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和广州市中医院开展了一项单组、开放标签、Ⅱ期临床试验(NEOCAP),旨在探索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阻断加血管生成抑制药的新辅助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在局部晚期错配修复缺陷型结直肠癌患者中保留器官的可行性.入组患者为18～75岁且未经治疗的错配修复缺陷或微卫星不稳定性高或 DNA 聚合酶(polymerase epsilon,POLE)和 DNA 聚合酶 delta 1(polymerasedelta 1,POLDI)突变的局部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直肠癌为cT3或N+,结肠癌为T3且侵袭≥5 mm或T4,有或无N+),且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评分为0～1分.患者在第1天静脉注射卡瑞利珠单抗200 mg,第1～14天口服阿帕替尼250 mg,每3周1次,持续3个月,随后进行手术,如果患者未进行手术,则为6个月.临床完全缓解的患者不进行手术,而是继续观察等待.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可了子宫内膜癌(EC)的标准分子分型，包括POLE超突变型（POLE mut）、错配修复缺陷型（MMRd）、p53突变型（p53 abn）及非特异性分子谱型（NSMP），并强调了p53免疫组化（IHC）方法对区分p53 abn及NSMP的重要性和便利性。异常p53 IHC染色模式，包括肿瘤细胞中p53“过表达”“完全缺失”和“细胞质表达”。肿瘤内特定区域显示异常p53 IHC染色，而其余肿瘤显示野生型p53表达，被称为p53异常表达的“亚克隆”模式，在该模式的肿瘤中，测序分析并不总能识别出TP53突变。

目的:探讨复制因子C5（RFC5）在子宫颈癌中的表达及其对预后、免疫调控的影响和相关机制。方法:2023年5月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下载280例子宫颈癌患者RFC5 mRNA表达数据及临床数据。比较子宫颈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中RFC5 mRNA表达水平差异，分析不同临床病理特征患者RFC5 mRNA表达水平；根据子宫颈癌组织RFC5 mRNA中位表达水平将280例患者分为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采用Kaplan-Meier法对两组进行生存分析，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利用基因表达谱交互分析（GEPIA）2在线工具验证子宫颈癌RFC5基因表达情况及与预后的关系。采用单因素、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TCGA数据库子宫颈癌患者总生存（OS）的影响因素。利用LinkedOmics数据库筛选子宫颈癌中RFC5相关的共同差异表达基因（DEG），基于DAVID数据库对RFC5相关DEG进行基因本体（GO）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富集分析。基于肿瘤免疫评估资源（TIMER）数据库，通过Spearman法分析RFC5表达与子宫颈癌肿瘤浸润免疫细胞的关系；基于肿瘤免疫系统相互作用数据库（TISIDB）分析子宫颈癌RFC5表达与免疫调节因子的关系。基于人类蛋白图谱（HPA）数据库分析子宫颈癌组织中RFC5蛋白表达情况。基于GEPIA2在线工具分析RFC5在泛癌中的表达及其与OS的关系。结果:TCGA数据库中RFC5 mRNA在子宫颈癌组织（277例）中相对表达水平高于癌旁正常组织（3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不同年龄、病理类型、临床分期子宫颈癌患者间癌组织中RFC5 mRNA相对表达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RFC5高表达组（139例）子宫颈癌患者OS优于RFC5低表达患者（138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7）。GEPIA工具验证RFC5在子宫颈癌中的表达及其与OS的关系，得到相同结果。GO和KEGG富集分析显示，RFC5相关基因主要参与DNA复制、细胞周期、范可尼贫血、错配修复、碱基切除修复、核苷酸切除修复等信号通路。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5岁、临床分期Ⅳ期、RFC5表达低水平是子宫颈癌患者OS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TIMER数据库分析显示，RFC5的表达与肿瘤纯度呈正相关（ rho=0.198， P<0.001），而与B细胞（ rho=0.062， P=0.306）、CD8 + T细胞（ rho=0.168， P=0.005）、CD4 + T细胞（ rho=-0.049， P=0.418）、巨噬细胞（ rho=0.034， P=0.577）、中性粒细胞（ rho=0.169， P=0.005）、骨髓树突细胞（ rho=0.026， P=0.667）的浸润水平呈弱相关性或无相关性。对TISIDB数据分析显示，RFC5表达与免疫抑制因子和免疫刺激因子大多呈负相关性。HPA数据库分析显示，子宫颈癌组织RFC5蛋白的表达水平高于正常子宫颈组织。GEPIA在线工具分析显示，RFC5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表达上调，RFC5高表达胸腺瘤患者OS优于其低表达患者，而RFC5高表达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OS较其低表达患者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RFC5在子宫颈癌组织中高表达，且其水平与子宫颈癌患者预后相关。RFC5过表达可能抑制子宫颈癌免疫调节因子的表达，可能是通过DNA复制、细胞周期、错配修复、碱基切除修复等相关通路调控子宫颈癌的发生与发展的。

