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心血管事件的首要危险因素.高血压的传统诊治手段往往纯"内科",基本与经皮血管介入技术无关.近几十年来,随着高血压相关影像学的发展和介入器械的研发,经导管血管介入技术已逐渐应用于临床高血压的诊治.本文就当前经导管血管介入技术用于临床高血压诊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做一评述.

目的:分析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流行对非疫区PICU住院疾病谱、治疗方式和结局的影响，指导PICU的临床治疗工作。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Ⅰ组)与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Ⅱ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PICU收治的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感染和非感染疾病谱变化及就诊时间，比较各系统疾病和意外伤害疾病及重要治疗手段使用情况和全因病死率。结果:Ⅰ组339例，Ⅱ组208例，Ⅱ组患儿总数较Ⅰ组减少38.6%。两组患儿入院24 h内儿童器官功能障碍评分(P-MODS)( P＝0.89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Ⅱ组入院24 h内小儿Logistic器官功能障碍评分-2( PELOD-2评分)为1(0，3)分，较Ⅰ组1(0，2)分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2)。Ⅱ组住院时间较Ⅰ组延长( P＝0.192)，其中Ⅱ组中休克组、意外伤害与中毒组两组的住院时间更长，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48， P＝0.001)。Ⅱ组感染性疾病(肺炎、无菌性脑炎、脓毒症)病例数及比率均比Ⅰ组明显减少[176例(52.1%)比93例(44.5%)， P＝0.095]。神经肌肉疾病：无菌性脑炎由13.2%降至7.2%( P＝0.028)；非创伤性颅内出血由0.9%升至3.8%( P＝0.017)。Ⅱ组与Ⅰ组有创介入治疗病例数相比较明显减少，其中无创呼吸机、血浆置换、纤维支气管镜至少减少50%以上，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Ⅰ组与Ⅱ组患儿发病到就诊平均时间分别为7(4，12)d、3(1，6)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Ⅰ组病死率4.7%(16/339)，Ⅱ组病死率3.4%(7/208)，总病死率及主要引起死亡疾病的病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PICU收治患儿疾病谱发生特征性变化，感染性疾病明显减少，非感染性疾病如外伤、中毒仍是主要危重症儿童病因。疫情期间非疫区重症患儿的就诊、收住PICU时间以及全因病死率无明显变化，由此可见疫情并未对重症患儿的就诊、转诊、救治以及预后产生不良影响。

腹股沟疝是普通外科中较常见的疾病之一，手术是唯一治疗方式，近年来随着无张力疝修补术的出现和普及，复发率较前降低，腹股沟疝术后慢性疼痛(CPIP)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CPIP现已成为腹股沟疝手术的重要疗效指标之一。CPIP发生的病因较复杂，主要有神经性疼痛、非神经性疼痛、躯体性疼痛和内脏性疼痛。女性、年幼、肥胖、对疼痛的控制感较低、术前焦虑、术前疼痛、疼痛敏感性遗传易感性等患者因素和术者经验、开放疝修补术、重量补片、补片固定、术后急性疼痛等手术因素均为CPIP发生的危险因素。CPIP不仅是神经性和伤害性疼痛的产物，也受到心理、情感、认知和遗传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故详细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及正确的疼痛及生活质量评估工具对诊断CPIP是非常必要的。CPIP的治疗应遵循一定的步骤，首选期待治疗、药物治疗、心理及行为治疗、物理治疗等保守治疗和介入治疗，如果经过6个月到1年的上述治疗手段疼痛缓解不明显，则考虑手术治疗。目前为止，预防性镇痛和规范化手术是改善患者预后的最主要手段。

目的:探讨杂交冠状动脉再血管化(HCR)与微创多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MICS-CABG)在低射血分数非糖尿病冠心病多支血管病变患者的早、中期疗效及适应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在西京医院心血管外科完成的53例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低于0.40，且不合并糖尿病的HCR与MICS-CABG病例，其中36例接受了分站式HCR治疗(HCR组)，17例接受了MICS-CABG多支血管旁路移植术(MICS组)。HCR组患者先行左侧肋间小切口左乳内动脉(LIMA)至左前降支(LAD)旁路移植术，1~4周后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LAD以外的冠状动脉病变；MICS-CABG组患者经左侧肋间小切口行多支病变血管微创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结果:MICS组SYNTAX评分显著高于HCR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均无围手术期死亡。MICS组术后24 h肌钙蛋白I、胸腔引流量、输血量和呼吸机通气时间显著高于HCR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随访12个月，两组均无患者死亡，LIMA-LAD移植血管均通畅；且LVEF、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均比术前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于低射血分数的非糖尿病冠心病多支血管病变患者，HCR与MICS-CABG均为微创、安全的治疗手段，早、中期疗效满意。如果LAD以外的血管病变适合PCI治疗，HCR应为首选治疗方式。

