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比分析广东省珠海市和新疆省喀什市小学生的视力及屈光状态，为我国不同地区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防控工作提供参考。方法：:横断面观察性研究。随机抽取2018至2019年珠海市10所小学及喀什市6所小学的学生。通过视力筛查获得裸眼视力、非睫状肌麻痹屈光数据和等效球镜度（SE）。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矫正两地性别和年龄差异。正态分布定量数据的比较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非正态分布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分类数据使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珠海市获得12 001例学生的完整资料，其中男生6 528例（占54.4%），女生5 473例（占45.6%），年龄（8.7±1.6）岁。喀什市获得5 584例完整资料，其中男生2 796例（占50.1%），女生2 788例（占49.3%），年龄（8.3±0.9）岁。两地区性别（ χ2=28.60， P<0.001）、年龄（ t=-19.27， P<0.001）之间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1:1倾向性评分匹配法矫正性别年龄混杂因素后，两地均有5 478例纳入统计分析。珠海市小学生右眼SE为-0.25（-0.88，+0.13）D，喀什市为-0.11（-0.30，+0.11）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9.32， P<0.001）。两地不同年龄段小学生SE绝对值逐年增加，自8岁起珠海市增加速度较喀什市快。珠海市和喀什市的裸眼视力不良占比分别为17.7%和15.2%。在裸眼视力不良人群中，珠海市和喀什市的近视临床前期占比分别为18.3%和42.9%，筛查性近视占比为76.3%和51.1%；高度近视仅存在于珠海市，共15例。 结论：:珠海市筛查性近视率和近视程度高于喀什市，两地的气候、经济、人口、教育差异可能是造成近视发病率不同的主要原因。

儿童青少年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为了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中西医结合诊断、分类、预防和控制等方法，提高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水平和效果，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华医学会汇集相关专家，严格按照循证医学方法学，调研和构建临床问题，检索、筛选、提取和综合证据，通过专家共识形成推荐意见，最终征求专家意见并通过审查，形成与儿童青少年近视中西医结合防控相关的诊疗指南。本指南从有效延缓健康儿童青少年发生近视、避免假性近视发展为真性近视、延缓低度近视发展为高度近视、预防和治疗高度近视并发症等方面，提出中西医结合预防和控制推荐意见，涵盖用眼行为监测与矫正，针刺或经皮穴位电刺激、光学、药物等预防和控制近视发生和发展技术等内容，以供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临床及科研实践中参考和使用，也可作为近视、假性近视、近视临床前期或健康人群自我预防的健康指导。

国际近视眼研究院在2019年提出了“近视眼前期”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儿童眼屈光度数≤+0.75 D且>-0.50 D，结合基线屈光度数、年龄和其他可量化危险因素，有较大可能在未来发展为近视眼，故值得采取预防性干预措施。本文从近视眼前期在儿童青少年中的流行病学特征、近视眼前期的判断标准和屈光变化特点、针对近视眼前期防控技术已有的和尚缺的研究证据、开展近视眼前期防控对促进近视眼防控关口前移的作用与收益4个方面，阐述儿童近视眼前期防控在近视眼综合防治中的重要价值和未来方向，以期和专业同道共同探讨有效防控近视眼发生发展的新策略。

目的：:分析SPOT屈光筛查仪检测学龄前儿童远视储备的准确性，并计算其筛查近视及近视前期的最佳转诊标准。方法：:横断面研究。连续性纳入2022年1月至2023年4月在南京市雨花台区妇幼保健所就诊的学龄前儿童。使用屈光筛查仪和睫状肌麻痹检影验光法分别获取受检儿童的屈光度数值。数据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结果：:共纳入812名儿童，年龄（4.2±1.0）岁，男404名，女408名；近视儿童94名（11.6%），近视前期儿童232名（28.6%）。屈光筛查仪较睫状肌麻痹检影验光低估等效球镜度（SE） （+0.25 D vs. +1.12 D， Z=-20.22， P<0.001），其筛查近视的最佳转诊标准为≤-0.50 D，敏感度91.49%，特异度88.58%，约登指数0.80；筛查近视前期的最佳转诊标准为≤0 D，敏感度69.63%，特异度81.07%，约登指数0.51。 结论：:SPOT屈光筛查仪可能低估学龄前儿童的远视储备，其检测近视及近视前期的最佳转诊标准分别为≤-0.50 D和≤0 D。

