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奥密克戎BA.4/BA.5变异株具有相对特异的变异位点，使其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受体的结合能力增强，并减少了对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的依赖；奥密克戎变异株对自然感染和疫苗接种后的免疫作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免疫逃逸，其中BA.4/BA.5变异株的免疫逃逸作用更为明显。BA.4/BA.5变异株所致疾病的严重程度与BA.2变异株相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目前的抗原和核酸检测技术仍适用。治疗策略仍是基于病情评估的分层分类治疗策略，其对小分子抗病毒药物仍敏感，而大多数单克隆抗体对BA.4/BA.5变异株的疗效降低甚至无效。随着病毒的持续传播，2019-nCoV仍将不断进化和变异，加强病毒变异的监测、继续做好疫苗研发和接种，以及加强抗病毒药物的研发是应对疫情和病毒变异的关键。

本文报告1例无精子症和特发性睾丸微石症合并炎症患者的诊治经过。24岁不育男性患者因睾丸外伤后出现疼痛和睾丸萎缩就诊，经检查诊断为特发性睾丸微石症（TM）伴炎症，精液分析提示非梗阻性无精子症。睾丸切开组织活检病理显示生精小管纤维化、萎缩、钙化灶，未见到精子。TM相关的基因SLC34A2的突变分析未发现致病性变异。患者接受药物治疗，获得精子并自然生育，建议定期睾丸自检和随诊。本病例的管理经验可能为处理类似复杂情况提供参考。

目的:了解云南省及周边高海拔地区胎儿心脏缺陷的现状及影响其妊娠结局的社会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连续纳入2017年6月至2021年1月于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超声科行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并确诊为心脏缺陷的病例。根据胎儿心脏出生缺陷临床预后评分体系和分级标准对入选病例的预后进行评级（Ⅰ至Ⅳ级），分析比较各预后等级病例的比例及病种分布情况、妊娠结局。依据妊娠结局将病例分为继续妊娠组和终止妊娠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妊娠结局选择的社会因素。结果:收集到行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病例4 929例，4 464例（90.57%）来源于云南省及周边高海拔地区。最终纳入心脏缺陷病例2 166例，其中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998例，心脏肿瘤、心肌病及心律失常93例，卵圆孔、动脉导管异常及正常变异1 075例。孕妇年龄为（29.2±5.0）岁，孕（25.6±3.8）周。预后等级为Ⅰ至Ⅳ级的例数分别为1 037例（47.88%）、620例（28.62%）、314例（14.50%）、44例（2.03%），未分级者151例（6.97%）。病种分布情况方面，正常变异和主动脉弓发育偏细分别占42.66%（924/2 166）和5.22%（113/2 166）；评级为Ⅱ级的病例中占比排名前3位的病种为室间隔缺损、主动脉缩窄和轻-中度肺动脉瓣狭窄，均为简单先心病，在所有心脏缺陷病例中占比分别为11.63%（252/2 166）、3.92%（85/2 166）和2.35%（51/2 166），在先心病病例中占比分别为25.25%（252/998）、8.52%（85/998）和5.11%（51/998）；评级为Ⅲ级、Ⅳ级病例中以复杂先心病居多，且病种较为分散，Ⅲ级中较常见的为完全型大动脉转位［占所有心脏缺陷病例的2.40%（52/2 166）、占所有先心病病例的5.21%（52/998）］和Ⅰ至Ⅲ型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占所有心脏缺陷病例的2.17%（47/2 166）、占所有先心病病例的4.71%（47/998）］，Ⅳ级中较常见的是单心室［占所有心脏缺陷病例的0.74%（16/2 166）、占所有先心病病例的1.60%（16/998）］和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占所有心脏缺陷病例的0.65%（14/2 166）、占所有先心病病例的1.40%（14/998）］。成功随访1 084例，其中出生675例，终止妊娠392例，自然流产17例。预后等级Ⅰ至Ⅳ级的病例中终止妊娠者占比逐渐增加［等级内占比分别为5.24%（21/401）、27.78%（70/252）、89.54%（214/239）和95.56%（43/45）］，在终止妊娠的病例中预后等级为Ⅲ级者占比最高［54.59%（214/392）］；终止妊娠病例中病种分布主要为复杂先天畸形或预后极差的病种（Ⅲ、Ⅳ级），可见正常变异或预后好的Ⅰ、Ⅱ级病例［在终止妊娠病例中占比分别为5.36%（21/392）和17.86%（70/39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学历（高中及以下： OR=2.73，95% CI 1.26~5.93， P<0.001；文盲： OR=3.27，95% CI 1.29~7.10， P<0.001）和低家庭收入（年收入<10万元： OR=2.47，95% CI 1.69~5.12， P<0.001）是选择终止妊娠的影响因素。 结论:云南省及周边高海拔地区心脏出生缺陷胎儿中，病种分布以简单或低危病种为主，但复杂畸形特别是预后差的病种占比也较高；部分预后良好的病例被终止妊娠，孕妇的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可能会影响其对心脏缺陷胎儿妊娠结局的选择。

