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非转移性结肠癌不同肿瘤位置（左半结肠或右半结肠）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的差异，探讨肿瘤位置和错配修复状态（MMR）对生存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检索北京协和医院结直肠外科结肠癌前瞻性登记数据库2016年1月至2020年8月期间，接受根治性切除、且病理检查证实为非转移性结肠腺癌患者的病例资料和随访信息。将起源于中肠，位于回盲部、升结肠和横结肠近2/3的肿瘤定义为右半结肠癌；而将起源于后肠，位于横结肠远1/3、降结肠和乙状结肠的肿瘤定义为左半结肠癌。使用χ 2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使用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检验进行两组患者的生存分析并比较组间的无病生存率（DFS）和总体生存率（OS）。使用Cox回归分析生存的影响因素，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以调整混杂后再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共纳入856例结肠癌患者，其中肿瘤TNM分期Ⅰ期129例（15.1%），Ⅱ期391例（45.7%），Ⅲ期336例（39.3%）；错配修复缺陷（dMMR）139例（16.2%）。左半结肠癌442例（51.6%，左半结肠癌组），右半结肠癌414例（48.4%，右半结肠癌组）。相比右半结肠癌，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男性比例高［62.0%（274/442）比54.1%（224/414），χ 2=5.462， P=0.019］，中位体质指数也高［24.2（21.9，26.6）kg/m 2比23.2（21.3，25.5）kg/m 2， U=78 789.0， P<0.001］，高、中分化腺癌比例［93.2%（412/442）比83.1%（344/414），χ 2=22.266， P<0.001］更高；dMMR状态［9.0%（40/442）比23.9%（99/414），χ 2=34.721， P<0.001］和合并脉管侵犯［24.0%（106/442）比30.2%（125/414），χ 2=4.186， P=0.041］比例更低。所有患者中位随访时间48（33，59）个月。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左半结肠癌组患者与右半结肠癌组患者的DFS（ P=0.668）和OS（ P=0.8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dMMR是结肠癌患者DFS的独立保护因素（HR=0.419，95%CI：0.204~0.862， P=0.018）；T3~4（HR=2.178，95%CI：1.089~4.359， P=0.028）、N+（HR=2.126，95%CI：1.443~3.133， P<0.001）和神经侵犯（HR=1.835，95%CI：1.115~3.020， P=0.017）是DFS的独立危险因素。肿瘤位置不是影响非转移性结肠癌患者DFS和OS的独立因素（均 P>0.05）。亚组分析发现，在右半结肠癌组患者中，dMMR患者的DFS优于错配修复正常（pMMR）患者（HR=0.338，95%CI：0.146~0.786， P=0.012），但是两组患者的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340，95%CI：0.103~1.119， P=0.076）。对DFS的独立危险因素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后，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DFS（ P=0.343）和OS（ P=0.6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dMMR患者的DFS（ P=0.047）和OS（ P=0.040）均优于pMMR患者。 结论:不同肿瘤位置的非转移性结肠癌患者其临床病理特征存在差异；但患者的生存与肿瘤位置无关，而与MMR有关，dMMR状态与更好的生存有关，在右半结肠癌患者中更为突出。

