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调查青藏铁路沿线天然贯穿辐射照射水平,并初步评价该铁路从业人员及旅客所受辐射剂量.方法 选取青藏铁路沿线 15个不同海拔高度的典型测量点以及拉萨到西宁的火车车厢内,利用高气压电离室、碘化钠剂量率仪以及中子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对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进行测量.结果 青藏铁路沿线陆地伽马辐射水平范围为 21.5～246.6 nGy/h,宇宙射线电离成分辐射水平范围为 79.8～225.5 nGy/h,中子辐射水平范围为 24.5～101 nSv/h;旅客和乘务人员乘坐一次从拉萨到西宁的火车受到的天然贯穿辐射有效剂量为 4.82 μSv.结论 通过与经验公式比较以及测量方法可靠性验证,证明了测量工作的准确性,初步了解青藏铁路沿线的辐射水平及旅客所受辐射剂量,可为监管部门提供依据.

过去几十年,青藏高原快速的城市扩展过程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威胁.区位因素会影响城市扩展的空间格局,进而改变其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认识青藏高原城市扩展过程的区位因素特征对于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全区、生物群区和生态区3个尺度上分析了区位因素对青藏高原城市扩展过程的影响.基于长时间序列城市土地数据分析青藏高原城市扩展过程.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分析青藏高原城市扩展区位因素特征.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1990-2020年期间经历了快速的城市扩展过程.全区城市土地面积从277.4 km2增加到974.9 km2,增长了 2.5倍.对青藏高原城市扩展影响最大的区位因素高程对城市扩展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与之相对,铁路因素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其重要性从2.15％增长到10.56％,增加了3.9倍.然而,铁路建设在促进青藏高原城市发展的同时,也会对区域内近三成的濒危物种产生影响.因此,在青藏高原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既要重视铁路对城市扩展带动作用,也要注意减少铁路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进而促进高原的可持续发展.

慢性高原病是长期生活在海拔3000m以上高原的世居者或移居者,对高原低氧环境逐渐失去习服而导致的临床综合征[1].长期慢性低压缺氧刺激骨髓产生红细胞,虽然增多的血红蛋白有助于提高高海拔条件下血液的携氧能力,但是过度的红细胞会导致慢性高原病的发生[2].为预防慢性高原病,青藏铁路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3,4].其中轮休是对高原铁路工作人群采取的特有制度.现就轮休方式与高原作业职工血红蛋白异常率的关系作一探讨.

对2007-2013年134名高原铁路调离人员进行相关问卷及体检结果回顾分析.结果 显示,调离人员的心脏异常项目中心电图和心脏彩超异常指标发生频率较高,心电图异常发病时间较短.心电图显示传导阻滞、右室肥厚、电轴左偏、电轴右偏发生频率较高,右室肥厚发病时间相对较短,电轴右偏发病时间相对较长;心脏彩超显示,肺动脉高压发病时间相对较短;胸部X线无明显特点.建议将心电图异常中右室肥厚和心脏彩超异常中肺动脉高压作为敏感体检指标.

