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患者的肠屏障功能损害可导致细菌和毒素移位，是肠源性感染乃至多器官功能衰竭的重要因素。早期肠内营养（early enteral nutrition，EEN）可滋养肠道，养肠固菌，有效地维护肠屏障功能和免疫功能，为机体提供部分代谢底物，从而获得临床受益。重症急性胰腺炎、严重烧伤、严重创伤性脑损伤、腹部大手术等重症患者已有循证证据支持EEN，尚未控制的休克及严重低氧血症和酸中毒患者应延迟使用EEN。重症患者的EEN可口服或鼻胃管饲，启动时推荐不含膳食纤维的整蛋白型制剂，持续性经泵输入可提高EEN胃肠道耐受性。

目的:探讨重症创伤患者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 AKI）的临床特征，分析其危险因素及临床预后。方法:回顾分析2018年7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ICU收治的重症创伤患者临床资料，收集人口学资料、基础疾病、危重症评分、血肌酐、血红蛋白、治疗方案、输血量及临床结局等，建立临床数据库。根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0)标准进行AKI诊断及分级，根据创伤主要部位进行分型，比较不同组间临床资料及检验结果，分析重症创伤患者发生AKI的临床特点及预后情况，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重症创伤患者发生AKI的危险因素。结果:（1）共有175例重症创伤患者符合标准纳入研究，AKI发生率为30.9%(54/175)，其中AKI 1期29例（16.6%），AKI 2期15例（8.6%），AKI 3期10例（5.7%）。整个研究人群住院期间肾脏替代治疗率为4%，住院病死率为5.7%，28 d病死率16.6%。（2）AKI组的年龄、休克人数占比、入ICU血肌酐、APACHEⅡ评分及ISS评分均明显高于非AK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间的性别、基础疾病（高血压病及糖尿病）、入ICU血红蛋白水平及造影剂使用率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非AKI组比较，AKI组手术治疗率更高（63% vs. 44.6%)、输血量更多[875(720,1110) mL vs. 670(610,750) mL]、住ICU时间更长[6(4,11) d vs. 4(2.5,7.5) d]、机械通气比例更高（96.3% vs. 81%)、肾脏替代治疗需求率更高（13% vs. 0%)，住院病死率（13% vs. 2.5%)及28 d病死率（25.9% vs. 12.4%)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3）不同类型重症创伤患者的AKI发生率不同，以腹部创伤组AKI发生率最高（50%），其入ICU时血肌酐及住院期间血肌酐峰值，明显高于其他类型重症创伤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4）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OR=1.020，95% CI：1.003,1.038， P=0.024)、APACHEⅡ评分[ OR=1.137，95% CI(1.053,1.228)， P=0.001]、休克[ OR=1.102，95% CI(0.906,1.208)， P=0.034]、入ICU血肌酐[ OR=1.068，95% CI(1.036,1.102)， P=0.000]、手术治疗[ OR=4.205，95% CI(1.446,12.233), P=0.008]、输血量[ OR=1.006，95% CI(1.002,1.009)， P=0.001]是重症创伤患者发生AKI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重症创伤患者AKI发病率较高并影响临床预后，不同类型重症创伤AKI发病率不同。年龄、APACHEⅡ评分、休克、入ICU血肌酐、手术治疗、输血量是重症创伤患者发生AKI的独立危险因素。