目的:探讨微卫星不稳定(MSI)及Ki-67表达水平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及对预后的影响，为结直肠癌的预后判断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2019年12月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行结直肠癌根治术并经病理确诊的183例结直肠癌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男性101例(55.2%)，女性82例(44.8%)，年龄20~86岁，平均年龄(60.27±13.13)岁。根据错配修复蛋白免疫组化染色结果，将患者分为MSI-H组( n＝32)和MSI-L/MSS组( n＝151)；根据Ki-67抗原免疫组化染色结果，将患者分为Ki-67低表达组(<82.5%， n＝136)和高表达组(≥82.5%， n＝47)，其中Ⅲ+Ⅳ期患者中Ki-67低表达62例(78.5%)、高表达17例(21.5%)。收集分析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等数据。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比较，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微卫星不稳定及Ki-67表达水平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微卫星不稳定及Ki-67表达水平与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的相关性。 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MSI-H组和MSI-L/MSS组患者在性别( χ2＝4.37， P＝0.037)、肿瘤部位( χ2＝26.40， P<0.001)、肿瘤最大径( χ2＝11.12， P＝0.001)、神经侵犯( χ2＝5.53， P＝0.019)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只有性别( OR＝3.013，95% CI：1.183~7.672， P＝0.021)、肿瘤部位( OR＝0.167，95% CI：0.067~0.419， P<0.001)、神经侵犯( OR＝0.202，95% CI：0.042~0.968， P＝0.045)为MSI状态的独立相关因素。在Ⅲ+Ⅳ期结直肠癌中，Ki-67低表达组与高表达组在肿瘤部位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91， P＝0.048)。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Ki-67高表达( HR＝0.301，95% CI：0.118~0.768， P＝0.012； HR＝0.275，95% CI：0.083~0.912， P＝0.035)、MSI-H( HR＝0.072，95% CI：0.010~0.525， P＝0.009； HR＝0.122，95% CI：0.017~0.900， P＝0.039)为影响结直肠癌患者术后无病生存期、总生存期的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MSI-H型结直肠癌常见于男性、右半结肠癌、神经侵犯阴性的患者；在Ⅲ+Ⅳ期结直肠癌中，右半结肠癌Ki-67表达水平较左半结直肠癌低；MSI-H型、Ki-67高表达的结直肠癌患者无病生存期、总生存期较长，预后较好。

目的:探讨术前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能否减少胃癌转移淋巴结的癌残留。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和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术前系统治疗，且D 2根治术后病理提示原发灶退缩分级为肿瘤退缩分级（TRG）1级的胃腺癌患者，排除术前接受放疗的患者。共纳入58例患者（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46例；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2例），根据术前用药方案的不同，分为术前单纯化疗组（36例）和术前免疫联合化疗组（22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指数、合并糖尿病、肿瘤位置、病理分型、Lauren分型、肿瘤分化程度、治疗前肿瘤原发灶浸润深度、治疗前淋巴结分期、治疗前临床分期、错配修复蛋白状态、术前治疗周期和术前治疗间隔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主要观察指标为两组术后淋巴结降期情况，次要观察指标包括术后肿瘤浸润深度和淋巴结检出数目，以及影响原发灶TRG1级胃癌患者淋巴结癌残留的因素。 结果:术前免疫联合化疗组治疗后淋巴结降期显著优于术前单纯化疗组［pN0：90.9%（20/22）比61.1%（22/36）；pN1：4.5%（1/22）比36.1%（13/36）；pN2：4.5%（1/22）比0；pN3：0比2.8%（1/36）， Z=-2.315， P=0.021］。