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获得首次完全再通后不良预后的影响因素并建立列线图模型.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卒中中心(38例)和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介入科(60例)接受机械取栓治疗并获得首次完全再通的98例急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90 d的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98例患者分为预后良好(mRS为0～2分)组和预后不良(mRS为3～6分)组.比较两组间的临床资料,并将其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者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筛选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并构建列线图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图、校准图分析列线图模型预测患者不良预后的性能.结果 98例患者中,预后良好组44例,预后不良组54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年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阿尔伯塔卒中项目早期CT评分(ASPECTS)、缺血半暗带体积、血栓负荷量得分(CBS)＞6分患者的比例、区域软脑膜侧支(rLMC)分级、血清中性粒细胞计数、血清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清血小板计数、采用局部麻醉的患者比例、出血转化比例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偏高(OR=0.94,95％CI:0.89～0.99,P=0.037)、入院时高 NIHSS 评分(OR=0.86,95％CI:0.77～0.97,P=0.010)、高 NLR(OR=0.88,95％CI:0.77～0.99,P=0.045)、较差的侧支循环状态(OR=0.03,95％CI:0.00～0.24,P=0.001)均为获得首次完全再通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根据上述独立影响因素建立的预测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0(95％CI:0.84～0.96).结论 根据患者的年龄、入院时NIHSS评分、NLR、侧支循环状态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可能能够预测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获得首次完全再通后不良预后的概率.

目的:观察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急性期颅内破裂宽颈动脉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探讨围手术期不同抗血小板药物方案的安全性，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前瞻性纳入4家医院神经外科自2017年6月至2020年1月采用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的417例颅内破裂宽颈动脉瘤患者（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1例，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100例，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111例，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65例）。根据围手术期抗血小板药物方案的不同将患者分为负荷量氯吡格雷组（ n=87）、负荷量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组（ n=212）、替罗非班组（ n=118），比较3组患者临床资料、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差异。出院时采用改良Rankin量表（mRS）评价患者的预后，比较预后不良组和预后良好组患者临床资料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颅内破裂宽颈动脉瘤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各危险因素对患者预后不良的预测价值。 结果:术后即刻动脉瘤栓塞程度：Raymond分级Ⅰ级351例（84.2%），Ⅱ级44例（10.6%），Ⅲ级22例（5.2%）。围手术期发生手术相关并发症44例（10.6%），死亡4例（1%）。负荷量氯吡格雷组、负荷量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组、替罗非班组患者术中血栓形成率分别为5.7%（5/87）、5.7%（12/212）、0.8%（1/118），替罗非班组患者术中血栓形成率低于负荷量氯吡格雷组、负荷量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出院时患者预后良好360例（86.3%），预后不良57例（13.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 OR=3.407，95% CI：1.620~7.166， P=0.001）、术前Hunt-Hess分级3级（ OR=11.445，95% CI：3.584~36.547， P<0.001）、术前Hunt-Hess分级4级（ OR=88.951，95% CI：14.519~544.948， P<0.001）、术前Hunt-Hess分级5级（ OR=64.949，95% CI：12.809~329.325， P<0.001）、置入多个支架（ OR=4.709，95% CI：1.215~18.248， P=0.025）是颅内破裂宽颈动脉瘤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ROC分析显示年龄、置入支架数量、术前Hunt-Hess分级联合预测患者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21，最佳诊断界值为0.500，此时敏感度为0.667，特异度为0.833。 结论: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急性期颅内破裂宽颈动脉瘤安全有效，替罗非班作为患者围手术期抗血小板药物安全性高，老年、术前Hunt-Hess分级≥3级、置入多个支架的患者易预后不良。

