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可视化院前院内信息衔接技术在急诊危重症患者预检分诊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23年3至8月由120转送至嘉兴大学附属医院嘉兴市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危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前瞻性非同期对照研究方法,以2023年6至8月由120转送至本院的90例危重症患者作为试验组,以2023年3 至 5 月由 120 转送至本院的 90 例危重症患者作为对照组.对照组建立可视化院前院内信息衔接技术前,当患者或家属呼叫急救车,院前急救人员将患者送达医院后,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与院内医护人员进行交接,预检护士接诊患者进行病情评估,并获取患者身份信息协助建卡挂号,同时院内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规范化处置;试验组建立可视化院前院内信息衔接技术后,当患者或家属呼叫急救车,院前急救人员通过急救中心专用APP将患者的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生命体征、病情等级等)对应输入,并向目标网络医院推送相关信息,预检护士通过院前院内协同救治平台接收急救车即将到达的信息,在急诊预检系统中获取院前提供的患者基本信息,提前进行建卡及预挂号,开通绿色通道,同时院内医护人员根据 120 医生评估的病情等级制定抢救方案.比较两组危重症患者完成建卡时间、预检护士完成分诊时间以及患者/家属对急诊就诊流程满意度的差异.结果 试验组危重症患者完成建立卡时间、预检护士完成分诊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完成建卡时间(min):1.3±0.3 比 2.6±0.4,预检护士完成分诊时间(min):1.1±0.3 比 3.5±0.7,均P＜0.05],而患者/家属对急诊就诊流程的满意度明显提升[95.6%(86/90)比 86.7%(78/90),P＜0.05].结论 建立可视化院前院内信息衔接技术,实现了院前院内数据传输,真正做到"病人未到,信息先行",有效缩短了危重症患者的预检分诊时间,为急危重症患者赢得了抢救时机,提高了普通患者的预检分诊效率,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感.

目的:通过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感染者的研究，探讨闭环管理模式下急救转运的特点及对于我国疫情防控影响，为新冠肺炎防治政策提供数据支持。方法:本文按照《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其他利益相关方医疗防疫手册》要求，对北京急救中心2022年1月4日至3月13日转送的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闭环管理的新冠核酸检测阳性的人员进行分析，包括年龄、性别、国籍、人员类别等。结果: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涉奥人员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及复检病例342人次，其中无症状患者为313人次，有症状患者为29人次；运动员64人次，院外急救人员"零感染"。结论:通过院外急救机构对新冠肺炎的科学防控，严格执行的闭环管理政策，合理高效的院外转运流程，筑牢疫情防控之墙，保障冬奥会和社会面安全平稳运行。

目的:分析国内院际转运极早产儿日龄分布情况，总结不同日龄转运极早产儿的围产期特征、出院结局以及住院期间治疗情况的差异。方法:回顾性纳入2019年全年中国新生儿协作网（Chinese Neonatal Network，CHNN）极早产儿队列中胎龄24～31周 +6、在外院出生后转入CHNN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救治的、排除严重先天畸形的极早产儿3 405例。按照转运进入CHNN NICU的日龄分为早期转运组（≤1 d）、延迟转运组（>1～7 d）和晚期转运组（>7 d）。采用方差分析、 t检验、 χ2检验（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Kruskal-Wallis检验及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3组极早产儿的一般临床情况、治疗情况及出院结局的差异。 结果:3 405例极早产儿的中位胎龄为29.7周（28.3～31.0周），平均出生体重为（1 321.0±316.5）g。早期转运组2 031例（59.6%），延迟转运组406例（11.9%），晚期转运组968例（28.4%）。转运极早产儿产房内接受持续气道正压通气的比例为8.4%（237/2 806），产房内气管插管比例为32.9%（924/2 805）。共62.7%（1 569/2 504）的患儿母亲接受产前糖皮质激素治疗，早期转运组接受产前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比例为68.7%（1 121/1 631），高于延迟转运组［56.1%（152/271）， χ2=16.78， P<0.017］和晚期转运组［49.2%（296/602）， χ2=72.56， P<0.017］。转运极早产儿总死亡率为12.7%（431/3 405），其中早期、延迟及晚期转运组患儿的死亡率分别为12.4%（252/2 031）、16.3%（66/406）和11.7%（113/968），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5.72， P=0.057）。延迟转运组和晚期转运组患儿重度脑室内出血、晚发型败血症、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和纠正胎龄36周或出院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高于早期转运组，晚期转运组患儿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接受治疗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和纠正胎龄36周或出院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高于延迟转运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onferroni校正法， P值均<0.017）。晚期转运组极早产儿出院日龄为66.0 d（51.0～86.0 d），出院纠正胎龄为38.9周（37.1～41.2周），均大于早期转运组［48.0 d（37.0～64.0 d）， Z=260.83；36.9周（35.7～38.3周）， Z=294.32］和延迟转运组患儿［52.0 d（41.0～64.0 d）， Z=81.49；37.4周（36.1～38.7周）， Z=75.9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7）。 结论:目前国内仍有大量极早产儿需要生后转院。转运日龄越晚、极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越高。故建议可能发生极早产的孕妇宫内转运或生后尽早转运，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

