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骤停(cardiac arrest,CA)是全球成人主要死亡原因之一,院外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OHCA)的年发病率在10万人中为30.0～97.1例[1].我国OHCA患者每年超过百万,但出院存活率和良好神经功能预后的比例极低[2].CA后脑损伤是导致患者死亡和长期残疾的关键因素[3].目标温度管理(targeted temperature management,TTM)是当前国际指南中唯一被推荐的具有神经保护效果的干预措施[4].尽管目标温度的选择在TTM治疗过程中一直存在争议,但最新的证据表明,高质量的TTM治疗对于改善CA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5].

患者男性,46岁.1月前突发心脏骤停入院,心电图下壁Ⅱ、Ⅲ、aVF导联出现Lambda波,冠状动脉造影提示前降支及右冠状动脉中段90％局限性狭窄并痉挛,考虑当时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所致.

颅骨和脊柱结构间的生物力学关系使两者可能发生伴随损伤,头部损伤合并颈椎损伤的发生率为6.5％.在强直性脊柱炎中,由于脊柱僵硬,骨折风险可能增加3～4倍,并随着疾病持续时间延长而增加.脊柱骨折患者中有52.1％的患者患有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脊柱骨折延迟诊断率为31.4％,其中三分之一的患者出现延迟性SCI.漏诊会造成严重后果,有报道称手术治疗可降低死亡风险,特别是早期手术.创伤后要考虑因SCI导致心脏骤停(cardiac arrest,CA)的可能[1-4].本研究报道1例有强直性脊柱炎40余年的老年患者,颅脑创伤伴高位颈部SCI致院前CA延迟诊断最终死亡的病例.

目的:分析体外心肺复苏（ECPR）技术在抢救心脏骤停经常规心肺复苏未恢复自主循环患儿的临床不良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3例院内不同场所发生的难治性心脏骤停患儿ECPR治疗的临床资料及不良预后，并对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复习。结果:3例患儿均为女性，年龄分别为9岁、3岁3个月、2岁6个月。病例1、3患儿均以发热、呕吐起病，既往体健，无先天性心脏病病史，病情进展迅速出现心脏骤停。病例2患儿既往有肝外型门静脉-体静脉异位引流病史，堵闭术后出现急性门静脉高压综合征，再次取出堵闭塞时出现心脏骤停。3例患儿经常规心肺复苏均未恢复自主循环，后行ECPR治疗，但ECPR治疗下3例患儿预后不佳，出现脑功能障碍、严重渗漏综合征、多脏器功能衰竭等并发症。结论:非ICU环境下的ECPR受多种环境因素、设备及人员限制的影响。目前国内报道的儿童ECPR生存率低。

目的:研究2019年10月至2021年12月本院2 601例院内心脏骤停（in-hospital cardiac arrest, IHCA）患者的流行病学数据，描述IHCA的特征，探讨IHCA早期预警及防范的因素。方法:根据复苏实施情况分为心肺复苏（CPR）组、无复苏意愿（DNAR）组，根据复苏结果分为有ROSC组和无ROSC组，采用回顾性分析IHCA发生的特征。结果:IHCA发生男女比例为1.9，年龄为（67.05±16.23）岁；酸碱失衡/电解质紊乱、肺部感染、呼吸衰竭、高血压病是占据前四位的骤停前状态，超过一半的患者有此类情况。所有经历CPR的IHCA患者ROSC率为24.3%，ICU患者复苏成功率明显高于普通病房，IHCA发生在0点至7点之间的ROSC率明显降低。结论:IHCA多发生于老年男性，尽早识别骤停前状态的危险因素有利于早期预警心脏骤停发生，提高IHCA救治率。

目的:分析院外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患者发病原因和不同病因下院前急救措施和复苏结局的差异，提高其抢救成功率。方法:回顾性收集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北京急救中心接诊的所有OHCA患者资料，包括院前急救病历及医疗机构内抢救结果。比较心源性和非心源性心脏骤停患者的基本情况，采用非参数检验和卡方分析方法比较不同组别患者抢救措施和复苏结果的差异。结果:本研究共纳入7 517例患者，心源性心脏骤停患者年龄较大，多伴有基础疾病（84.2%），且在家中发病为主。非心源性心脏骤停的原因包括疾病（85.1%）、创伤（2.9%）、自杀（5.0%）、交通事故（1.7%）及中毒（1.1%）等。在急救措施方面，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后，对心源性患者采取抢救措施的比例较高（22.3%），包括心肺复苏、气管插管、除颤、吸氧、注射肾上腺素和使用其他药物均显著高于非心源性患者（均 P<0.001）。在临床结局方面，心源性与非心源性患者自主循环恢复（ P=0.072）和24 h存活（ P=0.093）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心源性心脏骤停是OHCA的主要原因，多伴有基础疾病，且年龄较大，以家中发病为主要临床特征，应继续加强院前急救心脏骤停综合救治措施，以提高OHCA抢救成功率。

