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女，58岁，因“突发左下肢肿胀5 d”入院。既往有肺栓塞、脑梗死和冠心病病史，未规律抗凝治疗。查体：左下肢重度水肿，呈凹陷性，皮温升高。下肢静脉彩超：左侧股总静脉、股深静脉近心端、股浅静脉、腘静脉管腔扩张，其内可见低回声，压之管腔不能闭合。全腹部三期强化CT：下腔静脉、左侧髂总静脉、髂外静脉可见条状充盈缺损。肺动脉CTA：双肺动脉主干可见充盈缺损影。依据患者病史、体征及辅助检查，入院诊断：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化验检查，排除手术禁忌。下腔静脉造影：右肾静脉及肾静脉开口至双髂静脉汇合处下腔静脉造影剂充盈缺损，考虑血栓形成，不适合于肾静脉下方放置下腔静脉滤器，遂于右肾静脉上方下腔静脉内放置Illicium滤器（Visee公司，中国），滤器近心端高度位于第12胸椎中点水平（图1），位置良好，血流通畅。术后予抗凝、消肿等支持治疗，患者下肢肿胀好转出院。患者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后第11天，为取出滤器再次入院，DSA见滤器倾斜、移位，回收钩进入右肾静脉（图2），标准滤器回收法无法取出。经过讨论和体外模拟回收试验后，决定行经颈、股静脉双入路，联合Loop技术和长鞘推进回收技术进行滤器回收。患者取仰卧位，以Seldinger改良法分别穿刺右股静脉及右颈内静脉，成功后分别置入6F短鞘（Cordis公司，美国）。造影进一步明确滤器回收钩嵌入右肾静脉的位置。另经右颈内静脉置入12F 80 cm血管长鞘（COOK公司，美国）至下腔静脉滤器上方，并以0.035 inch×260 cm超滑导丝（Terumo公司，日本）引导Simmons-1导管（Cordis公司，美国）穿过滤器近心端，同时经该鞘置入鹅颈抓捕器（Ev3公司，美国），抓捕导丝头端形成Loop环，并将导丝头端拉出体外，固定导丝头尾两端（图2），推进12F长鞘（图3），使滤器回缩后近心端进入长鞘内，进一步推进长鞘，直至长鞘达滤器侧钩处不能移动，同时将长鞘及回缩滤器整体向前推进1~2 mm（图4），使滤器侧钩脱离腔静脉壁，轻轻旋转长鞘，证实滤器侧钩与腔静脉壁无粘连后，整体回撤长鞘及滤器，使回收钩自右肾静脉内回撤至下腔静脉内（图5）。因滤器侧钩无法进入长鞘，决定经右股总静脉取出滤器，经10F腔静脉滤器回收系统导入鹅颈抓捕器，捕获滤器回收钩，推送远端长鞘，同时放松近端Loop环导丝，将滤器经长鞘顺利取出（图6）。检查回收滤器完整无断裂，下腔静脉造影血流通畅、结构完整、未见造影剂外溢等情况。术后患者恢复可，顺利出院，规律抗凝治疗，随访期间无不适主诉。

患者男，42岁，因“突发背部及腹部疼痛不适9 h”入院。CTA示：B型主动脉夹层（图1）。1周后在全身麻醉下行胸主动脉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术。沿左侧股动脉入路送入猪尾导管，沿途逐段造影明确位于真腔，将猪尾导管送至升主动脉（图2A），交换8F长鞘至主动脉弓部。沿长鞘送入抓捕器捕获左侧肱动脉泥鳅导丝经左股动脉鞘管引出建立导丝轨道，沿长鞘送入超硬导丝至升主动脉。沿左侧股动脉入路导入单内嵌分支覆膜支架（34-28-200 mm），紧贴左颈总动脉远心端释放，完全释放后回撤输送系统至支架下端。此时DSA透视下见支架逐渐向远端移动（图2B），支架下端移位至第一腰椎水平后支架固定。左侧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造影示：支架内血流淤滞，支架远端不显影，考虑术中主动脉内膜脱套堆积于支架下端，堵塞腹主动脉及内脏动脉（图2C）。与家属沟通后决定中转开腹，采用腹部正中切口，腹腔探查见肠管及肝脏颜色暗淡。将小肠推向右侧，打开后腹膜，显露腹主动脉，离断左肾静脉，游离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分别套带控制。将肾动脉上方、下方腹主动脉套带控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后，于腹主动脉前壁纵行切口约5 cm，可见内膜堆积，近端内膜向远心端折返，将内膜小心剥离，6-0滑线固定远心端内膜，4-0滑线缝合腹主动脉前壁切口，开放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见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搏动良好。检查剥脱内膜长度约20 cm，其上可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开口（图2D）。