目的:分析染色体17q12微缺失或微重复综合征的超声表现、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检测结果和妊娠结局，为产前诊断和遗传咨询提供思路。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6月至2022年8月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进行产前咨询，经CMA诊断为17q12微缺失综合征的5例胎儿和1例流产组织、诊断为17q12微重复综合征的6例胎儿和1例死胎，分析其超声表现、CMA检测结果，并随访妊娠结局。结果:5例17q12微缺失综合征胎儿的产前超声均表现为肾脏结构异常，其中1例仅表现为双肾实质回声增强，1例双肾实质回声增强伴双侧脑室管膜下多发囊肿，1例双肾实质回声增强伴羊水过多，1例双侧肾盂分离伴羊水过多，1例右侧多囊性发育不良肾伴羊水过多，共3例伴羊水过多。6例17q12微缺失综合征的缺失片段大小为1 478~1 588 kb，主要集中在1.5 Mb左右。3例进行了亲代验证的17q12微缺失综合征胎儿中，2例遗传自母亲，1例为新发变异。妊娠结局中，3例引产，2例失访，1例自然流产。6例17q12微重复综合征胎儿中，3例超声表现为心脏异常（其中1例仅表现为法洛四联症，1例法洛四联症伴双侧侧脑室增宽，1例三尖瓣反流伴鼻骨不确定），1例表现为头围及双顶径<-3SD，2例无异常。7例17q12微重复综合征的重复片段大小为1 421~1 817 kb，主要集中在1.4 Mb左右。2例进行了亲代验证的17q12微重复综合征胎儿中，1例遗传自父亲，1例为新发变异。妊娠结局中，3例引产，4例正常妊娠分娩。结论:肾脏实质回声增强和法洛四联症分别是17q12微缺失综合征和17q12微重复综合征相对特异的产前超声特征，结合父母表型和遗传模式等情况有利于为产前诊断和遗传咨询提供思路。

孕妇，32岁，怀孕4次，生育1次，自然流产1次，异位妊娠1次。2020年行剖宫产分娩一健康女婴。孕妇既往无内分泌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孕期甲状腺功能检查未见异常，家族史无特殊。孕30周当地医院产前超声提示胎儿甲状腺肿大，转入我院进一步检查。超声检查显示：胎儿前颈部区域可见甲状腺明显增大，呈均匀低回声，右叶大小3.3 cm×3.0 cm×1.9 cm，左叶3.5 cm×3.1 cm×2.0 cm，峡部厚1.0 cm，甲状腺周长14.2 cm(图1)。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示双侧甲状腺内血流信号较丰富，以周边为主(图2)。肿大甲状腺包绕气管，横断面可见气管受压变瘪，左右径0.2 cm，前后径0.5 cm。羊水无回声区最深处为10.7 cm(图3)，羊水指数29.9 cm。胎心率153次/min。超声提示：①胎儿甲状腺弥漫性明显肿大；②羊水多。产科充分告知胎儿父母病情并征得知情同意，行脐静脉穿刺，送检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家系全外显子组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WES)及胎儿甲状腺功能检测，结果显示：①胎儿甲状腺球蛋白(thyroglobulin，TG)基因上存在1个遗传自父亲的致病性变异[c.7800 G>A(p.W2600*)]和1个遗传自母亲的意义不明确变异[c.746G>A(p.G249D)]，为复合杂合变异，根据ACMG指南，可能为甲状腺分泌障碍3型；②脐血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 )17.221 mU/L(正常范围0.380～4.340 mU/L)。综合考虑，临床诊断为胎儿甲状腺肿；胎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胚胎染色体异常是导致自然流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包括染色体数目异常和片段重复/缺失，均属于基因组拷贝数变异的范畴。流产物基因组拷贝数变异检测不仅能够检测流产物中的染色体数目异常，还能够检测其染色体片段的重复/缺失，进而揭示夫妇携带的隐匿性基因组结构变异，明确诊断，指导其选择再生育的方式和产前诊断，避免再次流产和生育染色体病患儿。在前期大量循证医学证据的基础上，经中华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遗传病防控学组、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学分会临床遗传学组、中国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医师分会遗传病产前诊断专业委员会共同成立专家组，讨论并提出"流产物基因组拷贝数变异检测应用及家庭再生育咨询的专家共识"，旨在为流产物基因组拷贝数变异检测应用和家庭再生育的遗传咨询提供指导。