目的:评价原位肝移植患者输血因素(大量输血、输注储存血及无肝期输血)与术后早期转归的关系。方法:回顾性选取本院2021年1月至2022年3月终末期肝病行原位肝移植术且术中输血的患者，收集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术中的输血量分为大量输血组(M组，红细胞总输注量≥10 U)和非大量输血组(NM组)，根据输注红细胞的储存时间分为新鲜血组(NS组)和储存血组(S组，红细胞储存时间>2周)，根据无肝期是否输血分为无肝期输血组(T组)和非无肝期输血组(NT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广义线性模型及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别分析输血因素与主要结局指标(术后肺部并发症、循环超负荷、急性肾损伤、腹腔感染、血栓形成)和次要结局指标(ICU滞留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任一时点体温≥38.5 ℃、术后肝肾功能指标、凝血功能指标、血小板计数与术前的差值)的关系。结果:本研究纳入患者106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大量输血与输注储存血是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大量输血是腹腔感染的危险因素，肝功能Child-Turcotte-Pugh评分和无肝期时间是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Child-Turcotte-Pugh评分是循环超负荷的危险因素，年龄和大量输血是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 P<0.05)。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术中输注储存血和无肝期输血是ICU滞留时间延长的危险因素，大量输血、术中输注储存血和无肝期输血是住院时间延长的危险因素( P<0.05)，大量输血、术中输注储存血和无肝期输血与术后任一时点体温≥38.5 ℃无相关性( P>0.05)。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结果：是否大量输血、是否输注储存血以及是否无肝期输血患者术后肝肾功能指标、凝血功能指标、血小板计数与术前的差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大量输血及输注储存血是原位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不良转归的危险因素。

患者男，45岁，企业职员，因左腰背部疼痛1 d于2022年6月入院。曾在当地医院查腹部CT示：左肾静脉增粗，密度不均匀增高，肾静脉血栓？本院复查肾动脉CTA示：左肾静脉-腔静脉开口区静脉血栓形成，左肾轻度肿胀，伴肾周明显渗出（图1，2）。实验室检查：D-二聚体480 ng/ml（正常范围<243 ng/ml），肌酐116.9 μmol/L（正常范围57~97 μmol/L）。术前诊断：胡桃夹综合征并发急性肾静脉血栓形成。予低分子肝素4000 IU q12 h抗凝治疗，入院第3天局麻下行经皮左肾静脉Angiojet导管吸栓溶栓术+肾静脉球囊扩张成形术+左肾静脉置管溶栓术+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下腔静脉、左肾静脉造影术（图3，4），术中Angiojet导管型号为波科Solent Omni，球囊为波科Charger 12 mm×40 mm球囊，溶栓导管为多侧孔溶栓导管，定位于左肾静脉内，术后经溶栓导管持续微泵泵入尿激酶行局部溶栓治疗，局部溶栓治疗持续2 d，使用剂量为30万U尿激酶配入50 ml生理盐水，微泵泵入速度为2 ml/h，抗凝治疗同前。入院第4天复查凝血功能：凝血酶时间（TT）35.3 s（正常范围15.8~24.9 s），D-二聚体1 736 ng/ml。肾功能：肌酐104.7 μmol/L。入院第5天复查凝血功能：D-二聚体2 096 ng/ml。肾功能：肌酐101.9 μmol/L，局麻下行经皮左肾静脉取栓术+下腔静脉滤器取出术（图5）。入院第6天复查凝血功能：D-二聚体597 ng/ml。肾功能：肌酐99.7 μmol/L。提示血栓负荷量减少，肾功能较前改善，抗凝溶栓效果可，入院第8天患者恢复可并顺利出院，出院后停用低分子肝素，改为利伐沙班片15 mg 2次/d口服，3周后改为利伐沙班20 mg 1次/d口服。出院后1个月，患者本院门诊复查肾功能：肌酐117.5 μmol/L，D-二聚体降至正常。出院后6个月，患者至当地医院查肾动脉CTA提示未见明显异常。出院后8个月至当地医院复查肾功能：肌酐107 μmol/L。随访可见肌酐长期平稳，未见加重。出院后患者自诉无明显不适。