患者男性，55岁，2021-08-21 06:50被卡车撞击并挤压胸腹部，当即感胸腹部剧烈疼痛，伴有胸闷气急，无昏迷，无头痛，无咯血，无呕吐呕血，无便血，无血尿，无肢体活动障碍等，30 min后送入入当地医院急诊科，查体示意识模糊，体温36.8 ℃，血压52/31 mmHg，呼吸19次/min，脉搏78次/min，双侧瞳孔2.5 mm，对光反射迟钝，胸背部可见散在淤青，胸廓无明显畸形，双肺呼吸音粗糙，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率78次/min，律不齐，心音偏低，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上腹部压痛，无明显反跳痛，移动性浊音可疑，肠鸣音2~3次/min，骨盆挤压痛阴性，余查体正常。查血气分析示pH 7.248，PCO 2 29 mmHg（1 mmHg=0.133 kPa），PO 2 145 mmHg，Lac 6.3 mmol/L，AB -13 mmol/L。高敏肌钙蛋白Ⅰ（cTnI）1 041.70 ng/L。血常规示WBC 7.6×10 9 /L，HGB 146 g/L，PLT 217×10 9 /L。胸腹部增强CT示心包少量积液，胸腔未见明显积液，肝右叶造影剂积聚，腹腔积液，肠系膜挫伤。心电图示窦性心律，Ⅱ、Ⅲ、aVF导联ST-T明显改变，胸导联低电压，电轴左偏，下壁心肌梗死可能。诊断为胸腹部挤压伤、失血性休克、心脏挫伤、心包积液、肺挫伤、肝挫伤、肠系膜挫伤、腹腔积液，入院后予以重症监护并补液、输血、血管活性药物升血压等治疗，但患者血压难以维持，大剂量去甲肾上腺素针维持下血压仅90/60 mmHg左右，心率65次/min左右。床旁超声监测示胸、腹腔积液较前增多，复查血常规HGB由146 g/L下降至95 g/L，凝血酶原时间由12.4 s升高至27.3 s，均提示有活动性失血，心脏超声示心肌收缩力逐渐减弱。受伤后4 h患者频繁出现心室颤动，予以胸外心脏按压、电击除颤等抢救后恢复自主心律（ROSC），血管活性药物用量逐渐加至极限量但血压仍难以维持，当天15:23启动多院协作创伤救治（MHT）机制，区域创伤中心派出多学科团队（MDT）及体外膜肺氧合（ECMO）小组赴创伤救治点医院。持续胸外按压状态下进行ECMO支持下的心肺复苏（ECPR）抢救，在右股静、动脉分别置入22 Fr引血导管和19 Fr回血导管，V-A模式，使用QUADROX PLS氧合器及ROTAFLOW离心泵，转速3 600 r/min，血流量3.5 L/min，氧流量4 L/min，转机后2 min患者再次恢复ROSC，19:32呼吸机支持及ECMO转机状态下护送至本院（区域创伤中心医院），转入后患者频繁发生心室颤动共约30余次，予以胺碘酮针、艾司洛尔针等抗心律失常及电击除颤治疗均能恢复ROSC，转入24 h后患者心电活动逐步转稳定，胸、腹腔积液每日引流量逐渐减少，ECMO无肝素运行3 d后尝试小剂量肝素抗凝，但使用后患者血色素下降明显而停用，5 d后患者心脏超声示射血分数（EF）由23%上升至48%，血管活性药物用量明显减少，予以撤离ECMO，撤离过程中发现右股动脉置管远端有血栓形成，予以取栓治疗。9 d后患者神志转清拔除气管插管，15 d后转普通病房，期间行经皮冠脉造影见右冠开口假性动脉瘤伴开口处80%狭窄，继续抗凝治疗，未予以抗血小板治疗，26 d后痊愈出院。患者住院救治过程中共计输注悬浮红细胞8U，血浆1 860 mL。患者HGB、PT、肌钙蛋白T(cTnT)变化趋势及冠脉造影见图1、2。ECMO技术经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号：LS2019-195）。

目前急诊医生仍然面临对闭合性胸腹部创伤患者的准确诊断和评估的挑战。很多严重腹部创伤或者多发伤患者在创伤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的腹部体征，极易漏诊而进展至严重休克。影像学检查如CT和超声扫查可提供脏器破裂出血的关键诊断依据，是早期识别的关键。CT扫描是目前临床常用的一种检查方法，但因设备无法随意移动，不能便捷地在床边实施操作。对于病情不稳定或有潜在不稳定因素的患者，实施CT扫描的难度和风险较高 [1]。而超声检查具有可床边实施、无辐射、快速、简便易学、适用范围广等优点，在急诊及重症医学已得到快速发展，成为该领域必不可少的辅助检查手段。

