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基于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分析构建Nomogram模型预测原位腺癌(AIS)、微浸润腺癌(MIA)及浸润性腺癌(IAC)的价值.方法 选取本院 97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且病理亚型明确的肺腺癌患者,将AIS和MIA归为第 1 组,IAC为第 2 组,比较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吸烟史、长径、短径及免疫组化Ki-67 等临床医学特征差异,采用 3D Slicer软件进行图像分割,特征提取与选择,通过LASSO算法对特征进行降维,筛选影像组学特征构建预测模型.再采用R软件的rms工具包构建Nomogram模型,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以评价Nomogram模型鉴别肺磨玻璃结节病理亚型的效能.结果 1)性别、吸烟史、长径、短径及免疫组化Ki-67 等临床医学特征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筛选 7 个 CT 影 像 组 学 特 征:平面度、大依赖低灰度强调、小波变换LHL第十百分位、小波变换HLL第十百分位、小波变换最小值、小波变换均值及小依赖低灰度强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3)基于CT影像组学特征建立预测肺磨玻璃结节病理亚型的Nomogram模型,训练集中AUC为 0.863,准确率为 87.9%,灵敏度为 67.9%,特异度为 91.1%;验证集中 AUC为 0.792,准确率为 75.0%,灵敏度为66.7%,特异度为 90.5%,可见此Nomogram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结论 对于预测肺腺癌浸润程度,Nomogram 模型具有明显优势,可作为一种鉴别手段.

在临床研究中,免疫表型(Immunophenotying)一直是对接受治疗的患者体内免疫细胞进行表征的主要分析方法,这对于了解疾病进展和治疗效果至关重要. 目前,流式细胞术已成为免疫学研究中表征表面标志物表达情况的主要方法. 研究证实,这种方法高效、实用,但需要训练有素的使用者投入大量的时间.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是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中占比较高的免疫细胞。TAMs已被证明在TME的发展中起重要的免疫抑制作用，并促进肿瘤免疫逃逸、生长和转移。通过训练免疫(代谢重编程、表观遗传重塑)调控TAMs的功能极化，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因此，深入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为免疫介导疾病的发病机制呈现更全面的视角，还可以为临床抗肿瘤免疫治疗提供新的策略。本综述概述了TAMs的起源，以及TAMs极化的表型和机制，就代谢重编程和表观遗传重塑对TAMs的调节机制进行了讨论，总结了两者对TAMs活化、极化的调控，以及TAMs在现阶段临床中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开发新的免疫预防和治疗策略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初诊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经糖皮质激素(GC)治疗失败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保定市第一医院血液科初诊ITP并接受规范GC治疗的82例患者作为训练集，并依据治疗结果分为成功组(46例)和失败组(36例)；按相同标准选取2021年1月至2021年7月收治的患者40例作验证集。比较成功组和失败组患者临床资料，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初诊ITP患者经GC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并评价。结果:成功组与失败组患者年龄、性别、血小板(PLT)计数、白细胞介素-17(IL-17)、P-糖蛋白(P-gp)、CD4 ＋T淋巴细胞、骨髓巨核细胞计数、血清抗核抗体(ANA)、PLT相关抗体、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NAP)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IL-17水平( OR＝2.336，95% CI：1.452～4.165， P＝0.005)、P-gp表达水平( OR＝3.723，95% CI：1.224～5.118， P＝0.013)、骨髓巨核细胞数( OR＝4.778，95% CI：3.178～5.889， P＝0.028)、PLT相关抗体表达( OR＝0.347，95% CI：0.133～0.938， P＝0.031)为GC治疗失败的独立影响因素(均 P<0.05)。