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后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SWE)监测肝脏硬度及脾脏硬度(S-SWE)变化对于预测支架功能障碍的价值.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16 年 1 月—2022 年 9 月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的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患者 40例,将术后 1个月内未发生功能障碍的 22例纳入支架通畅组,术后 1周未发生、术后1个月发生功能障碍的18例纳入支架功能障碍组.监测术前1 d、术后1周、术后1个月肝脏硬度及S-SWE变化规律.结果 Mauchly检验显示数据符合球形分布(P>0.05).两组患者组内术前、术后肝脏硬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 时间=0.003,F 时间×分组=0.842,F 组间=0.027;P均>0.05),S-SWE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 时间=51.249,F 时间×分组=30.676,F 组间=11.986;P均<0.01).进一步行事后两两比较,支架通畅组术前1 d、术后 1周、术后1 个月S-SWE呈逐渐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支架功能障碍组术后1周肝脏硬度较术前1 d下降(P<0.05),术后1个月肝脏硬度回升,与术前1 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比较两组S-SWE差值的绝对值(ΔS-SWE),ΔS-SWE(术后1个月-术后1周)、ΔS-SWE(术后1个月-术前1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12、4.368,P<0.05).结论 定量测量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前后 S-SWE 并观察其变化趋势,有利于判断是否存在支架功能障碍、评价手术疗效.

目的:评估循环微小RNA-1（miR-1）对稳定性冠心病（SCAD）患者早期发生冠状动脉（冠脉）斑块破裂的诊断价值。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2019年1月至6月收治住院的67例SCAD患者，入选患者均完善冠脉造影（CAG），根据CAG结果进行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CI）单支架植入或仅行CAG。分别于患者术前（0 h）、术后3 h取静脉血，通过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血浆miR-1表达量，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心肌肌钙蛋白I（cTnI）水平。比较PCI或CAG患者术前与术后miR-1、cTnI水平的差异，评估其早期诊断SCAD患者冠脉斑块破裂的潜力，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价其诊断效能。结果:CAG组38例，PCI组29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既往史（除外高血压史）、心功能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CI组术后miR-1表达量显著高于术前〔2 -ΔΔCt：2.11（1.56，2.73）比1.26（1.07，1.92）， P<0.01〕，术前与术后cTnI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μg/L：0.00（0.00，0.02）比0.00（0.00，0.02）， P>0.05〕；而CAG组术前与术后miR-1和cTnI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miR-1（2 -ΔΔCt）：1.09（1.00，1.40）比1.21（1.00，1.71），cTnI（μg/L）：0.00（0.00，0.02）比0.00（0.00，0.02），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术后miR-1诊断冠脉斑块破裂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和95%可信区间（95% CI）为0.794（0.687~0.900）， P<0.01，敏感度为82.8%，特异度为68.4%，最佳截断值为1.51；术前与术后miR-1差值（ΔmiR-1）诊断冠脉斑块破裂的AUC和95% CI为0.704（0.567~0.842）， P＝0.004，敏感度为62.1%，特异度为84.2%，最佳截断值为0.39；术后miR-1与ΔmiR-1诊断SCAD患者冠脉斑块破裂的能力相当（ Z＝1.287， P＝0.198）；而术前miR-1不能预测SCAD患者是否需要行PCI（AUC＝0.630， P>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后miR-1表达升高是SCAD患者发生冠脉斑块破裂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2.887，95% CI为1.044~7.978， P＝0.041〕。 结论:循环miR-1可能具备早期诊断SCAD患者冠脉斑块破裂的潜力。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多见于中老年的慢性进展性疾病，常累及心、脑血管，临床上动脉粥样硬化性缺血性卒中（IS）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常与冠心病（CHD）同时并存。与未合并CHD者相比，合并CHD的IS患者多数病情更严重，死亡风险更高，预后更差。本共识根据病因和临床特点，将其分为脑-心综合征、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相关IS/TIA、动脉粥样硬化性IS/TIA与CHD共存三大类，并制订了相应的诊断标准。在急性期治疗时间窗内针对卒中进行静脉溶栓和（或）血管内治疗，针对CHD则视情形采取分期或同期颈动脉干预［颈动脉支架成形术（CAS）或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心肌血运重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或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并进行围手术期管理。在二级预防方面给予危险因素控制和生活方式改变等措施，并积极进行心脏和神经康复治疗。