沿左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至支架内造影，可见：支架内及腹主动脉血流通畅，腹腔干未见显影，肠系膜上动脉显影，但支架下端覆盖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双侧肾动脉显影良好。于小肠系膜游离显露肠系膜上动脉，直视下逆行穿刺肠系膜上动脉，置入鞘管，将导丝沿鞘管送至腹主动脉建立通路，沿导丝送入8 mm×80 mm自膨式裸支架，精确定位后于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处释放。再次造影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重建左肾静脉。术后给予禁饮食、抗感染、抗凝、补液等治疗，患者康复出院。术后6个月复查CTA：主动脉及支架内血流通畅，锁骨下动脉远心端残留少量内膜组织，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

目的:探讨逆行输尿管软镜碎石术(flexible ureteroscopic lithotripsy，FURS)治疗儿童肾及输尿管上段结石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湖南省儿童医院2015年3月至2021年3月行逆行输尿管软镜碎石术的215例肾及(或)输尿管上段结石患儿临床资料，其中男141例，女74例；平均年龄4.6岁(1.2~14.4岁)。左侧结石104例，右侧结石87例，双侧结石24例。肾结石179例，其中双侧结石19例；输尿管上段结石36例，其中双侧结石5例。结石直径5~28 mm。患儿均经泌尿系B超、静脉尿路造影(intravenous urography，IVU)及腹部平片(abdominal X-ray，KUB)或CT确诊，排除其他泌尿系严重畸形。收集所有患儿手术及住院时间、结石清除以及术后并发症等情况。结果:215例患儿的239侧结石中，共228侧成功完成逆行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其中19侧一期在超滑导丝引导下置入输尿管软镜至肾盂，209侧经双J管扩张输尿管4周后置入输尿管软镜碎石。余11侧结石因输尿管软镜不能达到结石位置或不能探及结石而改行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MPCNL)。除5例因结石较小，术后未留置双J管外，其余患儿术后均留置双J管2~4周。术后4周复查B超或CT，148侧结石全部排尽，一期清石率64.9%(148/228)；75侧进行了2~3次碎石术。术后3个月复查总清石率为89.9%(205/228)；如将直径≤4 mm无临床意义的残石计算在内，则清石率为93.4%(213/228)。平均手术时间55 min(25~115 min)，术后平均住院时间3.5 d(2~5 d)。术后早期出现肾脏血肿1例，输尿管下口撕裂5例，肾盂输尿管交界处损伤3例(其中肾盂输尿管交界处穿孔1例)，均经留置双J管4周后治愈。随访期间，1例出现肾盂输尿管交界处狭窄，术后6个月时经肾盏输尿管吻合术治愈。随访至2022年3月，成功获得清石的患儿中，共10例出现结石复发。结论:逆行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治疗儿童肾及输尿管上段结石清石效果好，并发症少，安全有效。

目的:探讨膀胱颈瘢痕电切联合曲安奈德多点注射治疗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TURP)后膀胱颈挛缩(BNC)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经尿道手术的25例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TUPR)术后初发BNC患者的病例资料，根据治疗方式将患者分为2组。激素注射组15例，平均年龄为(67.5±8.8)岁，合并糖尿病1例，高血压病2例；平均TURP术后时间为(21.9±29.1)个月；术前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IPSS)(30.0±3.5)分，生活质量(QOL)评分(5.7±0.5)分。非激素注射组10例，平均年龄为(65.2±10.5)岁，合并糖尿病1例，高血压病2例；平均TURP术后时间为(29.3±33.5)个月；术前IPSS(30.4±2.6)分，QOL评分(5.8±0.4)分。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激素注射组行膀胱颈电切联合曲安奈德多点注射手术，患者取截石位，直视下将冷切镜经尿道置入狭窄段远端观察，置入超滑导丝；用冷刀于6点方向电切狭窄段，顺利到达膀胱；更换电切镜，切除尿道狭窄段瘢痕直至暴露膀胱颈正常组织，电凝止血，电切后尿道无活动性出血；置入膀胱注射针，于膀胱颈口3~9点方向分6针等距注射曲安奈德注射液80 mg(12 ml)；置入超滑导丝，沿导丝留置三腔硅胶尿管。