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性肠病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胃肠道疾病,其病因极其复杂,与过度免疫反应有关,通过组织损伤和慢性炎症导致活性氧的病理释放.靶向累积的活性氧是抑制炎症性肠病的一种可行策略,相应的,活性氧的过表达也可触发新型给药系统的药物释放,缓解炎症性肠病症状.然而,治疗炎症性肠病的抗氧化剂在恶劣的胃肠道环境中不稳定,为了克服这种缺陷,研究者尝试构建抗氧化剂递送系统,以此来提高抗氧化剂的治疗效果.本文作者对酶、金属、多酚、天然色素、含氮氧化物等具有良好活性氧清除能力的抗氧化剂进行介绍,希望为抗氧化剂递送系统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参考.

膝骨关节炎是最普遍的关节疾病,其特征是膝关节软骨退化、滑膜炎症以及关节周围和软骨下骨的变化.最新研究报道了几种关键的信号通路,它们是膝骨关节炎病理状态下细胞和分子的关键调节因子和激活因子.而Wnt/β-catenin正是这样独特的信号通路,该特定通路中分子的激动剂和拮抗剂可作为膝骨关节炎治疗的潜在候选者.此通路应严格调节,以维持软骨在过度激活或抑制Wnt/β-catenin信号通路下的稳态.Wnt信号级联的复杂性及其药物对其机制的影响仍未完全了解,这迫使我们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并开发有效的治疗方法来治疗膝骨关节炎.根据目前对转基因小鼠体内、体外研究以及临床观察等,该文对Wnt/β-catenin通路中的相关分子通过转导所产生的级联反应提供独特见解;并且对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是如何影响膝骨关节炎中的软骨细胞和滑膜组织,以及病理状态下中医与西医的治疗方式是如何靶向该途径来改善临床症状进行归纳与总结.

心脏神经官能症(cardiac neurasthenia,CN)是由于心脏自主神经兴奋而引起的心血管功能紊乱综合征.其发病多是由过度焦虑、紧张、惊吓或者精神创伤等因素对中枢神经兴奋和抑制功能的影响所引起.CN患者不仅因为心血管症状与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不良情绪并存导致生活质量严重降低,而且长期CN还能通过影响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等炎症因子引起血管内皮功能紊乱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由于CN的病因众多,机制复杂,目前现代医学对CN的治疗多采用对症治疗;中医对CN的治疗还未形成较系统的诊疗体系.中医的"气-血-神"的病机演变理论与CN的病理过程不谋而合,启示在临床上辨证论治,调气、行血、安神均不可偏废.据此,该文从"气-血-神"病机演变切入,将CN的病机分为气郁化邪则神扰、气血不行则神乱、气血无源则神散以探讨CN的病机演变规律,引申和梳理了气血失和影响心神而诱发CN的病理过程.文中根据气、血、神三者之间的联系,从理气解郁以安神、调气化瘀以宁神、益气养血以养神3个方面阐述中医药治疗CN的诊疗思路,为中医药治疗CN提供更系统的理论支持,亦为其丰富了的诊疗方向,同时还归纳并总结了调气、治血、安神之类中医方药治疗CN的临床研究,以期进一步证实中医药的科学性并挖掘其优势,拓宽用药思路,为CN诊疗提供进一步的启示和指导,更好地改善患者病情和预后.

