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量化NICU和PICU临床医生的道德困境，并确认相关因素。设计:对在NICU或PICU中工作的临床医生进行全国性横断面调查。采用道德困境量表修订版(Moral Distress Scale-Revised，MDS-R)和自我评定法评价道德困境程度。采用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子量表评定去人格化。受访者报告参加6项可能有助于缓解一线员工道德困境的医院支持活动中每一项的具体情况。通过分析受试者特征比较预后，通过分层线性回归评估个体、ICU、医院和地区的影响。场所:入组ICUs为加拿大的PICUs和三级NICUs。对象:入组受访者已在参与研究的ICUs内工作3个月以上。干预措施:无测量方法和主要结果:从31家医院中确定了54个符合纳入标准的ICUs。49个(91%)加拿大NICUs和PICUs提供了2 852份完整回复，应答率为45.2%。多数受访者为护士(64.9%)或来自NICU(66.5%)。中位MDS-R评分为79(52，113)分，997例(34.2%)的受访者MDS-R得分≥100分，234例(8.3%)受访者强烈认同工作引起的严重道德困境。护士的中位MDS-R评分为85(57，121)分，比内科医生高19分，比呼吸治疗师高8分( P<0.001)。ICU工作年限<1年者MDS-R评分为53(35，79)分，工作30年以上者MDS-R评分升至83(54，120)分( P<0.001)；22.5%的受访者报告高度去人格化，这与道德困境有关( P<0.001)。MDS-R评分的变异性个体因素占92%，医院因素占5%，ICU影响占1%。参与可能有缓解作用的医院支持活动的频率对MDS-R平均值影响很小(<10分)。 结论:道德困境常见于儿童ICUs临床医生。解决道德困境需要针对高危群体的个体化干预措施。

目的:系统评价和整合ICU护士道德困境真实体验的质性研究。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等中英文数据库，收集与ICU护士道德困境相关的质性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3年4月15日。采用澳大利亚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质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2017）对纳入研究进行质量评价，采用汇集性整合方法整合结果。结果:共纳入13篇文献，提炼出42个主要结果，归纳成9个类别，综合成3个整合结果，分别为ICU护士道德困境的产生及体验、道德困境对ICU护士的影响、ICU护士道德困境的应对方式。结论:护理管理者应重视ICU护士的道德困境体验，降低道德困境对ICU护士的负面影响，增强ICU护士道德韧性。

目的:了解麻醉学专业本科生麻醉伦理认知、决策力自评及教学情况，为提升麻醉伦理教育提供借鉴。方法:2023年6至7月对福建医科大学2017~2020级五年制麻醉学专业242名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不同学习阶段学生的麻醉伦理认知倾向。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χ2检验分析数据。 结果:学生对患者福祉始终放在首位[(4.50±0.95)分]、保护患者隐私信息[(5.02±0.78)分]等15个麻醉伦理条目的认知均为正性(4~<5分)或强正性(5~6分)；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对在术前和术中维护患者尊严等条目的认知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基础、基础-临床和临床阶段学生评分分别为(4.96±0.75)分、(5.07±0.86)分、(5.14±0.74)分， P<0.05]。学生麻醉伦理困境的决策力[(3.85±1.01)分]及法律知识[(3.57±1.24)分]自评为中性(>3分~<4分)；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对麻醉伦理道德困境的恐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基础、基础-临床和临床阶段学生评分分别为(4.29±0.82)分、(4.49±0.85)分、(4.75±0.69)分， P<0.05]。有130名(53.7%)学生希望学校更加重视麻醉伦理教育，仅57名(23.6%)学生认为伦理学决策技能已得到充分传授。 结论:麻醉学专业本科生总体麻醉伦理认知水平较高，临床实践有利于麻醉伦理素养的提升。麻醉伦理教育应正视伦理适应不良和认知落差，以伦理决策力为导向，深化医文结合，加强专业课程伦理实践和引导，强化临床见实习相关伦理内容和技能传授。

护士道德困境是护理实践中的重要伦理问题，尤其儿科护理具有一定特殊性及专业性，其道德困境更为显著。护士道德困境会使护士职业倦怠、同情心疲乏，导致工作投入度及工作满意度下降、离职率增高。为全面及时了解儿科护士道德困境现况及其影响因素，该文围绕儿科护士道德困境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影响因素进行综述。显示国外针对儿科护士道德困境研究较为深入，而国内目前研究较少，国内针对儿科护士道德困境的研究和关注不足；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外界环境三个方面。该文为预防和减轻儿科护士道德困境实施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呼吁我国护理研究者、教育者、管理者及个人加强对道德困境的重视程度。