非激素注射组单纯行膀胱颈电切手术。术后3、6个月复查尿道镜，患者出现明显排尿困难且镜检提示膀胱颈狭窄复发定义为BNC复发。比较两组的疗效、并发症，以及无复发生存率。分析术后BNC复发的预测因素。 结果:两组手术均顺利完成。激素注射组和非激素注射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36.0±17.8)min和(48.5±57.9)min( P＝0.438)，术中出血量分别为(1.9±3.0)ml和(12.0±31.1)ml( P＝0.221)，住院时间分别为(5.8±1.2)d和(4.4±2.5)d( P＝0.070)。激素注射组术后发生短暂性血尿和附睾炎各1例，非激素注射组发生短暂性血尿和短暂性排尿困难各1例( P>0.05)，对症治疗后均缓解。激素注射组和非激素注射组术后3个月IPSS分别为(11.0±5.6)分和(12.4±3.9)分，术后6个月分别为(10.1±4.9)分和(14.7±7.7)分；术后3个月QOL评分分别为(1.7±1.2)分和(2.1±1.5)分，术后6个月分别为(1.5±1.3)分和(3.0±2.0)分，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激素注射组和非激素注射组术后3个月BNC复发例数分别为1例和2例( P＝0.543)，术后6个月分别为1例和5例( P＝0.023)。两组的生存曲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3)。联合激素治疗( OR＝14.000，95% CI1.299~150.889， P＝0.030)、瘢痕电切术后时间( OR＝1.138，95% CI1.017~1.273， P＝0.025)、术后IPSS( OR＝1.302，95% CI1.018~1.666， P＝0.036)、术后QOL评分( OR＝4.280，95% CI1.523~12.030， P＝0.006)是患者术后6个月BNC复发的预测因素。 结论:膀胱颈瘢痕电切联合激素注射治疗TURP术后BNC是安全、有效的，局部激素注射有助于降低术后BNC再次复发率。

目的:探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和血管内超声（IVUS）对动脉瘤动物模型中血流导向装置（FD）贴壁和内皮化评估的应用价值，同时分析贴壁不全（ISA）对瘤腔愈合和支架内皮化进程的影响。方法:采用外科方式建立小型猪颈总动脉侧壁动脉瘤模型并植入FD。术后即刻使用OCT和IVUS分别记录ISA发生部位和程度，并比较二者在FD贴壁评估中差异。术后第12周末通过DSA检查评估动脉瘤闭塞程度（Kamran分级）及支架通畅情况；通过OCT和IVUS观察支架内皮化情况并通过组织病理学结果对比分析ISA对瘤腔愈合和内皮化进程的影响。结果:共建立6头小型猪颈总动脉侧壁动脉瘤模型并成功植入6枚国产Tubridge FD。相对于IVUS，OCT能发现更多的ISA（6枚，14处 vs 3枚，4处）；血管管径变化区（7处）、瘤颈区（4处）和FD头尾端（3处）是ISA高发部位，支架编织丝与管壁距离为（560.14±101.48） μm。术后第12周末DSA显示1例动脉瘤瘤颈处少许对比剂残存（Kamran分级3级），余5例动脉瘤完全闭塞（Kamran分级均为4级）；1枚FD管腔中度狭窄，余5枚FD管腔通畅。OCT提示支架内大部分急性ISA消失，残留未贴壁的比例降至3/14，其中2处位于瘤颈区，1处位于支架局部；组织病理学结果显示支架编织丝裸露，未见明显血管内皮覆盖；1枚管腔狭窄的FD增生内膜主要由血管平滑肌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 结论:相对于IVUS，OCT能在颈动脉动脉瘤FD植入模型中发现更多的ISA；大部分急性的ISA在12周后有较好的转归，而严重的ISA将造成FD内皮化延迟，动脉瘤闭塞延迟。

目的:探讨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后输尿管-回肠膀胱吻合口狭窄(UAS)的分型及腔内处理的疗效。方法:回顾分析2017年1月至2022年1月同济医院收治的34例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后UAS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5例，女9例。年龄(66.3±7.7)岁。发生UAS时间为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后(14.7±6.5)个月。