在青藏铁路沿线进行植被恢复不仅可以促进沙质土壤理化性质的改善,同时植物的防风固沙功能对铁路的安全运营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通过对青藏铁路西格段沿线5种不同类型恢复模式下土壤及植被的调查,分析不同恢复措施对林下植物多样性以及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工林恢复模式的地上生物量和生产力因林龄和林分配置不同而不同,小叶杨(Populus simonii)-柽柳(Tamatix chinensis)林生产力最高(1.92t·hm-2·a-1),其次为柽柳纯林(1.87 t·hm-2·a-1);各模式均增加了林下植物的多样性,其中:沙棘(Hippophaer hamnoides)-柠条(Caragana korshinskii)林内有6科8属8种植物,柽柳纯林有7科9属10种,但不同模式下优势种不同.5种恢复模式均提高了土壤水分含量;人工灌木林在改善土壤碱化程度上比乔木林效果更好:沙棘-柠条林和柽柳纯林表层(0～20 cm)土壤pH分别降低了1.05和0.75;5种恢复模式均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并且表现出由表层向深层逐渐减小的“表聚”现象,柽柳纯林土壤有机质增加最为明显:表层含量达12 g·kg-1,比恢复前增加了近1倍.这一研究结果为青藏铁路沿线的沙漠化防治和植被恢复中恢复模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行为时间分配是动物对资源获取和风险防御的权衡,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本研究采用目标动物观察法记录了可可西里冬季(交配季)雄性藏羚的行为表现,并将行为分为觅食、警戒、卧息、移动和“其他”5种类型.首先,本文通过对比青藏铁路运营前后两个交配季(2003-2004年建设期和2017-2018年运行期)之间雄性藏羚的行为时间分配差异,探讨青藏铁路的出现对雄性藏羚行为的影响.随后,基于2017-2018年交配季雄性藏羚的行为数据,分析了年龄对其行为时间分配的影响.结果 表明:与建设期相比,运营期雄性藏羚的觅食和“其他”行为时间比例明显增加,而警戒和卧息行为时间比例显著降低,这说明铁路稳定运营后对雄性藏羚的影响降低.交配群中成年雄性藏羚的警戒、移动以及“其他”行为中的繁殖行为时间比例显著高于亚成体,而觅食和卧息行为时间比例显著低于亚成体,这与交配群中不同年龄雄性个体所处的地位等级有关.成年雄性藏羚在交配群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有更多配偶资源,增加警戒和移动,减少觅食和卧息有助于其维持交配群的稳定.

我国常居高原者超过1000万人,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青藏铁路开通及高原地区国民经济发展,高原旅游业迅速发展,加之部分部队官兵进驻高原训练,每年进入高原的流动人口超过2000万.急进高原地区人员可因低氧低压、寒冷干燥等地理气候特点引发高原相关性疾病,其中,高原脑水肿是最严重的疾病之一.如未能及时正确治疗,患者症状将迅速恶化,严重者在发病24 h内死亡.该文总结了高原脑水肿的医学地理分布特点、发病机制及防治措施,可为高原脑水肿的防治提供参考.

青藏公路或铁路对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i)等青藏高原特有种造成了阻隔影响.通过2014-2019年连续的现场调查结合收集的2006-2008年和2010年道路影响域数据,分析发现青藏公路和铁路仅对藏羚羊产生显著的叠加阻隔影响,且随着两条线路间距的增大,影响有减小的趋势,两条线路叠加对藏野驴(Equuskiang)、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和野牦牛(Bos mutus)3种有蹄类动物无显著叠加影响;藏羚羊对青藏公路交通干扰的适应周期约为4年,而藏野驴和藏原羚的适应周期仅为2年;交通量与4种有蹄类动物的回避距离关系不大.未来青藏高速公路很可能与现有青藏公路和铁路平行建设,根据现有经验,在藏羚羊迁徙通道处,高速公路线位与现有两条线路间距至少在1.5 km以上为佳.由于藏羚羊对交通干扰适应能力较差,应配合营造起伏地形、遮光降噪的工程措施等减少交通干扰对藏羚羊迁徙的影响,帮助其尽快适应高速公路动物通道.目前4种有蹄类动物基本适应了青藏公路的交通干扰,但人为干扰仍需减少;有必要针对青藏高速公路开展建设前、中、后不同阶段的野生动物干扰的持续观测.

道路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沿线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如造成动物栖息地隔离或破碎化(李俊生等,2009;黄青东智等,2022)、车辆碰撞导致动物死亡(Abra et al.,2018;Wadey et al.,2018;Delgado et al.,2019;Pagany,2020)、阻隔两侧动物基因交流(Keller and Largiad-er,2003;蔡志洲,2020)等.目前,通常采用设立野生动物通道(孔亚平等,2011)、围栏封闭道路(Clevenger et al.,2001)、树立警示牌等措施来缓解道路对野生动物的负面影响.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新时期,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围绕青藏高原建设出现了许多的新事物,如高原的探秘和勘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青藏公路[1]、铁路的建设[2]以及高原旅游的开展[3].所有高原的开发都离不开对人体健康的保护,由于高原低氧这一特殊环境,提高低氧习服和适应水平,防治各种高原疾病就成为突出的中心任务,因此对高原医学的规划和研究就提出了新要求[4].在这一形势下,青海[5]、西藏[6]都加强了这一学科建设.以下列举高原医学在青藏高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而挑战就是机遇,就是动力,大大促进了我国高原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