目的:探讨四维CT血管成像（4D CTA）对急性缺血性卒中（AIS）患者血管内治疗（EVT）后出血转化的预测因素及基于预测因素建立的列线图模型预测出血转化的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3月至2020年11月在北京医院急诊绿色通道进行“一站式”CTA-CT灌注成像及EVT的101例颈内动脉和（或）大脑中动脉闭塞的AIS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根据是否发生出血转化分为出血转化组（45例）及未出血转化组（56例）。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筛选相关临床、影像学变量，如年龄、初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4D CTA侧支循环评分、Alberta卒中项目早期CT评分（ASPECTS）、血栓负荷评分等，并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及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模型对AIS是否发生出血转化诊断的效能。结果:单因素分析发现，出血转化组与未出血转化组患者的年龄［分别为79.00（68.00，85.00）岁、73.00（62.75，80.00）岁， Z=-2.20、 P=0.028］、NIHSS评分［分别为16.00（12.00，21.00）分、9.50（6.00，14.00）分， Z=-4.44、 P<0.001］、ASPECTS评分［分别为5.00（3.00，8.00）分、8.00（7.00，9.00）分， Z=-4.23、 P<0.001］、4D CTA侧支循环评分［分别为2.00（0，3.00）分、3.00（3.00，4.00）分， Z=-5.39、 P<0.001］、血栓负荷评分［分别为4.00（1.00，7.00）分、7.50（6.00，9.00）分， Z=-3.42、 P=0.001］、闭塞位置（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分别为23/22例、11/45例，χ2=9.70、 P=0.002）及心房颤动（分别为27、19例，χ2=5.83、 P=0.01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纳入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ASPECTS评分（OR=0.64，95%CI 0.47~0.87）、NIHSS评分（OR=1.13，95%CI 1.01~1.26）、4D CTA侧支循环评分（OR=0.40，95%CI 0.22~0.76）是AIS患者术后发生出血转化的独立预测因素（ P<0.05）。以ASPECTS评分、NIHSS评分、4D CTA侧支循环评分构建列线图模型预测AIS是否发生出血转化的AUC为0.876，95%CI 0.807~0.945，灵敏度为77.8%，特异度为87.5%。 结论:低ASPECTS评分、高NIHSS评分及低4D CTA侧支评分的AIS患者术后更易发生出血转化，结合三者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可以较好地预测AIS患者发生出血转化的概率，为临床决策提供有效的帮助。

目的:探讨血管内机械血栓切除术（endovascular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EMT）联合静脉窦内持续溶栓治疗严重出血性脑静脉窦血栓形成（cerebr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 CVST）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在北京天坛医院接受EMT联合窦内持续尿激酶溶栓治疗的连续5例严重出血性CVST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结果:5例患者平均年龄39岁（范围19~65岁）；男性2例，女性3例；3例有明确发病危险因素。4例患者有2个以上静脉窦受累，共10支CVST受累血管，受累静脉窦血栓负荷大、病灶体积大，临床表现重。EMT前平均肝素抗凝治疗时间为2.3 d（范围0.5~7 d），窦内溶栓平均持续时间为64 h（范围30~95 h）。治疗后8支血管再通，其中1支完全再通，7支部分再通。实现血管再通的4例患者长期临床转归良好（改良Rankin量表评分：3个月时0~2分，1年时0~1分）。1例患者未能实现血管再通，并因颅内高压行去骨瓣减压术，1年后遗留偏身瘫痪。5例患者均未发生手术相关并发症。结论:EMT联合持续静脉窦内溶栓治疗是严重出血性CVST患者的潜在治疗手段。

血栓负荷评分(clot burden score, CBS)是一种根据部位对前循环缺血性卒中同侧颅内血栓范围进行定量的评分方法。一些研究显示，CBS对接受再灌注治疗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具有预测价值，包括功能转归、血管再通以及出血性转化。

目的:了解天津市公立医院重症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ICU）肾脏替代治疗（RRT）的现状，为提高天津市RRT同质化管理和整体水平的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和方向。方法:由天津市重症医学质量控制中心和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向天津市32家公立医院的33个ICU的负责人或主要工作人员发放调查问卷，收集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各ICU的RRT相关数据，包括ICU类型和规模、行RRT患者的数量、启动RRT的原因、开展RRT的模式、RRT的抗凝情况及RRT相关并发症等。结果:共回收33份有效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为100%。调查结果显示，入选单位ICU调查期间共收治38 803例患者，其中5 456例（14.06%）行RRT。在大多数ICU中，启动RRT的原因是肾功能衰竭、脓毒症及容量负荷过多；RRT的模式以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为主，其次为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CVVHDF）；置换液选择以碳酸盐为首选；RRT的抗凝以肝素为主，枸橼酸抗凝使用有增多的趋势，对于已出血患者以无肝素抗凝为主。整体上，RRT的开展模式和抗凝方式单一。血栓形成是多数ICU中断RRT的主要医源性因素，也是引起导管相关并发症、循环管路相关并发症的主要原因，足见抗凝问题的严峻。虽然多数ICU选择通过增加抗凝剂用量来改善抗凝效果，但结果并不理想。结论:RRT是ICU重要的器官支持手段，天津市各ICU已广泛开展RRT，且规模不断扩大，但在开展模式、抗凝方式及并发症预防等诸多方面仍有待加强和规范。