单侧肾盂积水32例，双侧肾盂积水2例。2例在外院已行肾造瘘。3例血常规检查白细胞升高，其中2例伴发热，先行积水侧肾造瘘和抗感染治疗，待血常规检查白细胞正常，且停用抗生素24 h无发热后再手术。34例术前肾积水(2.7±0.6)cm。本组34例中，5例经术前留置的肾造瘘管注射亚甲蓝，29例用18G穿刺针于超声引导下穿刺肾盂注射亚甲蓝。用输尿管硬镜于回肠膀胱中观察，4例可见亚甲蓝，依亚甲蓝引导寻及狭窄处并置入超滑导丝，其中3例用5 mm输尿管扩张球囊导管扩张，1例用F14软镜鞘扩张，然后留置F6单J管。30例未见亚甲蓝，其中16例顺行经肾造瘘口用输尿管软镜寻及狭窄处，用30 W钬激光切开，然后9例行球囊扩张、7例行软镜鞘扩张后留置F6单J管。14例顺行方法无法寻及狭窄处，根据手术时间、患者情况等决定即刻或二期行双镜联合手术，经肾造瘘口用软镜沿超滑导丝进镜至狭窄处，经回肠膀胱用输尿管硬镜观察，借助超滑导丝抖动和内镜光点寻找狭窄处。10例寻及狭窄处，用30 W钬激光切开，8例行球囊扩张、2例行软镜鞘扩张后留置F6单J管。4例采用双镜联合方法仍无法准确寻及狭窄处(其中1例为双侧狭窄，1侧已解除)，继续留置肾造瘘管。本研究成功解除狭窄的定义为输尿管可以置入F6单J管。结果:根据术中所见严重程度将UAS分成4型：Ⅰ型，狭窄处管腔较正常输尿管缩窄>50%，但亚甲蓝可以成股通过；Ⅱ型，针尖样狭窄，仅允许亚甲蓝细丝样通过；Ⅲ型，膜状闭锁，狭窄段长1~3 mm，亚甲蓝无法通过；Ⅳ型，长段狭窄。本组34例中，Ⅰ型4例，采用逆行方法疏通狭窄段；Ⅱ型16例，采用顺行方法疏通狭窄段；Ⅲ型10例，采用双镜联合方法疏通狭窄段；Ⅳ型4例(其中1例为双侧UAS，一侧Ⅲ型，一侧Ⅳ型，计入Ⅳ型)，通过上述方法均未成功疏通。本研究34例中，30例成功解除吻合口狭窄，1例双侧梗阻患者单侧吻合口狭窄解除；余3例因为狭窄段过长，腔内手术风险大，其中2例改行肾造瘘，1例改行开放手术。本组手术成功率为88.2%。所有患者术中、术后均未发生严重并发症。术后随访6~24个月，4例影像学检查提示肾积水加重，肌酐升高(32.5±10.9)μmol/L，需更换单J管；其余26例影像学检查提示肾积水(0.9±0.6)cm，较术前(2.6±0.6)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13例为分期手术，术后3个月生活质量评分(1.9±0.6)分，较术前留置肾造瘘管期间(5.2±0.7)分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采用逆行、顺行、双镜联合3种腔内处理方法治疗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后UAS的成功率高，可使部分患者避免留置外引流管的不便和开放手术的风险。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法可以用最小的创伤达到治疗狭窄的目的。

目的:分析新生儿侵袭性真菌感染(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IFI)的临床表现和病原体情况，为防治新生儿真菌感染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7月至2018年12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收治的90例新生儿IFI的流行病学资料、病原学检查、临床特点和治疗转归等。研究期间总住院病例数为23 179例，以院内开始对高危新生儿实施真菌感染预防措施的时间为界限，将2009年7月1月至2014年12月31日收治住院的患儿设为A组，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收治的患儿设为B组，比较两组患儿的IFI发病率。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90例IFI患儿发病主要集中于6月至8月，共55例(61.1%)。早产儿(胎龄<37周)75例(83.3%)，出生体质量<1 000 g的患儿有23例(25.6%)，1 000～<1 500 g的患儿有36例(40.0%)。23 179例患儿中，A组8 239例，B组14 940例。IFI总发病率为0.39%(90/23 179)，超低出生体质量儿(<1 000 g)和极低出生体质量儿(1 000～<1 500 g)IFI发病率分别为5.64%(23/408)、1.99%(36/1 805)。A组患儿IFI总发病率为0.72%(59/8 239)，高于B组的0.21%(32/14 9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5.517， P<0.01)。