目的:探讨产前诊断先天性膈疝(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CDH)的转运救治机制与临床实践效果。方法: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与北京市及周边地区8家产前诊断中心建立合作网，以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在合作网接受产前咨询的CDH孕妇为研究对象。产前转运救治机制包括：产前以新生儿外科与产科为主导，协同超声影像科、遗传科组成专家小组进行不定期多学科会诊，对产前发现畸形患儿的诊断与预后进行评估；同时对分娩时间、分娩方式、出生后处置及转运、治疗等问题进行商讨，初步确定病情危重程度，分析出生后可能出现的风险，制定最优个性化诊疗方案。结果:共88例CDH孕妇接受产前咨询，最终经绿色通道转运收治63例。63例中，男41例，女22例；足月儿52例，早产儿11例(中位出生胎龄34周)；出生体重(2 978.73±607.69)g；产时气管插管22例(34.9%)，产房内高频呼吸机辅助呼吸22例(34.9%)。9例二氧化碳分压大于70 mmHg，54例小于70 mmHg。产前评估为重度CDH 31例，中度CDH 32例。产前诊断孕周(27.69±5.33)周。左侧膈疝53例，右侧膈疝10例。肝脏疝入15例。58例行手术治疗，术后存活率为87.9%(51/58)；5例产前评估为极重度膈疝，出生后虽经全面抢救仍无法改变呼吸循环衰竭状态而死亡。58例采用手术治疗的患儿中，开放手术8例(13.8%)，腔镜手术50例(86.2%)；无疝囊35例，有疝囊23例；术中发现B级缺损20例(34.5%)，C级和D级缺损共38例(65.5%)。使用补片修补膈肌者占10.3%(6/58)。结论:先天性膈疝治疗水平的提升有赖于产科、儿科密切合作。新生儿外科专业转运团队在产前参与诊断和评估、产时进驻产房共同完成生后抢救及转运工作、以及后续有效的手术治疗和围术期管理，对改善先天性膈疝患者预后有着积极的作用。

目的:总结第19届杭州亚运会救护车医疗保障经验，为今后大型体育赛事救护车医疗保障工作提供参考。方法:根据亚运保障的实际情况，以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为原则，确定保障对象；以动静结合、区域联动为原则配置各类救护车，救护车保障分为赛事侧和城市侧，以区域保障车作为赛事侧的补充和城市侧的保障，实行"一馆一策"、"一场一策"、"一地一策""一车一方案"，通过亚运智能医疗急救保障信息系统（The Asian Games Intelligent Emergency Medical Support System，EMSS）实现各医疗点(室）、定点医院、管理指挥人员与救护车的互联互通。结果:2023年9月16日08:00至2023年10月9日08:00期间，亚运会实际调用救护车207辆，竞赛场馆88（42.5%）辆，训练场馆11（5.3%）辆，非竞赛场馆30（14.5%）辆，区域保障车78（37.7%）辆；其中20辆场馆救护车空闲时参与了区域保障等任务；救护车共转送赛事侧患者345次，其中竞赛场馆转送次数最多，共187次，协办城市湖州转送次数最少，共6次；竞赛场馆救护车使用率最高为70.5%，训练场馆、非竞赛场馆、区域保障救护车使用率分别为45.5%、53.3%、42.3%；转送人员年龄中位数为26（21，36），男性居多（59.1%），运动员占52.5%,工作人员与观众分别占39.7%、7.8%，转送人员中出现关节损伤情况最多，为58（16.8%）例；区域保障救护车参与转运和补位75次，其中转运17（22.7%）次，补位58（77.3%）次。结论:本研究证实了亚运会救护车保障方案的可行性、高效性，且EMSS起到了关键作用，本研究提示除运动员外，应加强对工作人员医疗保障。

心脏骤停（cardiac arrest,CA）是危急重症抢救里最严重的病例类型之一。美国恢复自主循环（ROSC）的院外心脏骤停（OHCA）患者出院存活率为10% [1],北京ROSC的OHCA患者出院存活率为1.3% [2]。院前ROSC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维持心脏有效电活动并将患者成功送至目标医院，进一步院内综合处置以获得更高生存率和中枢神经功能恢复率。ROSC的OHCA原因复杂多样，不确定性强，病死率高。即使入院时存活的患者其出院存活率仍旧很低，加拿大一项多中心研究纳入793例OHCA患者,其中26.2%的ROSC,存活入院率14.4%，存活出院率1.6% [3]。ROSC的OHCA患者的预后受到心脏骤停至复苏开始时间、复苏开始至ROSC时间等多因素影响。OHCA患者即使初始复苏成功送达医院多数仍会因缺血缺氧性脑损伤而死亡 [4]。能否将ROSC的OHCA患者成功转送到目标医院院前评估至关重要。通过回顾性研究分析发现休克指数对复苏后能否将患者成功转送至目标医院有较强评估指示作用。

