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儿女，9岁，以“多饮、多尿、精神欠佳2个月，加重半天”于2021年9月10日入西安市儿童医院儿童内分泌科。2个月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多饮、多尿，每天饮水量约2 500 mL，尿7~8次/d，每次尿量约400~500 mL，食欲增加，体质量较前减轻。同时伴有乏力，睡眠增多，双下肢浮肿，无昏迷、抽搐及意识障碍，无发热、咳嗽，无呕吐、腹泻，无腹痛，曾就诊当地中医诊所，诊断为“脾胃虚、气血不足”予口服中药调理治疗2个月，效果欠佳。6 h前患儿精神反应差，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伴深大呼吸，全身乏力明显，就诊于我院急诊。急查血糖：31.3 mmol/L；尿常规：葡萄糖（+++），酮体（+++），隐血（++）；血气分析：pH 7.06，二氧化碳分压（PCO 2）6 mmHg（1 mmHg=0.133 kPa），氧分压（PO 2）143 mmHg，血清钠（Na +）127 mmol/L，血清钾（K +）2. 5 mmol/L，血清钙（Ca 2+）1.31 mmol/L，碳酸氢盐（HCO 3-）< 3 mmol/L，剩余碱（BE）未测出。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360 mL（20 mL/kg）后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收入内分泌科。患儿自发病后，食欲增加，尿量增加。近2 d无大便，2个月内体质量下降3 kg。既往史：2个月前因“急性扁桃体炎"于当地医院查尿常规：葡萄糖（++++），蛋白质（+），酮体（+++），未特殊处理、未规律复查。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及接触史，否认过敏、手术及外伤史。无糖尿病家族史。入院查体：体温36.3 ℃，呼吸32次/min，脉搏124次/min，血压104/56 mmHg，体质量18 kg，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口周略苍白，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啰音。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胀，拒按，肝脾触诊不满意，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初步诊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入内分泌科后给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等治疗。入院后急查血气分析：pH 7.01，PCO 2 9 mmHg，PO 2 140 mmHg，Na + 132 mmol/L，K + 1.8 mmol/L，HCO 3- < 3 mmol/L，BE未测出，监测血糖28 mmol/L，入院治疗1 h后患儿呼吸急促、费力，张口呼吸，不能平卧，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格拉斯哥评分10分，病情危重，转入儿童重症医学科。查体：意识不清，格拉斯哥评分8分，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腹膨隆，叩诊鼓音，拒按，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降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复查血糖27 mmol/L，甘油三酯162 mmol/L，胆固醇21.6 mmol/L，凝血因乳糜血测不出。转入后予无创辅助通气，但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遂予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同时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同时血浆置换（置换血浆量900 mL）治疗，10 h后该患儿血糖降至19 mmol/L，仍呈嗜睡状，轻度脱水貌，无明显深大呼吸，面色口唇欠红润，四肢末梢稍暖，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3 s；继续补液及胰岛素泵入治疗；但1 h后，患儿意识障碍加重，呈昏睡状，腹胀加重，肠鸣音消失，四肢发绀，四肢末梢凉，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血压波动于50/30 mmHg~60/40 mmHg，血气分析pH 6.81，HCO 3- 2.3 mmol/L，BE-32.8 mmol/L，酸中毒无好转，考虑存在脓毒性休克，肠穿孔可能，立即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扩容，去甲肾上腺素升压，美罗培南、万古霉素抗感染等治疗，胃肠减压引出黄绿色含粪汁液体，急查腹部B超提示肠淤张；腹部CT提示小肠多发肠壁积气，伴门静脉积气，腹腔积液。