术前免疫联合化疗组与单纯化疗组比较，术后送检淋巴结数目［（40.5±16.3）枚比（40.8±17.5）枚， t=0.076， P=0.940］和治疗后原发灶浸润深度［pT1a：50.0%（11/22）比30.6%（11/36）；pT1b：13.6%（3/22）比19.4%（7/36）；pT2：13.6%（3/22）比13.9%（5/36）；pT3：13.6%（3/22）比25.0%（9/36）；pT4a：9.1%（2/22）比11.1%（4/36）， Z=-1.331， P=0.183］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治疗方案与原发灶TRG 1级胃癌患者淋巴结癌残留有关（χ 2=6.070， P=0.014）。除术前治疗方案外，另外选取治疗前肿瘤原发灶浸润深度、治疗前淋巴结分期、治疗前临床分期、术前治疗周期和术前治疗间隔时间等临床上考虑可能与淋巴结癌残留有关的因素一起纳入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联合免疫治疗是原发灶TRG 1级胃癌患者淋巴结无癌残留的独立保护因素（OR=0.147，95%CI：0.026~0.828， P=0.030）。 结论:相对术前单纯化疗，术前免疫检查点抑制联合化疗在原发灶TRG 1级胃癌患者中更好地减少了胃癌转移淋巴结的癌残留。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目的:探讨散发性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SSCRC）多个癌灶相对位置及微卫星状态对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自2008年1月至2022年7月期间，于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收治的278例SSCRC患者的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按照多个癌灶的相对位置，将患者分为3组，分别是：（1）右半组（多个癌灶均分布于盲肠、升结肠、结肠肝曲、横结肠）；（2）左半组（多个癌灶均分布于结肠脾曲，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3）左半+右半组（多个癌灶在右半结肠和左半结肠/直肠均有分布）。按照微卫星状态（MSI），将患者分为两组，分别是：MSI-H组（错配修复缺陷）和MSI-L+MSS组（错配修复完整）。比较组间的临床特征和预后差异。不同临床特征的比较采用χ 2检验，预后比较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 结果:278例SSCRC患者中，有256例（92.1%）癌灶数量为2个，22例（7.9%）>2个；255例（91.7%）病灶病理表现为腺癌，23例（8.3%）病灶包含或表现为黏液腺癌；136例（48.9%）发生淋巴结转移；癌灶浸润深度超过肌层的患者238例（85.6%）；TNM分期为Ⅲ或Ⅳ期者147例（52.9%）；左半组、右半组以及左半+右半组分别有155例（55.8%）、55例（19.8%）和68例（24.5%）。全组有199例行完整4项错配修复蛋白的免疫组化检查，其中有166例微卫星状态为MSI-L+MSS；33例微卫星状态为MSI-H。左半组、左半+右半组以及右半组比较，女性比例分别占16.8%（26/155）、26.5%（18/68）和49.1%（27/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2.335， P<0.001）；癌灶数量≥3个的比例分别占5.2%（8/155）、16.2%（11/68）和5.5%（3/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438， P=0.015）；黏液腺癌的比例分别占4.5%（7/155）、8.8%（6/68）和18.2%（10/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0.026， P=0.007）；淋巴结转移比例分别占55.5%（86/155）、48.5%（33/68）和30.9%（17/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9.817， P=0.007）；浸润T3~4分期比例分别占81.3%（126/155）、88.2%（60/68）、94.5%（52/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293， P=0.043）；肿瘤TNM临床分期Ⅲ~Ⅳ的比例分别占59.4%（92/155）、54.4%（37/68）和32.7%（18/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1.637， P=0.003）。