A组中出生体质量<1 000 g的患儿IFI发病率为9.66%(17/176)，高于B组的2.59%(6/2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9.412， P＝0.020)。发生IFI前的危险因素暴露包括使用广谱抗菌药物89例(98.9%)、肠外静脉营养89例(98.9%)、经外周静脉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置管74例(82.2%)、有创机械通气59例(65.6%)、有外科手术史26例(28.9%)等。IFI的临床表现不典型，74例(82.2%)表现为精神反应差，65例(72.2%)氧饱和度频繁波动，37例(41.1%)频发呼吸暂停，36例(40.0%)发热。69例(76.7%)C反应蛋白升高，32例(35.6%)发生血小板计数下降。90例IFI患儿标本共培养出92株真菌菌株，病原菌主要为念珠菌(87.0%，80/92)，其中34株(37.0%)为希木龙假丝酵母菌，18株(19.6%)为近平滑假丝酵母菌，10株(10.9%)为白念珠菌。经抗真菌感染治疗后，治愈或好转72例(80.0%)，死亡4例(4.4%)，放弃治疗或自动出院14例(15.6%)。 结论:IFI好发于早产儿，尤以超低出生体质量儿和极低出生体质量儿为主，临床表现无特异性，且发病主要集中在炎热的夏季。非白念珠菌感染逐年增多，成为主要致病菌。应针对高危因素进行早期识别、预防和治疗IFI。

患者男，66岁，因突发气短6 h收治于呼吸内科。查体：双肺及心脏听诊未见明显异常，腹平软，右下腹部可触及搏动性肿块，双侧股动脉搏动可触及，右下肢中度水肿。既往高血压病史20余年，冠心病史2年余。心脏彩超：肺动脉高压；心电图和相关心肌酶提示：冠心病，急性冠脉综合征；下肢静脉超声：右股静脉流速减低；B型利钠肽（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BNP）：496 pg/ml。诊断：（1）冠心病、急性冠脉综合征、心力衰竭；（2）高血压病。血管外科会诊后完善腹主动脉CT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示：多发透壁溃疡及动脉瘤形成，右侧髂总动脉近端透壁溃疡合并动脉瘤形成考虑与右侧髂总静脉形成动静脉瘘，左侧髂总动脉及左侧偏内动脉起始部动脉瘤。补充诊断：腹主及双髂动脉瘤，右髂动脉-右髂静脉动静脉瘘。患者心肺等内科情况纠正改善后转往血管外科行手术治疗。患者取平卧位，经双侧股动脉入路，超滑导丝配合标记导管置入腹主动脉上段造影：腹主动脉下段及右侧髂动脉瘤样显影及髂静脉、下腔静脉显影（图1）。选择美敦力腹主动脉主体支架系统25-13-120 mm，经特硬导丝置入腹主动脉，精确定位后，缓慢释放主体支架锚定于肾动脉开口下缘水平，释放主体支架至左髂总动脉处造影显示主体支架位置定位良好，C2导管配合超滑导丝经右股总动脉入路，超选入右侧支架主体短支，更换特硬导丝经右侧股总动脉置入16-10-120 mm分体支架覆盖右髂总及髂内动脉。造影可见支架内血流通畅，未见明显内瘘，未见髂静脉、下腔静脉显影（图2）。术后4年随访：心脏彩超未见肺动脉高压征象；BNP：72 pg/ml；腹主动脉CTA示：支架位置、形态良好，未见明显内漏，未见右髂总静脉及下腔静脉提前显影（图3）。

目的:探讨低强度脉冲超声(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LIPUS)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滑膜成纤维细胞(fibroblast-like synoviocyte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RA-FLS)异常细胞表型的抑制作用及可能机制.方法:酶消化法分离滑膜细胞,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同时用免疫荧光检测Vimentin蛋白表达来鉴定RA-FLS.将细胞进行体外培养并分为4组:对照组、LIPUS组、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组和TNF-α+LIPUS组或3组:对照组、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组和IL-6+LIPUS组.CCK8和EDU实验分别检测LI-PUS对RA-FLS细胞活性和增殖的作用,划痕实验和Transwell迁移实验观察LIPUS对RA-FLS迁移能力的影响,RT-qPCR检测RA-FLS中重要的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的基因表达,ELISA进一步检测LIPUS对RA-FLS中关键效应分子IL-6蛋白水平的作用,Western Blot检测LIPUS对RA-FLS中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号通路的影响.