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御,清代著名医家,其代表性著作《四圣心源》的主要学术理论可概括为"土枢四象、一气周流",强调中气之升降浮沉是维持五脏六腑生理功能的基础,以脾土之气为轴,心、肺、肝、肾为轮,轴运轮转,推动心、肺、肝、肾四象互生互化互制,生生不息.基于"土枢四象、一气周流"理论结合秦裕辉教授临床实践探析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将其病因病机概括为"脾土衰败、湿浊困脾;肝木不足、癸水亏虚;木气郁滞、脾土壅塞",依"运轴行轮、运轮复轴、轴轮并运"之法,行"健土祛湿以复中焦,滋补乙木、润养癸水,疏达乙木、健运己土"之法,为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辨证论治扩展思路.

过去的30年，高分辨力经阴道和经腹超声探头的发展、高敏感血流彩色多普勒技术的改进，以及早孕期超声检测胎儿颈后透明层厚度(nuchal translucency，NT)预测染色体异常的普及，使得早孕期超声检查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多年的早孕期超声应用研究证实其在妊娠风险评估和早期检测重大畸形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1,2]。30多年前Gembruch等 [3]首次报道了应用经阴道二维灰阶与多普勒超声诊断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此后文献证实了有明显结构改变的CHD可以在早孕期(11~13 +6周)的超声检查中被筛查出来，甚至获得正确诊断 [4,5,6]。一项对63个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即使是在低危人群，早孕期超声检出心脏结构畸形的敏感性也可达0.558，早孕期获得诊断的CHD占所有孕期可检出CHD的63.67%。而在高危人群中CHD的检出敏感性更高，达0.6774，早孕期获得诊断的CHD占所有孕期可检出CHD的79.86% [7]。早期发现的严重结构改变的心脏异常多数预后不良，及时诊断对妊娠管理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与在中晚期的检查有所不同，检出率因CHD的类型不同有很大的差异，检出率不但取决于检查人员学术水平和意识，还受超声设备预设、仪器调节、所采用的扫查切面和操作技巧等影响 [5]，CHD筛查和诊断的效果更具经验依赖性。笔者将简述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的安全性、检查途径和仪器调节，心脏扫查切面和步骤，早孕期可发现、难以发现和无法诊断的CHD的种类，早孕期CHD诊断线索、陷阱和对策，以及早孕期发现CHD的随访管理等，以便为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技术推广和临床管理策略提供参考。

临床可从中医“血脉之心”与“神明之心”认识双心疾病，把握“气血失和、清浊不分”的核心病机，传承并创新蒲辅周先生“畅气血、重升降”学术思想，以及国医大师薛伯寿“和合思想”，从双心失调本质出发，以“气血同调、升清降浊”为核心治法。其中，气血同调应虚实异治，若以虚为主，需体用联合以调补气血，常用双和散；以实为主，需动静结合以通顺血脉，常用黄芪赤风汤、越鞠丸。升清降浊应斡旋气机、补泻合宜，常用升降散调气开郁，补中益气汤益气升清，枳术汤、枳术丸泄浊逐秽。