3组在年龄、癌灶大小、远处转移、合并腺瘤、神经侵犯以及脉管侵犯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相较于MSI-H，MSI-L+MSS患者年龄>65岁和男性的比例更高［分别为50.6%（84/166）比15.2%（5/33），χ 2=13.994， P<0.001；80.7%（134/166）比54.5%（18/33），χ 2=10.457， P=0.001］，更易发生于左半［63.3%（105/166）比24.2%（8/33），χ 2=18.232， P<0.001］，癌灶长径<4 cm比例较高［54.8%（91/166）比33.3%（11/33），χ 2=5.086， P=0.024］，黏液腺癌比例偏低［4.2%（7/166）比27.3%（9/33），χ 2=19.791， P<0.001］，更容易发生远处转移［22.3%（37/166）比6.1%（2/33），χ 2=4.601， P=0.032］、淋巴结转移［57.2%（95/166）比24.2%（8/33），χ 2=11.996， P<0.001］和神经侵犯［28.9%（48/166）比6.1%（2/33），χ 2=7.643， P=0.006］，TNM分期为Ⅲ~Ⅳ期比例更高［60.2%（100/166）比24.2%（8/33），χ 2=14.374， P<0.001］，而肿瘤家族史比例偏低［28.9%（48/166）比60.6%（20/33），χ 2=12.228，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者在癌灶数量、浸润深度、是否合并腺瘤以及脉管癌栓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33例MSI-H患者的错配修复蛋白缺失情况中，以PMS-2的缺失频率最高，为66.7%（22/33），MLH-1次之，为57.6%（19/33），而MSH-2和MSH-6缺失的比例相对较少，分别为33.3%（11/33）和24.2%（8/33）。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显示：不同癌灶相对位置分组中，右半组、左半+右半组、左半组的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6.8%、79.6%以及8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1）；不同微卫星状态分组中，MSI-H的3年总生存率为93.8%，较MSI-L+MSS的78.4%更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6）。 结论:在散发性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中，以右半组局部浸润深度最深，以左半组淋巴结转移能力最强，临床TNM分期最晚，MSI-H占比最低，预后最差。

目的:探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在结直肠癌中分析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蛋白表达的意义及注意事项。方法:收集2014年7月至2018年10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具有MMR检测结果的、术前未经新辅助治疗的手术切除结直肠癌3 428例，复读MMR免疫组织化学切片，对判读有问题的病例重新染色、评估，并检测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分析MMR表达与MSI状态及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结果:（1）3 428例结直肠癌中，28例（0.8%）因当初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不佳进行重新染色，119例（3.5%）的复诊MMR结果与原判断不一致，主要集中在PMS2和MLH1。最终，261例（7.6%）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以MLH1、PMS2联合缺失（43.3%，113/261）为主。（2）在当初诊断时进行MSI检测的14例中，MSI与MMR结果一致的有13例；在29例进行二代测序的dMMR病例中，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与dMMR的一致率为93.1%（27/29）。其中，MSI与MMR结果不一致的病例为MSH6或PMS2单独缺失。（3）21例结直肠癌呈MLH1或MSH2单独阴性，而PMS2或MSH6呈少部分或部分（弱）阳性。其中能进行MSI检测的19例中，16例为MSI-H，2例为低度微卫星不稳定，1例为微卫星稳定。（4）与错配修复完整（pMMR）的病例相比，dMMR组女性、<50岁、具有肿瘤家族史、早期患者更多见，肿瘤更好发于右半结肠，病理类型以低分化腺癌、黏液腺癌和印戒细胞癌多见（均 P<0.05）。 结论:免疫组织化学检测MMR蛋白表达是一种比较有效、方便的方法，但是操作流程及结果评估需要标准化，对于特殊病例需要进行MSI检测，进而指导临床治疗和评估预后。

