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颌骨的成骨细胞瘤较少见，其发病机制尚无定论，因复发率高、可发生恶性转化以及缺乏特异性检测指标，临床病理诊断较难。本文报道1例成骨细胞瘤的病史、影像学和病理检测特点，并提出成骨细胞瘤进化发育假说，以期丰富对该疾病的认识，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隐性雌雄异株指植株表型为非雌雄异株,但形态上两性花通常雄性不育或雌性不育,植株个体实际仅行使雌性或雄性功能.两性花植株向雌雄异株的转变在被子植物中广泛存在,隐性雌雄异株作为潜在的中间阶段对于理解植物性系统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据APG Ⅳ分类系统,这些物种在被子植物的22目36科65属约221种植物中有过报道,分别约占被子植物总目数的34.4％、总科数的8.7％、总属数的0.5％和总种数的0.1％;多为分布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依靠生物传粉的木本植物,且至少存在花蜜或花粉作为访花报酬.该性系统形态学的性表达类型多样:可分为雄花两性花异株(类型Ⅰ)、两性花植株(类型Ⅱ)、雌花两性花异株(类型Ⅲ)及其他类型(类型Ⅳ)4种,分别约占已报道隐性雌雄异株物种数的48.9％、47.5％、2.7％和0.9％.从系统发育看,该性系统在被子植物木兰分支、单子叶植物分支及真双子叶植物分支均有分布,且主要分布于较为进化的核心真双子叶植物类群中.隐性雌雄异株物种不育性器官的进化意义存在多种假说,包括祖先假说、遗传约束假说、促进风媒花粉落置假说、传粉者吸引假说、拟态与欺骗假说等,但相关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对隐性雌雄异株物种不同类群的性表达形式、不育性器官败育类型进行了归纳,并对具该性系统的类群在被子植物中的分布与系统演化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同时对有关隐性雌雄异株物种不育性器官进化意义的5个假说进行了介绍与评价,最后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为深入研究被子植物隐性雌雄异株性系统的进化式样与机制研究提供理论资料.

当昆虫类群表现为长生命周期k(k＞1)年时,成虫的羽化表现为非周期性、周期性和过渡周期性 3 种形式.非周期性即为成虫每年均羽化,周期性即为成虫每k年才羽化 1 次,过渡周期性为非周期昆虫逐渐进化为羽化周期性的必经阶段,不同年份羽化的同生群在密度上产生了显著差异,形成了小同生群和优势同生群.自然界中表现出完全羽化周期性的昆虫种类是较少的,但由于其高种群密度的成虫同步性羽化现象,对比非周期性昆虫更易暴发成灾.为明确周期性昆虫演化进程并为林区虫害防控提供理论指导,总结了周期性昆虫的种类和生活特性,不同年间的气候异质性、自然灾害、扩散到未分布区域、天敌、种间和种内竞争等因素均有可能成为过渡周期现象形成的最初驱动力,生活史延长、寄主-天敌互作、低温驱动效应、天敌不敏感-捕食者饱足效应、种间和种内竞争等是促使昆虫羽化周期性形成的可能机制.在林区管理实践中,应提前评估害虫羽化周期性产生的趋势和程度.当成虫表现出完全羽化周期性,应在集中羽化年份内采取见效快的综合防控策略,降低唯一同生群密度至经济阈值以下.当成虫表现出过渡周期性,应加大优势同生群防治力度、降低小同生群防治频率,以及采取天敌林间释放和保育技术以平衡天敌对目标害虫的不同发育阶段种群的控制作用大小,遏制或减缓天敌-寄主互作驱动下的周期性演化进程,逐渐实现由过渡周期阶段向非周期性的逆转.当成虫表现出非周期性,应减少专化性天敌的释放和针对害虫特定阶段的防治措施使用频率,优先选择作用于所有发育阶段且致死率不存在显著差异的防治手段,避免因人为干扰产生的周期性演化和进一步的成灾.

