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对辽宁省2021—2022年医用数字X射线摄影（DR）设备质量控制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初步掌握DR设备的质量现状，为医院加强DR设备质量管理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择2021至2022年辽宁省59家医院在用的75台医用DR设备为研究对象，依据WS76—2020《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质量控制检测规范》，采用相关设备对不同厂家DR设备的通用检测项目和专用检测项目进行检测，观察DR设备有无自动曝光控制（AEC ）功能及损坏、是否可获取预处理图像及像素值。不同品牌设备通用检测项目和专用检测项目的检测指标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不同品牌设备间检测指标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 结果:75台DR设备中，德国西门子公司占11%（8/75），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占38%（29/75），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占13%（10/75），沈阳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占7%（5/75），其他公司占31%（23/75）。DR通用检测项目检测的管电压指示偏离和光野与照射野四边偏离在其他公司中的合格率均为96%（22/23）。AEC重复性、AEC响应、AEC电离室之间一致性无法检测的设备占55%（41/75）。在专用检测项目中，测距误差在其他公司中的合格率为88%（15/17），其余检测项目的合格率均为100%。探测器剂量指示、信号传递特性、响应均匀性无法检测的设备占51%（38/75）。受检设备无测量工具导致测距误差无法测量的设备占15%（11/75）。高低对比度分辨力以本次调查结果作为基线值的设备占40%（30/75）。探测器剂量指示除了无法检出的设备，剩余设备以本次调查结果作为基线值占26%（10/38）。不同品牌设备通用检测项目检测指标和专用检测项目检测指标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0.34~9.38，均 P>0.05）。 结论:建议医院每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DR设备进行状态检测，以便及时对其进行调试，确保DR设备的准确性；同时医院部分DR设备缺少检测功能和检测项目，卫生行政监督部门应尽快给出医院DR设备检测的标准，进一步重视DR设备质量控制的监督检查工作。

目的 评估某市三级医疗机构的Ⅲ类医疗器械使用质量安全风险,建立Ⅲ类医疗器械风险评估长效机制,维护医患用械安全.方法 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德尔菲专家咨询法设计调研问卷,确定评估标准并遴选成立专家库,在2020-2022年以"行政+专家"的方式,对全市三级医疗机构Ⅲ类医疗器械使用环节开展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与分析.结果 37家被评估的医疗机构平均得分为88.4分.扣分项目中,Ⅲ类医疗器械贮存环节涉及的医疗机构占比最高,共扣分84.5分,涉及风险机构33家,占比89.19%.所有子项目风险评估中,涉及风险机构占比最高的前3项为库房场所设施设备、质量管理制度、温湿度监测记录,其中两项属于贮存环节.结论 "行政+专家"的医疗器械使用质量评估新模式有利于推动Ⅲ类医疗器械使用质量安全监管由末端控制向风险控制转变、由经验主导向技术主导转变,有效加强行政监督能力.

目的 了解德阳市2015-2017年调味品质量及安全指标状况,为调味品的风险评估和有效的行政监督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于2015-2017年,采集德阳市9大类调味品,按照国家标准及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相关要求进行监督抽检和快速检测,测定罂粟碱、吗啡、那可丁、可待因、蒂巴因等违法添加物、甜蜜素、糖精钠、苯甲酸、山梨酸等食品添加剂、微生物以及产品质量等指标,分析检测结果,评价德阳市调味品质量及安全.结果 2015-2017年德阳市共采集1 316份调味品样本,监督抽检416份样本中,合格样本385份,不合格样本31份,合格率为92.55％;快速检测样本900份中,半固态调味料快速检测576份样本,快速检测阳性样本25份,快检阳性率为4.34％.不合格样品中检出项目包括:违法添加类物质的不合格率4.09％;食品添加剂(甜蜜素、糖精钠、苯甲酸、山梨酸)的不合格率为1.20％;质量指标全氮、总酸不合格率为0.96％;微生物指标(大肠菌群)不合格率为0.24％;标签的不合格率为0.94％.结论 德阳市2015-2017年调味品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有必要针对生产、流通、餐饮环节加强监督和管理.

目的:研究医疗保障局监督医疗服务机构的博弈均衡.方法:混合策略博弈.结果:长期对医疗保障局的监督是监督医疗服务机构的有效方法.结论:应该从强化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四个方面对医疗保障局的行政行为实施有效监督.