目的:探讨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原发灶及配对转移灶错配修复(MMR)状态的一致性。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普外科诊断为mCRC且可获得配对样本患者的临床病理信息，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4种MMR蛋白(MSH2、MSH6、MLH1、PMS2)表达，确定配对样本MMR状态，分析其与患者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根据原发灶MMR状态分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组和错配修复完整(pMMR)组，根据配对样本MMR状态分为异质性组和非异质性组，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共纳入84例患者。84例原发灶样本中，9例[10.7%(9/84)]呈dMMR，75例[89.3%(75/84)]呈pMMR，dMMR组较pMMR组肿瘤更多位于右半结肠[88.9%(8/9)比42.7%(32/75)， χ2＝7.168， P<0.05]、原发肿瘤直径更大(7.00 cm比4.00 cm， Z＝2.555， P<0.01)、分化程度更差[66.7%(6/9)比21.3%(16/75)， χ2＝8.543， P<0.01]；84例配对样本中，2例[2.4%(2/84)]呈单个MMR蛋白差异表达，10例[11.9%(10/84)]呈MMR状态异质性，包括4例[4.8%(4/84)]原发灶dMMR、转移灶pMMR，6例[7.1%(6/84)]原发灶pMMR、转移灶dMMR，统计学分析显示，与非异质性组比较，异质性组具有较大原发肿瘤直径(5.75 cm比4.50 cm， Z＝1.988， P<0.05)和较差分化程度[70.0%(7/10)比20.3%(15/74)， χ2＝11.271， P<0.01]。 结论:10.7%的mCRC配对样本MMR状态表现出异质性，在制定治疗策略时应多点、多部位取样，综合考虑原发灶和转移灶的MMR状态。

目的:在大鼠臂丛损伤模型上证实臂丛损伤修复后错配再生的运动轴突能够被有效利用，并探讨靶器官对错配再生的运动轴突的影响。方法: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显微创伤手外科开展研究。实验分为包含5个亚组的再生组（RGen）和3个亚组的再利用组（RUs）,每个亚组由随机选取的6只大鼠组成（共42只）。RGen组:切断并缝接肌皮神经，按缝接神经后同时构建错配再生的运动轴突与靶器官的不同连接状态分为1~4个亚组，即RGen1组（无靶器官连接组）:剪断前臂外侧皮神经（LFCN）内侧分支的远端,并且缝合结扎断端远端,切断其与皮肤靶器官的连接；RGen2组（缝合连接皮肤靶器官组）:剪断LFCN内侧分支的远端后再通过缝合行端端缝接；RGen3组（自然连接皮肤靶器官组）:仅解剖暴露LFCN内侧分支；RGen4组（缝合连接肌肉靶器官组）:即剪断正中神经发出的支配桡侧腕屈肌（FCR）的肌支,肌支断端的近端缝扎封闭,同侧LFCN内侧分支的远端通过神经的端端缝接连接到肌支断端的远端,实现与肌肉靶器官（即FCR）的连接等；RGen 5组（对照组）:仅解剖暴露肌皮神经及同侧LFCN内侧分支。8周后,在大鼠麻醉状态下,取LFCN内侧分支远端约5 mm的神经组织,随后进行乙酰胆碱酯酶染色（AChE）、胆碱乙酰转移酶荧光染色（ChAT）,测量染色后的阳性反应面积（PA）、平均光密度（MD）、累计光密度（IOD）来评估再生组的不同亚组中错配长入LFCN的运动轴突的再生情况。RUs组:首先所有亚组均解剖暴露支配FCR的神经支,然后分为3个亚组，即RUs1组（保留肌肉正常神经支配组）:仅解剖暴露支配该肌肉的神经支；RUs2组（肌肉接入LFCN组）:即再生组的亚组4；RUs3组（肌肉去神经支配组）:剪断支配FCR肌的肌支,并将断端的近端缝扎封闭。8周后,在大鼠麻醉状态下,通过测量比较RUs组的不同亚组的FCR的复合肌肉动作电位（CMAP）、湿重率、Masson染色后的胶原容积分数（CVF）来评估错配再生的运动轴突对肌肉的神经支配情况;使用单因素方差及Bonferroni法进行数据分析,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RGen组中,神经AChE染色后,与RGen1组、RGen5组相比, RGen3组和RGen4组的PA、MD、IOD值更高，与RGen2组相比,RGen4组的PA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ChAT染色后,与RGen1组和RGen5组相比，RGen3组和RGen4组的PA和IOD值更高（ P<0.05）；与RGen2组相比, RGen4组的PA显著更高（ P<0.05）。