训练集和验证集列线图模型的C-index计算结果分别为0.822(95% CI：0.735～0.891)、0.809(95% CI：0.711～0.856)，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15(95% CI：0.745～0.902)、0.843(95% CI：0.733～0.887)，列线图模型的临床决策曲线阈值概率在0.01～0.95范围内，净获益率>0。 结论:IL-17水平升高、P-gp高表达、骨髓巨核细胞数减少、PLT相关抗体阳性是GC治疗失败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观察中药松弛膏联合跑台训练对废用性肌萎缩(DMA)大鼠腓肠肌磷脂酰肌醇激酶3(PI3K)/蛋白激酶B(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信号通路及炎性反应的影响。方法:将45只Wistar大鼠分为正常对照组( n＝8)及造模组( n＝37)，选用Nagai法将造模组大鼠制成左后肢DMA模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32只DMA制模成功大鼠分为模型对照组(MC组)、运动干预组(EX组)、中药松弛膏组(SC组)及联合治疗组(CR组)，每组8只大鼠。MC组大鼠不给予任何干预；EX组大鼠给予跑台训练(跑台速度为18 m/min)，每天训练1次，每周训练6 d；SC组大鼠给予中药松弛膏局部涂抹，每天治疗1次，每周治疗6 d；CR组大鼠先给予跑台训练(同EX组)，再给予中药松弛膏局部涂抹(同SC组)，每天治疗1次，每周治疗6 d。于干预6周后采用HE染色法评估各组大鼠左后肢腓肠肌病理形态变化，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各组大鼠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白细胞介素-10(IL-10)含量，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qRT-PCR)及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各组大鼠PI3K、Akt、mTOR mRNA水平及蛋白含量。 结果:MC组肌纤维排列紊乱，有大量炎性细胞浸润，CR组肌纤维排列紊乱、炎性细胞浸润情况均显著缓解。干预后CR组炎性因子TNF-α、IL-1β含量[分别为(0.138±0.004)pg/ml和(0.272±0.020)pg/ml]均较MC组、EX组及SC组显著降低( P<0.05)，抗炎因子IL-10含量[(0.240±0.014) pg/ml]均较MC组、EX组及SC组明显增加( P<0.05)；另外CR组PI3K、Akt、mTOR mRNA水平及蛋白含量亦较MC组、EX组明显增加( P<0.05)。 结论:中药松弛膏联合跑台训练能协同上调DMA大鼠抗炎因子IL-10水平及PI3K/Akt/mTOR信号通路表达，下调促炎因子TNF-α、IL-1β含量，抑制肌纤维炎性反应，促进肌纤维蛋白质合成，有助于DMA病情缓解。

目的:检测凋亡相关长非编码RNA(lncRNA)对肺腺癌(LUAD)预后的预测能力，并探讨其分子机制。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和高通量基因表达数据库(GEO)分别下载535例和125例LUAD患者转录组和临床信息，筛选出与161个凋亡基因高度相关的lncRNA。通过Cox回归和lasso分析获取预后相关lncRNA并构建预测模型，并验证模型的稳定性。通过肿瘤突变负荷(TMB)、药物敏感性、免疫细胞相关性和基因集变异分析探讨该模型可能的生物学途径及潜在的分子机制。结果:研究构建一个由19个凋亡相关的lncRNA组成的LUAD预后预测模型。通过模型风险评分可将LUAD患者分为高低风险组，高评分与患者总生存率呈负相关( P<0.05)。训练集和测试集中1、3、5年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均>0.7。该评分与患者的临床指标如总分期[Ⅰ/Ⅱ/Ⅲ+Ⅳ分别为－0.069(－0.256，0.169)比0.063(－0.156，0.309)比0.099(－0.099，0.463)， H＝16.9， P<0.01]、T分期[T1/T2/T3+T4分别为－0.083(－0.389，0.130)比0.037(－0.165，0.282)比0.180(－0.066，0.392)， H＝20.8， P<0.01]和N分期[N0/N1/N2+N3分别为－0.055(－0.252，0.201)比0.043(－0.143，0.357)比0.119(－0.064，0.457)， H＝13.1， P<0.01]成正相关，可作为LUAD的独立预后因素(风险比＝3.402，95%可信区间：2.338~4.952， P<0.01)。高评分组患者对Gefitinib的药物敏感性高于低评分组[2.168(2.101，2.239)比2.204(2.153，2.251)， Z＝11.60， P<0.01]，同时对Dasatinib[0.989(0.353，2.056)比1.463(0.809，2.402)， Z＝11.60， P<0.01]以及Imatinib[4.925(4.873，4.971)比4.937(4.892，4.972)， Z＝10.60， P<0.05]的药物敏感性也高于低评分组。评分影响肿瘤免疫细胞含量。高风险组TMB高于低风险组[6.105(2.395，12.421)比4.342(1.579，10.237)， Z＝8.41， P<0.05]，且主要富集glycolysis，myc targets v1和mtorc1 signaling等信号通路。 结论:建立基于凋亡相关lncRNA的LUAD预后模型，并验证了该模型的性能。