目的:评估不同浓度和给药频次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短期使用对儿童眼部安全性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对照双盲临床试验方法，连续纳入于2020年12月至2022年1月在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就诊的近视或近视前期儿童72例72眼。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受试者随机分为0.01%阿托品组、0.02%阿托品组和0.04%阿托品组，每组24例24眼。对所有受试者采用自动电脑验光仪行电脑验光，采用综合验光仪测量主觉验光，采用非接触式眼压计测量眼压，采用光学生物测量仪测量眼轴长度，采用推进法测量调节幅度(AMP)，采用瞳孔仪测量瞳孔直径，采用标准对数近视力表测量33 cm处的近视力，采用Keratograph 5M行泪液评估并进行眼表疾病指数(OSDI)问卷调查。各组受试眼分别双眼点1滴0.01%、0.02%、0.04%阿托品滴眼液后每10 min测量1次瞳孔直径，至3次瞳孔直径不再变化时，测量各组眼部参数记录为单次用药后数据。各组受试者分别使用对应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每晚1次，用药后1周测量眼部参数；随后0.01%阿托品组及0.02%阿托品组用药频率改为每日早晚各1次，0.04%阿托品组保持每晚1次，1周后测量眼部参数。均选取右眼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各组用药前后瞳孔直径、AMP及其他眼部参数变化。结果:0.01%阿托品组、0.02%阿托品组和0.04%阿托品组用药前瞳孔直径分别为(5.59±0.48)、(5.35±0.76)、(5.65±0.43)mm，单次用药后瞳孔直径分别为(7.00±0.68)、(7.17±0.58)和(8.40±1.71)mm，连续用药后1周分别为(6.67±0.62)、(6.56±0.65)和(7.60±0.69)mm，连续用药后2周分别为(6.96±0.49)、(7.04±0.53)和(7.60±0.36)mm，3个组用药前后不同时间点瞳孔直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分组＝9.430， P<0.001， F时间＝156.620， P<0.001)。0.01%阿托品组、0.02%阿托品组和0.04%阿托品组用药前AMP分别为(12.94±3.02)、(13.25±2.81)和(13.42±2.60)D，单次用药后分别为(11.62±2.61)、(11.53±2.06)和(9.64±1.93)D，连续用药后1周分别为(11.14±2.61)、(11.33±2.33)和(8.30±1.18)D，用药后2周分别为(9.99±1.81)、(8.72±1.25)和(8.76±2.12)D，3个组间AMP总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分组＝2.800， P＝0.063)，用药后不同时间点AMP均较用药前降低，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61.400， P<0.001)。各组受试者等效球镜度、眼压、近视力、眼轴长度、首次泪膜破裂时间、平均泪膜破裂时间、泪河高度和OSDI问卷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分组＝0.030、0.630、1.420、0.580、0.140、0.120、0.340、0.142，均 P>0.05)。用药前后不同时间点等效球镜度、眼压、首次泪膜破裂时间、平均泪膜破裂时间、泪河高度、OSDI评分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12.560、4.730、4.720、5.220、3.720，均 P<0.05)。 结论:不同浓度阿托品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瞳孔散大及AMP下降，且浓度越高越严重，同时，增加阿托品给药频次，瞳孔散大及AMP下降程度也会加重，但并未发现不能耐受的不良反应。