院内心脏骤停（in-hospital cardiac arrest，IHCA）是住院患者出现心脏的血液循环停止、需要胸外心脏按压或心脏电除颤危急重症 [1-2]，发生率1‰~10‰ [3-4]，meta分析报道IHCA出院存活率17.6%、1年存活率13.4% [5]，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负担。根据2015更新的院内心脏骤停Utstein标准，研究IHCA预后的时间点包括出院时间、自主循环恢复（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ROSC）后30 d及1年 [6]。部分IHCA患者住院时间过长，可能因为多种原因放弃某些关键性治疗措施或者终止治疗从而影响IHCA长期预后的研究，因此ROSC 30 d仍然是研究IHCA不可忽视的重要时间点。IHCA预后评价工具有助于帮助临床医生或患者家属做出临床决策，目前常用的IHCA评价工具包括复苏后良好结局评分（good outcome following attempted resuscitation，GOFAR）与GOFAR2评分 [7-9]，然而这些预测工具均以出院时临床状况作为终点指标，目前尚未见预测院内心脏骤停ROSC 30 d死亡的相关预测模型报道。因此，研究团队通过双中心回顾性研究构建院内心脏骤停ROSC 30 d死亡的列线图，旨在帮助临床医生更准确预测IHCA结局指导临床工作。

目的:系统评价院外心脏骤停（OHCA）患者生存率相关预测模型。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Elsevier、Web of Science、Springer、Ovid、中国知网、万方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有关OHCA患者生存率的预测模型，检索时限从建库至2022年2月28日。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和数据提取，并采用PROBAST工具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结果:最终纳入17项研究，共计24个相关预测模型，其中以OHCA患者出院存活率作为结局指标的预测模型的频次最高（ n=13），其次为30 d或1个月生存率（ n=8）和1年生存率（ n=3）。9项研究对构建的模型进行内部验证，2项研究进行了外部验证，1项研究采用时间验证。纳入模型的AUC范围在0.664~0.97之间，Meta分析显示，合并后AUC值为0.845（95% CI:0.813~0.876）。所有模型适用性较好，但偏倚风险较高，主要由于不当的缺失值处理、变量筛选、缺乏外部验证、模型性能评估及过度拟合等方面信息不足。 结论:当前预测模型性能差异性较大，偏倚风险高。未来研究可对现有模型进一步优化和外部验证，并建议规范化构建适用于我国OHCA患者中远期生存率的预测模型。

肺动脉高压是由各种原因引起肺血管壁异常重塑而导致的以肺血管阻力和肺动脉压力升高为特征的严重心血管疾病，一旦合并妊娠，病死率极高。本例为未定期产前检查的妊娠合并结缔组织病相关重度肺动脉高压患者，连续2次妊娠先后发生心脏骤停、肺动脉高压危象及右心衰竭，通过多学科团队及时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提供有效的心肺支持，病情稳定出院。出院随访10个月，母儿结局良好。本例虽抢救成功，但必须认识到重度肺动脉高压严重危害母儿健康，属于妊娠禁忌证，不宜妊娠。

目的:探讨中国急性胸痛急诊评估与管理（EMPACT）评分在急性胸痛患者危险分层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按照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选取2021年2—4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胸痛患者548例，按EMPACT评分进行危险分层，终点事件为30 d内主要不良事件（MAE），包括全因死亡、急性心肌梗死（AMI）、紧急血运重建、心脏骤停、心源性休克及其他需要紧急处理危及生命的情况。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EMPACT评分对MAE的预测价值。结果:548例患者中，30 d内发生MAE 75例（MAE组），MAE发生率为13.7%；未发生MAE 473例（无MAE组）。MAE组EMPACT评分明显高于无MAE组[8（12，18）分比5（2，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 = 8.94， P<0.01）。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EMPACT评分与MAE的发生呈正相关（ r = 0.38， P<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EMPACT评分预测30 d MAE的曲线下面积为0.820（95% CI 0.770~0.871），截断值为9.5分（由于该评分系统均为整数，截断值取10分），灵敏度为88.6%，特异度为60.0%。 结论:EMPACT评分有较好的危险分层能力，可实现对急性胸痛患者安全和有效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