生态位作为解决群落如何构建、物种如何共存的探索,从其最初定性描述物种在生境中的空间分割,到反映物种在群落中功能上的分异,再到从多维空间和资源利用等方面进行的定量分析,生态位理论逐渐发展.然而,在非随机过程影响下物种生态位的大小,尤其是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生态位的位移、收缩或扩张等变化过程的量化,需要进一步研究.元素是组成生物有机体的基本物质,生物体内元素含量及其比例(元素组,elementome)具有物种特异性,同时也反映了物种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性.随着生态化学计量学的发展,生物元素组在生态学各个研究尺度中的应用愈加广泛.在群落生态学研究中,生物元素组及其在环境梯度上的变异为量化群落中物种生态位分化、预测环境变化条件下生态位的变化提供了极佳指标.生物地球化学生态位使用生物元素组及生态位多维超体积的概念,对物种生态位进行了量化.基于文献检索结果,本文阐述了生物地球化学生态位假说的理论框架,对其在不同生物分类群(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中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最后对其在不同生态系统中的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对该假说的适用性进行检验并推动生态位理论研究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阐述肿瘤发生发展的单克隆假说不能自圆其说.遗传多样性选择假说将孟德尔遗传学与达尔文进化论联系起来,认为多克隆起源-单克隆选择-亚克隆扩张的肿瘤细胞群遗传多样性是选择压力的结果.正常细胞获得致癌驱动基因突变,相对于其他细胞具有选择优势,成为肿瘤启动细胞;在与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的互动中,绝大多数启动细胞会被人体自身免疫系统识别并杀灭,如果发生免疫逃逸,恶性肿瘤的发生率会极大增加,并发生亚克隆扩张、肿瘤内异质性等.本文提出遗传多样性选择假说,并分析其临床意义.

基因组大小是物种基因组的重要特征,通常用DNA C值来衡量,能够用于快速判断基因组倍性,并为分类学与进化生物学提供重要依据.海三棱藨草(Scirpus mariqueter)是长江口和杭州湾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标志性物种,被认为是扁秆藨草(S.planiculmis)和藨草(S.triqueter)的杂交种,因染色体小而难以准确确定倍性.近年来,部分研究者指出该物种的分类和命名存在疑点.该研究通过基因组Survey分析检测海三棱藨草样本CJ1的基因组特征,测序深度约为120 ×,并以绿豆(Vigna radiata)为参考标准,利用流式细胞术测定了海三棱藨草及其同域近缘种扁秆藨草和藨草以及海三棱藨草和扁秆藨草的杂交F1共13个样本的DNA C值和相对倍性.结果表明:(1)基因组Survey分析测得CJ1的基因组大小为244.12 Mbp,杂合率为0.68％,重复序列比例为42.38％,GC含量为37.25％.(2)流式细胞术测得来自不同区域的海三棱藨草各样本的基因组倍性相同,1C值在234.87-242.5 Mbp之间,其中CJ1的基因组大小与基因组Survey检测结果高度一致.(3)扁秆藨草的1C值在251.77-264.13 Mbp之间,藨草1C值为537.33 Mbp.根据上述基因组大小,认为海三棱藨草不可能是这两者的杂交种.该研究补充了海三棱藨草及其近缘种的基因组特征,为后续全基因组测序奠定基础,同时也否定了海三棱藨草起源于扁杆藨草和藨草杂交的假说.