目的 了解《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总则》(GBZ 112-2017)卫生标准应用情况,为标准的修订、宣贯和标准化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针对标准宣贯、实施、质量和效益四个评价目标,采用调查表,对八省一集团中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诊断医师、卫生行政监督人员和放射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统计学分析,对标准实施状况和实施效果追踪评价.结果 共调查了21家职业病诊断机构、93名职业病诊断医师、70名卫生行政监督人员、1329名放射工作人员;诊断机构中有85.7％建立了诊断标准学习制度,57.1％配备了诊断医师标准培训经费;标准知晓率为75.6％～80％,标准培训率为48.4％～55.7％;GBZ 112-2017标准采用率为0;42.9％和48％诊断机构分别具备物理剂量估算和生物剂量估算能力,同时具备两种能力的诊断机构仅占42.9％;对标准11项条款判定的可行率分别为90％～97％,认可标准与法律法规一致性95％～97％,标准的满意度86％～87.1％.结论 本文为卫生标准跟踪评价工作积累了材料,为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总则卫生标准的修订、宣贯和管理提供了客观依据.

中医药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存有立法迟滞、名称多样、操作性不强等问题,有序推进中医药地方立法至关重要,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医药法》)的有效手段.地方推进中医药立法应立足《中医药法》的基本精神,了解地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需求,明晰《立法法》对地方立法权限及内容的相关规定,并可从规范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名称,发展地方特色及优势技术,细化地方扶持措施,扩充地方行政监督内容,健全中医药管理体制等着手,最终以形成既符合《中医药法》立法精神,又满足地方需求并突出地方特色的中医药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

目的:分析某院注射用质子泵抑制药(PPIs)用药的合理性,探讨临床药师协同行政科室共同监管合理用药的有效性.方法:某院自2016年起以临床药师干预与行政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注射用PPIs合理用药的监管工作.调取2017～2019年某院注射用PPIs的用药数据和使用的患者病历,分析并比较每年注射用PPIs的使用情况和不合理用药情况.结果:2017～2019年全院注射用PPIs的总消耗量、累积用药频度(累积DDDs)、总销售金额、PPIs占药物总费用的比例、限定日费用(DDC)均明显下降,但不同品种PPIs的变化趋势不同;注射用PPIs预防用药率、给药剂量不合理的比例均逐年下降(P<0.0167);无指征用药、剂型选择不合理和给药频次不合理的比例2018年和2019年较2017年均下降(P<0.0167),2019年较2018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67).结论:临床药师干预与行政监督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明显改善了注射用PPIs的用药合理性.

在"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公益众筹作为大病保险的一种社会互助模式应运而生.近年来网络筹款平台发展迅速,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的法律和伦理问题.通过分析医生在互联网公益众筹流程中的作用,剖析其可能面临的法律及伦理问题,进而提出在互联网公益众筹中医生行为的伦理讨论及解决对策,包括国家舆论引导、机构行政监督、个人的法律意识的建立等措施,旨在规范公益众筹的流程,促进其良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随着职业健康工作进入新时代,对与劳动者健康权益保障密切相关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必然提出更高的新要求.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修订发布《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对原有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制度进行了改进和完善:明确职业病诊断时限和缩短鉴定时限;强化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制度设计更具操作性;体现"放管服"管理思想;用语表述更为准确规范.《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的修订,有利于提高职业病诊断效率,保障劳动者权益;有利于强化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对职业病诊断机构和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工作的监督管理;有利于强化用人单位责任.但其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二十八条为法律价值的实现设置障碍;未明确规定"新证据"的定义;该法规生效时间给职业病诊断机构和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带来困扰.建议在今后该法规的修订中能够进一步完善.

目的 以新医改为起始点,分析国家医保局成立前后我国国家级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监管政策的变化和特点,为改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政策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内容分析等方法,构建"制定主体—参与主体—运用工具"分析框架对我国58份国家级基本医疗保险相关政策进行分析.结果 国家医保局成立前,多部门联合和国务院发文最多,政府部门是主要参与主体,政策工具中命令型、规范型、激励型、能力建设型、系统变化型和劝说型分别占30.3％、22.3％、12.6％、18.9％、14.3％和1.7％;成立后,制定主体以多部门、国务院和国家医保局为主,参与主体增多,政策工具中命令型、规范型、激励型、能力建设型、系统变化型和劝说型分别占39.4％、17.2％、8.0％、17.5％、14.6％和3.3％.具体到各类政策工具内部,法规管制、目标规划、行政监督等数量增加,信息公开、监管绩效考核、医保支付相关制度改革等数量减少.结论 政策制定主体逐步由多部门分散向协同联动方向转变,但协同性有待加强;参与主体趋向多元化,但利益关系有待协调;政策工具运用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内部均衡性不足.下一步需建立各方监管联动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调整与完善各类政策工具使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