目的:对冬季雪上运动损伤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和治疗情况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为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和"3亿人上冰雪"运动目标提供急救保障经验。方法:收集北京冬奥会雪上比赛场馆医疗站测试期间收治的各类雪上运动损伤患者的资料，分类统计伤者基本信息，损伤部位、伤害类型、受伤原因和转归情况。结果:在773例雪上运动受伤的患者中，男性461例，女性310例，2例患者未填性别，平均年龄32.9岁。损伤部位排前五的分别是下肢261例(32.04%)、上肢159例（20.37%）、躯干137例（17.57%）、头面部126例（16.16%）、脊柱76例（9.74%）。受伤类型前三位的分别是皮肤软组织损伤618例（79.95%）、骨折76例（9.83%）、脱位/半脱位30例（3.88%）。主要受伤原因分别为意外伤害663例（85.77%）、扭伤63例（8.15%）、其他（冻伤等）25例（3.23%）。现场处理541例，占69.99%；转送医院进一步治疗195例，占25.22%。结论:雪上运动是一项风险性高、易于发生各种损伤的运动，在要求滑雪者做好预防性保护措施的同时，也应做好雪上运动医疗急救保障服务工作。

目的:分析杭州第19届亚运会定点医院建设和运行情况，探讨大型体育赛事医疗急救保障工作，为今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医疗保障中定点医院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定点医院的设置原则、要求、保障人员选拔、培训演练等方面，重点对组织体系、定人定岗、专用场所、药品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剖析。结果:通过改建亚运医疗保障区域、改造流程、配备设施、加强培训等方式，40家定点医院出色地完成了医疗保障任务。亚运期间救护车转送至定点医院349人次，住院54人，手术19人，自行到定点医院就诊1 022人次。结论:杭州第19届亚运会期间定点医院建设优质高效、运行平稳有序，建议在亚运医疗保障区域改建中要在"相对独立"上下功夫；要充分考虑自行就诊的患者救治流程；要建立平急结合的应急机制。

患者 女性，58岁，因“发现十二指肠肿物8年，黑便5 d，心悸1 d”于2023年2月12日由救护车转送至我院。患者8年前于外院体检发现十二指肠肿物，当时患者无腹痛腹胀，无呕血、黑便，无畏寒、发热，皮肤巩膜无黄染等，考虑为良性病变。定期随访，患者无明显不适，未予治疗。5 d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黑便，无呕血，无头晕、黑矇，无腹痛、腹胀，无畏寒、发热等不适，之后每天均有黑便，量不多。1 d前患者出现心悸，无腹痛、发热等不适，遂至当地医院就诊。当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血红蛋白70 g/L，腹部增强CT检查结果示十二指肠降部肠壁增厚，环3/4周，增强后呈等血池强化（图1A）。入院后立即行胃镜检查，结果显示十二指肠降部可见环绕3/4周黏膜粗糙、增厚，伴活动性渗血（图1B），内镜下止血困难。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止血也未成功，血红蛋白降至46 g/L。于当地医院行输血、补液治疗，用救护车转送至我院。患者既往无腹部手术史，否认吸烟、饮酒史，否认肝炎、结核病史，育有1子1女，已绝经。身高158 cm，体重57 kg，体重指数22.8 kg/m2。体检：神志清，贫血貌，皮肤巩膜无黄染，腹软，腹部无压痛，无反跳痛，Murphy征阴性，未及腹腔包块，移动性浊音（-），双肾区无叩痛，肠鸣音4次/min。急诊室评估：心率120次/min，血压100/65 mmHg（1 mmHg=0.133 kPa），呼吸20次/min，手指脉搏氧饱和度100%。急诊血常规：白细胞计数6.11×10 9/L，红细胞计数3.19×10 12/L，血红蛋白64 g/L；凝血功能：凝血酶原时间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正常，纤维蛋白原1.75 g/L。诊断：壶腹周围肿瘤伴大出血、失血性休克（代偿期），重度贫血。

目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静脉溶栓治疗具有很强的时间依赖性，本研究旨在探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通过院前急救医疗服务（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EMS）系统转送到院是否会缩短发病-溶栓时间（onset to needle time, ONT）、发病-入院时间（onset to door time, ODT）、入院-获得影像学结果时间（door to imaging time, DIT）、入院-溶栓时间（door to needle time, DNT）以及是否能改善静脉溶栓患者的临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连续收集的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崂山院区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患者的临床和时间数据，根据是否通过120救护车转送，分为EMS组和Non-EMS组。比较EMS组和Non-EMS组的基线特点、各个时段的长短以及临床预后的差异。预后良好定义为3个月改良Rankin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评分≤2分。结果:共纳入175例患者，年龄（66.1±12.3）岁，女性63（36%），其中53例（30.3%）通过EMS入院。与Non-EMS组相比，EMS组的患者年龄更大，基线NIHSS评分更高，ODT、ONT更短（均 P<0.05），而两组的DIT、DNT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在校正年龄、性别、基线NIHSS评分、桥接治疗、房颤病史、高血压病史、既往史个数、颅内出血这些因素后，EMS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预后良好的独立影响因素（ OR=0.358，95% CI：0.144~0.890， P=0.027）。 结论:EMS可以通过缩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ODT、ONT来改善急性脑卒中患者的临床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