死亡的预测AUC分别为 0.850(95%CI:0.771～0.930)、0.926(95%CI:0.871～0.982).结论 ppoFEV1%＜59.26%、ppoDLCO%＜53.25%的行电视胸腔镜手术肺叶切除术的NSCLC患者具有更高的PPC发生风险,检测患者的ppoFEV1%、ppoDLCO%有助于临床医生对NSCLC患者进行风险分层、预后预测.

回顾北京协和医院2015年至2021年11月收治的10例抗谷氨酸脱羧酶（GAD）抗体相关小脑共济失调患者的临床资料、诊疗方案和预后。女性8例，中位年龄55岁，主要表现为行走不稳（10/10），头晕（8/10），复视（6/10），构音障碍（5/10）。4例患者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白癜风（3/4）、桥本甲状腺炎（1/4）、血小板减低症（1/4），1例患者合并小细胞肺癌。所有患者均接受免疫治疗，6例临床症状改善，5例功能预后良好。抗GAD抗体相关小脑共济失调可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仅少数患者合并肿瘤。半数以上患者对免疫治疗有效，功能预后良好。

过去30余年，依托泊苷+铂类的双药化疗方案始终是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的标准治疗模式，而放疗在ES-SCLC中的应用始终未得到明确。近年来免疫治疗在ES-SCLC中取得重大突破，目前免疫治疗联合基础化疗的方案已经成为ES-SCLC的标准治疗。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提出放疗与免疫治疗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协同抗肿瘤效应，在免疫治疗时代放疗对ES-SCLC的应用价值也被重新提起。如今胸部放疗和脑部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早期临床研究已经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低剂量放疗在ES-SCLC中的引入也为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探索方向，本文就放疗在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精细化护理模式在非小细胞肺癌晚期化疗经外周静脉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患者中的护理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1~12月于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非小细胞肺癌晚期化疗PICC置管患者200例，按照随机法将患者分为一般干预组和精细化护理组各100例。一般干预组进行一般护理，精细化护理组进行精细化护理。比较两组干预前后抑郁、焦虑、生活质量评分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生活质量评分(SF-36)，统计并进行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率，并发症及家属满意度情况。结果:干预后，精细化护理组患者抑郁、焦虑评分低于一般干预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一般干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后精细化护理组疾病感知问卷(B-IPQ)评分高于一般干预组，Piper疲乏自我评估修订量表(PFS-R)评分低于一般干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精细化护理模式应用于非小细胞肺癌晚期化疗PICC置管患者中可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健康，提高患者面对病痛的心态，使其有信心面对疾病，减轻压力，提高其生存质量，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家属满意度。

目的:探讨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驱动基因和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双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的61例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情况，将患者分为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组。每月随访1次，随访截至2023年10月1日。应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评价疗效，不良反应评价参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制定的通用不良反应术语标准。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PFS的影响因素。结果:61例NSCLC患者中，男49例（80.3%）；年龄23~88（65.3±7.4）岁；TNM分期为ⅢC期14例（23.0%），Ⅳ期47例（77.0%）；非一线治疗40例（65.6%）。客观缓解率为24.6%（15/61），疾病控制率为52.5%（32/61）。61例患者均获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17.8个月，中位PFS为6.0个月（95% CI：5.5~6.4个月），中位OS为17.0个月（95% CI：14.8~19.2个月）。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的中位PF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7.0个月（95% CI：6.0~7.9个月）比4.0个月（95% CI：3.3~4.6个月）， P<0.001］；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中位O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19.0个月（95% CI：18.1~19.9个月）比13.0个月（95% CI：10.8~15.1个月）， P<0.001］。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肿瘤远处转移（ HR=1.414，95% CI：1.253~1.725）、非一线双免疫疗法（ HR=1.412，95% CI：1.184~1.652）、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 HR=1.328，95% CI：1.151~1.546）是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 HR=0.917，95% CI：0.823~0.984）是PFS的保护因素。发生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41例（67.2%），其中3~4级不良反应21例（32.8%），停药8例（13.1%），无死亡病例。 结论: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疗法可作为晚期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治疗选择。肿瘤远处转移、非一线双免疗法、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是影响患者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是影响患者PFS的保护因素。