野生种群是重要的种质资源,了解本地野生种群和栽培种群之间的遗传多样性和群体演化有助于野生种群的科学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本研究基于北京板栗自然与栽培分布区,采集5个栽培种群和1个野生种群共93份种质的叶片,并采集湖北宜昌1个种群(作为外群)共16份种质的叶片,筛选16对微卫星SSR引物分析板栗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进化历史.结果表明北京板栗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相对较高,其中红螺寺野生板栗种群的遗传多样性高于其他种群.板栗各种群之间有明显的遗传分化(Fst=0.232),基因交流频率较低(Nm=0.547).分子生物学方差分析(AMOVA)分析表明板栗种群内的遗传变异(57.70％)大于群体之间(42.30％).群体遗传结构分析显示,宜昌板栗种群明显区别于北京板栗种群,北京板栗分为两组,红螺寺野生种群单独为一组,明代板栗园古树种群和其他栽培种群聚为一组,说明北京栽培板栗可能来自于明代板栗园古树种群.非加权组平均法聚类分析(UPGMA)、主坐标分析(PCoA)和主成分分析(PCA)结果均支持群体遗传结构结果.Treemix分析结果显示从宜昌种群到北京种群发生过历史基因交流,说明板栗从华中地区向北迁移的路线.种群历史结果表明,北京种群在大约8.3万年前从宜昌种群种分化出来,北京本地野生种和栽培种的分化时间大约在3.2万年前.本研究结果支持板栗由华中向北迁移的假说,栽培种的驯化降低了北京板栗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北京板栗野生种和栽培古树保留了高的遗传多样性,应该优先得到保护.

竞争力增强进化假说(Evolution of Increased Competitive Ability,EICA)认为入侵植物在入侵地由于天敌逃逸导致对天敌防御投入降低而增加生长和繁殖等投入.然而,EICA假说所预测防御能力的进化主要集中在防御的组成抗性方面,而从诱导抗性和耐受性的角度进行的验证还很有限,并且忽视了生境资源可利用性对植物防御策略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同质园实验比较了喜旱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原产地(阿根廷)和入侵地(美国)各9个种群,在高、低养分和有、无专食性天敌取食处理下的防御相关功能性状(比茎长、根冠比)及其对天敌取食的诱导反应,以及它们与植物适合度相关指标的关系.结果表明:入侵地种群具有较高的总生物量(+14.7％)、较低的比茎长(防御钻茎化蛹天敌的重要指标,-27.5％),暗示其个体大小增加而防御投入降低,符合EICA假说的预测.入侵地种群耐受性与原产地种群没有显著差异.在高养分下,入侵地种群的比茎长对专食性天敌取食的诱导反应显著增加,且与总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相比原产地种群,入侵地种群具有更高的生物量,对专食性天敌的组成抗性降低,且在高养分下对专食性天敌的诱导抗性增加,推测生境的养分富集可能会降低喜旱莲子草的生物防治效果.

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外来种入侵是全球性的生物安全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外来入侵种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Essl et al,2011;Seebens et al,2017),中国与世界各国都将面临更严峻的外来种入侵威胁(Vaz et al,2017).为有效应对这一威胁,各国学者已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生态系统中外来种入侵的过程、生态学效应以及潜在驱动力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揭示了一系列与外来种入侵性(invasiveness)以及生态系统可入侵性(invasibility)相关联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一系列假说(如:天敌逃逸假说、竞争力增强的进化假说、空余生态位假说等)用以解释外来种成功入侵的机制,为外来入侵种监测、管理和生态修复提供了依据.

科学阐明中药的起效方式是中医药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于中药起效方式的看法百家争鸣,其中认为“叠加作用”是中药起效核心方式的科学假说,引发了中药药理学领域学者和专家的思考和争鸣.“叠加作用”为中药作用方式和作用特点提供了新解读,对中药药理学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本文根据当前中药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及临床案例对中药起效的核心方式作了进一步思考,提出以下观点:①中药成分结构的多样性及作用靶点的复杂性决定了中药药效发挥作用的方式也是复杂多样的;②中药作用方式复杂而多变是为了适应环境变化进化而来,进化所致机体受体的多样性和中药的多样性以及生物的复杂网络调控系统,决定了单个中药成分更有可能是通过作用于不同的靶点发挥协同增效作用;③从中药“君臣佐使”的配伍规律来看“叠加作用”具有局限性.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仅仅依赖“叠加作用”可能无法全面解释中药“君臣佐使”的配伍规律;“叠加作用”只是中药众多起效方式之一,是否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起效方式,值得我们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