考虑肠管坏死伴穿孔可能性大，急请普外科会诊，急诊行剖腹探查术，术中发现距回盲部约20 cm肠管及距离曲氏韧带有约10 cm肠管颜色尚可，其余肠管均已发黑伴多处穿孔，切除坏死肠管，予空肠造瘘，肠腔置16号橡胶引流管，术后禁饮食，引流管及瘘口可引出大量墨绿色分泌物，术后继续行持续床旁血液净化治疗，于术后第2天行第2次血浆置换（置换量900 mL），术后第5天撤离有创呼吸机。患儿静脉用胰岛素静泵下血糖控制尚可，5 d后开始间断予温水鼻饲，逐渐过渡为配方奶。住院第11天患儿诉下腹胀、伤口疼痛，伴发热，体温最高39.0 ℃，且易反复，查体下腹部皮肤可有握雪感，考虑皮下积气。第12天，腹部皮下积气减少，左侧腹壁出现红肿热痛，考虑腹壁感染，予拔除肠腔引流管，腹壁缝线拆除，造瘘袋贴于腹壁切口周围皮肤，保持引流通畅，伤口周围涂抹氧化锌软膏保护皮肤，治疗上继续禁食、胃肠减压，小剂量胰岛素，补液，静脉营养，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抗感染。动态监测血糖、血脂，均正常；经抗感染治疗后患儿逐渐体温正常，精神反应好转，于住院第20天转入内分泌科继续静脉营养治疗，住院70 d后，患儿腹部切口愈合好，行造瘘口闭合术，术后肠道恢复良好，逐渐过度肠内营养联合静脉营养，住院90 d，好转出院。随访半年，患儿精神反应好，营养状态中等，持续静脉营养及部分肠内营养中。血糖控制良好。

目的:放射性直肠损伤（RP）是盆腔放疗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当RP出现梗阻、穿孔、瘘、顽固性直肠出血等严重晚期并发症时，需要手术治疗。由于放疗后腹盆腔可能广泛粘连，解剖层次消失，手术难度大，目前病变肠管切除术（尤其是腹腔镜下）在慢性RP（CRP）中的应用仍缺乏经验借鉴。本研究初步探讨腹腔镜Parks手术治疗CRP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2013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因CRP晚期并发症行腹腔镜Parks手术的19例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盆腔放疗后出现CRP严重晚期并发症，包括：重度顽固性便血（血红蛋白<70 g/L）、重度顽固性肛门疼痛（疼痛数字评分>7分）、直肠狭窄、直肠穿孔和直肠瘘；（2）术前行结肠镜、盆腔MRI和（或）胸腹盆CT等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变。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造口术；（3）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后；（4）病历资料不完整。Parks手术步骤：（1）腹腔镜探查：排除肿瘤复发，明确放射性损伤肠管范围，于肉眼判断近端无明显水肿增厚、无放射性损伤改变的近端乙状结肠处做标记。（2）腹部操作：打开乙状结肠直肠右侧系膜，离断肠系膜下动、静脉，向内侧头侧拓展Toldt间隙，游离左半结肠外侧，打开胃结肠韧带，充分游离脾曲，从后方、两侧及前方分离直肠至最低点，转会阴部操作。（3）会阴部操作：于病变下缘1 cm全层切开直肠壁，充分分离直肠周围间隙至与腹腔相通，将直肠及乙状结肠经肛门拖出，于肉眼评估正常肠管处切断，移除病变肠管，行结肠肛管吻合。（4）行保护性造口。对入组病例总结手术、并发症以及症状缓解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用 ± s或 M（ P25， P75）表示。 结果:全组19例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53（50，56）岁，18例患者原发肿瘤为宫颈癌。因放疗致直肠阴道瘘9例，顽固性肛门疼痛9例（其中合并直肠深溃疡7例），顽固性便血合并直肠深溃疡1例。18例完成Parks手术，中转开腹1例。中位手术时间215（131，270）min，中位出血量50（50，100）ml，术后中位住院时间12（11，20）d。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10例发生并发症，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Ⅲb级及以上者）3例，其中1例为直肠阴道膀胱尿道瘘导致盆腔感染、急性肾衰（Ⅳa级），是术后30 d内并发症；另有2例为造口脱垂并旁疝（Ⅲb）。7例出现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其中A级吻合口漏4例，吻合口狭窄3例。全组患者手术1年后CRP症状均明显缓解或消失。5例实现造口回纳。结论:腹腔镜Parks术治疗CRP晚期并发症是安全可行的，能有效改善直肠症状；但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较高，需严格把握手术指征。