目的:探讨多西他赛联合顺铂二线治疗老年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选取胶州市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需行二线治疗的老年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120例为观察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60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多西他赛治疗，观察组患者接受多西他赛联合顺铂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化疗后，观察组化疗近期总有效率［70.00%（42/60）］高于对照组［33.33%（20/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6.15， P < 0.05）；观察组血清癌胚抗原（CEA）［（22.57±3.22）μg/L］、糖蛋白抗原125（CA125）［（48.61±5.42）U/mL］、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21-1（CY211）［（10.61±1.64）μg/L］较对照组［（35.52±4.46）μg/L、（69.64±7.75）U/mL、（14.26±1.95）μg/L］均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8.23、17.22、11.09，均 P <0.001）；观察组CD 3+［（78.31±8.09）%］、CD 4+［（48.63±5.74）%］较对照组［（69.58±7.26）%、（39.82±4.25）%］均明显增高，CD 8+［（22.64±3.82）%］较对照组［（26.77±4.01）%］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22、-9.55、5.77，均 P <0.001）；观察组1年生存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χ 2=4.05， P < 0.05）；两组化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 结论:多西他赛联合顺铂二线治疗老年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可显著提高疗效，降低机体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增强免疫功能，改善患者1年生存情况，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探讨miRNA-133b（miR-133b）和miRNA-150（miR-150）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表达情况及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并经病理确诊的30例NSCLC患者，收集患者术前清晨空腹外周血10 ml以及术后新鲜癌组织、癌旁组织（距离癌组织≤3 cm）、正常肺组织（距离癌组织>5 cm）。以30名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收集清晨空腹外周血10 ml。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检测两组受试者血清及NSCLC患者各组织中miR-133b、miR-150的相对表达量。分析NSCLC患者血清miR-133b、miR-150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判断miR-133b、miR-150诊断NSCLC的效能。结果:NSCLC患者中，miR-133b在癌、癌旁、正常肺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55±0.17、0.68±0.11、0.69±0.12，癌组织中miR-133b表达水平低于癌旁组织和正常肺组织（均 P<0.01）；miR-150在癌、癌旁、正常肺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19±0.14、1.13±0.13、1.09±0.12，癌组织与癌旁组织间miR-150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98， P＝0.051），癌组织中miR-150表达水平高于正常肺组织（ t＝3.06， P＝0.003）。NSCLC患者血清miR-133b相对表达量较健康对照组低（0.43±0.11比0.55±0.16， t＝3.68， P<0.05），miR-150相对表达量较健康对照组高（1.14±0.13比1.04±0.12， t＝-3.18， P<0.05）。NSCLC患者血清中miR-133b的表达水平与淋巴结转移有关（ P＝0.003），而与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理分型、TNM分期均不相关（均 P>0.05）。NSCLC患者血清中miR-150表达水平与各项临床病理特征均不相关（均 P>0.05）。根据ROC曲线，NSCLC患者血清中miR-133b、miR-150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32、0.726，二者联合检测的曲线下面积为0.811。 结论:NSCLC患者癌组织和血清中miR-133b表达水平均降低，miR-150表达水平均升高，二者在NSCLC患者的癌组织与血清中的表达趋势一致。miR-133b可能与NSCLC的恶性程度和侵袭、转移有关。miR-133b、miR-150可能成为诊断NSCLC的分子标志物，二者联合检测的诊断效能更高。

目的:探讨局限期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胸部放疗时机的选择及预后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14年10月至2016年9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初治采用铂类＋依托泊苷方案化疗序贯胸部放疗的临床资料完整且符合入组标准的局限期SCLC患者143例的临床资料。根据胸部放疗开始的时机分为早放疗组(化疗2～3个周期后开始胸部放疗)71例和晚放疗组(化疗4～6周期后开始胸部放疗)72例。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Cox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143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24.0个月。影响患者预后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吸烟、预防性脑照射、初治化疗疗效、胸部放疗时机患者累积总生存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吸烟(95% CI为1.068～2.557， P＝0.024)、预防性脑照射(95% CI为0.348～0.955， P＝0.033)、初治化疗疗效(95% CI为0.175～0.498， P<0.001)、胸部放疗时机(95% CI为0.377～0.930， P＝0.023)是影响总生存期的独立因素。分组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胸部放疗时机患者总生存期及无进展生存时间比较：早放疗组患者累积总生存期、无进展生存时间均明显高于晚放疗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初治化疗疗效患者各胸部放疗时机总生存期及PFS比较：稳定患者不同放疗时机累积总生存期、无进展生存时间率经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早放疗组与晚放疗组患者的中位累积总生存期分别为18.00个月和14.00个月( P＝0.017)；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8.00个月和7.90个月( P＝0.533)。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稳定患者，两组的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26.00个月和22.00个月( P＝0.010)，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19.00个月和17.00个月( P＝0.030)。 结论:对于初治采用铂类＋依托泊苷化疗序贯胸部放疗的局限期SCLC患者，无论初治化疗疗效如何，均应尽早开始胸部放疗。