目的:构建预测D2 +根治性胃腺癌切除术后病变组织检测Rictor蛋白阳性患者无进展生存（PFS）的列线图模型，并分析其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收集2005年5月至2020年12月于山西省肿瘤医院接受D2 +根治性切除术的1 366例胃腺癌患者组织样本，使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Rictor蛋白表达。Rictor阳性676例，按7∶3比例进行简单随机分组，其中训练队列496例，验证队列180例。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Rictor蛋白表达情况及其他临床病理因素与Rictor阳性患者PFS的关系，确定PFS独立影响因素。根据PFS独立影响因素构建预测胃腺癌患者3年和5年PFS率的列线图。进行10 000次重复采样的内部交叉验证，检验预测模型的准确度。通过校准曲线、时间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进一步评估模型的内部和外部预测能力。应用列线图模型对训练队列496例PFS进行评分，采用X-tile软件获得评分的最佳临界值，根据最佳临界值将总体队列、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病例分为低危组（≤最佳临界值）和高危组（>最佳临界值），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各队列低危组和高危组PFS差异。 结果: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年龄、pT分期、阳性淋巴结数、神经侵犯、肿瘤长径、网膜侵犯、Clavien-Dindo术后并发症分级、CGA的表达为Rictor阳性胃腺癌训练队列PFS的独立影响因素。依据上述指标构建预测Rictor阳性胃腺癌患者3年和5年PFS率的列线图。内部验证和外部验证的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与实际PFS吻合较好。时间ROC曲线显示，内部验证和外部验证模型预测3年PFS率的AUC分别为0.834（95% CI 0.746~0.823）、0.799（95% CI 0.699~0.868），预测5年PFS率的AUC分别为0.817（95% CI 0.718~0.821）、0.795（95% CI 0.675~0.895）。模型整体预测的C指数为0.795（95% CI 0.764~0.825），优于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8版TNM分期的0.693（95% CI 0.662~0.723）；外部验证DCA示，模型预测的C指数为0.769（95% CI 0.718~0.821），优于AJCC第8版TNM分期的0.715（95% CI 0.669~0.760）。X-tile软件分析示训练队列模型PFS评分的最佳临界值为265.08，所有队列、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低危组分别有457、337、120例，高危组分别有219、159、60例。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所有队列、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低危组中位PFS时间均未达到，高危组中位PFS时间分别为24、24、28个月，各队列低危组和高危组间PF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结论:首次成功构建了针对Rictor阳性表达的胃腺癌患者PFS预测的列线图模型，该模型能较好区分PFS风险低危和高危患者。对于Rictor表达阳性的高危胃腺癌患者，除了控制肿瘤的转移和术后并发症，还应该注意针对Rictor表达阳性的靶向治疗。

训练免疫是近10余年新出现的免疫学术语，指固有免疫系统对再次刺激所产生的记忆免疫。训练免疫能够非特异性增强机体的免疫防御功能，也参与过敏性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训练免疫在疾病预防、治疗和发生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现就训练免疫的定义、机制、诱导剂及其对儿童健康的影响进行阐述，以提高儿科医师对训练免疫的认识。