RUs组中,电生理评估示: RUs3组未观察到CMAP, RUs1组、RUs2组的CMAP潜伏期和波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RUs1组（98.91%±3.86%）的肌肉湿重率显著高于RUs3组（86.67%±4.68%）（ P<0.01）,与RUs2组（92.74%±3.88%）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Masson染色示: RUs2组（8.61%±1.16%）的CVF值显著高于RUs1组（3.17%±0.76%）、显著低于RUs3组（16.44%±2.2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有靶器官的连接更有利于错配再生的运动轴突的生长,其中,神经远端连接肌肉靶器官时产生的促进作用强于皮肤靶器官；错配再生的运动轴突可以与肌肉靶器官建立有效的神经支配,证实了其能被有效利用。

目的:了解和评价北京市不同医院病理科结直肠癌病理报告规范性程度及诊断差异，寻找解决方法。方法:通过结直肠癌规范化病理报告调查问卷、结直肠癌及相关癌前病变病理答题及上传结直肠癌取材报告3部分综合评估。结果:本次质控项目完整完成所有问卷的有54家，其中三甲医院34家，三乙医院15家，二甲医院5家。一共有42家医院病理科（77.8%，42/54）使用了规范化报告，在规范化报告要求的14项诊断指标中，所有单位均报告了结直肠癌组织学类型及肿瘤浸润深度；90%以上的单位均报告了肿瘤部位，且使用三径描述肿瘤大小，报告中均描述了切缘及脉管受累情况；但仍有62.2%的病例未报肿瘤出芽情况，22.7%的病例未报告神经侵犯情况。所有病例中，90.1%的病例均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了错配修复（MMR）蛋白缺失的状态；使用PCR及二代测序检查微卫星不稳定（MSI）状态的病例占比分别为7.1%及6.1%，同时检测MMR和MSI的病例数占比9.2%。结直肠癌及相关病变的病理诊断答题结果显示，对于绒毛管状腺瘤伴高级别异型增生、无蒂锯齿状病变、幼年性息肉的诊断正确率分别为85.2%、79.6%及90.7%。直肠乙状结肠交界处大息肉的内镜黏膜切除术（EMR）切除标本，诊断、浸润癌级别、浸润深度、肿瘤出芽级别、脉管癌栓状况、基底切缘加侧切缘状况正确率分别为98.2%、94.4%、72.2%、85.2%、88.9%、90.7%。升结肠癌根治标本，诊断、环周切缘、肿瘤出芽级别、脉管癌栓（血管及淋巴管癌栓）、神经侵犯及癌结节正确率分别为96.3%、57.4%、72.2%、20.4%、53.7%、87.0%。54家参评单位中，45家单位上传的3份不同部位及分期的结直肠癌取材报告均为规范格式的取材报告。结论:北京市各级医院病理科大多数均已具备了结直肠癌规范化取材和报告的能力，然而部分医院仍需进一步加强室内质控，减少科室内报告水平的差异，提高科室整体水平。格式化报告的推广及针对本次质控问题组织统一的业务学习可能是解决目前问题的有效方案。

目的:深入探讨散发性错配修复缺陷（dMMR）结直肠癌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并分析影响其预后的关键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5年7月至2021年4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治疗的120例散发性dMMR结直肠癌患者的资料。根据家族史及二代测序检测结果排除林奇综合征患者，排除同时性多发结直肠癌术前进行放化疗等抗肿瘤治疗以及随访资料缺失的患者。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错配修复蛋白的表达情况，利用甲基化特异性PCR方法进行甲基化检测，通过荧光PCR方法对BRAF V600E基因突变进行筛查。主要观察指标包括临床病理资料、基因突变状况、随访数据以及生存与预后分析。预后指标主要关注疾病无进展生存期和总体生存期。结果:散发性dMMR结直肠癌更常见于右半结肠、女性和老年患者，形态学以中分化居多，存在低级别肿瘤出芽的患者占多数。免疫组织化学表达方面，以MLH1、PMS2缺失为主，且蛋白表达有年龄及部位的特殊性。MLH1甲基化多见于老年女性患者，而在MLH1和PMS2缺失的年轻男性患者中较为少见。BRAF V600E基因突变在右半结肠的肿瘤中检出频率更高（ P<0.05）。此类肿瘤患者的3年和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90.7%和88.7%，3年和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2.8%和90.7%。肿瘤出芽状态是影响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3.375，95%置信区间：1.060~10.741， P=0.039），其中低级别肿瘤出芽的患者预后较好，而中、高级别肿瘤出芽的患者预后较差。 结论:在散发性dMMR结直肠癌患者中，肿瘤出芽状态是影响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