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不同程度近视患者视盘旁萎缩弧（PPA）和视盘周围脉络膜血管指数（CVI ），分析其相关性。方法:横断面临床研究。2021年9~ 12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就诊的近视患者281例281只眼纳入研究，均以右眼为受试眼。其中，男性135例135只眼，女性146例146只眼；年龄（28.18±5.78）岁；等效球镜度数（SE）（-5.13±2.33）D。根据SE，将患眼分为低度近视组（A组，-3.00 D

近年来，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逐年攀升，如何有效地控制近视发展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热点。角膜塑形术以其安全性好、控制效果明确、对日常生活影响小的优点已广泛应用于近视防控领域。角膜塑形术将角膜塑形出相对平坦的中央治疗区和相对陡峭的周边离焦区。角膜塑形术后治疗区的偏位是临床中可观察到的常见现象，以向颞下方偏位最为常见。研究表明，角膜前表面的不对称性越大、基线近视度数越高、镜片直径越小，塑形术后治疗区偏位距离就越大。此外，治疗区的偏位与镜片的重力作用、Bell现象、眼睑作用等因素也有关。较大的偏位距离会导致塑形术后的视觉质量下降，主要表现为重影、眩光等临床症状，可能是由于彗差的增加所引起。治疗区的偏位相对正位会达到较好的近视控制效果，这与瞳孔区内近视离焦明显增大有关。明显的治疗区偏位可以通过增加矢高、调整定位弧、加大镜片直径或改用环曲面镜片的方法来解决。本文就角膜塑形术后影响治疗区偏位的因素以及治疗区偏位对视觉质量和近视控制效果的影响进行综述，探讨解决治疗区偏位的方法，对临床配镜与换镜进行指导。

患者男，47岁。因无明显诱因突感右眼视物不清，于2019年3月7日到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眼科就诊。既往双眼高度近视病史30余年。眼科检查：右眼、左眼最佳矫正视力（BCVA）分别为0.10、0.15。右眼、左眼眼压分别为13.0、22.3 mm Hg （1 mm Hg=0.133 kPa ）。双眼后囊膜混浊。眼底检查：右眼玻璃体腔内重度混浊，可见大量色素颗粒，鼻下方视网膜脱离明显，黄斑区受累，鼻上方中纬部约1个视盘直径大小的视网膜撕裂孔，变性区明显；左眼玻璃体腔轻度混浊，视网膜平伏，视盘颜色淡红，颞侧萎缩弧，黄斑区中心凹反光消失，视网膜血管走形正常，"豹纹状"眼底（图1A，1B ）。全身情况：体态臃肿，鼻梁塌陷，面中部后缩，感音性耳聋。诊断：双眼高度近视、右眼视网膜脱离。

目的：:观察基弧区非球面设计角膜塑形镜对客观视觉质量的影响。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选择2019年8月至2020年3月在沈阳爱尔眼视光医院验配角膜塑形镜的近视患者60例（60眼），根据患者所选择的角膜塑形镜基弧区设计不同进行分组，非球面组30例（30眼）配戴基弧区非球面设计的角膜塑形镜；球面组30例（30眼）配戴基弧区球面设计的角膜塑形镜。在戴镜前和戴镜后6个月测量2组患者在5 mm瞳孔直径下的全眼和角膜的高阶像差（HOA）、球差（SA）、彗差、三叶草差和调制传递函数（MTF）、斯特列尔比值（SR）等。取左眼数据用于统计分析。组内戴镜前后波前像差及MTF、SR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进行分析，组间各项参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与戴镜前相比，2组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后全眼和角膜的HOA、SA、彗差均增加，SR、MTF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球面组、非球面组戴镜后角膜的三叶草差均较戴镜前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69， P=0.001； t=-3.41， P=0.002）。组间全眼HOA、SA、彗差增加量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4.36， P<0.001； t=2.13， P=0.038； t=4.51， P<0.001），组间角膜HOA、彗差增加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84， P=0.006； t=2.69， P=0.009）；组间其余像差和SR、MTF改变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角膜塑形镜基弧区的不同设计影响患者的客观视觉质量。相比于基弧区球面设计角膜塑形镜，患者配戴非球面设计角膜塑形镜后客观视觉质量更好。