目的:探讨临床护士道德敏感性在道德困境与职业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5月选取北京医院的349名临床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护士职业认同感量表、护士道德困境量表、护士道德敏感性量表对护士进行调查。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临床护士职业认同感、道德困境和道德敏感性间的相关性，采用AMOS 26.0统计学软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并应用Bootstrap法检验探讨中介效应。结果:共回收问卷349份，剔除答题时间<3 min的问卷后，剩余341份有效问卷。341名临床护士的职业认同感得分为（109.19±21.03）分，道德困境总得分为45.00（22.50，85.00）分，道德敏感性总分为（42.61±6.46）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临床护士道德困境与道德敏感性、职业认同感均呈负相关（ P<0.05），道德敏感性与职业认同感呈正相关（ P<0.01）。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护士道德敏感性在道德困境和职业认同感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比为14.43%。 结论:临床护士道德敏感性在道德困境与职业认同感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应提高临床护士道德敏感性，改善道德困境，提高职业认同感，从而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道德困境普遍存在于实习护生群体中且影响深远，该文从国内外实习护生群体经历道德困境的现状、影响因素、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总结，旨在为促进护生专业发展、坚定其职业信念以及稳定护理队伍提供参考。

目的:整合新生儿和儿童监护室护士实施临终照护的体验。方法:系统检索Cochrane Library、澳大利亚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循证卫生保健中心数据库、PubMed、EBSCO、Web of Science、CINAHL、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有关新生儿和儿科护士实施临终照护的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2年5月。采用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质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2016）评价文献质量，采用汇集性整合法进行Meta整合。结果:共纳入9篇文献，提炼出32个研究结果，归纳为7个类别，综合形成3个整合结果，分别为新生儿和儿童监护室护士在实施姑息护理过程中的道德困境和复杂的照顾感受、应对死亡事件的态度和应对策略、进行临终照护过程中产生的现实困境和需求。结论:新生儿和儿童重症监护室的临终照护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医院管理者要重视护士在进行临终照护时的情绪负担，提升护士积极应对能力；同时，注重改善新生儿和儿童重症监护室临终照护环境及资源，为患儿提供优质临终照护服务。

目的:探讨急诊科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后的护士职场适应度与道德困境、抗逆力的相关性，为提高职场适应度制订干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以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于青岛市5所三级甲等医院急诊科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后的护士248名，采用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问卷、道德困境量表、医护人员抗逆力评价量表及护士职场适应度量表对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后的护士进行问卷调查，查找其职场适应度的影响因素。结果:248名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后的护士职场适应度得分为（39.37 ± 12.77）分。单因素分析显示学历、急诊工龄、科室/社会兼职、职称、月夜班数及睡眠情况是急诊护士职场适应度的影响因素（ t/ F值为- 12.72 ~ 132.15，均 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后的护士职场适应度与道德困境各个维度得分及总得分呈负相关（ r值为- 0.725 ~ - 0.194，均 P<0.05），与抗逆力各个维度得分及总得分呈正相关（ r值为0.135 ~ 0.732，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学历、有无科室/社会兼职、工作年限、职称、睡眠情况、道德困境及抗逆力是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后的护士职场适应度的影响因素（ t值为-9.25 ~ 15.25，均 P<0.05）。 结论:专科学历、急诊工龄为1 ~ 3年、无科室/社会兼职、初级职称、存有睡眠障碍、道德困境程度越高及抗逆力水平低的护士职场适应度低，护理管理者应着重关注此类护士，提高其职场适应度。

决策(decision-making)是人类生活一项基本活动,大至人生选择、小到穿衣吃饭,都涉及这一生理活动,因此决策在解决适应性日常问题,处理人际关系、社会、道德问题及困境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为干预人类道德情操提供可能,也正因为其利用技术手段改变人的道德行为而饱受争议.围绕着现实可行性与技术可欲求性存在的争议展开讨论,当下学界在可欲求性层面提出的人格塑造、自由意志和道德理性问题都未必构成对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良好反驳.在现实可行性层面,发展一项旨在提升个体道德情操、解决德性相关社会问题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未必值得提倡.技术安全性、有效性和价值定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效益主导下"工程性"道德增强带来的自由意志悖论,都构成该技术面临的伦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