目的:探讨静脉注射替罗非班在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急性颅内破裂宽颈动脉瘤中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选择临沂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自2020年1月至2022年9月采用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的286例急性颅内破裂宽颈动脉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抗血小板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双抗组(术前口服负荷剂量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167例)与替罗非班组(术中静脉注射替罗非班，119例)。应用倾向评分匹配对2组患者年龄、性别、Hunt-Hess分级、高血压史、糖尿病史、吸烟史、动脉瘤位置、瘤径、瘤颈比及支架类型进行匹配后，统计分析2组患者围手术期出血性及缺血性并发症发生率、出院时神经功能恢复状况[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0~2分为恢复良好]的差异。结果:1∶1倾向评分匹配后2组各纳入96例患者进行分析，其中双抗组患者的出血性并发症发生率(2.1%)与替罗非班组(0.0%)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双抗组患者的缺血性并发症发生率(9.3%，包括术中血栓事件8例、术后梗死事件1例)与替罗非班组(7.2%，包括术中血栓事件6例、术后梗死事件1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双抗组患者的出院时神经功能恢复良好率(86.4%)与替罗非班组(90.6%)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在急性颅内破裂宽颈动脉瘤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中，与术前口服负荷剂量双抗药物相比，术中静脉注射替罗非班的术后近期安全性及有效性相仿。

目的:调查我国医师和患者对Ph阴性骨髓增殖性肿瘤（MPN）症状负荷、治疗目标和疾病管理的理解，探寻医师和患者对疾病治疗沟通的差异，观察MPN疾病负荷对患者生活的影响。方法:采用国际MPN Landmark调查问卷，于2018年9月至11月进行现场调查。结果:共100名医师和298例患者[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122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116例，骨髓纤维化（MF）60例]参与问卷调查。90％的医师认为他们会根据预后风险评估对患者进行危度分组，然而只有67％的患者知道自己的预后分组。MF患者最常见的症状是疲劳/乏力（63％）、活动力不佳（48％）和腹部不适（47％）；PV患者最常见的症状是头晕/眩晕（63％）、面部潮红（54％）和活动力不佳（48％）；ET患者最常见的症状是头晕/眩晕（58％）、活动力不佳（49％）和疲劳/乏力（40％）。与PV（46％）和ET（52％）患者相比，MF患者情绪负担大的比例最高（62％）。分别有19％和30％的患者认为MPN严重影响了工作或日常活动的能力。47％的MPN患者有时或经常需要被看护，最近7 d看护人员的平均帮助时间为14.4 h。25％的患者认为疾病没有导致经济困难，66％的患者认为在不同程度上因病致贫，9％的患者认为疾病明显致贫。在诊断时，医师对19％的MF、23％的PV和26％的ET患者建议观察，而不推荐药物治疗。MF的治疗目标医师和患者基本一致，认为MF的主要治疗目标除了治愈以外，为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和延缓疾病进展。PV和ET患者认为他们的主要治疗目标除了治愈以外为症状改善（分别为82％和80％），这与医师的首要目标为预防血管/血栓事件（分别为53％和70％）是不一致的。从医师的角度看，对医患沟通的满意度为88％；从患者的角度看，对医患沟通的满意度为89％。18％的患者经常认为自己的状况比医师意识到的要差得多。结论:高症状负荷明显影响MPN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沉重的情绪负担、降低工作效率、导致经济困难，给MPN患者的治疗尚需提供额外的支持来应对MPN带来的情绪影响。医师和患者在治疗目标上存在不一致性，应采用更积极开放的沟通以使患者和医师能够在治疗目标和疾病管理上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