目的:观察质量分数0.01%阿托品滴眼液预防儿童近视发生和发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采用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招募2020年7—10月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中国汉族儿童60例60眼。将睫状肌麻痹验光后双眼等效球镜度(SE)为+0.50~-0.75 D(近视前期)的儿童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0.01%阿托品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30眼。2个组儿童分别于每晚睡前双眼各点1滴0.01%阿托品滴眼液或空白溶媒滴眼液，比较治疗前及治疗3个月和6个月后2个组的SE、眼轴长度(AL)、瞳孔直径、调节幅度变化量，记录整个治疗期间儿童不适症状。结果:治疗后6个月，0.01%阿托品组和对照组各有26例和25例受试者完成随访，分别有3例和9例儿童发生近视，分别占11.5%和3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238， P＝0.040)。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SE和AL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10.981、81.854，均 P<0.001)，其中治疗后3个月和6个月，对照组SE和AL以及0.01%阿托品组AL均较治疗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0.01%阿托品组治疗后3个月和6个月SE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6个月，0.01%阿托品组SE向近视化方向进展(-0.15±0.26)D，小于对照组的(-0.34±0.35)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207， P＝0.032)；0.01%阿托品组AL增加量为(0.17±0.11)mm，小于对照组的(0.28±0.14)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27， P＝0.003)。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瞳孔直径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2.263， P＝0.032)，其中治疗后3个月和6个月，0.01%阿托品组瞳孔直径大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调节幅度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分组＝0.882， P＝0.042； F时间＝0.337， P＝0.033)，其中治疗后3个月和6个月，0.01%阿托品组调节幅度小于治疗前和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1个月内，0.01%阿托品组和对照组各有5例和2例儿童出现畏光，分别占16.7%(5/30)和6.7%(2/3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647， P＝0.421)，2个组儿童均未发生视近模糊和其他不适症状。 结论:近视前期儿童点用0.01%阿托品滴眼液6个月，近视发生率降低，SE和AL变化速度减慢；调节幅度轻度下降，瞳孔直径轻度扩大，但对学习和生活无明显影响。

目的:比较应用0.01%阿托品滴眼液和重复低强度红光(RLRL)照射对近视前期儿童眼部生物学参数的影响。方法: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纳入2021年5月至2021年11月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近视前期[双眼等效球镜度(SE)为－0.75～＋0.50 D]儿童62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阿托品组(30例)双眼每晚睡前滴0.01%阿托品滴眼液，红光组(32例)双眼行RLRL照射，每天2次，至少间隔4 h，每次3 min，每周使用5 d。两组儿童均干预6个月后停用1个月。历史对照组为2020年7月至2020年10月观察的与本研究受试者基线资料相匹配、双眼SE为－0.75～＋0.50 D的近视前期儿童25例。随访7个月，观察阿托品组与红光组的SE、眼轴长度(AL)、黄斑中心凹下脉络膜厚度(SFCT)、黄斑中心凹下脉络膜血管指数(SFCVI)、调节幅度、瞳孔直径、散光度、角膜曲率、前房深度和眼压的变化，并分别与历史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随访6个月，阿托品组SE、AL、SFChT和SFCVI分别为(－0.37±0.54)D、(23.75±0.77)mm、(337.16±61.11)μm和0.37±0.10，其中SE和AL较基线[(－0.22±0.51)D和(23.59±0.74)mm]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3、7.06， P＝0.003、 P<0.001)；SFCT和SFCVI与基线时[(331.06±55.43)μm和0.36±0.11]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10、0.10， P＝0.278、0.921)；红光组SE、AL、SFCT和SFCVI分别为(－0.28±0.43)D、(23.70±0.76)mm、(351.67±63.74)μm和0.41±0.11，其中AL、SFCT和SFCVI相较基线[(23.62±0.77)mm、(335.20±58.90)μm和0.37±0.12]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68、3.39、3.23， P＝0.001、0.001、0.002)，而SE与基线时[(－0.24±0.32)D]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80， P＝0.428)。经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阿托品组SE和AL的变化量[0.00(－0.36，0.00)D、(0.16±0.14)mm]均大于红光组[0.00(－0.19，0.00)D、(0.08±0.09)mm]，而SFCT和SFCVI的变化量[5.48(－8.90, 21.79)μm、0.01(－0.05, 0.05)]均小于红光组[23.23(2.67, 49.10)μm、0.06(0.00, 0.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β＝0.120、－0.072、16.610、0.048, P＝0.048、0.029、0.012、0.013)。阿托品组调节幅度为(12.52±1.97)D，较基线时减少( t＝3.51， P<0.001)，瞳孔直径为(6.41±0.87)mm，较基线大( t＝2.31， P＝0.016)。红光组的调节幅度和瞳孔直径以及两组的散光度、角膜曲率、眼压和前房深度与基线相比均无明显变化(均 P>0.05)。历史对照组的SE和AL变化量分别为－0.31(－0.50，－0.25)D和(0.28±0.14)mm，红光组和阿托品组的SE进展和AL增长与历史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停止干预1个月后，阿托品组和红光组的SE变化量为(－0.06±0.07)D和(－0.05±0.05)D，AL变化量为(0.04±0.05)mm和(0.02±0.06)mm。两组各参数与基线时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0.01%阿托品滴眼液和RLRL照射均能有效控制近视前期儿童SE进展和AL增长，且RLRL照射效果更好。RLRL照射对SFCT和SFCVI以及0.01%阿托品滴眼液对调节幅度和瞳孔直径的影响均具有可逆性。

