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分析深圳市南山区院前急救救护车的空诊案例，为减少院前急救救护车空诊率和分级调度制度建设提供依据。方法:统计2014至2018年经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即南山区唯一一家三甲医院）救护车出诊后因呼叫者原因接不到患者的登记资料，分析空诊原因、空诊发生的时间段（每3 h为1个时间段）和呼叫120原因。结果:① 2014至2018年深圳市南山区院前急救救护车空诊率呈逐年波动下降趋势，分别为31.22%（2 515/8 055）、26.94%（2 147/7 970）、29.80%（2 398/8 046）、25.69%（1 844/7 177）和21.89%（1 686/7 703），5年总空诊率为27.19%（10 590/38 951）。②空诊原因分布：10 590次空诊事件中前3位分别为来电取消、车到人走和患者自送，分别占36.87%、25.08%和17.03%，各年空诊原因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17.626， P<0.001）。③空诊时间段分布：发生空诊事件的前3个时间段分别为21：00～23：59、18：00～20：59和09：00～11：59，分别占16.86%、14.95%和13.54%，各年空诊时间段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32.571， P＝0.252）。④呼叫120原因分布：10 590次空诊事件中，前5位呼叫120原因分别为晕倒/晕厥、外伤、酒精中毒、交通事故伤、斗殴，分别占20.13%、15.67%、9.97%、8.64%和6.45%，呼叫120原因分布在各年间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94.213， P<0.001）。 结论:深圳市南山区院前急救救护车空诊率较高，患方取消救护车服务是造成空诊的主要原因；提高调度员的专业水平和分诊能力，完善院前急救制度建设和加大社会宣传有利于降低空诊率。

目的:观察120调度员运用两种不同的筛查量表早期识别脑卒中并给予相关电话指导救治的效果。方法:选择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开封市120急救中心接警的脑卒中及疑似脑卒中2 027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比较1 020例采用脑卒中识别量表（ROSIER）实施电话指导以及1 007例采用面、臂、言语、时间量表（FAST）评分实施电话指导患者最终脑卒中诊断阳性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差异。结果:采用ROSIER评分组识别脑卒中的阳性检出率较FAST评分组更高〔31.4%（320/1 020）比29.3%（295/1 007）〕，错报率明显低于FAST评分组〔14.9%（152/1 020）比18.8%（189/1 007）， P<0.05〕，患者呕吐、坠床、抽搐等所致不良事件发生率均降低〔分别为0.5%（1/208）比2.2%（4/185）、0%（0/26）比20.0%（2/10）、2.1%（1/48）比10.3%（3/29）〕，但两种评分组仅坠床所致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ROSIER组总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FAST组〔0.7%（2/282）比4.0%（9/224）， P<0.05〕。FAST评分组耗时较ROSIER评分组更短（min：1.2±0.2比2.5±0.3），但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通过两种不同量表评分均可早期识别卒中患者，并给予及时地院前指导，进而可降低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ROSIER评分虽然耗时更长，但调度员是利用回拨电话进行指导并不影响派车时效。

目的:研究嘉定区院外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患者2015-2019年复苏后存活到院和存活出院的变化趋势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发生在本区由疾病因素导致的、急救人员实施复苏的成人（≥18岁）OHCA患者的资料。资料来源本中心电子病历、派遣系统记录（录音）、急救医生的纸质记录和医院内就医记录。患者（旁观者）的基本资料、急救程序和复苏结果参照Utstein模式进行分组，并按年度描述。时间变化趋势采用 χ2检验，构建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存活到院和存活出院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1305例OHCA患者纳入标准，存活入院率为4.14%，从2015年的1.87%上升到2019年的7.31%（ P=0.009）。出院存活率为1.23%，从2015年的0.37%增加到2019年的3.32%（ P=0.003）。存活出院患者中神经功能分类（cerebral performance category, CPC）为良好（CPC1/ CPC2）的构成比没有时间趋势的变化（ P=0.339）。医生/调度员总体电话识别率12.87%，识别率从2015年的7.49%提高到2019年的19.27%（ P<0.01）。旁观者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的比例为17.39%,从2015年的9.36%上升到2019年的25.19%（ P=0.000）。可除颤心律（室颤/无脉性室速）的比例为4.06%，该构成比没有时间趋势的改变（ P=0.323）。没有发现旁观者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病例，急救反应时间为（15.45±8.71）min，从2015年的（15.10±8.12）min缩短至2019年的（13.41±6.47）min（ P<0.01）。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男性患者( OR=0.315, 95% CI: 0.168~0.519, P=0.000)、不可除颤心律( OR=0.096, 95% CI: 0.043~0.012, P=0.000)和发生在公共场所( OR=2.411, 95% CI: 1.302~4.463, P=0.005)是院前存活到院的独立预测因素；男性患者( OR= 0.247, 95% CI: 0.070~0.866, P=0.029)、不可除颤心律( OR= 0.072, 95% CI: 0.016~0.318, P=0.001)、没有使用肾上腺素( OR=5.953, 95% CI: 1.222~29.012, P=0.005)和机械按压( OR=10.836, 95% CI: 1.361~86.309, P= 0.024)是存活出院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5年间OHCA患者的存活率有趋势性的改善，主要是由电话识别率的提高、旁观者CPR率增加和急救反应时间缩短等一系列OHCA生存链构建的累积结果，然而，总体存活率仍然较低，今后的重点应提高旁观者CPR质量，加快AED的布局，并鼓励旁观者使用，以进一步改善OHCA患者预后。