61岁男性患者，活动后气促3个月。超声心动图检查示：全心增大，右冠状动脉开口及近段明显扩张累及窦部，右心房后右冠状动脉明显瘤样扩张(内径19mm)，右心室壁基底部近房室处探及一瘘口与右心室相通(破口长约9 mm)，二尖瓣中度反流。冠状动脉造影及冠状动脉CTA检查示：右冠状动脉粗大，右冠状动脉－右心室瘘形成。2018年5月11日在体外循环下行右冠状动脉窦瘤切除＋右冠状动脉窦自体心包重建＋右冠状动脉重建＋二尖瓣整形＋改良迷宫手术。术后即刻恢复窦性心律。复查超声心动图示：左心室明显缩小，二尖瓣功能正常轻微反流，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复查冠状动脉CTA示：未见冠状动脉右心室瘘征象，旁路移植血管管腔通畅。术后随访至今，旁路移植血管通畅，心功能(NYHA分级)Ⅰ级。

患者女，47岁，因"发现肝硬化，脾切除术后12年，间断呕血、黑便3 d，加重18 h"入院。既往史：4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断乳腺癌，行左乳乳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黏液腺癌，术后口服来曲唑2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停药。入院查体：贫血貌，蛙状腹，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辅助检查：①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59.8 U/L，γ-谷氨酰转移酶92.2 U/L，总胆红素141.1 μmol/L，直接胆红素77.4 μmol/L，总胆汁酸254.9 μmol/L；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16.7 s，凝血酶原活动度49%，国际标准化比值1.53；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19片段6.33 μg/L，CA125 79.89 μg/L，鳞状细胞癌抗原1.72；血红蛋白68 g/L；超敏C反应蛋白15.43 mg/L；IgA 8.60 g/L；余肝炎病原学、IgM、IgG、IgG4、补体C3、补体C4及自身免疫性肝病9项等均阴性。②肝脏血管超声检查：非典型肝炎后肝硬化背景，肝体积增大，右肝斜径160 mm，各叶比例尚协调，肝实质回声不均，沿肝内网络分隔呈片状，未见占位(图1，2)；肝内网络系统回声增强增宽，沿网格系统观察未见扩张胆管，伴行之细小门静脉分支未显示，肝动脉系统显著弥漫增宽(图3~5)；门静脉系统仅见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主干内径11.9 mm，左支矢状部内径8.4 mm，右支内径4.8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管腔内血流通畅，呈向肝血流(图4)，主干峰值流速为20 cm/s。频谱多普勒(pulsed wave Doppler，PW)：主干频谱呈动脉样波动；门静脉左支矢状部旁肝动脉内径增宽，宽约3.4 mm，峰值流速277 cm/s；脾脏切除病史；胃底食管静脉迂曲、扩张，血流通畅。三条肝静脉走行规则，形态欠规整，CDFI显示肝静脉血流通畅。超声提示：①门静脉高压，建议除外门静脉系统发育不良可能；②门静脉-肝动脉瘘可能。下腔静脉超声检查：下腔静脉走行正常，肝后段管腔变细，前后径3.69 mm，流速229 cm/s，腹腔段未见增宽，前后径14.8 mm，流速25.9 cm/s，CDFI示全程血流通畅，PW示随呼吸静脉频谱期相性存在。提示：下腔静脉肝后段管径变细，考虑增大的肝脏压迫所致。全腹增强CT：①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伴侧支循环开放；②肝组织密度及强化改变(图6)，请结合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③肝左叶钙化灶；④肝内动静脉瘘？⑤脾切除术后。增强CT三维重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走行如常；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可见，左右支远端呈残根状，未见远端门静脉分支；胃周见增多迂曲静脉汇集一支粗大血管(胃左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显示良好，二级以上属支随着时间延迟逐渐迂曲紊乱(图7)；胃左静脉主干明显增粗，可见迂曲的血管影和曲张的食管静脉。