气管食管瘘（tracheoesophageal fistula, TEF）患者在硬质支气管镜下进行手术，由于麻醉医师和手术医师共用气道，术中通气与氧合的管理是主要挑战。此例TEF患者经超声雾化吸入表面麻醉、超声引导下行双侧喉上神经阻滞，在保留自主呼吸的静脉全身麻醉下，同时在静脉-静脉体外膜式氧合技术辅助下，经硬质支气管镜行气管支架置换术。患者术中氧合良好，平稳完成手术，顺利出院。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间198例非血栓性髂静脉受压综合征腔内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有16例患者术后并发血栓形成。11例对侧形成血栓原因为支架进入下腔静脉过深影响对侧血流；同侧5例血栓形成，1例由于支架支撑力不够受压后被压扁狭窄引起、1例由于支架移位原狭窄部位裸露仍存在、1例由于支架尺寸选择不对病变部位未能完全覆盖引起、2例支架无狭窄病变部位覆盖良好形成血栓分析原因可能由于自身易栓加之支架异物和预防血栓不到位引起。认为非血栓性髂静脉受压综合征并发血栓形成主要原因为支架置入操作问题，但也有少数是由于患者自身原因引起的血栓形成。

目的:探讨30°翻身法在经股动脉穿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选取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因急性心肌梗死住院，并经股动脉穿刺造影或支架置入患者62例。收集所有纳入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MI)、合并基础疾病等基线资料，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1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方法护理，观察组借助翻身用功能枕应用30°翻身法。比较借助翻身用多功能枕的30°翻身法对经股动脉穿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舒适程度、睡眠质量、血压、心率、运动耐量及并发症影响。结果:观察组在应用30°翻身法后自感舒适度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翻身后心率较翻身前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制动带来不适感较对照组少；观察组1例血肿，对照组2例血肿，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均未发现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及不良心血管事件(恶性心律失常出现、猝死等)。两组患者术后1 w均行6 min步行试验检查，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急性心肌梗死经股动脉穿刺路径介入治疗制动患者应尽早尝试借助翻身用功能枕应用30°翻身法，可改善患者自感舒适度及睡眠质量，减轻患者焦虑情绪，同时可显著增加活动耐量。

目的:研究血管内治疗儿童重型脑静脉窦血栓(CVST)的安全性及疗效。方法: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3年12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介入科就诊并接受血管内治疗的儿童重型CVST患者临床数据，从技术可行性、围术期并发症、神经功能及影像学预后等方面分析血管内治疗儿童重型CVST的安全性及疗效。结果:15例患儿纳入本研究，其中男6例(40.0%)，女9例(60.0%)，年龄(14.60±2.26)岁。术前改良的Rankin量表(mRS)评分为(3.47±1.06)分，发病至手术时间为17(12～26) d。13例(86.7%)接受机械取栓术(包括导管抽吸和/或支架取栓并必要时置管溶栓)，2例(13.3%)接受静脉窦置管溶栓术。手术技术成功率100%。3例(20.0%)出现围术期并发症，10例(66.7%)出院mRS≤2分。12例(80.0%)有有效临床及影像学随访资料，随访时间9.5(3.5～19.0)个月，12例患儿mRS≤2分，其中8例(66.7%)静脉窦良好复通。结论:血管内治疗儿童重型CVST技术可行性高，具有可以接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目的:比较以膨体聚四氟乙烯（ePTFE）覆膜支架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TIPS）与药物联合胃镜治疗作为门静脉高压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二级预防的临床疗效。方法:纳入2017年3月至7月因门静脉高压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接受TIPS治疗（ePTFE覆膜支架）或首次接受胃镜治疗作为二级预防的患者，分析两组患者术后1年内肝功能变化、腹水缓解率、肝性脑病发生率、再出血率、平均住院次数及费用、生存时间，以及TIPS组支架通畅情况。对数据采用χ 2检验、Kaplan-Meier法和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TIPS组74例，药物联合胃镜组66例，随访12～16（14.57±0.79）个月。术后1年，TIPS组腹水缓解率为57.1%（32/56），高于药物联合胃镜组的0（χ 2 = 36.73， P < 0.01）。术后1、3、6、12个月，TIPS组患者肝性脑病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2.4%（24/74）、37.8%（28/74）、40.5%（30/74）、40.5%（30/74），药物联合胃镜组患者肝性脑病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0%（2/66）、3.0%（2/66）、3.0%（2/66）、6.1%（4/66）；Kaplan-Meier分析显示，TIPS组肝性脑病累积发生率高于药物联合胃镜组（χ 2 = 11.29， P < 0.01）。术后1个月内、1～3个月、3～6个月、6～12个月，TIPS组重度肝性脑病（Ⅲ至Ⅳ度）的发生率分别为2.7%（2/74）、0、0、0，药物联合胃镜组重度肝性脑病发生率均为0，两组重度肝性脑病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TIPS组和药物联合胃镜组术后12个月再发出血率分别为0和27.3%（18/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 22.42， P < 0.01）。随访期间两组均无患者死亡。TIPS组住院次数为（1.45±0.80）次，少于药物联合胃镜组的（3.24±1.80）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 = -4.52， P < 0.01）。 结论:在预防食管胃底曲张静脉再出血方面，TIPS（ePTFE覆膜支架）治疗具有再出血率低、腹水缓解率高、住院次数少等优点；TIPS治疗患者肝性脑病发生率比药物联合胃镜的高，但TIPS并不增加重度肝性脑病发生率。TIPS与药物联合胃镜治疗的术后1年生存率无差异。