目的:评价第一目击者在对院前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OHCA)患者进行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时是否接受调度员指导(dispatcher-assiste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DA-CPR)对OHCA患者结局是否有影响。方法:通过检索在中文及英文各大数据库公开发表的临床研究，筛选出关于对院前心脏骤停患者心肺复苏时是否进行DA-CPR的文献,按照Cochrane Handbook5.1.0标准，对纳入文献质量进行评价，并提取出相关有效数据，应用Review Manager 5.3软件，对三个结局指标（自主循环恢复、存活至出院、神经功能良好）分别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21项研究，共计349 822例患者，其中DA-CPR组182 125人，CPR-Only组167 697人。分析结果显示:在美国、日本、韩国，DA-CPR相比CPR-Only未能提高OHCA停患者的ROSC率， RR=1.10，95% CI: 0.94~1.29, P=0.24；未能提高OHCA患者的出院存活率， RR=1.10，95% CI: 0.90~1.34 , P=0.34；未能提高OHCA患者的神经功能良好率， RR=1.01，95% CI: 0.79~1.28, P=0.97。而在中国，DA-CPR相比CPR-Only，能提高OHCA患者的ROSC率， RR=2.61，95% CI: 1.53~4.46, P=0.0005；能提高OHCA患者的出院存活率， RR=6.08，95% CI: 1.84~20.04, P=0.003；能提高OHCA患者的神经功能良好率， RR=9.76，95% CI: 1.87~51.02, P=0.007。 结论:DA-CPR在世界总体范围内的效果无统计学意义。但因发现DA-CPR在不同国家的效果差别较大，所以需具体而言：在发达国家，DA-CPR与无调度员指导的BCPR相比，不能明显提高OHCA患者的ROCS率、出院生存率和神经功能良好率。而在提高我国OHCA患者的ROCS率、出院生存率和神经功能良好率方面，DA-CPR优于无调度员指导的BCPR，有统计学意义。

院外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是我国严重的社会公共健康问题，30 d出院生存率约为1% [1,2]，用于抢救OHCA的"救命神器"自动体外除颤仪（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在国内公共场所配置起步较晚 [3]，居民知晓度低 [4]。虽然近年来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倡导下公共场所配置AED已形成社会共识，但通常很难定位和获取 [5]，社会公众无法及时获取 [6]。如何将AED的配置位置与急救中心调度系统结合，实现信息共享与联动，是当前的一大难点和热点问题 [7]。杭州市萧山区于2021年在交通枢纽、公共文化设施、初中以上学校等公共场所统一配置630台AED，同时将院前急救调度信息系统和医疗优先分级调度系统（medical priority dispatchsystem，MPDS）与AED信息平台进行资源整合和联动应用。本研究基于萧山区120调度员与OHCA现场第一目击者的互动合作，探索提高AED获取使用率的可行性 [8]。