全球近视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把近视列入亟待解决的致盲性眼病之一。近视是遗传-环境相互作用的多基因、多因素复杂疾病，目前治疗方法的效果有限且存在一定弊端，还未形成临床管理策略上的共识。近视的风险评估确定需要干预的人群（如近视高危因素、近视临床前期、早发近视、进展近视）是近视防控中最重要的起始步骤。本研究旨在总结最新近视防控策略，解决近视健康问题及缓解近视负担。

基于天人同律思想,结合阴平阳秘之稳态医学观,提出"律态和稳"观点.认为"律态失稳"贯穿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涵盖节律失衡(近视高危期)、气血失衡(近视前期)、筋膜失衡(低度近视)、精血失衡(高度近视)4个方面.治疗当以"调律和态"为要,使阴平阳秘,目系得养.近视高危期强调通过调整睡眠、增加户外活动以顺时调律;近视前期可增加中医适宜技术如揿针等调和气血;低度近视期当以揿针、耳穴压丸等中医适宜技术为主,辅以当归补血汤加减以柔筋通络;高度近视期应既病防变,注重补益精血,可予驻景丸或四物五子汤加减,以恢复目与全身之稳态.

目的:比较正常组、近视前期组、轻度近视组的双眼及单眼调节功能,研究近视前期组调节功能的特征,为延迟/阻止近视的发生,有效降低近视发生率提供临床依据.方法:横断面描述性研究.选取2021-10/2023-02学校视力筛查提示视力异常和/或高危,转诊至翠竹街道社区健康服务中心青少年近视防控中心复查的儿童179人,其中男92人,女87人,年龄6-12(平均8.55±1.66)岁.根据睫状肌麻痹后的屈光度数分为:正常组(+0.75 D＜SE≤+2.00 D)、近视前期组(-0.50 D＜SE≤+0.75 D)、轻度近视组(-3.00 D≤SE≤-0.50 D),双眼近视分组以屈光度数低的眼定义组别.检查双眼的正、负相对调节(PRA、NRA)、调节灵活度(AF),单眼的AF、调节幅度(AA)等.比较不同组别年龄、双眼及单眼调节功能.结果:不同组间性别构成比无差异(x2=0.167,P=0.920).正常组和近视前期组年龄无差异(P=0.310),轻度近视组和正常组、近视前期组有差异(P=0.018、＜0.01);双眼NRA、PRA、AF正常组和近视前期组均有差异(P＜0.01),近视前期组和轻度近视组均无差异(P＞0.05).单眼AF在正常组与近视前期组均有差异(P＜0.01),在近视前期和轻度近视组中均无差异(P＞0.05);单眼AA在各组中均有差异(P＜0.05).结论:近视前期屈光度数在正常范围,双眼的NRA、PRA,单眼、双眼的AF已经显著下降,降至与轻度近视组无明显差异;单眼的AA在近视前期已经下降,和轻度近视组有明显差异.对近视前期儿童应进行调节功能检查,将异常的视功能通过视觉训练恢复或许是防控近视前期进展到近视的一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