患者男，56岁，因间断全身红斑、糜烂伴疼痛3年余，加重3周就诊。患者3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皮红斑、糜烂、结痂，伴有轻度瘙痒及疼痛，后逐渐泛发全身，就诊外院，行皮肤活检，病理示基底层上方棘层细胞松解，表皮内裂隙，基底细胞呈墓碑样排列（图1），诊断寻常型天疱疮。予泼尼松60 mg/d口服，皮疹未控制，后予地塞米松10 mg/d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10 g/d静脉滴注、泼尼松30 mg/d口服治疗，皮损逐渐控制。出院后泼尼松改至70 mg/d，10 d后减至65 mg/d，头皮、颈部再次出现红斑、糜烂，遂就诊本院。体检：各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头、颈、躯干多发红斑、糜烂，口腔散在浅糜烂面。实验室检查：抗桥粒芯蛋白1抗体200.99 U/ml（阴性<14 U/ml，不确定14 ~ 20 U/ml，阳性≥ 20 U/ml），抗桥粒芯蛋白3抗体70.07 U/ml（阴性<7 U/ml，不确定7 ~ 20 U/ml，阳性≥ 20 U/ml），诊断：寻常型天疱疮。予甲泼尼龙64 mg/d口服；环磷酰胺首次400 mg，此后每2周600 mg，静脉滴注3次，皮损明显好转。出院后调整为口服泼尼松龙60 mg/d。患者于我院门诊规律复诊，糖皮质激素逐渐减量（3个月后减至50 mg/d，后每半月减2.5 mg/d，减至40 mg/d后每月减2.5 mg/d，减至35 mg/d后每1.5个月减2.5 mg/d，减至30 mg/d后每2个月减2.5 mg/d），并间断给予甲氨蝶呤10 mg/周，2次泼尼松龙减量至25 mg/d皮损复发。3周前患者全身出现多发红斑、糜烂，遂再次就诊。既往史：高血压、2型糖尿病、陈旧性肺结核、腰椎结核术后、重度骨质疏松症，否认特应性皮炎病史。皮肤科检查：全身多发红斑，大部分皮疹糜烂、结痂，眼睑可见较多脓性分泌物，口腔黏膜未见糜烂。再次实验室检查：抗桥粒芯蛋白1抗体>200 RU/ml（阳性≥ 20 RU/ml，阴性<20 RU/ml），抗桥粒芯蛋白3抗体>200 RU/ml（阳性≥ 20 RU/ml，阴性<20 RU/ml）。收住入院，予利妥昔单抗500 mg静脉滴注及醋酸泼尼松30 mg/d治疗。2周后患者仍有新发水疱伴糜烂及渗出，醋酸泼尼松加至60 mg/d，再次予利妥昔单抗500 mg静脉滴注及丙种球蛋白20 g/d静脉滴注3 d，全身红斑颜色变暗，糜烂面较入院时明显干涸、结痂。在皮损好转过程中（第2次利妥昔单抗输注14 d），患者头皮、面部、颈部在原有红斑、糜烂基础上突然出现疼痛性丘疱疹，部分融合成片，表面可见脐凹样水疱及破溃后糜烂面、结痂（图2），皮损于24 h内出现，伴有一过性体温升高，最高达37.4 ℃。取疱液行单纯疱疹病毒（HSV）PCR检查：HSV-1阳性，HSV-2阴性；刮取水疱基底部行Tzanck涂片，可见多核巨细胞（图3）；2型HSV IgG抗体检测2次，出水疱时样本临界值指数（cut off index，COI）为3.36（<1.0），出水疱6 d即治疗5 d后COI为2.25；1、2型HSV IgM抗体样品吸光度值/临界值<0.50（<1.1）。

目的:评价富氢液对脓毒症相关性脑病(SAE)小鼠海马线粒体生物合成和动力学的影响。方法:雄性C57BL/6J小鼠128只，6~8周龄，体重20~25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 n＝32)：假手术组(Sham组)、假手术+富氢液组(Sham+HRS组)、SAE组和SAE+富氢液组(SAE+HRS组)。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法建立小鼠SAE模型。Sham+HRS组和SAE+HRS组分别于造模后1和6 h时腹腔注射富氢液10 ml/kg。每组随机取20只小鼠，记录术后7 d生存情况。于造模后3、5和7 d进行Y迷宫迷路分辨测试。于造模后24 h时采用ELISA法测定海马组织TNF-α、IL-6和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的含量；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氢酶(CAT)的活性；采用Western blot法测定海马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活化受体γ共激活因子-1α(PGC-1α)、核呼吸因子2 (NRF2)、线粒体转录因子A(Tfam)、动力相关蛋白1(Drp1)和线粒体融合蛋白2(Mfn2)的表达。 结果:与Sham组比较，SAE组术后7 d生存率降低，新异臂停留时间缩短，海马组织TNF-α、IL-6和HMGB1含量升高，SOD和CAT活性降低，PGC-1α、NRF2、Tfam和Drp1表达上调，Mfn2表达下调( P<0.05)；与SAE组比较，SAE+HRS组术后7 d生存率升高，新异臂停留时间延长，海马组织TNF-α、IL-6和HMGB1含量降低，SOD和CAT活性升高，PGC-1α、NRF2和Tfam表达上调，Drp1表达下调，Mfn2表达上调( P<0.05)。 结论:富氢液减轻小鼠SAE的机制可能与促进线粒体生物合成，调节线粒体动力学，减轻海马氧化应激有关。