目的:探讨外周血炎症指标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NSCLC-COPD）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接受至少2次免疫治疗的178例Ⅲ、Ⅳ期NSCLC-COPD患者资料，收集治疗前2周内白细胞介素6（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基线血液检测指标。随访截至2022年2月7日。应用X-tile软件确定外周血炎症指标的cut-off值，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影响因素。结果:178例患者中，男174例（97.8%），女4例（2.2%）；年龄42~86（64.3±8.3）岁；免疫单药治疗30例（16.9%），免疫联合化疗治疗114例（64.0%），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21例（11.8%），免疫联合放疗13例（7.3%）。中位随访时间为14.5个月（95% CI：13.6~15.3个月）。客观缓解率（ORR）为44.9%（80/178），疾病控制率（DCR）为90.4%（161/178），中位PFS为14.6个月（95% CI：11.6~17.6个月），中位OS为25.7个月（95% CI：18.0~33.4个月）。多因素Cox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IL-6>9.9 ng/L（ HR=5.885，95% CI：2.558~13.543， P<0.01）、TNF-α>8.8 ng/L（ HR=3.213，95% CI：1.468~7.032， P=0.003）、IL-8>202 ng/L（ HR=2.614，95% CI：1.054~6.482， P=0.038）、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2 003.95（ HR=2.976，95% CI：1.647~5.379， P<0.001）是PFS的危险因素，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171.15是PFS的保护因素（ HR=0.545，95% CI：0.344~0.863， P=0.010）；IL-6>9.9 ng/L（ HR=6.124，95% CI：1.950~19.228， P<0.002）、乳酸脱氢酶（LDH）>190.7 U/L（ HR=2.776，95% CI：1.020~7.556， P=0.046）、SII>2 003.95（ HR=4.521，95% CI：2.241~9.120， P<0.001）是OS的危险因素，ALI>171.15是OS的保护因素（ HR=0.434，95% CI：0.243~0.778， P=0.005）。 结论:基线高水平IL-6、TNF-α、IL-8、SII、LDH和低水平ALI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COPD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目的:提高对CTD合并肺癌此类疾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2011年1月至2022年5月住院治疗的CTD合并肺癌5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况、肺癌病理分型、TNM分期、CTD和肺癌的诊断时间顺序、治疗情况以及临床结局。其中50例患者分为鳞癌、腺癌和小细胞肺癌组，组间年龄、性别等指标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56例CTD合并肺癌患者中男性27例，女性29例；CTD确诊时年龄（58±15）岁，肺癌确诊时年龄（69±10）岁。CTD类型以RA最常见，其次为PM/DM、SSc和SLE。56例CTD患者中24例（42.9%）累及肺出现肺间质病变；肺癌患者中肺占位26例（46.4%）为最常见的首发症状，其次为咳嗽、咳痰19例（33.8%）。肺癌病理类型以非小细胞肺癌47例（83.9%）最常见，其次为小细胞肺癌6例（10.7%）；TNM分期以Ⅳ期36例（65.5%）最多见。CTD诊断时间早于肺癌者42例，诊断时间间隔7个月至50年，中位诊断时间间隔90（45，244）个月。肺癌诊断时间早于CTD患者2例，诊断时间间隔分别为7、15个月。二者同时确诊者12例，两者发生时间间隔在6个月内。55例患者随访时间10（2，24）个月；15例（26.8%）病情稳定者中Ⅰ期10例（66.7%）最常见，其次为Ⅱ期2例（13.3%）。37例（66.1%）患者死亡，死于终末期多脏器功能衰竭21例（56.8%）或感染16例（43.2%）；死亡患者Ⅳ期32例（86.5%）最多见。鳞癌、腺癌、小细胞肺癌各组在性别[男性9例（90.0%），13例（38.2%）与4例（66.7%）， χ2=8.88， P=0.012]、吸烟[8例（80.0%），11例（32.4%）与4例（66.7%）， χ2=8.24， P=0.016]、TNM分期[Ⅰ期0例（0），12例（35.3%）与0例（0）；Ⅱ~Ⅲ期4例（40.0%），3例（8.8%），0例（0）；Ⅳ期6例（60.0%），19例（55.9%）与6例（100%）， χ2=13.58， P=0.009]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CTD合并肺癌患者预后差，病死率高，故对于CTD患者，需密切随访，定期进行影像学的监测，有助于早期发现肺癌，早期干预，改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