目的:探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s）源性外泌体经miR-1306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机制。方法:运用皮下注射米非司酮制备着床障碍小鼠模型并分为着床障碍组、PBMCs干预组，同时设置正常组，每组12只。PBMCs干预组给予宫腔注射PBMCs源性外泌体干预，正常组和着床障碍组宫腔注射等体积缓冲液，比较各组小鼠的妊娠率和着床点数，RT-PCR法检测子宫内膜组织miR-1306表达，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子宫内膜组织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单核细胞趋化因子-1（monocyte chemcattractant protein-1，MCP-1）、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水平，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小鼠子宫内膜组织中妊娠相关蛋白表达。将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分为对照组、实验组、阴性对照组、miR-1306 inhibitor组，除对照组外余下各组细胞均采取Transwell共培养PBMCs源性外泌体，使用MTT法、Edu法、Annexin-V/PI流式法分别检测细胞活性、增殖和凋亡情况，试剂盒检测细胞ROS水平，Western blotting检测相关蛋白表达。结果:着床障碍组小鼠妊娠率［8.33%（1/12）］、着床点数［0（0，0）个］和子宫内膜组织miR-1306表达（0.24±0.05）、SOD水平［（5.66±0.72）U/mL］均显著低于正常组［100%（12/12）、16.50（14.00，19.00）个、1.03±0.05、（8.69±1.21）U/mL，均 P<0.05］；子宫内膜组织ROS水平［（4.87±0.39）U/mL］、IL-6水平［（116.51±5.78）ng/L］、MCP-1水平［（36.84±3.56）μg/L］和KIR2DL4（0.87±0.06）、核因子红细胞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2-related factor 2，Nrf2，0.76±0.06）、Kelch样环氧氯丙烷相关蛋白1（Kelch-like ECH-associated protein 1，Keap1，0.79±0.05）、受体相互作用蛋白酶1（receptor interacting protein 1，RIP1，0.94±0.04）和RIP3蛋白（0.86±0.05）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组［（2.41±0.19）U/mL、（83.79±6.68）ng/L、（12.32±2.09）μg/L、0.27±0.03、0.31±0.05、0.23±0.04、0.34±0.03、0.31±0.05，均 P<0.05］。PBMCs干预组小鼠妊娠率［75.00%（9/12）］、着床点数［13.00（13.00，14.75）个］和子宫内膜组织miR-1306表达（0.82±0.05）、SOD水平［（7.24±0.84）U/mL］均显著高于着床障碍组（均 P<0.05）；子宫内膜组织ROS［（3.43±0.30）U/mL］、IL-6［（94.69±3.99）ng/L］、MCP-1水平［（27.03±3.48）μg/L］和KIR2DL4（0.54±0.08）、Nrf2（0.48±0.05）、Keap1（0.43±0.05）、RIP1（0.56±0.05）、RIP3蛋白表达（0.49±0.03）均显著低于着床障碍组（均 P<0.05）。实验组细胞活性［（126.63±1.25）%］、增殖率［（53.54±2.82）%］和ROS水平［（3.12±0.31）U/mL］均显著高于对照组［100%、（23.18±3.07）%、（2.51±0.28）U/mL，均 P<0.05］，凋亡率［（5.69±0.47）%］、KIR2DL4（0.36±0.06）、Nrf2（0.30±0.06）、Keap1（0.26±0.04）、RIP1（0.27±0.05）和RIP3蛋白表达（0.26±0.06）均低于对照组［（27.13±2.97）%、0.84±0.06、0.75±0.05、0.68±0.05、0.80±0.06、0.80±0.07，均 P<0.05］。miR-1306 inhibitor组细胞活性［（83.48±5.34）%］、增殖率［（38.42±4.28）%］均显著低于阴性对照组［（127.12±4.08）%、（53.57±2.09）%，均 P<0.05］，细胞凋亡率［（13.63±1.77）%］、ROS水平［（6.49±0.62）U/mL］、KIR2DL4（0.67±0.07）、Nrf2（0.57±0.05）、Keap1（0.50±0.05）、RIP1（0.64±0.06）和RIP3蛋白表达（0.61±0.08）均显著高于阴性对照组［（5.71±0.78）%、（3.23±0.31）U/mL、0.36±0.07、0.30±0.07、0.27±0.06、0.28±0.07、0.28±0.06，均 P<0.05］。 结论:PBMCs源性外泌体可以提高着床障碍小鼠妊娠率，可能是通过促进miR-1306表达、抑制KIR2DL4表达以改善炎症反应，还与缓解子宫内膜过度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有关。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一类以心境抑郁、兴趣减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精神障碍疾病。其病因机制不清，具有高发病率、高复发率及高自杀率特点。当下主流的单胺类假说不能充分阐明其病理学特征，部分抑郁症患者对现有抗抑郁药治疗应答不佳。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MDAR)拮抗剂和γ-氨基丁酸A(γ-aminobutyric acid A，GABAA)受体正向变构调节剂具有潜在快速抗抑郁效果，可能是抑郁症发病的新机制和临床治疗的突破口。NMDAR具有双向调节作用，适当激活可促进树突发育、神经元生长和长时程增强，但过度刺激会引起毒性反应，导致突触萎缩和神经元死亡。此外，炎症反应可诱导NMDAR功能改变从而产生抑郁症状。目前临床上新型抗抑郁药物NMDAR拮抗剂氯胺酮可能通过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释放增加、激活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1(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complex 1，mTORC1)信号通路，进而促进蛋白质合成、增强突触可塑性，从而起到快速抗抑郁和延缓抑郁复发的作用，但由于MDD患者NMDAR基因变异性较大，其潜在功能多态性影响临床症状表现和药物敏感性。本文通过梳理分析国内外最新研究，综述NMDAR功能异常与抑郁症发病、抗抑郁治疗作用以及临床应用现状，以期为抑郁症患者精准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噬血细胞综合征又称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是一种由遗传因素或获得性免疫调节异常导致的过度炎症反应综合征。恶性肿瘤相关性HLH可继发于淋巴瘤、白血病等，以HLH导向或恶性肿瘤导向的联合化疗是其主要的治疗方案，但总体疗效欠佳，预后差。现就儿童恶性肿瘤相关性HLH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旨在进一步提高对恶性肿瘤相关性HLH的认识。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是造成创伤患者后期高病死率的主要原因。过度的炎症反应、免疫功能障碍、凝血纤溶异常以及多器官系统相互作用的网络效应参与了严重创伤后MODS的病理生理过程。早期预警、准确诊断、及时恰当的器官支持和辅助治疗有助于改善创伤后MODS患者的不良预后。组织全国专家学者通过文献检索、分析和评价，综合相关循证医学及临床试验证据，并结合专家经验，着重从创伤后MODS的病理生理机制、预警、诊断、治疗、康复措施等方面编写本专家共识，旨在帮助临床医生加深对创伤致MODS的认知和规范临床救治工作。