患者，女，30岁，因"双眼视力下降1年"就诊于西安市第一医院眼科门诊。患者于1年前无明显诱因发现双眼视力下降，配镜矫正视力不佳，来我院就诊，诊断为双眼圆锥角膜。入院眼科检查示：右眼裸眼视力（UCVA）0.02，左眼0.06；右眼眼压测量不出，左眼为11 mmHg（l mmHg=0.133 kPa）；小瞳验光为右眼影动不清，左眼-6.25 DS/-3.50 DC×135=0.4。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示：双眼结膜无充血，右眼角膜基质浅层瘢痕，左眼角膜透明，双眼角膜Munson征（+），Vogt条纹（-），Fleischer环（-）。Sirius三维眼前节分析检查示：右眼角膜平坦子午线曲率（Flattest meridian keratometry，K1）为55.26 D，陡峭子午线曲率（Steepest meridian keratometry，K2）为64.80 D，平均K值为59.65 D，角膜最薄点厚度（Thinnest corneal thickness，TCT）为369 μm；左眼角膜K1为45.21 D，K2为46.20 D，平均K值为45.70 D，TCT为466 μm。拟行左眼角膜胶原交联（Corneal collagen cross-linking，CXL）手术治疗，择期行右眼角膜移植手术治疗。患者于2019年9月行左眼跨上皮快速角膜胶原交联术（Accelerated trans-epithelial corneal collagen cross-linking，ATE-CXL）治疗，手术顺利，术后3个月左眼UCVA由0.02提高至0.12，小瞳验光显示为-4.50 DS/-3.50 DC×140=0.8，并验配RGPCL矫正。复查右眼角膜地形图示：K1为58.25 D，K2为64.71 D，平均K值为61.31 D，TCT为352 μm。因患者不接受右眼角膜移植方案，经充分术前沟通后，拟行右眼角膜基质透镜植入联合角膜胶原交联术。经西安市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在治疗前被告知手术风险及相关并发症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后于2020年1月行右眼角膜基质透镜植入联合CXL。患者平躺位，奥布卡因滴眼液点眼表面麻醉，采用VisuMax飞秒激光设备（德国Zeiss公司）进行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手术设计制作角膜基质囊袋，设计参数为：激光切割能量均为28，透镜帽直径7.5 mm，厚度105 μm，边切口宽度200°，边切位置270°（角膜正下方），边切宽度13.09 mm（见图1A）。分离角膜基质后，采用核黄素VibeX Xtra（美国Avedro公司）同时浸泡角膜层间以及待植入的同种异体角膜基质透镜10 min。供体基质透镜来自同日行SMILE的近视患者，透镜厚度为116 μm，直径6.5 mm。将基质透镜植入患者角膜层间，铺平角膜基质透镜以及角膜帽（见图1B）。采用KXL角膜交联仪（美国Avedro公司），调整紫外线发射头位置，红色十字光标对准角膜中心开始紫外线照射4 min，波长为370 nm，照射强度45 mW/cm 2，照射形式为脉冲式照射（1 s亮，1 s暗），总能量为5.4 J/cm 2。术毕平衡盐溶液（Balanced salt solution，BSS）冲洗层间，复位角膜帽，盖上角膜绷带镜。裂隙灯显微镜检查角膜层间无异物，基质透镜平复无移位（见图1C）。术后4 d复诊，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示：右眼角膜帽复位良好，绷带镜在位，角膜基质及透镜轻度水肿。摘除角膜绷带镜，复查角膜地形图示：K1 67.57 D，K2 63.34 D，平均K值65.39 D，TCT 461 μm，角膜最薄厚度较术前增加，厚度差异性较术前减小（见图2）。之后给予氟米龙滴眼液点眼3周，每天4次，每周递减1次；左氧氟沙星滴眼液点眼每天4次，持续1周；玻璃酸钠滴眼液点眼每天4次，持续1个月。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患者无法遵医嘱随访，本中心进行术后6个月电话随访，得知患者右眼UCVA0.02，小瞳验光-19.00 DS=0.8，并配戴RGPCL矫正视力，对术后效果表示满意。术前高分辨前节OCT可见患者角膜不规则变薄，术后1年复查前节OCT可见角膜基质透镜透明、定位居中（见图3）；复查角膜地形图示：K1 62.44 D，K2 64.04 D，平均K值63.23 D，TCT为460 μm（见图4）。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布鲁氏菌病临床效果及对体液免疫指标的影响。方法:于2019年10月，以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住院的布鲁氏菌病患者169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中西医结合治疗组84例，西医治疗组85例。西医治疗组给予抗菌素等常规西医支持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在西医治疗组基础上给予中医辨证施治的中药，6周为1疗程。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中医证候积分，分析治疗前后患者体液免疫指标、生化及肝肾功能变化。结果: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总有效率为100.00%（84/84），西医治疗组为97.65%（83/8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中医证候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均低于治疗前（ P<0.05），其中中西医结合治疗组中医证候积分低于西医治疗组（ 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IgG、IgA、IgM、C3、C4、miRNA-155、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谷丙转氨酶（ALT）和谷草转氨酶（AST）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IgG、IgA、IgM、miRNA-155、CRP、ESR、ALT和AST均低于治疗前，C3和C4补体水平高于治疗前（ P<0.05），其中中西医结合治疗组IgG、IgA、IgM、miRNA-155、CRP、ESR、ALT和AST均低于西医治疗组，而C3和C4补体水平高于西医治疗组（ P<0.05）。 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布鲁氏菌病可以明显改善中医证候积分，同时降低CRP和ESR水平，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患者体液免疫指标有关。