结果:分离得到较纯净的RA-FLS.在体外培养的RA-FLS中,首先,LIPUS可以抑制TNF-α诱导的细胞活性(P＜0.001)和增殖(P=0.007),但它对其迁移及迁移相关 MMPs(MMP2和MMP9)转录水平的作用在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TNF-α诱导的炎性环境下,LIPUS能够抑制IL-6和白细胞介素-8(interleukin-8,IL-8)在mRNA水平上的高表达(P＜0.001),但其对白细胞介素-lβ(interleukin-1β,IL-lβ)、MMP1和MMP13的抑制作用在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与未处理组相比,LIPUS抑制TNF-α诱导的RA-FLS中IL-6的分泌(P＜0.001),同时也抑制IL-6诱导的RA-FLS增殖(P=0.003).LIPUS能够抑制MAPK信号通路中p38 MAPK(P=0.033)的磷酸化和c-Jun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的磷酸化(P=0.019),但其对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1/2(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 1/2,ERK1/2)蛋白的磷酸化则无显著作用(P＞0.05).结论:LIPUS能够减少炎性状态下RA-FLS的异常增殖而不作用于其迁移,该作用可能与p38/JNK-IL-6信号通路的抑制有关.

目的 探究金丝桃甙(HYP)对百草枯(PQ)诱导的大鼠急性肺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方法 将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PQ组、低剂量金丝桃甙组(HYP-L组)、中剂量金丝桃甙组(HYP-M组)和高剂量金丝桃甙组(HYP-H组),每组12只.给予相应处理7 d后,检测各组大鼠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的白细胞介素(IL)-1β、IL-6和巨噬细胞炎性蛋白-2(MIP-2)水平,以及肺组织中的丙二醛(MDA)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水平.通过苏木精-伊红(HE)染色和Masson三色染色评估大鼠肺损伤和纤维化程度.通过Western blot检测肺组织中E-cadherin、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Vimentin及核因子红细胞2相关因子2(Nrf2)、核因子-κB(NF-κB)p65、p-NF-κB p65、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Smad3和p-Smad3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PQ组大鼠BALF中的IL-1β、IL-6和MIP-2水平升高(P<0.05),肺组织中SOD水平降低(P<0.05),而MDA水平升高(P<0.05),肺组织出现明显损伤和纤维化(P<0.05).与PQ组比较,HYP-L组、HYP-M组和HYP-H组大鼠BALF中的IL-1β、IL-6和MIP-2水平降低(P<0.05),肺组织中SOD水平升高(P<0.05),而MDA水平降低(P<0.05),肺组织损伤减轻,纤维化评分降低(P<0.05).与对照组比较,PQ组大鼠肺组织中E-cadherin的表达水平降低(P<0.05),α-SMA和Vimentin的表达水平升高(P<0.05),Nrf2的蛋白表达水平降低(P<0.05),TGF-β1的蛋白表达水平以及NF-κB p65和Smad3蛋白的磷酸化水平均升高(P<0.05).与PQ组比较,HYP-L组、HYP-M组和HYP-H组大鼠肺组织中E-cadherin的表达水平升高(P<0.05),α-SMA和Vimentin的表达水平降低(P<0.05),Nrf2的蛋白表达水平升高(P<0.05),TGF-β1的蛋白表达水平以及NF-κB p65和Smad3蛋白的磷酸化水平降低(P<0.05).结论 金丝桃甙有效减轻了百草枯诱导的大鼠急性肺损伤,其可能通过调节Nrf2、NF-κB和TGF-β1/Smad2/3信号通路减轻肺部氧化应激、炎症和纤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