SARS-CoV-2是引起COVID-19大流行的病原体，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在重型COVID-19病例中，病毒感染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导致多器官炎症反应过度直至衰竭，最终导致患者死亡。最近研究显示，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 (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 containing pyrin domain 3, NLRP3)炎症小体的激活是SARS-CoV-2致病的重要机制，SARS-CoV-2可通过多种途径激活NLRP3炎症小体，从而诱发大量促炎细胞因子释放。本文综述了SARS-CoV-2感染激活NLRP3炎性小体及其分子机制，并总结靶向抑制NLRP3炎症小体的研究进展，为治疗SARS-CoV-2感染提供新策略。

脓毒症是一种由于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而引起的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1]。2017年全球共有4 890万脓毒症病例，其中1 100万例死亡 [2]。脓毒症病情发展迅速，脓毒症患者的死亡率保持在25%~30%，合并休克时其病死率甚至高达40%~50% [3]。脓毒症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如今仍是重症监护领域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目前脓毒症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抗生素的使用、液体复苏和支持性护理等对症治疗 [4]。脓毒症的发病机制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特异性，这也一直是脓毒症的主要研究方向。脓毒症发病初期，病原体会进入血液，激活免疫反应，触发细胞因子级联反应，释放大量促炎细胞因子 [5]。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会出现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同时，过度炎症会破坏内皮屏障的完整性，导致血管内蛋白质和血浆泄漏到血管外空间，致使组织水肿和微血管灌注减少 [6]。研究发现由病原体成分脂多糖和炎症细胞因子引发的坏死性凋亡，在脓毒症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增生性瘢痕是受损皮肤的细胞外基质过度堆积导致的病理性修复结果，不同程度地影响患者的外观和功能。瘢痕形成的程度与创面愈合过程中炎症反应的强弱直接相关，过度或延长的炎症反应会增加增生性瘢痕的发生率。白细胞介素6（IL-6）是一种多效性细胞因子，可参与调控由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角质形成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组成的促纤维化网络，与增生性瘢痕的形成密切相关。该文就IL-6及其信号通路在增生性瘢痕形成中的作用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