患儿男，6岁。因家长发现其视物距离很近3年，于2019年1月到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就诊。患儿3岁时曾在当地医院诊断为"高度近视"；2018年7月曾在我科门诊经医学验光及眼B型超声检查确诊为"高度近视"，但未接受戴镜治疗。患儿系单胎、足月剖腹产，出生时无异常，未经特殊治疗；其母在孕产期无特殊病史；父母非近亲结婚；无外伤史。眼科检查：右眼视力0.08，矫正视力0.15；左眼视力0.05，矫正视力0.12。右眼、左眼眼压分别为16、20 mm Hg (1 mm Hg= 0.133 kPa）。散瞳后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双眼晶状体周边部后囊膜灰色混浊，中央后囊膜轻度向后凸出，呈晶状体后圆锥样改变（图1A，1B ），其余眼前节正常。间接检眼镜检查，双眼眼底轻度"豹纹状"改变，但视网膜血管像不清晰，轻度扭曲（图1C，1D ），与通过圆锥角膜观察的眼底成像很相似。右眼、左眼眼轴分别为25.48、25.60 mm，角膜曲率值分别为41.41×14°/42.99×104°、41.06× 176°/43.16×86°。眼B型超声检查，双眼晶状体混浊、玻璃体混浊，左眼颞下方有低回声弧形光带（图2A，2B ）。黄斑部光相干断层扫描检查，双眼均未见异常。多焦视网膜电图检查，双眼振幅降低。图形视觉诱发电位（VEP）检查，右侧峰时延迟、幅值降低，左侧未引出有效波形；多焦VEP检查，双眼波形存在。全身麻醉下行小儿数码视网膜成像系统（RetCam）检查，双眼颞侧周边部视网膜血管被牵拉变直，右眼颞侧周边视网膜有变性区；左眼有从视盘向颞侧周边延伸至晶状体后方的视网膜皱襞，且颞侧周边视网膜被牵拉隆起（图2C，2D）。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双眼周边视网膜血管走行平直呈"毛刷状"，部分有荧光着染，双眼颞侧周边可见牵拉隆起，晚期有少量荧光素渗漏（图2E，2F ）。临床诊断：双眼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FEVR）、并发性白内障、晶状体后圆锥改变、高度近视。

目的：:调查重庆市18岁及以上人群高度近视的患病率及影响因素、高度近视视网膜脉络膜病变患病率及视力损伤情况；并比较人工智能（AI）软件与人工阅片诊断高度近视视网膜脉络膜病变的一致性。方法：: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于2021年7月对重庆市永川区18岁及以上人群进行眼健康调查，内容包括问卷调查和视力、等效球镜度（SE）、非接触眼压、裂隙灯显微镜和眼底照相等眼科检查。高度近视诊断标准为SE≤-6.00 D，如伴后巩膜葡萄肿、Fuchs斑、漆裂纹、豹纹状改变及视盘周萎缩弧等眼底退行性改变诊断为高度近视视网膜脉络膜病变。筛选SE≤-6.00 D眼底图，通过AI及人工阅片方式分析，诊断高度近视视网膜脉络膜病变。采用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对高度近视患病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采用Kappa检验和受试者特征（ROC）曲线分析比较人工及AI阅片的一致性。结果：:方案设定流调对象4 364人，实际调查4 695人，应答率为107.58%。SE≤-6.00 D为237人（384眼），重庆市高度近视患病率5.05%；相对于18~30岁的人群，60~70岁年龄段患高度近视风险降低（ OR=0.38，95% CI：0.188~0.760， P=0.006）；女性患高度近视风险增加（ OR=1.41，95% CI：1.028~1.935， P=0.033）；高中、大专、大学及以上人群较小学及以下人群更容易患高度近视（ OR=3.62、3.34、7.30， P<0.001）。人工阅片诊断高度近视视网膜脉络膜病变162人，占高度近视人群的68.35%，总人群患病率为3.45%；AI诊断高度近视视网膜脉络膜病变改变者155人，占高度近视人群的65.40%，总人群患病率为3.30%；人工阅片与AI诊断高度近视视网膜脉络膜病变（Kappa=0.895， P=0.001）、同时诊断病理性近视（Kappa=0.931， P=0.001），表明AI与人工阅片诊断一致性良好。AI诊断高度近视视网膜脉络膜病变ROC曲线下面积（AUC=0.959， P<0.001）、病理性近视（AUC=0.955， P<0.001），灵敏度和特异度均在90%以上，表明AI诊断准确性较高。同时统计高度近视视网膜脉络膜病变患者视力，其中视力损伤28人，盲13人，人群致盲率为0.28%。 结论：:重庆市18岁及以上人群高度近视患病率较高，呈低龄化趋势；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是高度近视患病的影响因素。AI与人工阅片在高度近视视网膜脉络膜病变诊断方面一致性较高。