患儿男，10岁，因“发热伴皮疹6个月，腹痛1个月”于2023年11月7日入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患儿6个月前因发热服用布洛芬、感冒灵颗粒后出现颜面、躯干、四肢、臀部散在红色斑丘疹、疱疹，伴瘙痒、疼痛，部分表皮剥脱及黏膜破溃，就诊于四川省儿童医院，诊断为Stevens-Johnson综合征、脓毒症。1个月前因咳嗽咳痰、活动后气促，以“重症肺炎”收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行3次支气管病损黏膜清除术。患儿在住院期间出现下腹部疼痛，腹部彩超提示双肾积水、双侧输尿管扩张，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拟行“输尿管支架置入术”。患儿术前处于Stevens-Johnson综合征治疗后状态，遗留眼缘、眼睑和支气管黏膜病变，合并肺部感染、泌尿道感染。麻醉管理以保证患儿氧供、保护咽喉部及气道黏膜、避免诱发支气管痉挛及喉痉挛等呼吸系统并发症为基本原则，从围手术期创伤最小化的出发点思考，采取了保留自主呼吸的不插管全身麻醉联合骶管阻滞的麻醉方式，从而保证了患儿术中安全和术后快速康复。手术历时14 min，术毕患儿能遵嘱睁眼和应答，转入麻醉复苏室后1 h安返病房，术后第2天顺利出院。

目的:探究急性创伤性与感染性腹部手术后甲状腺功能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分析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在2012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因急性创伤性与感染性腹部手术术后进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获得符合条件病例，设置观察组( n＝65)。按照性别、年龄、体重指数以及手术部位(器官)等因素，使用1∶1倾向性评分匹配的方法匹配相同数量的、同时间区间收治的、非创伤非感染性腹部手术患者，设置为对照组( n＝65)。收集术前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白细胞介素-6、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术后首次甲状腺功能指标，计算术后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发生率，并观察甲状腺异常患者外源性补充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后甲状腺功能变化以及对30 d内并发症和死亡率的影响。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观察组中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共有50例(76.9%)。根据1∶1匹配后，观察组和对照组基线平齐，具有可比性。观察组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比例、白细胞介素-6、C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等术前的炎性指标分别为(23.7±5.7)×10 12/L、0.86±0.13、(66.7±16.3) ng/L、(365.8±77.9) mg/L、(17.9±3.5)μg/L，对照组分别为(12.3±2.7)×10 12/L、0.71±0.04、(8.5±4.7) ng/L、(14.3±6.5) mg/L、(1.3±0.6) μg/L，观察组较对照组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术后首次甲状腺功能检测结果中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和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分别为(1.07±0.54) nmol/L、(2.23±1.02) pmol/L，对照组分别为(1.61±0.34) nmol/L、(4.36±1.25) pmol/L，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补充外源性甲状腺组在术后第10天，T3和FT3水平迅速回升，逐渐恢复正常水平，而且观察组患者的总住院时间明显缩短，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均降低，观察组的结果分别为(13.47±4.66) d、17.6%、11.8%，对照组相应结果分别为(16.33±5.18) d、36.4%、21.2%，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急性创伤性与感染性腹部手术后甲状腺功能异常发生率高，外源性补充甲状腺素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总结直升机院间转运重症病例的经验，提高重症救护质量及安全性。方法:检索广西航空医学救援培训基地2017年9月至2020年9月出诊任务记录单，汇总并分析任务受理及实施情况、疾病谱构成、转运前准备、机上医疗干预等情况。结果:①一般资料：共登记直升机院间转运请求168例，实际转运36例，成功35例，1例在飞机降落阶段发生心搏骤停，持续复苏至入院数小时后死亡。36例患者中，男性30例，女性6例；中位年龄50.5（29.8，66.0）岁；平均转运时间（54.95±17.89）min，平均转运距离（205.74±74.68）km。②疾病谱：脑卒中11例（30.55%），创伤7例（19.45%），重症肺炎5例（13.89%），心脏及大血管疾病5例（13.89%），腹部急症5例（13.89%），其他疾病3例（8.33%）。③疾病严重程度：根据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31例（占86.11%）为重症患者（≥15分）；根据Hamilton早期预警评分（HEWS），19例（占52.78%）为急诊转运高风险（≥6分）；根据创伤严重度评分（ISS），6例（占创伤患者的85.71%）为严重创伤（≥16分）。④转运前准备：开通远程会诊，以掌握患者最新病情状态，特别是呼吸循环情况，必要时复查有关项目，实施必要的紧急救治，并对转运途中可能出现的意外进行针对性准备，如心电图（94.44%）、血气分析（94.44%）、颅脑CT（36.11%）等辅助检查，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72.22%）、深静脉置管（91.67%），胃管（86.11%）、尿管（88.89%）置入，镇静药物（38.89%）、血管活性药物（58.33%）和脱水降颅压药物（33.33%）的调整，骨折固定是否牢靠（11.11%）等。⑤机上医疗干预：所有患者均全程实施心电、血压、呼吸和血氧监测，使用呼吸机者及时调整参数（66.67%），使用微泵给药者及时调整用量（91.67%），其他还包括必要的镇静/镇痛药物使用（38.89%）、吸痰护理（75.00%），各类置入管道护理（气管插管或切开护理72.22%，留置尿管护理88.89%），心搏骤停患者实施心肺复苏（2.78%）等。结论:直升机转运服务对象以危重症患者为主，对机载医疗设备与救护技术要求高，亟待建立技术规范和人才培养标准。