PCOS病机以肾虚为本，发病与肾、肝二脏功能失调尤为密切，致病因素多为情志不遂，治疗时还需重视瘀血的影响，临床可以补肾疏肝法为基本治法，辅以益气健脾、活血化瘀，根据月经周期不同阶段生理病理特点，结合患者不同症状表现辨证论治。基于张景岳“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观点，补肾填精用药不可一味选择滋肾阴为主之药，需于补肾阳中滋肾阴，加入补肾助阳药物则疗效更加明显。重视心理因素亦是治疗PCOS的关键点，临床结合中医情志疗法效果甚佳。

目的:探讨Alu介导的p21转录调节子(Alu-mediated p21 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APTR)基因的DNA甲基化及mRNA表达水平与HBV感染的相关性。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12月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100例HB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其中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组50例，乙型肝炎病毒无症状携带者(Asymptomatic carries of hepatitis B virus，ASC)组50例。另选同期体检者50名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甲基化敏感的高分辨率熔解曲线(Methylation-sensitive high-resolution melting，MS-HRM)检测APTR基因的DNA甲基化程度；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检测所有研究对象外周血白细胞内APTR基因的mRNA表达水平。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或Spearman秩相关。结果:CHB组、ASC组以及健康对照组的APTR基因甲基化水平分别为[12.02(9.30，23.32)]%、[10.02(8.46，17.44)]%和8.86[(7.82，11.5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3.360， P<0.01)，CHB组的APTR基因甲基化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 Z＝31.480， P<0.01)。CHB组、ASC组以及健康对照组的APTR基因mRNA表达水平分别为(2.38±1.41)、(5.78±2.78)和(5.70±2.66)，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F＝33.720， P<0.01)，CHB组的APTR基因mRNA表达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和AS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808和7.724， P值均<0.01)。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研究对象中APTR基因的甲基化水平与mRNA表达量呈负相关( r＝-0.305， P<0.01)；HBV感染者中APTR基因的甲基化水平与HBsAg水平呈正相关( r＝0.231， P<0.05)，APTR基因mRNA表达量与HBsAg水平呈负相关( r＝-0.245， P<0.05)。 结论:APTR基因DNA甲基化及mRNA表达水平在不同时期HBV感染者中存在差异，提示其可能参与了HBV感染的免疫调控。

陈霞教授基于国医大师夏桂成调周理论及自身多年临床经验，认为子宫内膜息肉病机以肾虚血瘀为本，湿热互结为标，主要责之于肝、脾、肾脏腑功能失调，治疗以化瘀消癥、清热利湿为基本治法，临证注重化瘀消癥、通经活血，清热利湿、三脏同调，平衡阴阳、辨期辨病，衷中参西、三因治宜，常灵活运用消积化瘀方、四草汤等处方，做到辨证精准、思虑周全、阴阳并调、攻补兼施，方可使血瘀得化、湿热得除，使肾之阴阳平衡，经水按时收止，减少息肉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