目的:调研中国急救人员电话指导心肺复苏（telephone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CPR）的实施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导致T-CPR实施率低的主要原因，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方法:采用多中心的横断面调查研究，以方便抽样的方法从中国六大地理分区中分别抽取共计20个城市，通过匿名在线电子问卷的方法调查各城市急救人员对T-CPR的认知及实施情况。根据T-CPR实施频率分为常规T-CPR组和非常规T-CPR组。分别使用 t检验和卡方检验分析组间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的差异。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实施T-CPR的影响因素。 结果:①共1 191人填写问卷，T-CPR的知晓率为80.94%。960人知晓T-CPR且问卷填写完整纳入研究。常规T-CPR组（401人），非常规T-CPR组（559人）。939人（97.81%）认为对于能够通过电话判定的心脏骤停，应该实施T-CPR。②401人（41.77%）在临床实践中常规实施T-CPR，其中237人（24.68%）总是实施T-CPR，164人（17.08%）经常实施T-CPR。③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 OR=1.787，95% CI：1.235~2.587， P=0.002）、年龄（ OR=1.025，95% CI：1.004~1.047， P=0.020）、专业背景为临床医学（ OR=2.926，95% CI：1.387~6.171， P=0.005）、电话调度员（ OR=5.305，95% CI：3.463~8.126， P<0.01）、使用医疗优先分级调度系统（medical priority dispatch system, MPDS）（ OR=1.941，95% CI：1.418~2.656， P<0.01）、有T-CPR制度或流程（ OR=3.879，95% CI：2.652~5.674， P<0.01）是急救人员实施T-CPR的有利因素。④常规T-CPR组实施T-CPR的原因中前三位依次是曾经接受T-CPR培训（67.08%）、认为T-CPR能够提高生存率（63.59%）、有标准的T-CPR流程（63.09%）。非常规T-CPR组中急救人员未实施T-CPR的原因中前三位依次是担心旁观者依从性（42.04%）、担心旁观者心肺复苏质量（38.28%）、担心医疗纠纷（36.14%）。 结论:急救人员T-CPR的知晓率和实施率仍然有待提高。T-CPR的实施需要依靠具备临床医学背景的电话调度员、明确的T-CPR制度、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MPDS等专业辅助工具。提高公众对心脏骤停和心肺复苏的认知、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也有利于T-CPR的实施。

院外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患者的生存率与第一目击者立即心肺复苏（cardiac 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自动体外除颤仪（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快速除颤、院前急救系统的响应时间与高级生命支持的质量、院内救治效率等密切相关 [1,2,3,4]。本文报道由120调度员指导第一目击者对1例OHCA患者CPR及AED除颤、救护车急救人员现场恢复患者自主循环（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ROSC），院内多学科合作，在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ein-artery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VA-ECMO）与机械通气的支持下，植入支架1枚，患者康复出院。

高级调度在线生命支持系统（advanced dispatch online life support system，ADLS)主要应用于在救护车到达之前，120调度员根据系统预案指导报警人第一时间采取力所能及的自救互救措施，包括电话指导的心肺复苏，通过"Follow me （跟我做）"的方式不间断在线语音指导，将急救前移至报警阶段，实现"报警即急救"，弥补院前急救的"空窗期" [1]。2022年6月，江西省九江市作为我国ADLS首批3个试点应用城市之一，至今已为3 700多例患者提供有效在线院前急救医学指导，其中包括创伤、气道异物梗阻、心脏骤停等成功案例。本文通过介绍120调度员应用ADLS指导第一目击者在现场对一例院外心脏骤停患者实施电话指导心肺复苏的诊治过程（伦理审批号　jjumer-a-2023-0405），分享ADLS在院前急救中的应用体会，以提高我国院外心脏骤停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院外心脏骤停（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OHCA）生存率在0.6%~25%之间，我国则不到1% [1,2]，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OHCA的抢救时间窗为4~6 min，必须在时间窗内实施CPR与除颤；每延迟1 min，OHCA生存率降低10%。每平方公里的救护车数量需要增加80%才能将救护车响应时间缩短1 min [3]。在救护车到达之前的早期心肺复苏和除颤可以帮助提高OHCA的生存率和良好的神经系统预后 [4,5]。全球复苏联盟（Global Resuscitation Alliance, GRA）建议使用智能技术扩展心肺复苏和公共除颤项目，通知OHCA事件周围的志愿者，提供早期心肺复苏和除颤 [6,7]。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应用移动应用程序提高对OHCA的反应机会 [8]。2007年起，欧美发达国家紧急医疗服务调度中心利用智能手机APP将急救志愿者纳入急救服务系统（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EMS） [9]，调派急救志愿者参与急救，为OHCA患者提供早期CPR和除颤，从而挽救了更多OHCA患者的生命。青岛市急救中心运用"互联急救APP"，构建120调度中心AED电子地图，招募并培训急救志愿者，当120调度员利用MPDS调度系统问询判断为OHCA事件时，调度员在调派救护车及电话指导心肺复苏（T-CPR）的同时，通过"互联急救APP"或电话调派距离OHCA事件周围1.0~1.5 km内的志愿者。急救志愿者根据APP中显示的AED地图，获取AED参与现场急救。现对2021年1月至2022年3月"互联急救APP"调派急救志愿者参与急救的情况进行回顾分析，以期为我国院前急救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调派急救志愿者参与OHCA急救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