女，29岁，身高150 cm，双手屈曲挛缩，指骨向尺侧偏，眼距宽，嘴巴小，呈"吹口哨"面容，智力正常(图1A ~ 1D)。孕2产0，第1胎孕早期自然流产，第2胎孕24周超声检查胎儿双手始终呈握拳状，略呈重叠指，羊水过多，选择终止妊娠。先证者父亲双手挛缩，面容与先证者类似(图1E ~ 1F)，母亲外观正常，否认近亲结婚，家系中其他成员外观均正常，系谱图见图2。本研究通过了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批准号：EC2020-048)。所有家系成员均签署了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目的:观察补充益生菌对脓毒症患儿自然杀伤T细胞（NKT细胞）和炎症因子的影响及其对远期肺功能的保护作用。方法:选择2021年3月至2022年5月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收治的100例脓毒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患儿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安慰剂组和益生菌组，每组50例。两组除给予常规治疗外，益生菌组口服或鼻饲益生菌0.5 g，每日3次，连用30 d；安慰剂组口服安慰剂。另外选择40例健康体检儿童作为健康对照组。于治疗前、治疗7 d和随访时测定两组脓毒症患儿血浆白细胞介素（IL-4、IL-10）、γ-干扰素（IFN-γ）、免疫球蛋白E（IgE）水平，以及外周血和诱导痰液中NKT细胞比例、肺功能水平，并与健康对照组进行对比分析。绘制Kaplan-Meier曲线比较两个脓毒症组咳嗽变异性哮喘（CVA）累积生存率的差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探讨各因素对诱导痰液中NKT细胞比例的影响。结果:最终安慰剂组死亡2例，失访4例；益生菌组死亡3例，失访5例。治疗7 d，两组脓毒症患儿炎症因子水平均呈缓慢下降趋势，虽然益生菌组降低更为明显，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至随访期，益生菌组炎症因子的下降幅度进一步增加，IL-4及IL-10水平与安慰剂组比较差异出现统计学意义〔IL-4（ng/L）：20.3±9.3比27.6±11.9，IL-10（ng/L）：23.1±6.8比14.4±4.4，均 P<0.05〕，并伴有IgE水平明显下降（μg/L：53.0±15.6比64.2±16.9， P<0.05）。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两组患儿外周血NKT细胞比例均处于逐渐回落状态，治疗7 d益生菌组外周血NKT细胞比例即较安慰剂组明显下降〔（4.2±0.9）%比（5.3±1.2）%， P<0.05〕，且随访期间外周血及诱导痰液中NKT细胞比例均明显低于安慰剂组水平〔外周血：（2.4±0.9）%比（2.9±0.8）%，诱导痰：（2.5±0.8）%比（3.5±1.0）%，均 P<0.05〕，并与健康对照组儿童相接近；同时益生菌组患儿肺功能指标包括呼气峰流速占预计值的百分比（PEF%）及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FEV1/FVC）比值均明显高于安慰剂组〔PEF%：（91.3±4.8）%比（85.8±8.6）%，FEV1/FVC比值：（91.8±4.7）%比（87.2±7.4）%，均 P<0.05〕。虽然Kaplan-Meier曲线分析显示两组患儿CVA累及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0.260， P＝0.613），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机械通气治疗、过敏史是NKT细胞增多的危险因素〔 β值分别为0.584、0.601，95%可信区间（95% CI）分别为0.069~1.099、0.011~1.192， P值分别为0.027和0.046〕，而服用益生菌为缓解NKT细胞增多的独立性保护因素（ β值为-0.984，95% CI为-1.378~-0.591， P＝0.001）。 结论:在脓毒症儿童中，早期添加益生菌能促进NKT细胞及炎症因子的恢复，减轻其对患儿远期肺功能的损害，有助于改善患儿的长期预后。

年龄为34岁，G 5P 0，因"孕17周血清学筛查提示21三体临界风险，超声检查未见胎儿异常"于2020年5月13日至我院就诊。曾于孕70 + d发生胚胎停育3次，孕40 + d发生自然流产1次，流产物均未进行检测。夫妇双方表型及智力均正常，否认近亲结婚与家族遗传病史。外周血染色体分析孕妇核型为46，XX，t(10；14)(q26.3；q32.1)(图1A)，其丈夫为45，XY，rob(13；14)(q10；q10)(图1B)。孕18周时通过羊膜腔穿刺术采集胎儿羊水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为45，X？，der(10)，t(10；14)(q26.3；q32.1)mat，rob(13；14)(q10；q10)pat(图1C)，提示胎儿10号染色体长臂的衍生片段源自14号染色体q32.11q32.33片段的重复；拷贝数变异测序(copy number variation sequencing，CNV-seq)结果为14q32.11q32.33(90280000_107300000)×3，提示胎儿染色体14q32.11q32.33区存在17.02 Mb重复(图2)。本研究通过了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KS-2018-KY-36)，夫妇双方均签署了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SARS-CoV-2以其严重的致病性、快速的传播速率以及高频的突变率给全球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自SARS-CoV-2暴发以来，在各种自然环境、治疗药物以及疫苗的选择压力下，出现多种变异株，其在复制、传播、致病性、免疫逃逸以及诱发长新冠的能力上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增加了COVID-19疫情防控的不确定因素。本文对多种SARS-CoV-2变异株（Alpha毒株、Beta毒株、Gamma毒株、Delta毒株以及Omicron毒株）的演化过程与临床特征进行总结，为SARS-CoV-2的防控与治疗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