目的:探讨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胃癌的组织学特征及其PD-L1表达对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收集2014年3月至2018年12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行根治性胃癌手术切除和进行4种主要错配修复蛋白（MLH1、PMS2、MSH2、MSH6）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2 472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对171例表现为错配修复缺陷（mismatch repair-deficient，dMMR）的患者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进行微卫星不稳定性检测。以PCR检测结果为标准，对MSI-H胃癌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进行PD-L1染色。结果:MSI-H胃癌与老年、女性、胃窦、肠型、肿瘤大于5 cm、缺乏淋巴结转移及PD-L1表达阳性有关（均 P<0.05）。PD-L1表达水平联合阳性评分可作为独立的预后危险因素（ P=0.026， HR=8.385，95% CI=1.293~54.367）。虽然未观察到PD-L1表达模式与预后的关系，但PD-L1表达模式“弥漫”与脉管癌栓侵犯（ P=0.007）、浸润深度（ P=0.040）有关，并且MSI-H+PD-L1阳性胃癌中所有发生复发或死亡的患者，PD-L1表达模式均为“弥漫”。此外，胃癌原发灶和淋巴结转移灶的PD-L1表达水平和表达模式有高度的一致性（ P=0.450）。 结论:MSI-H胃癌具有独特的组织学特征。PD-L1表达水平联合阳性评分为MSI-H胃癌患者一个重要的预后预测指标。PD-L1表达模式“弥漫”或为一个预后预测指标。晚期胃癌患者可以通过转移灶活检来获取其PD-L1表达的水平和模式。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与临床病理特征。方法:选取2020年11月至2021年11月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病理科确诊的100例子宫内膜癌病例，利用Sanger测序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按照第5版WHO女性生殖系统肿瘤分类诊断流程进行分子分型，分析各分子亚型的临床病理特征。结果:100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年龄26~72岁，平均年龄53岁。POLE突变型10例，其中“双分子特征”子宫内膜癌2例（2/10），G3级宫内膜样癌2例（2/10），其他高级别亚型3例（3/10）。错配修复缺陷型38例，其中“双分子特征”子宫内膜癌1例（1/38，2.6%），宫内膜样癌36例（36/38，94.7%）；21例（21/38，55.3%）表现为MLH1、PMS2同时缺失，20例（20/21，95.2%）为MLH1甲基化阳性病例，即为散发性子宫内膜癌；6例（6/38，15.8%）行Lynch综合征相关基因胚系检测，其中1例为Lynch综合征相关子宫内膜癌。无特异分子特征型44例，其中G1~2级宫内膜样癌34例（34/44，77.3%），G3级宫内膜样癌7例（7/44，15.9%）。p53异常型8例，其中G3级宫内膜样癌4例（4/8），其他高级别亚型2例（2/8），且1例（1/8）为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患者。结论:正确解读子宫内膜癌中POLE基因突变、MMR蛋白及p53蛋白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是进行分子分型的关键，必须严格按照标准的诊断流程和规范进行判读，确保分子分型的准确性。

目的:探讨早发型胃癌的临床病理特点，尤其是分子诊断特征，并分析其治疗策略。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基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胃癌专病数据库，收集2020年7月至2021年10月期间，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通外科行胃切除术的共2 506例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年龄≤45岁者198例，定义为早发型胃癌（早发型胃癌组）；另从2 308例非早发型胃癌患者按1∶2比例，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选择396例患者作为对照（年龄>45岁，非早发型胃癌组）。对两组临床病理特征、分子诊断特征以及治疗策略进行比较。结果:早发型胃癌组中位年龄39岁，非早发型胃癌组则为66岁。相较非早发型胃癌组，早发型胃癌组以女性为主［59.1%（117/198）比27.8%（110/396），χ 2=54.816， P<0.001］，合并症较少［32.3%（64/198）比57.1%（226/396），χ 2=32.355， P<0.001］，低分化或未分化比例更高［93.9%（186/198）比74.5%（295/396），χ 2=30.777， P<0.001］，Lauren分型弥漫型比例高［40.4%（80/198）比15.9%（63/396），χ 2=69.639， P<0.001］，远处转移比例更高［7.1%（14/198）比2.8%（11/396），χ 2=6.034， P=0.014］；在治疗上，远端胃切除比例高、近端胃切除比例低［分别为55.1%（109/198）比47.0%（186/396），1.5%（3/198）比8.3%（33/396），χ 2=11.644， P=0.003］。两组在胃癌家族史、TNM分期、肿瘤大小、淋巴结清扫数、神经侵犯、癌结节以及淋巴结清扫范围、消化道重建方式、是否腹腔镜手术、是否行合并切除和术前治疗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分子诊断情况的比较，相比非早发型胃癌组，早发型胃癌错配修复基因缺陷比例更低［1.0%（2/198）比10.1%（40/396），χ 2=16.301， P<0.001］，Claudin18.2阳性率较高［77.8%（154/198）比53.0%（210/396），χ 2=5.442， P<0.001］。两组HER-2阳性比例和EBV+阳性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早发型胃癌是一种恶性程度较高的特殊类型胃癌，Claudin18.2可能是其有效治疗靶点。