经颈静脉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回报：考虑肝血管病变。标本切片送外院会诊，诊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切片见肿瘤组织，其间散在残留的汇管区成分与肝细胞片团，瘤细胞大部分呈梭形、散在分布，部分形成不规则腔隙；另见肿瘤组织沿肝窦浸润并破坏邻近肝实质。免疫组化示CD31、CD34、Ki-67、ERG均阳性。为明确肝外有无转移，行PET-CT检查：肝脏弥漫高代谢灶，延迟显像代谢进一步增高，考虑恶性病变；余脏器未见明显高代谢灶。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治疗期间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批号：AF-IRB-032-06)。

目的:探讨环状聚四氟乙烯人工血管重建肝静脉流出道在右半肝活体肝移植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6月至2018年8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收治的4例和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7例行右半肝活体肝移植供者和对应21例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21例供者中，男10例，女11例；中位年龄为46岁，年龄范围为35～57岁；中位体质量为64 kg，体质量范围为56～72 kg。21例受者中，男16例，女5例；中位年龄为42岁，年龄范围为21～68岁；中位体质量为63 kg，体质量范围为47～77 kg。观察指标：（1）手术及术后情况。（2）随访情况。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受者术后移植肝功能、肝癌复发、人工血管并发症、人工血管通畅性、生存等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8月。受者需终生定期随访。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 法计算通畅率和生存率并绘制通畅率曲线和生存曲线。 结果:（1）手术及术后情况：21例供者手术时间为（367±72）min，供肝质量为（557±68）g，供肝质量与受者体质量比为0.89%±0.16%，住院时间为（10±2）d。21例供者术后未出现需再次手术或有创处理并发症，1例轻度胆瘘，术后留置腹腔引流管1周拔除。21例受者均顺利完成经典原位肝移植。供肝静脉流出道重建时间为（24±4）min，供肝植入时间为（326±66）min，无肝期为（42±6）min。重建肝中静脉V5 18支，直径为（6.1±1.3）mm，V8 15支，直径为（7.2±1.2）mm，肝右后下静脉10支，直径为（6.3±1.3）mm。受者术后入住重症监护室时间为（1.5±0.9）d，总住院时间为（22.6±6.7）d。21例受者中，10例术后发生并发症，其中5例术后1周发生肝功能异常（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均>1 000 IU/L，胆红素轻度升高），同时伴腹腔积液增加；行增强CT检查结果示供肝右前叶淤血，肝中静脉V5或V8分支血栓形成，经保肝、抗凝、输注白蛋白等对症治疗后肝功能均恢复正常，腹腔积液减少。2例术后1个月下腔静脉血栓形成，反复出现胸腔积液，行腔静脉造影检查，考虑人工血管血栓形成（其中1例腔静脉旁侧支循环形成，予以球囊扩张并置入腔静脉支架），术后继续口服华法林抗凝治疗后恢复正常。1例胆瘘（腹腔引流液培养出肺炎克雷伯杆菌），1例腹腔感染，1例肺部感染，均经抗感染对症治疗后恢复正常。21例受者无严重并发症和围术期死亡。（2）随访情况：21例受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0~57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8个月。21例受者术后6个月均未出现移植肝无功能，其中2例肝癌复发。术后2年6例受者死亡（肝癌复发3例、急性大出血2例、肝衰竭1例），无因人工血管引起的严重并发症死亡。21例受者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2年肝静脉流出道通畅率分别为88.4%、88.4%、82.4%、68.0%、42.1%。21例受者术后6个月、1年、2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100.0%、94.4%、71.4%。