目的:评估RETRA评分在预测ICU收治的创伤患者预后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2年8月南华大学附属郴州医院ICU收治的903例创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伤后30 d是否存活分为死亡组（62例）和存活组（841例），比较两组患者基本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简明损伤分级（AIS）、创伤严重度评分（ISS）和RETRA评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不同创伤评分评估创伤患者伤后30 d预后的效能，并采用Z检验比较其曲线下面积（AUC）。结果:两组患者年龄，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ISS评分，RETRA评分，主要受伤部位为头部和腹部，年龄55 ~ 65岁、66 ~ 75岁及> 75岁，院前气管插管，单、双侧瞳孔散大，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8分，AIS头部评分≥ 3分，循环衰竭，凝血功能障碍，机械通气及呼吸衰竭比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RETRA评分预测创伤患者伤后30 d预后的AUC为0.849[95%置信区间（CI）（0.798，0.900），P < 0.001]，敏感度为75.8%，特异度为78.1%，截断值为3.5分；其次为ISS评分，AUC为0.627[95%CI（0.552，0.703），P = 0.001]，敏感度为58.1%，特异度为70.7%，截断值为23.0分；AIS评分无预测效能（P = 0.677）。Z检验结果显示，RETRA评分优于ISS评分（Z = 7.677，P < 0.001）和AIS评分（Z = 5.237，P < 0.001）。结论:RETRA评分对ICU收治的创伤患者伤后30 d预后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目的 探讨严重创伤(ST)患者非计划转入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救创伤病房收治的 231 例ST患者住院资料,其中男性161 人,女性 70 人;年龄 14～85 岁,平均(47.93±14.72)岁;道路交通伤 125 人,高坠伤 42 人,其他 64 人.根据ST患者有无非计划转入EICU将其分为未转组(197 例)和转入组(34 例),非计划转入EICU的ST患者占比 14.72%;纳入指标包括性别,年龄,在急救创伤病房是否有手术及输血,受伤时间,创伤类型,损伤严重度评分(ISS),创伤部位,是否首诊,高血压,糖尿病.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ST患者在急救创伤病房有手术(χ2=3.925,P=0.048)、输血(χ2=6.296,P=0.012)、高 ISS(Z=-3.550,P<0.001)和有腹部创伤(χ2=9.474,P=0.002)与非计划转入EICU相关;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高ISS[OR=1.106,95%CI:1.025～1.193,P=0.010]、有腹部创伤[OR=2.662,95%CI:1.215～5.833,P=0.014]是ST患者非计划转入EICU的危险因素.结论 高ISS、有腹部创伤是ST患者非计划转入EICU的危险因素.

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early postoperative inflammatory small intestine obstruction,EPII)1955年由黎介寿院士首次提出[1],是腹部手术常见的术后并发症,多发生在术后1～2周.EPII是由于腹部手术、创伤或腹壁内炎症等因素致使腹壁水肿、渗出,继发出现的粘连性肠梗阻[2].临床多表现为肠蠕动功能障碍、炎性渗出、肠壁水肿等,若不能及时治疗,可引起肠瘘、重症感染等严重并发症,危及患者生命[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