目的:探讨中国自然人群中40岁以上高度近视眼患者后极部眼底形态学参数的长期变化规律。方法:以人群为基础的纵向研究。纳入“北京眼病研究”中完成了2001年和2011年2次调查、彩色眼底像可供判读的71例（110只眼）高度近视眼（近视等效球镜度数≥6.00 D）患者资料进行研究，其中男性27例，女性44例。2011年时患者的年龄为（56.2±9.5）岁。根据病理性近视眼研究小组荟萃分析中对病理性近视眼的定义对2001年眼底像进行判读，110只眼被分为单纯性高度近视眼组（79只眼）和病理性近视眼组（31只眼）。分别对2001年和2011年的彩色眼底像中的形态学参数进行测量，包括视盘倾斜度、视盘旋转度、β萎缩弧面积、视盘中心凹距离、视盘萎缩弧颞侧缘距离、中心凹萎缩弧颞侧缘距离、血管弓垂直距离，并分别对所有受试者、单纯性高度近视眼组、病理性近视眼组2次随访参数采用 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进行比较，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参数10年变化值与其他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所有受试者中视盘倾斜和视盘旋转的发生率分别为41.1%（44/107）和63.3%（68/107），2001年和2011年的视盘倾斜度分别为1.34±0.31和1.34±0.33，视盘旋转度分别为30.4°±26.3°和30.0°±25.3°，2001年和2011年视盘倾斜度差异（ Z=-0.317）和视盘旋转度差异（ t=0.159）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011年的β萎缩弧的面积［1.34（0.45，3.73）mm 2， Z=-7.295］、视盘中心凹距离［（5.18±0.54）mm， t=-3.523］、视盘萎缩弧距离［1.55（0.24，2.16）mm， Z=-6.825］分别较2001年β萎缩弧的面积［1.05（0.23，1.88）mm 2］、视盘中心凹距离［（5.08±0.43）mm］、视盘萎缩弧距离［1.39（0.77，1.93）mm］显著增大（ P<0.05）；血管弓的垂直距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858， P>0.05）。而单纯高度近视眼组和病理性近视眼组中心凹萎缩弧距离变化规律不同：单纯性高度近视眼组2011年中心凹萎缩弧距离较2001年显著缩短（ Z=-3.221， P<0.05），而病理性近视眼组中心凹萎缩弧距离无明显变化（ t=0.655， P>0.05）。多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较大的β萎缩弧面积变化值与大的角膜曲率（ r=0.462， P<0.05）和较长的眼轴显著相关（ P<0.05）；较大的视盘中心凹距离改变与低的最佳矫正视力（ r=0.348， P<0.05）和较长的眼轴（ P<0.05）显著相关；较大的视盘萎缩弧距离变化和低的最佳矫正视力（ r=0.538， P<0.05）和长眼轴（ P<0.05）相关。此外，近视眼黄斑病变的进展（ Z=-3.425， P<0.05）以及单纯性高度近视眼进展为病理性近视眼（ Z=-2.911， P<0.05）都和更加显著的β萎缩弧扩大相关。 结论:40岁以上的高度近视眼患者，随着高度近视眼的发展，视盘形态相对稳定，而视盘黄斑距离和β萎缩弧会不断增大，这可能是由眼轴增长所致；β萎缩弧的变化可能是近视眼黄斑病变进展的预测指标。 （中华眼科杂志，2021，57：908-915）