急性肠系膜缺血是由不同病因引起的肠系膜血运障碍导致肠管缺血及炎症损伤甚至肠坏死的一类少见的危及生命的急腹症 ［1, 2］。病因可能为肠系膜上动脉栓塞、狭窄并血栓形成、肠系膜上静脉血栓形成或非阻塞性病变 ［3］。尽管现代诊治手段丰富，急性肠系膜缺血的总体病死率仍为50%~70% ［4］。预后较差的原因主要是患者早期临床表现常无特异性，造成诊断不及时，延误治疗时机。老年人肠系膜上动脉不同程度狭窄的比例可达17.5% ［5］，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急性肠系膜缺血的发病率可能会不断增加 ［6］。随着介入技术的进步及手术室条件的改善，近年来复合手术逐渐开展并兴起，介入技术与开放手术的复合应用可互为补充，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院将一站式复合手术应用于2例肠系膜上动脉狭窄继发血栓形成合并肠坏死的急性肠系膜缺血患者，临床效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持续严重的上腹部疼痛是急性胰腺炎重要临床症状和诊断标准之一。虽然疼痛的机制尚不明确，但重视疼痛在疾病过程中的价值并采取合适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临床意义。除了重视液体复苏、抑制胰酶分泌、必要的介入手段等治疗方法外，镇痛方法的合理选择也至关重要。目前，临床上对于急性胰腺炎重要的镇痛方法包括非甾体抗炎药、阿片类药物、胸段硬膜外镇痛等，合理的阶梯式镇痛和多模式镇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结局。

目的:评估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在双胎之一消失（vanishing twin，VT）和双胎孕妇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7月至2022年3月参加河北省NIPT民生项目的15 091例双胎和538例VT孕妇的NIPT检测结果、产前诊断结果及妊娠结局等资料。采用 t检验和 χ 2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算NIPT对21-三体、18-三体和13-三体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假阳性率。 结果:研究期间，河北省接受NIPT检测的孕妇共1 081 774例，双胎占1.40%（15 091/1 081 774），VT发生率为0.05%（538/1 081 774）。VT孕妇年龄及高龄孕妇（≥35岁）、初产妇、有不良孕产史、体外受精（ 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妊娠比例均高于双胎［分别为（30.8±4.5）与（29.5±4.3）岁、18.0%（97/538）与11.4%（1 731/15 091）、60.2%（324/538）与51.3%（7 227/14 100）、23.5%（126/537）与19.3%（2 349/12 152）、47.7%（251/526）与28.8%（4 272/14 859）， t或 χ 2值分别为－6.96、36.58、19.72、5.60及92.37， P值均<0.05］。VT孕妇的NIPT检测孕周晚于双胎，孕早期采样的比例小于双胎［分别为（17.5±1.9）与（16.5±2.1）周、1.5%（8/538）与11.1%（1 674/15 091）， t 或 χ2值分别为－10.57和50.28， P值均<0.05］。15 091例双胎中，常见三体（21-三体、18-三体、13-三体）高风险32例，21-三体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分别为92.31%、100.00%、100.00%。538例VT孕妇中，2例常见三体高风险均为假阳性，假阳性率为0.37%，其中1例经介入性产前诊断确诊为假阳性，另1例足月分娩，未见常见三体导致的出生缺陷；NIPT在VT孕妇中的特异度为99.63%，阴性预测值为100.00%。随访到妊娠结局的VT低风险孕妇中，胎儿丢失率为2.5%（8/314），早产率（5.2%，16/306）与同期随访的正常单胎低风险孕妇早产率（4.4%，26 769/605 01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0.47， P=0.494）。 结论:NIPT筛查可以有效减少VT孕妇和双胎孕妇的非必要的介入性产前诊断。NIPT可以作为VT孕妇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的有效筛查手段，但是对VT孕妇进行NIPT时，应该告知假阳性结果的风险。

目的:建立单中心较大样本年龄≤45岁的年轻早发急性心肌梗死(AMI)病患队列，探究其临床特点及1年内主要不良心脏事件(MACE)发生的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研究，连续入选2015年3月至2017年12月天津市胸科医院收治的所有发病年龄≤45岁的AMI患者，建立单中心年轻早发AMI队列，获取生活方式、临床特征、病变特点、干预方式、临床预后等方面数据，全部患者随访1年，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COX回归分析分析该类人群的易患因素、临床特征以及干预手段对远期预后1年主要MACE事件(包括心源性死亡、再发AMI、再次血运重建、需要住院的严重心力衰竭以及卒中)发生的影响。结果:共纳入603例AMI患者，男575例(95.36%)，女28例(4.64%)，中位年龄41(37，44)岁。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422例(69.98%)，以前壁心肌梗死的比例更高206例(48.82%)；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患者181例(30.02%)。吸烟是早发AMI患者最普遍的危险因素(77.45%)，其次是高脂血症(48.42%)、高血压(48.09%)；吸烟是男性患者最常见危险因素(80.35%)，高脂血症是女性患者最常见危险因素(35.71%)。302例患者(50.08%)发病至首次医疗接触(SO-to-FMC)≤12 h，行冠脉造影检查563例(93.37%)，患者无明显狭窄、单支、双支、三支、合并有左主干病变分别为15(2.66%)、212(37.66%)、153(25.37%)、167(29.66%)、16(2.84%)例；318例患者(56.48%)血管闭塞支数≥1支。男性组患者合并有左主干病变比例明显低于女性组(2.41% vs 12.50%， P＝0.026)，男性组的STEMI患者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比例高于女性组STEMI患者(87.31% vs 70.00%， P＝0.040)。早发AMI患者1年MACE发生共45例(7.46%)，男性1年MACE发生率低于女性[6.96%(40/575) vs 17.86%(5/28)， P＝0.03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女性( HR：4.184，95% CI：1.583～11.064， P＝0.004)、SO-to-FMC≤12 h( HR：0.447，95% CI：0.224～0.889， P＝0.022)、LVEF≤40%( HR：3.727，95% CI：1.876～7.405， P<0.001)、LDL( HR：1.315，95% CI：1.041～1.662， P＝0.022)、Hcy( HR：1.011，95% CI：1.002～1.019， P＝0.011)是早发AMI患者1年内MACE独立风险预测因素。 结论:吸烟是年青男性AMI最常见危险因素；高脂血症是年轻女性AMI最常见危险因素，且合并有左主干病变比例高于男性，但接受急诊介入治疗比例低于男性，年轻女性长期预后较差。促进年轻男性戒烟，提高年轻女性的治疗依从性是早发AMI防治的关键措施。