结论:环状聚四氟乙烯人工血管重建肝静脉流出道应用于右半肝活体肝移植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造口袋剪裁技巧联合防漏贴环在肠造口术后并发造口旁瘘伴刺激性皮炎门诊患儿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7年5月—2019年11月于深圳市儿童医院造口专科护理门诊就诊的肠造口术后并发造口旁瘘伴刺激性皮炎的家庭护理困难患儿21例为研究对象，使用造口袋剪裁技巧（旁瘘处局部微扩增宽1～2 mm剪裁）联合防漏贴环方法进行干预，比较干预前后肠造口周围皮肤状况评分（DET）、造口袋更换间隔时间、主要照护者SAS得分。结果:21例患儿首次就诊时DET评分为（8.29±1.15）分，干预1周后复诊时DET评分为（5.14±1.8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1.65， P<0.01）。干预前造口袋更换间隔时间为（0.45±0.10） d，干预后更换间隔时间为（1.06±0.29）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67， P<0.01）。首次就诊时21例患儿的主要照护者SAS评分为（66.05±5.29）分，干预1周后SAS评分（49.10±3.3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59， P<0.01）。 结论:肠造口术后并发造口旁瘘伴刺激性皮炎的家庭护理困难患儿使用造口袋局部剪裁技巧联合防漏贴环可缩小刺激性皮炎的范围，减轻刺激性皮炎的严重程度，延长造口袋更换间隔时间，有效改善主要照护者的焦虑症状。

目的:评估改良的横结肠保护性造口+皮下腹腔外造口关闭在腹腔镜中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2月间浙江大学金华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收治64例行腹腔镜中低位直肠癌切除切除术+改良的横结肠保护性造口+皮下腹腔外造口关闭患者的手术相关资料。结果:全组均顺利完成一期手术，无死亡病例。全组患者一期保护性造口的手术时间（26.3±10.4）min，造口相关出血量（5.2±4.2）ml，住院时间为（11.2±1.7）d、住院费用为（4.0±1.6）万元。一期手术相关并发症：吻合口漏12例（18.8%），患者均无广泛的腹膜刺激症状及严重全身毒性反应，无再次手术；吻合口狭窄4例（6.2%），2例经扩肛治疗痊愈，另2例出现直肠吻合口及上方肠管的严重肠管挛缩及狭窄并导致永久性横结肠造口；造口旁感染2例（3.1%），造口局部肠壁皮肤分离1例，造口皮疹3例（4.7%），无造口回缩及造口狭窄病例。全组64患者中除2例永久性造口外，另62例于术后1~6（3.4±2.6）个月二期局部麻醉下行皮下腹腔外造口关闭。二期手术时间（19.3±12.4）min，术中出血（2.6±3.9）ml，住院时间（5.6±2.1）d，住院费用（0.4±0.2）万元。二期手术并发症：结肠瘘口修补处漏2例（3.2%），切口感染2例（3.2%）。结论:改良的横结肠保护性造口及后续的皮下腹腔外造口关闭安全可行，对于伴随直肠吻合口漏高危因素的患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治疗措施。

目的:探讨利用磁压榨技术建立兔胃肠吻合的可行性。方法:以10只健康新西兰兔为实验动物，设计加工适合兔胃肠吻合的子、母磁体。设计手术操作路径，在胃体乏血管区做荷包造瘘，经造瘘口先置入子磁体于胃内，并将其沿肠道推送至十二指肠，然后经胃造瘘口再次置入母磁体，调整子、母磁体在合适位置后子、母磁体自动对位相吸并压榨胃壁和肠壁。荷包缝合关闭胃造瘘口。待子母磁体间压榨的组织缺血—坏死—脱落后，胃肠吻合口即建立，子母磁体及坏死组织一起经消化道排出体外。观察实验动物术后存活情况，术后1个月处死动物获取吻合口标本，测量吻合口爆破压，肉眼观察吻合口愈合情况。结果:按预先设计的手术操作路径，10只新西兰兔均顺利完成手术操作并存活至术后1个月。围手术期内未出现并发症。手术操作时间(35.80±4.71)min(28.00～43.00 min)，磁体排出时间(11.40±1.56)d(9.00～14.00 d)。术后1个月获取吻合口标本，肉眼观察可见胃肠旁路吻合口愈合良好，周围组织轻度粘连。吻合口爆破压(103.00±7.95)mmHg(94.00～113.00 mmHg)(1 mmHg＝0.133 kPa)。结论:利用磁压榨技术建立兔胃肠吻合操作简单、效果确切。