胆道癌是高度异质性、罕见、难治的恶性肿瘤，早期诊断困难，根治切除率低，传统辅助治疗的效果有限，患者预后较差。免疫疗法开辟了肿瘤治疗新的前沿，其中程序性死亡蛋白-1抗体治疗极具临床应用前景，相关治疗应用于胆道肿瘤的疗效正在被多项临床试验评估，辨别对程序性死亡蛋白-1抗体治疗反应及预后有预测价值的生物标志物是当前面临的挑战之一。本文旨在回顾胆道肿瘤程序性死亡蛋白-1抗体治疗及如肿瘤突变负荷、DNA错配修复等相关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结直肠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髓过氧化物酶(MPO)作为中性粒细胞溶酶体中的一种氧化酶，在激活致癌基因中间体和增强外源性致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其通过产生次氯酸、活性氧等氧化剂激发体内氧化应激反应，诱导DNA损伤、突变、错配修复等基因不稳定因素发生，从而导致了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MPO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SNP)与癌症的遗传易感性有关，MPO rs2333227-463G>A可降低结直肠癌风险。针对MPO、MPO-463G>A的研究，将为结直肠癌的早期发现、预防、病情评估及靶向治疗方案的研发提供新的思路和有力证据。

目的:分析非转移性结肠癌不同肿瘤位置（左半结肠或右半结肠）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的差异，探讨肿瘤位置和错配修复状态（MMR）对生存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检索北京协和医院结直肠外科结肠癌前瞻性登记数据库2016年1月至2020年8月期间，接受根治性切除、且病理检查证实为非转移性结肠腺癌患者的病例资料和随访信息。将起源于中肠，位于回盲部、升结肠和横结肠近2/3的肿瘤定义为右半结肠癌；而将起源于后肠，位于横结肠远1/3、降结肠和乙状结肠的肿瘤定义为左半结肠癌。使用χ 2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使用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检验进行两组患者的生存分析并比较组间的无病生存率（DFS）和总体生存率（OS）。使用Cox回归分析生存的影响因素，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以调整混杂后再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共纳入856例结肠癌患者，其中肿瘤TNM分期Ⅰ期129例（15.1%），Ⅱ期391例（45.7%），Ⅲ期336例（39.3%）；错配修复缺陷（dMMR）139例（16.2%）。左半结肠癌442例（51.6%，左半结肠癌组），右半结肠癌414例（48.4%，右半结肠癌组）。相比右半结肠癌，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男性比例高［62.0%（274/442）比54.1%（224/414），χ 2=5.462， P=0.019］，中位体质指数也高［24.2（21.9，26.6）kg/m 2比23.2（21.3，25.5）kg/m 2， U=78 789.0， P<0.001］，高、中分化腺癌比例［93.2%（412/442）比83.1%（344/414），χ 2=22.266， P<0.001］更高；dMMR状态［9.0%（40/442）比23.9%（99/414），χ 2=34.721， P<0.001］和合并脉管侵犯［24.0%（106/442）比30.2%（125/414），χ 2=4.186， P=0.041］比例更低。所有患者中位随访时间48（33，59）个月。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左半结肠癌组患者与右半结肠癌组患者的DFS（ P=0.668）和OS（ P=0.8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dMMR是结肠癌患者DFS的独立保护因素（HR=0.419，95%CI：0.204~0.862， P=0.018）；T3~4（HR=2.178，95%CI：1.089~4.359， P=0.028）、N+（HR=2.126，95%CI：1.443~3.133， P<0.001）和神经侵犯（HR=1.835，95%CI：1.115~3.020， P=0.017）是DFS的独立危险因素。肿瘤位置不是影响非转移性结肠癌患者DFS和OS的独立因素（均 P>0.05）。亚组分析发现，在右半结肠癌组患者中，dMMR患者的DFS优于错配修复正常（pMMR）患者（HR=0.338，95%CI：0.146~0.786， P=0.012），但是两组患者的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340，95%CI：0.103~1.119， P=0.076）。对DFS的独立危险因素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后，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DFS（ P=0.343）和OS（ P=0.6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dMMR患者的DFS（ P=0.047）和OS（ P=0.040）均优于pMMR患者。 结论:不同肿瘤位置的非转移性结肠癌患者其临床病理特征存在差异；但患者的生存与肿瘤位置无关，而与MMR有关，dMMR状态与更好的生存有关，在右半结肠癌患者中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