目的:探讨MR引导下聚焦超声（MRgFUS）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前瞻性纳入2020年8月至2021年9月共6例就诊于北京医院并接受MRgFUS治疗的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年龄均超过18岁，既往未接受任何前列腺癌治疗。在治疗前行盆腔MR及CT扫描评估治疗靶区，治疗前依据病灶部位给予不同导尿措施，经全身麻醉后在治疗床上以前列腺专用直肠超声探头行聚焦超声消融治疗。治疗后1、3、6个月随访，后年度随访。随诊中检测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水平，复查盆腔MR扫描，行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IPSS）、国际勃起功能指数-15评分（IIEF-15）问卷评估及并记录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结果:（1）全部6例患者的6处病灶进行了MRgFUS治疗，耗时（126±56）min，每个病灶的聚焦超声脉冲次数为（7.3±3.2）次，非灌注体积为（3.8±1.1）cm 3，均覆盖治疗靶区，未记录到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2）术前和术后1、3、6、12个月PSA水平分别为（6.6±0.8）、（3.6±1.3）、（3.4±3.0）、（2.5±1.7）、（2.3±1.8）ng/ml，2例患者随访中发现PSA水平升高，后盆腔MR扫描发现复发病灶，其余4例PSA续下降，复查盆腔MR扫描未发现病灶。（3）治疗前和治疗后1、3个月IPSS评分分别为13.0（4.0，16.0）、10.0（4.0，12.0）、5.0（3.0，6.0）分；3例性活跃患者的治疗前IIEF-15评分分别为40、51、14分，治疗后1个月IIEF-15分别为9、8、14分；3个月IIEF-15分别为9、66、26分。（4）1例患者术后10个月确诊复发，1例患者术后6个月发现新病灶。 结论:MRgFUS可能是一种安全、无创、有效的局限性前列腺癌治疗手段，但应重视后续规律复查，以及时发现肿瘤复发。

恶性肿瘤相关急腹症是指由恶性肿瘤导致、或者各种抗肿瘤治疗手段引发的以急性腹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非围手术期腹部急性病变。往往病情急重、甚至威胁生命。患者一旦出现恶性肿瘤相关急腹症，肿瘤的发生发展与急性并发症的演变过程往往互为因果，故诊疗通常需要施行以外科为主的多学科诊治模式（MDT），及时地根据患者临床病理影像特征和医疗资源可及性，在肿瘤内、外科医生的主要参与下，与其他相关专业团队通力合作，根据不同的肿瘤学评估和治疗目标，通过分层管理，制定最适当的治疗策略。国内外对于恶性肿瘤相关急腹症诊治共识尚属空白。因此，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多学科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华胃肠外科杂志》，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讨论制定了《恶性肿瘤相关急腹症多学科管理的中国专家共识》。本共识核心内容主要有三大部分，即多学科诊断与评估、多学科预防与治疗以及常见恶性肿瘤相关急腹症的治疗（各论）。诊断与评估部分主要包括肿瘤学、影像学诊断及外科围手术期评估；预防与治疗部分主要包括恶性肿瘤急腹症的预防、以手术为核心的处理原则、抗肿瘤治疗诱发急腹症以及特殊生物学类型肿瘤相关急腹症的预防及管理；最后部分则分别论述了消化道梗阻（手术、姑息、内镜或介入治疗）、消化道穿孔（围手术期处理和手术治疗）、消化道出血（内科、内镜、介入和外科治疗）、胆道系统急腹症（急性胆管炎、急性胆囊炎和胆囊穿孔的治疗）及肝癌破裂（一般治疗、经动脉栓塞止血、外科治疗）等常见恶性肿瘤相关急腹症的治疗。本共识的制定，目的是提高临床医生对恶性肿瘤相关急腹症患者多学科规范化诊治的认识并指导临床实践。