目的:构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LEASO)介入疗效的预测模型并进行效能评价，预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介入治疗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38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资料，其中男性188例，女性50例，年龄35～88岁，平均68岁。根据7∶3比例简单随机分为训练集( n＝166)与测试集( n＝72)，并在训练集及测试集中根据是否发生不良预后，分为MALEs组和非MALEs组，训练集及测试集MALEs组分别为67例及26例，非MALEs组分别为99例及46例；在训练集中通过LASSO回归筛选出对于结局事件最重要的变量，作为模型的预测指标纳入到多因素Logistic回归中，构建预测模型并使用列线图可视化处理，并使用训练集及测试集的数据对模型效能进行检测。 结果:通过LASSO回归选择出全身免疫炎症反应指数(SIIRI)、Rutherford分级>4级、膝下动脉段分级(IP)>1级、踝下动脉段分级(P)≥1级作为模型的预测指标，构建回归模型。模型在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数据中曲线下面积、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0.813、80.6%、72.7%和0.764、65.4%、80.4%，校准曲线与期望基本一致，模型的决策曲线在训练集及测试集的阈值概率为0～0.79和0～0.66的范围内时，模型在临床上应用的准确性、净获益率最高。结论:通过患者术前的Rutherford分级、IP分级、P分级及SIIRI构建的预测模型可以早期识别MALEs的高危人群并针对性的强化治疗，有助于改善此类患者的预后，在临床中具有一定价值。

目的:探讨二甲双胍(metformin)改善慢性脑低灌注大鼠认知功能障碍的作用和机制。方法:82只3~4月龄SPF级雄性SD大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对照组(Con组， n＝15)、假手术二甲双胍给药组(Met组， n＝20)、双侧颈总动脉结扎(2-vessel occlusion，2VO)组(2VO组， n＝22)、双侧颈总动脉结扎+二甲双胍给药组(2VO+Met组， n＝25)，采用双侧颈总动脉结扎法建立慢性脑低灌注模型，假手术组只分离血管，不接扎。建模后按照每天100 mg/kg剂量连续4周给予二甲双胍溶液饮用水。二甲双胍干预4周后，Morris水迷宫实验检测大鼠的空间认知功能，在体电生理技术检测大鼠的长时程增强，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海马组织的炎性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和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浓度水平，同时采用高尔基染色观察海马神经元树突棘的密度，透射电镜观察海马神经元的突触结构，尤其是囊泡密度。采用SPSS 16.0进行统计分析，水迷宫7 d重复学习训练的逃避潜伏期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余数据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Dunnett's t检验。 结果:Morris水迷宫结果显示，在7 d的学习训练中，4组大鼠逃避潜伏期的时间和组别交互作用不显著( F＝0.93， P>0.05)，但是时间主效应( F＝25.90， P<0.05)和组别主效应( F＝13.20， P<0.05)显著；在第3~7天的平台位置学习中，2VO组大鼠逃避潜伏期显著长于Con组和2VO+Met组(均 P<0.05)。休息1 d后检测大鼠短期记忆，结果显示：2VO组大鼠逃避潜伏期显著长于Con组和2VO+Met组( P<0.01)，同时2VO大鼠的平台区域滞留时间和穿梭次数均少于Con组( P<0.01)和2VO+Met组( P<0.01)。电生理结果显示：高频刺激后，2VO组相对兴奋性突触后场电位斜率[(1.29±0.09)]显著低于Con组[(2.07±0.09)]和2VO+Met组[(1.69±0.08)]( P<0.01)。ELISA结果显示：2VO组海马组织TNF-α含量水平显著高于Con组和2VO+Met组；2VO组海马组织IL-1β和IL-6含量水平显著高于Con组和2VO+Met组。2VO组海马神经元树突棘密度显著低于Con组和2VO+Met组。2VO组海马神经元不成熟树突棘密度和比例显著高于Con组和2VO+Met组。2VO组海马CA1区神经元的突触囊泡密度[(230.29±19.44)个/μm 2]显著低于Con组[(414.52±13.17)个/μm 2]和2VO+Met组[(313.19±12.42)个/μm 2](均 P<0.05)。 结论:二甲双胍能够降低慢性脑低灌注海马组织神经炎性反应，同时能够改善突触可塑性和认知功能障碍，在治疗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方面可能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