目的:探讨高度近视病因多元分析及其最佳矫正视力（BCVA）与近视屈光度、眼底病变特征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余姚市中医医院 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确诊为高度近视的患者112例（198眼）的临床资料，分析患病影响因素。观察患者近视屈光度、眼底病变种类、严重程度以及BCVA情况，并分析各观察指标间相关性。结果:高度近视的发生与晶状体部分浑浊、眼底畸变、角膜薄翳、家族遗传有关；经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父母存在近视［73例（83.91%）比39例（57.34%）］、每周户外活动<4.17 h［47例（89.36%）比24例（61.54%）、26例（68.42%）、20例（64.52%）］是患者高度近视的危险多因素（χ 2=13.427、10.300， P<0.05或 P<0.01）；经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近视屈光度与BCVA呈负相关（ r=-0.729， P<0.001）；豹纹状眼底、倾斜视盘、视盘旁β区萎缩弧、后极部视网膜脉络膜萎缩的病变与BCVA呈正相关（ r=0.461、0.732、0.528、0.825， P<0.05或 P<0.001）；患眼病变程度与BCVA呈负相关（ r=-0.673， P<0.001）。 结论:高度近视患者近视屈光度、眼底病变特征与BCVA最佳矫正视力有紧密联系，可用于评估患者病情变化，为其预防与治疗提供了方向。

目的:观察高度近视患者视盘结构改变以及与眼底形态学标记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研究。2018年7月至2020年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高度近视患者90例155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31例52只眼，女性59例103只眼；年龄（57.1±14.2）岁；眼轴长度（AL）（28.5±2.6） mm。患者均行眼底彩色照相检查。依据近视性黄斑病变分型将患者按照病变类型和程度分为非病理性近视组、轻度牵拉型病变组、重度牵拉型病变组、新生血管型病变组，分别为35、58、41、21只眼。通过数字化眼底照片和ImageJ图像分析软件测量患眼视盘水平、垂直、最大、最小直径，视盘旁萎缩弧中δ区和γ区水平和垂直直径，椭圆指数，颞上动脉血管弓最上点和颞下动脉血管弓最下点之间垂直距离（VDA），颞侧动脉血管弓和视盘间夹角（Kappa角），视盘中心和黄斑中心凹之间距离（DFD），以及视盘水平轴和视盘中心至黄斑中心凹连线间夹角（DFA）。视盘直径和其他参数之间行相关性分析。组间差异比较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结果:视盘水平直径与δ区水平直径（ r=0.300， P<0.001）、Kappa角（ r=0.260， P=0.003）、椭圆指数（ r=0.650， P<0.001 ）呈正相关；与DFD呈负相关（ r=-0.190， P=0.030）。视盘垂直直径与视盘水平直径（ r=0.280）、δ区水平直径（ r=0.330）和垂直直径（ r=0.460）、γ区水平直径（ r= 0.430）和垂直直径（ r=0.390）、DFD （ r=0.390）呈正相关（ P<0.001 ）；与DFA （ r=-0.210， P=0.001）、Kappa角（ r=-0.210， P=0.004）呈负相关。与非病理性近视组比较，重度牵拉型病变组患眼视盘水平、垂直直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其中，水平直径差异不依赖眼轴和年龄差异；垂直直径差异由眼轴差异引起。与非病理性近视组比较，新生血管型病变组患眼视盘水平直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且不依赖眼轴和年龄差异；视盘垂直直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视盘结构与多个眼底形态学标记相关，并根据高度近视患者年龄、眼轴及病变程度不同而呈现差异化。

患者，女，28岁，因想做近视屈光手术至广州爱尔眼科医院就诊。患者配戴-8.00 D软性隐形眼镜（Soft contact lens, Scl）[基弧8.6 mm，中心厚度0.09 mm（-3.00 D），透氧系数15 DK/t，含水量45%，直径14.0 mm]13年，每天配戴时间大于14 h，无不适，来院就诊时已摘镜1 d。眼部检查：双眼角膜透明，无荧光素染色，无新生血管；结膜无充血水肿；角膜曲率：右眼43.7 D@6.4°，45.2 D@96.4°，左眼42.9 D@167.8°，45.4 D@77.8°；最大角膜曲率（Maximum keratometry, Kmax）：右眼45.9 D，左眼46.0 D（见图1）；角膜最薄点厚度：右眼522 μm，左眼519 μm；综合验光：右眼-10.50-1.50×175=1.0，左眼-7.75-4.50×17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