血管腔内超声（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具有观察优势独特和测量准确的特性，在髂静脉疾病诊疗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在非血栓性髂静脉压迫中，IVUS能够横断面地观察髂静脉受压形态并判断压迫来源，精准定位最严重受压部位，精确测量受压程度，测量病变长度、近远端髂静脉直径以及评估腔内治疗疗效；在髂股静脉急性血栓形成中，IVUS能够明确是否同时合并髂静脉受压，评估血栓清除的效果以及残留血栓情况；在静脉血栓后综合征中，IVUS有助于评估静脉管腔和管壁，评判是否同时存在髂静脉受压以及观察支架形态预测通畅情况。本文梳理相关研究并总结自身髂静脉疾病中IVUS的使用经验，供临床实践参考。

目的:探讨上尿路结石治疗中合并真菌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手术时机及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4月至2019年4月北京同仁医院收治的4例在上尿路结石治疗过程中出现真菌感染的患者。例1男性，55岁，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多次体外碎石史。因发热性尿路感染收入肾内科，抗菌治疗期间发现右输尿管结石，转泌尿外科行输尿管镜碎石术后出现发热及真菌性败血症。例2女性，48岁，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外院右肾经皮肾镜碎石术后出现尿频、尿急，尿常规检查示白细胞满视野，尿细菌培养为白色假丝酵母菌。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治疗2周症状消失，尿细菌培养转阴。停用氟康唑后2～4周症状复发并尿细菌培养结果转阳，病情反复迁延1年。我院CT检查示双肾多发小结石，右肾结石为残石或复发无法明确。例3男性，74岁，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乙状结肠癌根治术后。左侧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后出现尿频、尿急、尿痛，尿常规检查示白细胞满视野，尿细菌培养为白色假丝酵母菌，依据药敏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治疗2周后症状略有缓解但尿细菌培养不转阴，停用氟康唑后症状加重，病情迁延1.5年，CT检查示左肾下盏结石。例4男性，47岁，既往体健。左肾结石术后反复尿频、尿急、尿痛0.5年，尿常规检查示白细胞满视野，尿细菌培养为热带假丝酵母菌，合并左肾铸型结石。结果:例1患者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后出现真菌血流感染，予静脉滴注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抗真菌治疗后体温正常，出院后1周出现真菌性眼内炎于眼科继续治疗。例2患者一期行双侧输尿管支架管置入引流，同时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治疗2周后行双侧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术后尿路真菌感染治愈。例3患者行左侧输尿管支架管置入引流，同时采用两性霉素B、氟康唑抗真菌治疗，体温正常后行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但术后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抗真菌治疗仅至术后1周，导致左肾盂内真菌球形成并二次行输尿管软镜手术清除肾盂内真菌球，术后予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配合氟康唑300 mg肾盂内持续滴注1周，最终治愈。例4患者行经皮肾造瘘引流配合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2周后行经皮肾镜超声碎石术，术后持续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至支架管拔除、尿细菌培养转阴，患者治愈。结论:糖尿病是上尿路结石合并真菌感染的高危因素。对于此类患者如不彻底清除结石，真菌感染难以控制，术后易复发。应在抗真菌治疗的基础上清除结石，术后应持续抗真菌治疗直至尿路支架管拔除后至少2周。真菌血流感染诊断后的1周内应行眼科检查筛查眼内炎，明确有无组织播散，以决定疗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