目的:探讨采用改良York-Mason术式治疗前列腺癌术后并发尿道直肠瘘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至2022年10月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收治的20例前列腺癌术后并发尿道直肠瘘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76.6±4.2)岁。患者临床表现为排尿时伴尿液从肛门溢出，合并膀胱颈口狭窄2例，尿失禁1例。3例有前列腺癌术后放疗史。尿道直肠瘘病史(1.8±2.3)年。术前尿道造影检查示造影剂从膀胱颈部溢出流入肠道。3例可疑患者加做CT三维重建可见瘘口。尿道镜检查可见膀胱颈部有凹陷。5例行肛门镜检查见直肠下端前壁有气泡形成，伴有直肠前壁凹陷；瘘口至肛周距离(6.0±2.1)cm，瘘口直径≥1 cm 12例，<1 cm 8例。术前12例已行膀胱造瘘，17例已行横结肠造瘘。本组20例均采用改良York-Mason术式治疗。全麻，患者取俯卧折刀位，将臀部分开固定以显露肛门。从骶尾关节旁2点处至肛门边缘做一8 cm长旁正中皮肤切口，此为改良York-Mason入路。切开肛门括约肌后，两侧括约肌分别用3－0铬缝线标记。显露尿道直肠瘘口，用4－0可吸收线缝合尿道侧瘘口，3－0可吸收线缝合直肠前壁侧瘘口。将3－0铬缝线标记的浅、深肛门括约肌收紧打结，重建肛门括约肌。2例伴膀胱颈部狭窄者行尿道内切开。术后3 d拔除肛周切口引流管，导尿管均留置3周。有结肠造瘘者术后可进普食；无结肠造瘘者术后禁食5 d，应用静脉营养。结果:本组20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术中无并发症。术后随访10~48个月，17例排尿通畅，最大尿流率>15 ml，未见尿液从肛门溢出。15例术后复查尿道造影和尿道镜检查，无尿道直肠瘘。所有患者术后未出现大便失禁。3例仍有肛门漏尿，其中1例术后3个月再次行改良York-Mason术后治愈；2例有放疗史患者，其中1例经过再次留置尿管2周后，肛门渗液消失，另1例仍有肛门漏尿，患者因高龄体弱放弃进一步治疗。1例排尿困难者定期尿道扩张。本组20例中，15例控尿基本满意，无需尿垫；4例每天需用尿垫1~3块；1例为完全尿失禁。结论:改良York-Mason术式治疗前列腺癌术后并发尿道直肠瘘是安全、有效的，手术成功率高，并发症少。

本文旨在分析胸骨上段小切口在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中的安全性、可行性及围手术期疗效。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455例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根据是否施行全胸骨锯开将患者分为两组：全胸骨锯开(full sternotomy，FS)组(246例)和上段胸骨锯开(upper sternotomy，US)组(209例)。US组的排除标准为：术前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为冠心病，需要同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术中探查存在冠状动脉病变或夹层累及冠状动脉开口需同期行CABG；需要同期进行二尖瓣或三尖瓣手术者；再次开胸手术者；胸骨外伤者；严重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严重心包压塞需要尽快开胸者。US组仅锯开胸骨上段切口，处理根部及升主动脉替换，根据弓部情况决定同期是否行三分支支架血管进行弓部处理，并应用横窦缝闭的内瘘技术引流切口渗血。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 χ2检验，对两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分析。FS及US组术前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在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及脑灌注时间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US组住院病死率低于FS组(2.9%对4.9%)，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74)。与FS组相比，US组胸骨哆开发生率低(1.0%对4.1%， P＝0.039)、肺部感染发生率低(52.6%对71.1%， P<0.001)。US组术后胸腔引流量少于FS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US组在机械通气时间、ICU停留时间及术后住院天数方面与FS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间脑血管事件、急性肾损伤、肝功能不全及多脏器功能衰竭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通过本研究发现，胸骨上段小切口在术后胸骨哆开及肺部感染的发生率低于胸骨正中切口，且不增加手术时间、术后出血风险及围手术期不良事件发生率。通过选择合适的患者、熟练掌握主动脉夹层外科治疗技术的情况下，胸骨上段小切口治疗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是安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